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4岁参加红军，．出生入死历经无数次战斗，着力从事保卫、侦察、侦破工作。由于为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进行前期侦察工作，他成为第一个进入延安的红军；因成功破获周恩来崂山遇险一案，他被誉为“延安的福尔摩斯”……他叫谢滋群。
崂山遇险
针对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于不顾这一的倒行逆施行为，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蒋抗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受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率领代表团从延安赴西安，参与西安事变的妥善解决。行前，中共中央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希望张、杨释放蒋介石。同时迫使蒋介石实行全国团结抗日的政策，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经过多方的共同努力，“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全面抗战的统一战线形成。国民党当局承认陕甘宁三省的二十三个县为特区，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南方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并允许八路军在西安、兰州、武汉设立办事处。
1937年4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受中共中央指示．经崂山、甘泉、富县、黄陵、铜川、耀县、富平等地，赴西安建立八路军办事处。为保证周恩来此行的绝对安全，这一消息不仅是绝密，而且中央保密部门还做了严密周详的安排。
鉴于当时延安红军没有汽车，远行不变，于是由延安交通局局长张明远出面，租用了三辆商用汽车。三辆汽车乘坐的人员也做了精心的安排：第一辆乘坐从中共中央警卫局特务队抽调32人组成的警卫排，排长为陈国桥，每人配有短枪一支，150发子弹，4颗马尾手榴弹，一把鬼头大刀。中央警卫局负责人汪东兴还特意明确指示警卫战士，必要时，，必须付出自己生命和鲜血保卫周恩来。周恩来坐在第二辆车的驾驶室里，军委副总参谋长张云逸、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兼周恩来的随从副官陈友才、中央军委参谋处负责人孔石泉、新闻记者几人坐在车厢。炊事员、通讯员、机要人员、勤务员、警卫员等办事处的其他工作人员则坐在第三辆汽车上。
这天上午9时，三辆汽车从南门兵站出发，穿过延安城直奔西行的崂山大道。12时许进入崂山。
汽车顺利地爬上崂山陡坡，进入了一个簸箕形的山坳。突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四周山林中忽然枪声大作，密集的子弹居高临下，朝三辆汽车疯狂地射来。顷刻，山坳中硝烟弥漫，黄沙四起。第一辆汽车的前左轮胎被子弹击中后失去方向，车头重重地碰在桠口的公路壁上。虽然警卫战士立刻进行了顽强抵抗，但因为只有手枪和手榴弹，射程有限，加之处在敌人下方、毫无掩护，眨眼间牺牲大部。敌人见状，立刻向山下发起了冲锋，目标直指周恩来，企图活捉周恩来等人。
情况万分危急。周恩来迅速跳下汽车，沉着地指挥战士利用地形、地物和汽车作为掩体，进行还击。此时，大家已将个人的生命置之度外，一面临危不惧、誓死保护周恩来，一面借极其短暂的空隙，仔细观察敌人的火力布置。陈友才很快发现敌人仅用占领的三个山头和坝梁两侧，用火力封锁整个公路，在右侧的山头却没有布置火力点。而右侧山头是原始森林，山下是灌木丛和杂草，只要通过一块被树或草覆盖的小块开阔地，便能够向东南山上突围。于是陈友才立即将这一想法向周恩来作了简短的汇报。周恩来当机立断，指挥大家边打边退，越过开阔地。
敌人发现周恩来等人的突围意图后，发起了更为猛烈的进攻。陈友才一面指挥部分战士在汽车附近顽强还击、牵制敌人，一面组织人员奋力掩护周恩来边打边撤。敌人见陈友才身上穿的黄尼子制服，面貌、身材与周恩来十分相似，加上他指挥若定，误以为他就是周恩来。于是，长短武器的火力像暴雨一样朝着陈友才射来，陈友才身中数弹，浑身鲜血。牺牲前，眼睛还望着周恩来等人撤退的方向，抬手示意战士们快去保护。愚蠢的敌人被吸引过来，冲到了陈友才牺牲的汽车旁，从陈友才的衣袋里搜出了印有“周恩来”字样的名片，更加认定他就是周恩来。凶残的敌人为了确定“周恩来”已死，在陈友才的遗体和他身旁的一块毛毯上连捅数刀。英雄的鲜血染红了毛毯。
突围而出的几个人中，最后只剩下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刘九洲四人。他们顺着山沟，穿过树林，越过一座大山，来到南三十里铺检查站。待驻扎在延安的一个骑兵连赶到，周恩来立刻命令骑兵连迅速赶赴现场。而此时，敌人早巳逃之天天，现场只有被打坏的汽车和烈士们的尸体。．
当布满刀痕和溅满陈友才鲜血的毛毯交到周恩来手中时，周恩来禁不住泪流满面，他悲伤地说：“友才是替恩来死的，永远也不能忘记他！”这条染血的毛毯如今仍存放在延安凤凰山革命旧址中的朱德和周恩来的会客室里。1973年，周恩来回到延安，他一再要求亲自去陈友才的坟上去祭奠。延安的有关负责同志告诉他，由于1947年胡宗南的进犯，使得陈友才的坟墓遭到损坏，再没有找着。周恩来伤心得当即就掉下了眼泪。临行前，他再三叮嘱：“一定要找到陈友才的坟墓。”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工作人员从他的内衣口袋里找出了一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是周恩来和张云逸等四人的合影，照片背面题着：“崂山遇险，仅存四人”。可见，周恩来对这件事情的记忆多么深刻。
受命破案
崂山事件，震惊延安、震惊全国、震惊世界，也使中共中央十分震怒。究竟是谁策划并实施了这起针对周恩来的谋杀行动？是日军、伪军、蒋军、土匪，还是来自内部—一正在接受批判的张国焘及其政治上的追随者？如果是后者，那么，这一事件就更为严重，甚至会给延安的局势造成剧烈的动荡。为查明真相，给全党同志、全军将士、延安人民、全国人民、世界人民一个交待，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专人彻查。由谁担纲挂帅？
谢滋群，1916年8月15日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秀水村。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科长、广昌警备区保卫局局长、红一军团保卫局侦察科长、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保卫科兼侦察科科长等职。他侦破过许多大案、疑案、难案，深得中央领导的信任。在长征过草地时，谢滋群因患了重病，吐血不止．加上长期营养不良，身体极度虚弱，连牲口都骑不了。有些同志出于关心，建议把他寄养在老乡家里。但时任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的罗瑞卿坚决不同意，他说：“一定要把谢滋群带走，不能走就用担架抬！他是我们的‘宝贝’，日后能堪重任！”随后，罗瑞卿亲自组织人抬担架。谢滋群身体状况逐渐好转后，罗瑞卿又将自己的骡子拨给他骑。
罗瑞卿的话很快变成了现实。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中央和红军总部曾设在保安。但由于保安太小，不利于红军的发展，1937年1月，谢滋群接受了一个重要的侦察任务：为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进行前期的侦察工作。随即，谢滋群挑选了5名侦察员，请两名老乡作向导，分别化装成探亲的、砍柴的、做小买卖的，悄悄来到延安。经过严密侦察，发现延安并没有国民党的部队，立即向中央回报：可以进驻。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顺利从保安迁到延安。从此，延安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谢滋群也因此被誉为“第一个进入延安的红军”。
周恩来崂山遇险后，延安的中共中央震动异常。谢滋群成为破案的不二人选。此次受命，谢滋群深知责任重大。他多次组织召开了“诸葛亮”会议，与大家广泛交换意见，制订出了周密的侦查方案。同时，谢滋群也确定了破案的基本方针，即立足于充分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在政治争取无效的情况下，再出动足够的兵力，由延安、甘泉、富县、宜川、红泉五县的武装力量配合，坚决镇压、彻底消灭敌人。
最初，有人把张国焘列为怀疑对象。因为周恩来的遇险正好发生在抗大风波过去后不久，即红四方面军著名战将、张国焘的追随者、抗大政治委员何畏叛逃投敌后，地点又恰恰在原红四方面军控制区域内的崂山。当天夜里，中央警卫团便包围了张国焘的住地，张国焘得知这一情况后很镇定，让警卫员不要轻举妄动。谢滋群等人经过缜密的调查、了解，加上张国焘、张闻天的解释，随后排除了对张国焘的怀疑。
为查到真正的凶手，谢滋群派人秘密潜入案发地附近，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取得群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谢滋群通过群众得知当地一名李老汉可能知道线索。于是他不顾安危，第一时间赶到李老汉家询问。可是，李老汉性格懦弱，平时胆小怕事，担心日后受到报复，无论谢滋群怎样开导，就是不肯讲出实情。谢滋群没有气馁，他动员当地干部和觉悟较高的群众做李老汉的工作，又通过帮助李老汉耕地，跟他多接触的办法，渐渐取得了李老汉的信任。谢滋群等人的真诚打动了李老汉，让他终于开口说出了他所看到的一切。原来，周恩来一行遇险的那天，李老汉恰巧在山中砍柴，事件的全部经过他都看得清清楚楚，而且在袭击的敌人中，李老汉还认出了一个人。
李老汉提供的信息十分重要。谢滋群根据这一线索，再综合张丕谋、李树标两位侦查员化装成货郎，到金盆湾一带侦察的情况，以及来自其它方面的线索，最后得出结论：作案者很有可能是当地的一股土匪。
土匪为什么会袭击中共中央的车队，又是谁给土匪提供了周恩来一行的准确出行时间、行程线路、乘坐车辆、人员配备呢？对于前一个疑问，谢滋群等侦查组的同志很快达成了共识：一定是有人背后指使。而对于后一个疑问，他们一时无法搞清楚。弄明白这一个问题不仅是本案的关键，而且涉及到揪出土匪在延安的卧底，切实排除潜在的严重威胁的问题。谢滋群为此吃不下、睡不着，绞尽脑汁。最终，他决定双管齐下，两种方法并用：一是在知道及可能知道周恩来出行秘密的人员之中进行排查；二是派人打入土匪内部“卧底”，从中获取情报。谢滋群将希望重点放在了第二个办法上，他深知这个方法虽然危险，但极其管用，很可能直接找到幕后的指使者。
经过精心的挑选和安排，机智勇敢的侦查员乔装改扮成外地被打散的土匪，通过特别渠道顺利地打入了土匪内部，并通过斗智斗勇，取得了土匪内部知情人员的信任，从而很快了解到土匪取得周恩来等人出行消息的渠道来自一个名叫“冯长斗”的人，这个人是土匪头目李青伍在延安南门安插的一个坐探。谢滋群立刻下令逮捕冯长斗，并组织人员连夜进行了突击审讯。起初，冯长斗拒不交代，一副十足的无赖模样，又臭又硬，但没几个回合过后，他便败下阵来，乖乖交代了事情的原委。谢滋群顺藤摸瓜，乘胜追击，案件终于水落石出。
真相大白
原来，在中共中央迁至延安前，延安南部的黄龙山中就盘踞着一股以“哥老会”为骨干的土匪，人数达200多人。他们占山为王，常常在金盆湾、云岩、临镇一带，抢劫过往商客。1934年8月红泉县革命委员会在临镇成立后，红军通过对该股土匪的争取与政治瓦解，将其改编为红泉县突击队，驻扎在金盆湾。同年12月，国民党甘泉县党部为拉拢这股武装力量，派特务王实生、王兆波打入突击队，制造事端、挑拨离间、引诱蛊惑，策反了突击队副队长李青伍，并令其打死队长李青云，将队伍拉回到黄龙山中，使之成为国民党直接操纵下的政治土匪。此后，以李青伍为首的这股土匪，不仅刺探红军、地方政权的情报，暗杀红军、地方干部，还不断地扩充势力，抢占地盘，残害当地老百姓。基于土匪的本性，李青伍甚至还玩过“黑吃黑”：1937年4月初，李青伍率100多名匪徒，化装成红军、游击队，在甘泉县麻子河公路伏击国民党一辆货车，抢劫了80多包大烟。
据卧底的侦查员了解，阴险狡猾、凶残贪婪是这股土匪的特性，表面上看，他们是无恶不作、到处结伙抢劫的土匪，实际上在其内部却分成明暗两股力量：明的以李青伍、王仲阳、齐金权为首，他们都参加了“哥老会”，且都是“哥老会”中的“混水胞哥”，绝大部分为当地的流氓、地痞，约有100余人。暗的则以姬延寿为首，有90多人，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民团，团总即是姬延寿，直接听命于国民党。
为消灭该股土匪，稳定民心、保卫延安，红军和地方政权武装曾经成立过剿匪部队进行清剿。土匪并不愿束手就擒，居然企图策反我剿匪部队，他们用金钱、美女、封官许愿，拉拢腐蚀了剿匪部队政委贾腾云，让他寻机打死剿匪司令吴台亮，带领剿匪部队投降国民党。这一阴谋被吴台亮及时察觉并采取果断措施，才使剿匪部队未受任何损失。土匪的阴谋破产后，又拉拢收买流氓地痞充当坐探，刺探红军情报，以期策划新的、更大的阴谋。
1937年4月初，土匪奉国民党甘泉县党部的指示，派遣两名匪徒到延安侦察。两名匪徒来到延安，与李青伍所派、潜伏在延安的“哥老会”办事处的土匪坐探冯长斗接头后，经过5天的秘密侦察，得到了我中共中央将于4月25日派周恩来等代表去西安建立八路军办事处的情报。他们立刻如获至宝，两名匪徒连夜赶回匪巢，报告给李青伍。李青伍觉得：如果能借此机会杀了周恩来，既能给红军沉重打击，又能扬名国军，更能震惊世界。于是李青伍于4月24曰召集姬延寿等土匪头目，密谋出了伏击计划。为防止走漏消息，也为了不使匪徒们胆怯，匪首们隐瞒事情真相，对外只是宣称去崂山伏击过路的汽车，打劫货物。
当天晚上，李青伍带领190多名匪徒，在夜幕的掩护下，翻过姚家山坡，越过瓦渣河，在25日天亮时分，赶到了樊家村头。稍作休息后，又翻越盘龙山，穿过盛榆公路，爬上崂山。李青伍将匪徒分成五组，分别埋伏在崂山桠口的三个山头和坝梁两侧；另派5个匪徒在山上放哨观察情况，一旦发现汽车开来，马上挥旗示意、报信；全体匪徒以李青伍开枪为号。当周恩来一行的车队行至崂山时，便发生了本文开头所述的一幕。
就在匪徒们埋伏、修理简单战壕的过程中，发出的声响凉动了正在附近砍柴的李老汉，李老汉透过草丛悄悄一看，立刻看到了这股土匪。还在其中认出了一个熟悉的土匪。胆小的李老汉以为土匪又要打劫、行凶，担心被灭口，就不敢做声，悄悄地退到山下。李老汉不知道土匪们要打劫的并不是普通的商客，而是大名鼎鼎的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周恩来，更让他想不到的是，他无意中看到的一切会成为后来侦破谜案的关键。
事情至此均已查明，谢滋群决定坚决、利落、彻底地消灭这股土匪。在征得上级同意后，剿匪工作在统一协调安排下，很快全面铺开。红军首先派部队从东南面切断了土匪的退路，防止土匪从临镇经宜川逃过黄河。然后，以正规部队警四旅为主力，延安、甘泉、富县、宜川、红泉五县的地方部队紧密配合，对土匪形成合围。消灭土匪的行动前后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终于将该股土匪全部消灭，并生擒了土匪头目李青伍、民团头目姬延寿等10人，后分别在延安甘谷驿、三十里辅，安塞的河底坪等地将之依法处决。当红军押着冯长斗往三十里铺召开公判大会时，群众得知冯长斗就是把周恩来去西安的消息报告给李青伍，使土匪得以伏击周恩来后，全场顿时群情激愤，纷纷要求用石头砸死冯长斗，或剥他的皮。会后，冯长斗被刀杀在楝林滩。
4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延安南门外操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沉痛悼念在崂山案中遇害的烈士。大会由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主持，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致悼词。3万多军民献上白花向死难的烈士致哀。会后，烈士们的遗体被安葬在延安宝塔山腰。
谢滋群因侦破有功，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嘉奖，被誉为“延安的福尔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