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哲，曾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并长期兼任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俄文翻译，多次参加中苏两党两国闾的最高层会谈，是为数不多的新中国重大事件的当事人和见证者。在暮年之际，师哲根据自己的经历口述，出版了《在历史巨人身边》、《我的一生》、《峰与谷》等回忆书籍，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回忆录中关于中苏关系、朝鲜战争的一些重大内容的看法和阐述，更是引起史学工作者的强烈反应。
周恩来访苏时，中央决定出兵了吗？
近年来，一些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文章和著作，很多都涉及到1950年10月周恩来在抗美援朝前夕秘密访问苏联时的情况，而且对当时中央是否决定出兵的问题有不同的观点。关于这个问题，作为翻译随同周恩来访苏的师哲，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讨论是否出兵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没有结束，就派周恩来秘密访问苏联了。周恩来离京之后，毛主席做了政治局委员们的工作。他说：“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政治局的同志见毛主席下了决心，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意见了。因为总理正在旅途中，对这一切无从知晓。
因此，在师哲看来，周恩来访苏时，中央还没有最后作出出兵参战的决定。
师哲在回忆录中还写道：
（在与斯大林的）会谈中，周恩来谈的时间最长，着重阐明我们不能出兵的理由……周恩来一口咬定不出兵，是因为离开北京时中央政治局讨论的主要倾向是不出兵。但并非最后结论，所以在会谈中周恩来这样坚持。（会谈结束后），我们去“红壤地”时，康一民留在莫斯科同国内联系。当我们次日中午回到莫斯科时，康一民刚刚收到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电文很长，康在埋头译电，已译出了一部分，我看内容是我们决定出兵。大意是说，你们走后，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经再三讨论，取得了较一致意见，决定出兵援朝。我立即把电报内容报告了周恩来，周不相信，说我没看清楚电文，并要康一民尽快译出电报全文。康一民自然是以最快的速度在译。
待周恩来看完电报全文之后，他用双手抱住头，支在桌子上呆了很长时间。当然，他是在思索怎样转这个弯子一因为刚刚表示了坚决不出兵，现在又要说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援朝，而且分析了形势，说明了具体计划、兵力的部署、战略战术的设想，拟以志愿军形式组织兵团，要苏联提供装备等等。电报要周恩来赶快同苏方谈判，立刻做好准备。
出兵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是毛泽东一生最为艰难的一次决策。20年后，1970年10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金日成，共同回忆了这段曲折的决策过程。毛泽东说：“那个时候，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你不帮助，怎么办啊？”毛泽东还说：“事情总是这么弯弯曲曲的。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了气了，说：算了吧！后头不是总理去了吗？是带了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吧？”周恩来说：“两种意见，要他选择。我们出兵就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毛泽东说：“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周恩来说：“开始的时候，莫洛托夫赞成了，以后斯大林又给他打电话说，不能用空军支援，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毛泽东说：“最后才决定了，国内去了电报，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当时中央政治局对是否参战还没做最后的决定。虽然已经做了参战的准备，“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直到周恩来出访苏联之前，仍没有最后定下来，而且当时政治局的主要倾向是不出兵。所以毛泽东说“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了气了，说：算了吧！后头不是总理去了吗？是带了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吧？”中央正式作出参战的决定是在周恩来到了苏联之后，正如毛泽东所说“最后才决定了，国内去了电报，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
而按照周恩来的说法，“两种意见，要他选择。我们出兵就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言外之意，苏联不提供空军支持，中国就不出兵。事实上，斯大林不同意提供空军支持，因此周恩来只能选择“不出兵为宜”。既然周恩来带去的是“两种意见”，其潜台词就是，中央还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
毛泽东和周恩来是抗美援朝战争决策的重要人物，其回忆的权威性是勿庸置疑的。
关于苏联的军事援助
抗美援朝时期，前苏联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于是，苏联在抗美援朝时期到底给予了中国多少军事援助，如何评价这些援助，就成为关注的热点问题。
师哲在《我的一生》一书中写道：
朝鲜方面在斯大林面前对我们颇有微词，主要是说我们援朝是为了装备自己。因为我们的做法是：装备一批部队，即派去朝鲜实地作战，打一个时期仗就撤回来，然后再装备一批，再派出。如此轮番改装，轮番上前线，既熟悉了武器，又锻炼了军队。每改装一批只需十天半月。朝方向斯大林告的就是这个状。然而斯大林对我们这种做法大加赞扬，认为我们这样做很正确、很明智、很精巧，既在短时间内改装了更多的部队，又使装备起来的部队得到实战的锻炼和检验。他称赞我军是好样的。实际上这些武器装备基本上都是二战结束后的剩余物资，苏方正需要为其寻找出路。
1950年10月，周恩来紧急赴莫斯科与斯大林商谈。斯大林答应派空军和防空部队秘密参战，并同意提供武器装备，但这次晤谈没有涉及细节。
中国首次向苏联提交所需武器弹药清单是第一战役结束的时候。1950年11月7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由于人民解放军陆军的武器装备主要是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战利品，因此造成步兵武器口径种类繁多的情况。这一状况给弹药生产，特别是步枪和机枪子弹生产带来很大困难。此外，我们的工厂目前所能提供的这种子弹为数甚少。志愿军部队直接参加朝鲜军事行动的有12个军，计36个师，但仅有6个步枪和机枪弹药基数。今后，随着军事行动的发展，我们在保障军队弹药方面势必出现很大困难。如果军工生产方面不出现变化，那么，改换装备工作可能要到1951年下半年方能开始。为克服目前困难，我请求您研究一下关于在1951年1月和2月这一时期给36个师供应步兵武器装备的问题。”
毛泽东提出的具体要求是：苏式步枪14万支，步枪子弹5800万发；苏式自动枪26000支，自动枪子弹8000万发；苏式轻机枪7000挺，轻机枪子弹3700万发；苏式重机枪2000挺，重机枪子弹2000万发；飞行员用手枪1000支，飞行员用手枪子弹10万发；TNT炸药1000吨。
苏联迅速作出答复，11月9日，斯大林回电表示同意。不久，这批军火如期运到中国。利用这批武器，在朝鲜的志愿军有34个师更换了装备，另外两个师的武器作为补充消耗和分给军校、军区用作训练。需要说明的是，这36个师的轻武器基本上都是苏联在二战期间甚至战前研制的武器，是苏军退役淘汰的装备。而当时苏军现役装备的一些新式武器，如CKC-45半自动步枪、AK-47突击步枪（冲锋枪）、CTM重机枪等较先进武器都不肯给中国。
苏联为中国装备、培训了坦克装甲部队。根据中苏协议，苏军10个坦克自行火炮团1950年11月来华，由中国组织10个团的机构，对口接收装备和接受训练。这些装备有T-34中型坦克300辆，HC-2重型坦克60辆，HCY-122自行火炮40辆。中国志愿军用它们组建了3个坦克师（每师2个团，再配以摩托步兵团、炮兵团），3个独立坦克团以及基地训练团。
志愿军出国作战时只有地面炮兵，没有高射炮兵和反坦克炮兵，而且装备也很落后。后来利用苏联提供的火炮改进了装备。这些装备有苏式122毫米榴弹炮与152毫米榴弹炮，有了这些苏式火炮，志愿军地面炮兵的攻击力大大加强了。
出国作战之初，志愿军后勤运输大都依靠汽车。在敌机的狂轰乱炸下，汽车消耗特别大。从1950年10月19日到12月末的72天，国内给志愿军补充汽车12486台，损失6646台，受损率达60%以上。为此，周恩来向斯大林紧急求援。11月17日电称：由于敌机轰炸，“车辆不足”，“粮食和冬季服装不能及时运到，部队正在忍饥挨饿”，而中国能够紧急动员的车辆只有200台。因此，中共中央恳请斯大林下令先借用苏军旅顺基地的500台旧汽车。斯大林当天便回复：立即在满洲里站向中方交付新车，11月20日移交140台，11月25日至26日移交355台。此后，苏联的汽车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朝鲜前线，仅1950年即达5000台。到战争结束时，志愿军拥有各种汽车71000余台，主要购自苏联。
中国志愿军空军的战机也是苏联提供的。1951年5月，斯大林两次致电毛泽东，决定无偿提供当时苏联最先进的米格-15战斗机372架，苏联只收取运费，并可从军事贷款中扣除。中国用苏联赠送的这批米格-15，装备了空军6个师，米格-15成为志愿军空军的主要机型。
有材料估计，朝鲜战争期间，苏联向中国出售的米格-15飞机大约有1000架。1950年，苏联又研制了更先进的米格-15比斯战机，根据中国要求，1952年8月苏联开始向中国出售这种战机，到12月，志愿军空军共6个师改装了米格-15比斯战机。按每个师60架飞机的编制，这批飞机大概是360余架。不过，这时距朝鲜战争停战只有半年时间了。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年轻的中国空军在战火中迅速成长壮大。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惊呼：中国共产党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的空军强国之一。当然这其中离不开苏联的帮助。
综上所述，在朝鲜战争期间，苏联提供武器装备是及时的、有效的，对志愿军在朝鲜三八线上顶住美军的进攻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也使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在短期内有了质的飞跃。用彭德怀的话说就是，短短几年超过了旧中国几十年的建设。
苏联提供的军火有些很先进，比如“喀秋莎”火箭炮在当时是新式武器，一次可发16枚火箭弹，威力巨大。再如米格-15喷气战机，性能优于美国的F-80和F-84，与F-86不相上下，当时F-86还没有在朝鲜战场上大量出现， 因此，在空战中米格-15自然处于优势地位，受到志愿军空军战士的热烈欢迎。一些著名的空军英雄，比如击落击伤敌机九架的飞行大队长王海，击落敌机最多的飞行员赵宝桐，击落美国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张积慧，驾驶的都是米格-15战机。
师哲在回忆录中提到，志愿军轮番作战，急需大量武器装备。为此，毛泽东先后派总参谋长徐向前与高岗赴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谈判购买60个师的武器装备。斯大林曾经表示，“关于供应60个师的武器。我们方面没有反对意见”。后来，虽然时间迟了一些，但最终满足了中方的要求。应该指出的是，这60个师的装备都是苏联专门为中国生产的，而不是“剩余物资”。
不庸讳言，苏联向中国出售的陆军武器有些制式陈旧一些，也有一些是“二战结束届的剩余物资”，但毕竟是经过战争’考验的，比如，苏式冲锋枪、重机枪、37高射炮、762野炮均很实用，受到志愿军战士的欢迎。当然．苏联提供的有些陆军装备不甚好使，比如，志愿军战士对1891/30式步枪就不喜欢，感到还不如国产的步枪好用。但是，这些并不能否定苏联武器对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作战所起的主导的、积极的作用。
关于苏联的军事贷款
师哲在回忆录中谈到了苏联的军事贷款问题，他在《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写道：
（1950年10月，周恩来赴苏联谈判），我们在莫斯科逗留两三日，将军火一事办妥即飞回北京，值得指出的是，因为形势紧迫，我们和苏联谈判时，只谈到军火的数目，而没有谈军火的价格。我们接受苏方的军火，是作为他们对抗美援朝的物资供应的贡献而接受的……因而在回国的飞机上总理再次提及：准备在下次会见斯大林时，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争取作出明确的规定来。遗憾的是，后来没有机会将此事办成。斯大林从没有明确规定一定要我们偿还。但事经七八年以后，中苏关系恶化，又恰值我国经济困难，赫鲁晓夫趁人之危，利用这个空子，向我们要这部分军火款项，有意添麻烦，向我们施加压力。
师哲在《我的一生》中还写道：
抗美援朝，无论是中苏双方，还是中苏朝三方，都没有任何文字协议，全部是口头谈的“君子协定”，于是就被赫鲁晓夫这样的人钻了空子，向我们勒索。这是我们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交的一笔学费。
按照师哲的说法，苏联的军事贷款从一开始就是一笔糊涂账。后来，赫鲁晓夫利用了这一点，浑水摸鱼狠狠敲了我们一笔。
1950年10月，周恩来赴苏联与斯大林会谈军事援助，并没有谈及如何偿还的问题。10月13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出他的考虑：“不知他是用租借办法，还是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办法保持二万万美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一场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从电文可以看出，对于应该如何偿还，毛泽东心里也没有底，只要不是现金支付就行。
1951年2月1日，经过反复的协商，中苏双方达成协议，协议规定：在1950年10月19日出兵抗美援朝前的军事订货以全价付款，抗美援朝以后的军事装备与弹药的订货以半价付款，铁路器材的订货则以七五折付款。显然，这种给予特殊优惠条件的贷款是专门针对抗美援朝战争而定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志愿军出兵参战，直接是援助了朝鲜，间接则是帮助了苏联，是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战。这个道理斯大林心里再清楚不过了。
当然，中国人对此有自己的想法。尽管双方的认识不同，但中苏之间关于抗美援朝的军事贷款是有文字协议的．而且后来也严格执行了这个协议。
1954年1月，中苏按照协议对抗美援朝军事贷款进行了结算。4月13日，周恩来致电在莫斯科的外贸部副部长李强，电文中有这样一段话：（1951年）2月1日贷款最后核算只用了19亿多卢布。未使用的2.4亿多卢布，苏方提议取消，因朝战已停，只好同意。因此，欠款按武器半价、铁路器材3/4计算，共为9.8亿多卢布。
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发生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偿还外债。到1964年，中国提前一年还清了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包括抗美援朝所欠的军事贷款和利息。至于师哲所说的苏联曾追逼中国还债的情况，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因此，师哲关于苏联的军事贷款问题的叙述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