【摘要】如何认识纳粹大屠杀罪恶的独特性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本文认为，海德格尔把纳粹屠杀与农业机械化等同起来使他无法直面大屠杀的独特性，显示了其本真性死亡思想的盲点，从而回避与消解了这种恶的独特性。而集中营里的活死人现象，以及阿伦特、阿多诺、阿甘本的相关反思表明，技术理性带来的死亡的祛魅与死亡之死这种可怕后果之间的内在张力是我们理解大屠杀独特的死亡现象的重要参照。
【关键词】死亡；大屠杀；活死人；海德格尔；阿伦特；阿多诺；阿甘本
中图分类号：B08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7660 (2012) 03 -0025 -05
20世纪是一个血腥与恐怖的百年，这个世纪不仅经历了规模空前的两次世界大战，更有平民因为非战争目的而被国家政权有组织地大规模屠杀。仅从被杀人数上来说就是惊人的，约30万人死于南京大屠杀，约200万人死于柬埔寨红色高棉屠杀，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纳粹德国政权对犹太人等少数族裔的屠杀，约600万人被“最终解决”。从性质上说，纳粹大屠杀是现代社会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国际社会由此新造了种族屠杀( genocide)这个词来命名，国际法判为反人类罪，哲学家阿伦特称之为“根本恶”，阿多诺则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大屠杀实现了人间地狱。但作为20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对这场大屠杀终生保持着令人遗憾的沉默，在有记录的公开场合大概只留下这样一句话：“农业现在是一个机动化的食品工业——在本质上与在毒气室和灭绝营里制造尸体是一样的，和各国永不餍足是一样的，和制造氢弹是一样的。①这种把种族屠杀与农业机械化等同起来的说法经常被作为谴责甚至愤怒声讨的对象，海德格尔或是为了避重就轻而进行的泼墨战术，或是对人类的苦难过于麻木，甚至是混淆黑白来为自己与纳粹主义的关系开脱等等。②这里的问题是，海德格尔把大规模地杀人与农业工业化等同起来是把罪恶轻描淡写了，还是体现了其超越通常道德善恶判断的哲学深刻性？这句话在何种意义上是正确的，何种意义上又是不正确的？
一、本真性的死亡
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是，海德格尔是一位高谈阔论死亡意义的大哲学家，但他为什么对大屠杀造成的规模上无与伦比的死亡却如此沉默，而只提到这么一句话？这是不是显示了海德格尔思想视野的某种盲点？我们知道，海德格尔非常看重死亡对于存在的意义，特别是在《存在与时间》里对此作了深入阐述。海德格尔认为，死并不是降临在我们身上的偶然事故，而是表达了存在的本真性，这又是由死亡的个体性决定的。在所有此在的可能性中，死亡是最本己的可能性，它无可逃避、无可替代。“任谁也不能从他人那里取走他的死……只要死亡‘存在’，它依其本质就向来是我自己的死亡。”③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只有自己去承担自己的死，死只能自己去死，没有人能够夺走这个仅仅属于自己的可能性，这就是死亡的属我性。而且死亡是一种非关系性，也就是说他人无法与我分享死亡的经验，也无法传递。所以说，死亡是“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超不过的可能性”①。本真的向死存在是此在向着一种可能性的存在，因为死亡首先显现为此在的可能性，并将这种向死亡存在的可能性把握为“先行到死”中去。我们需要经常地想象死亡，在“畏”中期待死亡，从而理解最本己死亡的可能性。但常人总是非本真地逃离死亡、遮蔽死亡，陷入“沉沦”状态，不过死这种可能性的不可替代性又会迫使常人回到自己的能在中。
海德格尔乐于赋予死亡以积极意义，认为人可以通过向死而生获得存在的意义。他主张“我们是创造性的存在者，从虚无中创造出某些东西”②。死亡呈现出存在的本真性，作为一个必死的人，且以某种方式死亡的个体，直接面对存在的可能性，通过本真的决断为自己的存在赋予自己所选择的意义和目的。正是以这种本真性的死亡概念为参照，海德格尔在《危险》的讲座中表达了对大规模死亡的轻蔑：“好几万人成群地死去。他们这是死吗？他们是被压服。他们被做掉了。他们变成了单纯的数字，变成了制造尸体业务表上的一些项目。他们这是死吗？他们在灭绝营中被不显山露水地了结了。而且除此之外，甚至就在现在，在中国好几百万赤贫的人民正在因为饥饿而丧生。”③显然，海德格尔心中的死亡是一种英雄式的死亡，是个人独有的、对个体有着独特意义的死亡，所以大规模地屠杀只是人的“做掉”、“了结”，正是这种视野上的局限，使得海德格尔无法深入现代性之下大规模死亡的独特意义，从而忽视了大屠杀特别是集中营死亡的残酷与罪恶，这恰恰是他的盲点所在。④
但反过来说，如果不考虑海德格尔说的本文开头那句话的动机与背景，大屠杀与技术理性的盲目之间的确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这是毫无疑义的。在这点上，海德格尔的最大思想对手阿多诺也持类似看法。在与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阿多诺认为，大屠杀与工具理性的扩张所造成的毁灭性后果是分不开的。工具理性有着夷平一切异质事物的内在冲动，个体成为可以交换的，技术的偶像化使得生命被计算理性吞噬，机械化的大规模生产使人日益成为制造加工用的材料。以技术为支持的生产无所不能，我们总是企图用技术来全面彻底地解决所有问题，我们的效率越来越高，包括杀人的效率，特别是核武器的出现使人类创造人间地狱的能力剧增。奥斯维辛集中营代表着工业社会对个人的系统性摧毁的顶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也说，大屠杀的清洗逻辑如同园艺工人为了花园的清洁而清除杂草一样，都是现代性追求完美设计与完全控制的结果。当大屠杀被工业化，成为现代工业体系的延伸后，集中营就只是生产尸体为目的的死亡工厂，死亡就相当于生产流水线上的一个环节。海德格尔对技术的忧虑大概也包含类似意思，甚至他对技术的批判更显深刻。循着这条思路，我们将通过活死人这种现象来进一步理解集中营死亡的独特性。
二、死亡的祛魅
我们这里借用韦伯关于理性对世界的祛魅这种说法称之为死亡的祛魅，活死人⑤就是最佳的例证，他也是我们理解大屠杀作为极端恶的聚焦与张力之所在。关于活死人，有很多集中营的见证者作了记载与描述，最著名的是犹太裔的意大利人莱韦( Primo Levi)，他原本是一位化学家，在集中营里因从事技术工作而幸存下来，他的著作《如果这是人》描述了他在集中营里看到的一切。根据他的记述，集中营的很多囚徒在饥饿、寒冷、劳累、羞辱等折磨下，逐渐失去了自我感觉与自我意志，只剩下肉体的存在，从而成为了没有存在价值的活死人。对活死人现象作出理论上重要反思的是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在《奥斯维辛的残余》一书中他论述了活死人是集中营之恐怖与罪恶的最佳见证，而且也是我们时代恶的形象的集中体现。阿甘本认为传统政治主要是决定生死的主权，所谓生杀予夺的权力；而现代政治则转换为生命权力，于是身体成为控制对象，对人身体的控制成为政治问题。集中营是一种对身体具有极端决断权的空间，可以说是生命权力的极端范式。所以阿甘本断言集中营决不是纳粹帝国的副产品，而是其本质的体现。
阿伦特虽然没有直接评论活死人的现象，但她表达了类似观点。在阿伦特看来，人的个体性逐步被抹平而成为多余的人是集中营根本恶的体现。集中营使无限多元无限区别的人都变成了一个人。在肉体消灭之前，个体仅存的属人特性也已被剥夺，大屠杀清洗了个体所能拥有的一切，在非人的折磨下人已发现没有另外什么值得可怕的东西。“似乎将全人类只看作是一个人，只有每一个个人的各种反应可以降低到一种绝对不变的一致，使每一组反应能够与另一组反应互换。”①其重要特征就是人的自发性被毁灭了，因为任何自发性对纳粹的极权体制来说都是一种威胁。“自发性不仅与人类自由有关，而且与生命本身有关，简单说便是保持生命。只有在集中营里，这种实验才完全是可能的。”②集中营里的囚徒成为被全面统治的人，一切自发性都被清除，自发多元的人被标准化为孤立可交换的物体，如同巴普洛夫实验中的狗，只剩下条件反射，只有基本的动物式反应。“消灭人的自发性表现为将人类个性转变为一种纯粹的事物，转变成连动物都不如的东西。”这样的活死人都放弃了自我，甚至没有了不堪受辱的感觉，连自杀率都很低。③他们在走上断头台前自我意识就已经被摧毁，康德式的不妥协的理性存在者早已被消灭了，他们不仅被毁灭而且被打败，于是像哑巴傀儡一样走向自己的死亡。多元被还原为同一后，人与人之间完全可以交换与替代，所有人不是作为个体存在，都以类为存在方式。只有一种人存在必然对世界也只能有一种解释，在这种体制下可以任意选择受害者，不在于行为上做了什么，属于某一类人就成为迫害的对象。所以阿多诺认为集中营里发生的“不是个体的死亡而是类．的死亡”。④没有个体的存在，死亡就只有类的死亡，死亡变成虚无的毁灭。这就是同一性原则在集中营的运用所实现的可怕后果。
对这个消灭个体的过程伯恩斯坦总结道：“重要的不是这些个体没有受到道德上应得的尊重，这种不尊重行为在人类历史上比比皆是。关键的是这些受害者受到了纳粹的祛魅，它与历史上拟人世界被祛魅的方式一模一样。”⑤活死人的产生与启蒙理性对自然世界的祛魅一样，当人的生命包括人的死亡都被祛魅，死亡也成为微不足道、官僚化、日常的事件。⑥这种祛魅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姓名的取消，一个名对应着一个人，人的名代表着人的独特性与灵性。为了毁灭人的这种独特性，党卫军就以数字编号取代囚徒的名字，而且以纹身的方式把编号印在囚徒手上，于是编号就成为身体的一部分。为了进一步强化这种数字认同，囚徒需要先出示手上的编号然后用德语报一下这个号码，才能领到一份饭。⑦即使对那些活着离开集中营的人来说，编号也永远印在身上。党卫军用数字来取消具有灵性的身体，使人成为供使用的材料，成为匿名的群众，甚至只是无用的垃圾。还有饥饿的作用也非常关键，饥饿能够逐渐侵蚀人性，掏空属于人的一切精神与物质，饥饿造就了活死人，⑧按照韦塞尔( Wiesel)的说法就是人被简化成一副饥饿的胃。最后，他们不是以有名有姓的人死亡，而是作为一个数字消失，原本应该有的个体的死亡就转变为大规模的匿名死亡，“大规模的匿名死亡不能称之为死”⑨。
三、死亡之死
我们知道，核武器比一般屠杀具有更高的杀人效率，它毁灭人的特点是一次性的抹去任何强壮健康的人，于是人在刹那间就完全毁灭。某种程度上比这更残酷的是集中营里的个体在屠杀之前就已死亡，人在肉体被消灭之前已经没有生活，在集中营里人连基本的尊严都荡然无存。这种死亡尊严之死与纳粹特有的折磨方式相关，阿伦特指出，传统的折磨方式只是出于自发性的兽欲，而当党卫军接管集中营时，其对人的折磨是“一种绝对冷酷且有步骤的毁灭，毁灭人的肉体，精心摧毁人的尊严；死亡被避免，或被无限延迟。”①伯恩斯坦在总结这种死亡过程时说：“任何可以多于生命之外的特性都被剥夺了，但没有任何评价性谓词的生命就是一种死亡，它变得毫无意义。把生命化约到这种状态同时掏空了死亡的最终意义。当生命变成控制体系的一个功能时，死亡也死了。”②
阿伦特说，集中营的恐怖不仅在于对生命的否定或者死亡数量上，或者生命的尊严被侵犯、毁灭，连死亡的尊严也被毁灭。③历史上即使被杀死的敌人都允许有权被纪念，也就是说承认他们都有人的尊严。比如阿克琉斯参加赫克托尔的葬礼，罗马人允许基督徒写自己的殉教者列传，教会在对人的悼念中也让异教徒复活，这样人即使死了历史性不会失去。而且有许多仪式，包括安葬、坟墓、墓碑、悼念等方式来体现死亡作为人的一种特殊尊严。黑格尔就强调了葬礼对于个体的重要意义，他在《精神现象学》中说，家庭通过葬礼使个体获得伦理内容，将死者从死亡这种自然否定性中解救出来，使个体得以成就实体。但“集中营制造匿名的死亡，使死亡作为完成人生的终结也被剥夺了意义。”④体现死亡尊严的埋葬都被剥夺，他们连无名的墓碑都配不上，遗体被当作垃圾般收集处理，安葬悼念仪式的取消也意味着对死者的记忆被清除。
死亡之死还体现在时间性的毁灭上，它抹去了一个人存在的痕迹。根据阿伦特的看法，谋杀只是一种有限的恶，仍在我们熟悉的生与死范围之内。“杀人犯留下来一具尸体，并不假装受害者从未存在过；如果他抹去了一切罪迹，这些却是他自己身份的踪迹，而不是由爱着受害者的人的记忆和悲哀构成；他毁灭了一个生命，但是他毁灭不了存在本身的事实。”⑤但集中营里作为有限恶的谋杀已不存在，实施的是使人成为多余者的根本恶。我们知道，海德格尔特别注重存在的历史性，注重时间性对人产生意义，“时间性构成了此在的源始的存在意义”⑥死亡的个体性是建立在个体具有的过去经验、当下可能、将来筹划的基础上。所以说，个体性的死亡之死也就是时间性的死亡。党卫军彻底地使个体的经历、生活的痕迹都被擦去，甚至作为一个种族，群体的特征标志都被抹去。“我们忘记了自己的祖国与自己的文化，而且忘记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过去，能够想象的未来，因为像动物一样，我们只被局限在当下。”⑦活死人没有未来，既无法回顾过去，又无法瞻想未来。“所有在毒气室中被消灭的活死人都有着相同的故事，更准确地说是没有故事。”⑧没有故事是因为记忆被毁灭，时间与历史消失了，存在的一切记忆与痕迹被抹掉后，就成为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人，完全消失的人。“他们夺走了个人自己的死亡，证明从此以后一切都不属于他，他也不属于任何人。他的死只对一种事实——他从来未真正存在过——打上了封印。”⑨
在莱韦看来，集中营是一个以适者生存为基础的巨大的生物与社会实验，这个实验室有效地把囚徒分成了两类：沉没者，绝大多数在集中营恶劣的条件下死去的；还有极少数被救的，他们身体上成功地活了下来，但道德上与精神上却未必。⑩因为活下来的不是最好的，最坏的活下来，最适应者才能活下来，最好的都死了。幸存者通常以他人的生命为代价，所以集中营里没有任何精神上的胜利。①由于死亡本身被亵渎与毁灭，没有死亡的尸体使得任何死亡的积极意义都不存在，集中营里的囚徒不仅反抗率低，连自杀率都很低。在这个一切都已经死亡的世界里连牺牲都显得毫无意义，有评论者就假设，如果所有囚徒都死亡只会帮助邪恶成功，甚至所有人都逃生也帮助了恶毒成功，因为纳粹屠杀体系毁坏了道德存在的源泉。②莱韦指出，活死人是“集中营的主干，是无名的群众，不断地更新却总是相同，是在沉默中行进与劳动的非人，他们内在的神圣火花已经熄灭，早已被掏空而感觉不到受苦，称他们活人会使人犹豫，称他们的死亡为死亡也会使人犹豫。”③对垂死者来说，集中营里生死界限已经模糊，这种虽生犹死的状态只能说生理意义上活着，生命其实已经被摧毁。当生与死之间没有了区别，人就真正实现了行尸走肉般的状态。根据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奴隶因为对死亡的恐惧而屈从于主人，主人因为精神的自为意识而敢于正视死亡作为否定的力量。但死亡是权力的限度，奴隶死亡时，主人的权力消失了。当生死的界限消失时，权力还能对死亡施加影响。这就是阿伦特说的权力实现不可能为可能的本性，既非生亦非死的世界里出现了比死亡更可怕的东西，垂死过程是比对死亡的恐惧更可怕的结果。在这个恐怖的世界里，活死人的语言也被剥夺，没有语言就无法表达自己，只有无声沉默。按照列维纳斯的说法，这些人没有表达也没有回应，所以都没有脸，犹如复制品。阿甘本引用埃莫瑞( Jean Amery)的话说，活死人是一具“死寂的形象”，是“被他的同伙放弃的，在他意识里没有好坏，高贵低贱，聪明或愚笨的区别。他是一具蹒跚的尸体，最后肌肉痉挛的身体功能的集合。”没有人愿意看他们一眼，没有人同情这些活死人，他们“眼中无法看到任何思想的痕迹。”⑤活死人的感觉完全迟钝，对周围的一切都毫无反应，求生意志被毁灭后，他们甚至不能祈祷，因为他们已不再相信天堂和地狱。这种死亡之死按照菲肯海姆( Fackenheim)的说法就是：“人的神圣形象被毁灭，再也没有比纳粹死亡集中营的活死人更能证明这一点了。”⑥神圣形象毁灭后，活死人就是一具具只会行走的尸体，他们没有灵魂、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也没有了任何超越性。
因为活死人在生死之间摇摆，无法找到确定的位置，我们用一般熟悉的概念如生、死、尊严等来描述虽然显得容易理解，但远远不能再现这种沉入最底层的世界，生死都被抢劫后，没有任何现成的语言来表达这种对人的冒犯与对人的毁灭。⑦如果把集中营的死亡当作一种普通死亡，就会用这些俗套的、励志性的语言来安慰与催眠，使我们相信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能够重建完整。在这些成堆尸体的无意义死亡面前，任何集中营发生之前的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所以莱韦认为如果集中营的时间存在的长一点，一种新的残酷的语言将会诞生，这种新的语言才能表现这个死亡的世界，这种语言将没有人的地位。⑧
四、结 语
集中营里没有人的死亡只有人的消灭，他们不是被杀死，因为只有人才能被谋杀，成为非人后就不能称为谋杀。没有了自然死亡，正常的死被谋杀，死亡的意义也被毁灭。对他们来说，死亡这个词不适合来命名这种现象，不能应用到他们身上。但如果把他们的死亡直接等同于尸体的生产，也是消解了其残酷与恐怖，是对罪恶本身的祛魅，这正好是海德格尔所犯的错误。海德格尔式的自由人能抱着一种精神姿态对待死亡，因为对他来说死亡还没有被完全吸纳到垂死的折磨。⑨而作为可以随意使用物资的多余人没有机会经历本真的死亡，死亡变得可以替代，死亡面前的焦虑丢失，死亡的诸多可能性被剥夺，死亡这个最属我的可能性也被夺走。这种死亡显然不是享受着本真性向死而生的海德格尔愿意面对的，海德格尔对沉沦到底部的非本真性的死亡充满着蔑视或盲视。死亡在海德格尔那里能够得到辩证转换而具有积极意义，而集中营里死亡的意义被完全否定，人的神圣性被完全抽空。集中营实现了对我们最私有的死亡的无条件胜利，这种底线的穿破是现代性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无论海德格尔的本意如何，他指出大屠杀与工业化的内在联系是没有错的，奥斯维辛的发生与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官僚化的组织形式这些技术理性的产物是分不开的。但我们绝不能由此说大屠杀是技术理性扩张所导致的可以预料的后果，毕竟直接用活人来生产尸体与一般的农业工业化有着根本上的不同。大屠杀毁灭有着特殊尊严的人这种绝对恶远不是技术理性所能涵盖的，特别是活死人更是超出了人类的想象，就是绝对恶这个词也无法穷尽其全部意义。除了技术、社会、政治等因素的共谋，大屠杀的罪恶有着更深的黑洞需要我们穿透，还原为任何一种因素都是简单化的理解。理性化的实施过程与极端残酷的后果之间有着极不和谐的对比。阿伦特也同样捕捉到了这种现代性的张力：一方面负责最终解决计划的艾希曼仅仅是官僚体制的一个齿轮，体现的是不会思考的平庸之恶；另一方面导致人性跌人深渊这种后果的行为绝不能称为平庸，至少需要用根本恶这样的概括。海德格尔就缺少对这种张力的敏感，这使他没有能直面大屠杀特有的恐怖与罪恶，从而丢失了洞察人性深渊的一次机会。
（责任编辑 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