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与杨立三都是湖南人，战争年代，他们一个横刀立马，驰骋疆场；一个展志后勤，鞠躬尽瘁。两人并肩作战，默契配合，谱写了一曲动人的战友之歌，在中国革命史上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毛泽东向彭德怀介绍杨立三：“他是从省城上山的，是我们的‘粮草官’！”
杨立三，字咏南，1900年11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郊一个佃农家庭。少年时期，他通过半耕半读，从艰苦自修中学得了相当程度的文化知识，曾任过小学教员。为寻求光明，他19岁投身湘军，曾在湖南军阀张辉瓒部当文书、司务长，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讨伐军阀陈炯明的平叛战争。司务长一职，是杨立三从事军队后勤工作的起点。1925年底，因看不惯旧军队的黑暗腐朽，他愤然离开湘军回家务农，重新思考自己和劳苦大众的出路。
1926年夏，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声势席卷全国。杨立三从中看到了希望，在家乡积极组织农民协会，曾担任国民党长沙县第五区监察委员、长沙县第十四区农民协会委员长。在当地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期间，他亲耳聆听毛泽东宣讲革命真理，逐步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27年1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月初，他奉命率一批农运积极分子到武昌投军，并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担任排长。
大革命失败后，杨立三随警卫团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师”）副官兼经理处处长，负责起义军后勤事宜。起义前，根据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的指示，他和师部参谋何长工在江西修水设计并制作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和臂章，是为人民军队第一面战旗。
1927年9月29日，杨立三随起义部队转战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当晚，毛泽东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部队现状及其解决的措施，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是为著名的“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把已经不足一千人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宣布杨立三担任第一团副官长，并说：“立三同志，我们吃饭靠你哕！”此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杨立三参与了新型人民军队后勤的创建工作，包括废除薪饷制、实行官兵待遇平等和经济民主制度、打土豪筹款子、建立根据地财政工作、开展红军后勤建设等方方面面。
1928年4月，毛泽东、朱德会师井冈山，成立了著名的红四军。由于毛泽东的器重，杨立三先后担任了红四军第31团辎重队队长、第2纵队辎重队队长，负责团，纵队的后勤供应工作。
不久，在欢迎彭德怀的会师大会上，毛泽东把杨立三介绍给彭德怀，说：“这位是杨立三同志！他是从省城（指长沙）上山的，是我们的‘粮草官’！”杨立三连说：“久仰大名，久仰大名！”双方就此相识。此后，面对敌人的大举“进剿”，彭德怀临危受命留守井冈山，担负钳制湘赣敌军的艰巨任务；杨立三则随朱德、毛泽东出击赣南。
彭德怀：“第二次反‘围剿’，让我认识到杨立三同志对于我们红军的重要性。”
1929年4月初，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在瑞金与艰苦转战的红四军第二次会师，彭德怀和杨立三第二次会面。4月8日，在雩都（今于都）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彭德怀主动提议红五军重返井冈山，恢复湘赣边苏区。会上，彭德怀那种倔强、不认输的个性，给杨立三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说：“井冈山初次见面，‘久仰大名’不无客套！在那次会议上，彭老总让我真正折服了！”
1930年6月中旬，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各地红军按地区分片集中，组建正规军团，以朱德、毛泽东的红四军为主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杨立三负责军团的后勤事宜。7月下旬，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一举攻占湖南省会长沙，这是红军第一次占领国民党省会城市，震惊全国。这让杨立三对彭德怀佩服之至。同年8月23日，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境内会师，合组为总兵力达3万之众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方面军总指挥，毛泽东任方面军总政委，彭德怀任方面军副总指挥，杨立三担任方面军副官处长兼总经理处处长，负责这支全国红军绝对主力的后勤事宜。从此，彭德怀开始和杨立三共事。杨立三到任后，主持制定并正式颁发了红军第一部供应标准，为红军供应正规化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在中央苏区前两次反“围剿”中，彭德怀在前线横刀立马，打出了“猛张飞”的雅号；杨立三则组织向前线运送粮弹，向后方转送伤员，工作得井井有条。1931年4月，第二次反“围剿”准备阶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指挥3万多红军，在群众条件和地形都十分良好的东固地区逼敌而居25天，准备伏击敌王金钰部。彭德怀回忆说：“3万多人，隐蔽待机25天，粮食消耗量极大，全靠杨立三负责筹措，其功劳之大可想而知！第二次反‘围剿’，让我认识到杨立三同志对于我们红军的重要性！”5月中下旬，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指挥红军指战员“七百里驱十五日”，而杨立三等后勤指战员跋山涉水，更是何止七百里1
1931年7月，红一方面军开始第三次反“围剿”，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浴血奋战，杨立三组织人力运粮送弹，两人配合默契。9月中旬，杨立三还直接指挥方面军总直属队参加作战-9月11日，朱德、毛泽东发出《转移阵地截击敌军的命令》，其中提到杨立三曾负责指挥总直属队：“总直属队由杨副官处长指挥，着于明晨五时由现在地（富足）出发，经龙上、钓鱼台到浪川之石灰窑宿营（石灰窑之房子由总部杨副官处长分配，总直属队住完后剩余归四军）。”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彭德怀当选为红色政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共第六届候补中央委员。次年春，红军进军福建漳州，杨立三调任中革军委后方办事处主任兼总兵站部部长、政委，负责领导中央苏区所有后方军事机关、医院和工厂的工作。“这个工作在我们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之前，其任务的繁重，客观条件的困难，是一般没有参加过当时斗争的人所难以想象的。在农村的落后条件下，在不稳定的、没有后方的战斗情况中，全靠军队自行筹粮、筹款，自己建立小型的被服厂、制药厂、兵工厂，依靠人力和畜力组织长途的前运后送，一手做地方居民工作，一手做直接支援战争的工作，这是一件十分繁重而困难的任务。”这一时期，杨立三建立了大站、中站、小站相连接的兵站运输线，有力地保证了红军各次进攻战役和反“围剿”战役的人、财、物运输和供应，表现出卓越的后勤工作领导才能。1997年7月中国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高度评价杨立三“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进行频繁‘围剿’的艰苦环境中，领导后勤部门保证了部队的运输和供应。”对于杨立三的功劳，彭德怀如此评价：“我们长期以来是‘小米加步枪’！米是立三同志组织筹措的，步枪是立三同志组织制造的。”
彭德怀：东征那时候，如果没有立三保障通道，我们可能背水一战1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作为开路先锋，连续突破敌人数道封锁线。著名的湘江战役，彭德怀指挥部队在渡江点界首南光华铺血战3昼夜，在敌重兵把守的天罗地网中，硬是撕开了一道口子。消息传来，杨立三感叹：“比起彭老总，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相形见绌！”这一时期，杨立三历任总兵站部部长、中革军委保管处处长、粮秣队队长、总医院院长、陕甘支队（1935年9月成立，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后方办事处主任等职，为解决中央红军的人、财、物供应朝夕奔忙。彭德怀曾言：“没有吃的，唯立三是问！”过草地时，周恩来刚刚大病脱险，走不了路，彭德怀决定组织担架队抬他过草地。杨立三闻知，也要求参加担架队。彭德怀拗不过他，最后下令：“好吧，你负责！找副好担架，找几个可靠的人！”整整6天6夜，杨立三寸步没离周恩来，双肩都磨破了，硬是安全地把周恩来抬出了“死亡之地”。可刚走出草地，杨立三自己便累病了。对这次救命之恩，周恩来念念不忘，杨立三却说：“这个宝贵机会，是彭老总给的。”
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1935年11月3日，为打开西北革命局面，毛泽东等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西北军委，毛泽东任主席），杨立三担任了西北军委兵站部部长。12月，党中央决定组织东征军（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打击山西国民党反动势力，扩大我党影响以利抗日。东征的关键之一是克服黄河天险，保持东征部队与陕甘根据地的联系，毛泽东、彭德怀要杨立三负责保障。
于是，东征期间，杨立三亲自去延水、延川、清涧、延长4县抓落实，如期完成了担架动员和渡河器材的准备，保证了部队安全渡河东征，并及时地把兵站线延伸进山西境内。1936年5月，在红军回师陕甘边区前，杨立三又根据毛泽东、彭德怀的指示，亲自勘察河道，侦察敌情，在东岸敌人戒备森严的情况下，从无定河口放船下驶200余里，准确无误地到达清水关，接毛泽东、彭德怀及所率的东征红军西渡黄河，安全顺利地撤回陕甘边区。为此，杨立三受到毛泽东的专电嘉奖。对于杨立三在东征中的作用，彭德怀这样评价：“东征那时候，如果没有立三保障通道，我们可能背水一战！”
在抗战史上，提起“地雷战”，就不能不提到杨立三和刘鼎
全面抗战爆发后，彭德怀担任八路军副总司令，率部北上抗日；这时，杨立三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部长，并兼任中央军委总后方勤务部副部长（部长叶季壮）、八路军兵站部部长兼政委，在后方帮助运筹前线后勤大计。1939年4月，应朱德、彭德怀、左权的联名电请，杨立三奔赴晋东南（后到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担任八路军后勤部长，正式主持八路军前方后勤事宜。就在这一岗位上，他创造了令敌人都感到震惊的后勤奇迹。
敌我交兵，武器自然是非常重要的。当时，八路军各兵工厂生产的步枪规格不同、性能各异、零件不能互换，且生产效率低、质量差、成本高。杨立三到职后，彭德怀指示他首先抓步枪生产的标准化、制式化。杨立三从八路军常年山地作战的需要出发，召集八路军军工部部长刘鼎及技术人员反复研究，结合我抗日根据地设备、技术与物资供应条件，吸收国内外各种步枪的优点，提出了～种枪身短、刺刀长、重量轻、能与日军“三八式”步枪抗衡的新枪设计方案，并立即组织试制。1940年8月1日，当杨立三带着新枪样品向彭德怀汇报时，彭德怀满意地亲自将其定名为“八一式”步马枪。仅1940年下半年，杨立三主持的后勤部门就生产了3300多支“八一式”步马枪，大大提高了八路军的火力装备。
地雷、手榴弹威力既大，构造又简单，杨立三决定把它普及为对敌斗争的利器。1941年初，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普遍设立炸弹制造厂”的指示，杨立三、刘鼎联名向八路军总部建议：每个军分区成立一个手榴弹厂，所需干部和技术骨干由军工部选派；地方政府以县为单位，组织地雷生产，军工部负责供应雷管，并帮助培训骨干，普及造雷技术，开展群众性爆破运动。彭德怀当即采纳了这个建议，并亲自在太行地区进行了动员。1941年3月，杨立三指示军工部，在山西武乡县温庄、黎城县东崖底村分别开办了地雷训练班，分期分批培训武委会主任和民兵队长。训练班上，根据杨立三要求，军工部长刘鼎亲自讲授地雷制造和爆破知识，并编印了《地雷制造与使用法》、《各种地雷触发装置法》等小册子分发给学员。以这些学员骨干为基础，杨立三又指示军工部在各地层层开办训练班，很快在华北抗日根据地掀起了一个“村村造地雷，户户有地雷”的爆破运动，炸得日军星头转向，惶惶不安。那时，华北抗日根据地几乎人人都学会了制造地雷的技术，涌现出数以干计的“造雷英雄”，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地雷战”。在抗战史上，提起”地雷战”，就不能不提到杨立三和刘鼎。
据我军后勤史记载：抗战时期，杨立三领导的后勤部门共造枪9758支，修枪近1万支，生产掷弹筒2500门，修炮约1000门，复装和新制枪弹223万发、掷弹筒弹19.8万发、迫击炮弹3,8万发、手榴弹58万枚。此外，还协助地方生产手榴弹、地雷千万枚以上。在杨立三主持下，在最困难、最简陋的条件下，八路军后勤战士“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造了连敌人都感到震惊的奇迹，为取得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0年12月22日，八路军总部召开规模空前的后勤工作会议。在开幕词中，彭德怀代表中央军委高度评价了杨立三对我军后勤工作的贡献，称赞“杨立三同志是我们部队里面最有后勤工作经验的一位同志，也可以说是八路军后勤工作的创始人。”“三年抗战，我们的后勤工作曾经做出不少的成绩，我们已经有了一批任劳任怨、艰苦工作的后勤干部。许多友军直到今天没穿上棉衣，我们早已按时穿上了。三年来，我们的卫生工作人员使许多伤兵、病员恢复了健康，兵站运输了大批的资财，兵工方面也补充给部队不少武器弹药。我们甚至可以说，倘若没有三年来后勤工作各同志的努力，我们是不能想象能这样顺利支持长期战争的。” 彭德怀精兵简政、节粮赈灾，杨立三都参与谋划执行 ，
《彭德怀传》记载了彭德怀的两大德政，而这两大德政都有杨立三的功劳。
一是精兵简政。1940年9月，八路军发展到40万人，地方游击队也相应扩大。彭德怀感到：有必要在根据地人民的实际负担能力和保卫根据地的必要兵力费用之间，找到一个适当的比例。他与杨立三等人经过算账，提出八路军的主力和地方部队，应当不超过根据地总人口的2%，党政人员不超过1%，即根据地全部脱离生产人员总数不超过总人口3%。这样根据地可以保持必要的兵力，又不使民众承受更多的负担。1941年1月，杨立三主动将八路军总部后勤机构和129师后勤机构合并办公，又将1 29师供给部粮秣处移交给晋冀豫边区粮秣厅；八路军后勤部下属的卫生部原设处科两级机构，机关最多时有210人，经过精减撤销了科处两级机构，只编制11人。
二是节粮赈灾。彭德怀非常爱引用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斗力系于胃！”1943年3月，寒冷的华北缺粮，要苦撑到夏收新粮方能入口，许多百姓靠捋树叶、挖野菜充饥。彭德怀忧心如焚，一个念头在心头徘徊了多日——由部队节省一部分粮食来救济饥民。但这个问题关系重大，他一时难下决心。于是，“他把精于计算的后勤部长杨立三找来一起研究。杨立三报告，机关和部队垦荒生产成绩很乐观，预计可以自给两个月的粮食。太岳太行两区以6万人计，可得540余万斤粮，约莫能给农民每人减轻3公斤粮的负担。”彭德怀计算：“看起来数字不大，但太行区的贫农常年吃盒子饭，粮菜掺半，还有柿子、土豆等杂食。据我计算，每人每天粮食消耗量不过六两。3公斤粮就够一人维持10天，也不是一件小事。”他沉吟半晌，又问：“眼下还有什么办法呢？”杨立三说：“眼前，确实没有更多的办法了。”彭德怀终于下了决心：“机关的粮食还要减，战斗部队必要时，也须节出粮来。”
1943年9月，杨立三组织八路军后勤部机关开展生产节约运动，创造了一些新鲜经验，得到彭德怀、邓小平等领导的支持，建议由总部予以推广。1944年4月l日，八路军总部颁发了由八路军参谋长滕代远和杨立三联合提出的《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简称“滕杨方案”）。在总结敌后生产运动经验的基础上，这个方案提出了“生产有分工、劳动有报酬、公私两利”的方针，对集体与个人生产节约活动实施奖励和分红，极大地调动了部队生产节约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节约运动持续健康地发展。“滕杨方案”，不仅对开展太行山部队和其它地区部队的生产运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而且推动了根据地群众的大生产运动，为加强军民团结共克困难，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杨立三的支持下，彭德怀节军粮赈灾的义举全面铺开，无数群众得以逃过一劫！
抗美援朝战争中，为把物资送上朝鲜前线，杨立三想了很多办法
新中国成立之初，彭德怀担任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副主席，独当一面。这时，杨立三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后勤部部长，兼任中央人民政府食品工业部部长和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因此，杨立三既操持人民大众的食品供应、卫生问题，又致力于统一我军供给制度和后勤工作建设。用毛泽东的话说：“杨立三的一举一动事关军计民生啊。”当时，西北军区大搞建设，彭德怀常对后勤部门的负责同志说：“你们要多请示杨立三部长！”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几次战役下来，敌人摸清了志愿军只能携带一个星期的粮食弹药等军需品，称志愿军只能发动“礼拜攻势”，于是有意拖到志愿军弹尽粮绝时再发起反攻，以造成志愿军的被动困境，时任志愿军司令员的彭德怀为此焦心如焚。当时隋况，正如时任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所言：“严格地说，我们是从抗美援朝战争中，才充分认识到后勤工作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的。”
1951年2月24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彭德怀一起召集军委各总部负责人在总参谋部开会，讨论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作战和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的问题。会上，彭德怀介绍了志愿军面临的严重困难，要求国内各方面想办法大力支援前线。讨论到具体问题时，有人强调国内机构刚刚建立，许多问题难以落实。彭德怀本来就为前线的供应不继焦急不满，一听这话恼怒之极，猛地站起来，把桌子一拍，说：“这也困难，那也困难，就是你们爱国，难道志愿军不爱国！你们去前线看看，战士吃的什么，穿的什么！伤亡那么多人，他们为谁牺牲？现在既没有飞机，火炮又很少，后方运输根本没保障，粮食服装运不上去，又饿死、冻死了很多战士，难道国内就不能克服困难吗？”会议不欢而散。会后，杨立三对批评彭德怀暴躁的同志说：“老总火气这么大，可见朝鲜战场后勤供应的紧张，他是爱兵心切啊！要想让他消气，最好的办法是想办法解决后勤供应问题。”随后，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对加强志愿军第一线兵力和后方供应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将刚改装的空军和高射炮部队调到朝鲜北部掩护后方交通线，再向苏联购买几十个师的武器装备；调用国内各种物资大力支援前线，由几个大城市为志愿军制作炒面和罐头食品；号召国内各行各业增产节约和捐款购买飞机大炮。这些措施对减少志愿军的困难，增强战斗力起了巨大作用。这里面，杨立三和洪学智出力甚多。在回忆录里，聂荣臻特别提到这两个人：“志愿军后勤工作的许多重大改进，都是洪学智同志在那里具体组织实施的。”“当时，总后勤部部长是杨立三同志……人很勤奋，为了把东西送上去，他想了很多办法。”1952年10月，杨立三因身体原因辞去总后勤部部长职务，任劳任怨地当起了第一副部长，是部长黄克诚的好帮手。
1954年11月9日，根据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的决定，毛泽东任命粟裕为总参谋长、刘伯承为训练总监部部长、罗荣桓为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叶剑英为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黄克诚为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为财务部部长、王树声为总军械部部长。在当时军委八总部体制下，杨立三成为军委七大将星之一。
杨立三逝世，彭德怀带头迎灵、带头吊唁、带头执绋
1954年11月28日，在苏联治疗的杨立三与世长辞，身后没有留下任何财产，但却给我军后勤工作人员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后勤工作史料-20多本工作日记。
11月29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国防部长彭德怀惊悉噩耗，立即决定：
（一）成立杨立三同志治丧委员会，由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粟裕、黄克诚、萧劲光、刘亚楼、甘泗淇、赖传珠……等二十同志组成，并以彭德怀为主任，黄克诚、甘泗淇为副主任。
（二）把杨立三同志的灵柩运回北京。
同日，国防部和解放军各总部发出宣告：
我们以无限悲痛的心情向全军宣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财务部部长杨立三同志，患脑恶性癌疾经长期治疗无效，于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七时（莫斯科时间），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逝世。
12月3日下午，．运载杨立三灵柩的专机抵达北京，彭德怀带头召集，与贺龙、陈毅、邓小平、聂荣臻、粟裕、黄克诚、张宗逊、陈赓、王震、谭政、萧华、萧劲光、刘亚楼、宋任穷等前往机场迎灵。
12月5日上午，杨立三灵堂开放，彭德怀第一个吊唁并参加守灵，贺龙、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粟裕、黄克诚、李克农、罗瑞卿、谭政、肖华、宋任穷、陈赓等紧随其后。
12月7日上午，军委举行杨立三追悼大会，新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主祭，彭德怀、贺龙、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等陪祭。当时，中国还实行土葬，遂于11时起灵，文官队第一个执绋（绋，特指出殡时拉棺材用的大绳；执绋送殡，是表明和死者的亲密关系及对死者的尊重）的是周恩来，武官队第一个执绋的是彭德怀。
当时，周恩来坚持为他抬棺，并伤感地说过：“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不是无情论者，是杨立三把我从鬼门关抬出来的，我现在不送他一程，死人也会说话的……”
在我军历史上，军队领导人逝世后，能享有如此待遇的，杨立三绝对是第一人；彭，德怀是一个感情内敛的人，对杨立三的上述种种，可以想见他们战友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