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八路军出师华北，担任副总司令的彭德怀除负责分管军事外，还受朱德总司令之托，负责八路军的经费供给和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八路军在华北建立根据地后，力量不断壮大，军费需求也大幅增加，这可成了彭德怀心里的一件大事。于是，行军旅途中，彭德怀常常思考八路军的经费问题。他喜欢向老农打听年景如何、群众的负担怎样，物价是高是低，冀南票是否受群众欢迎等等。这一时期，他为华北敌后八路军的战时经济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让我们从中看到了“彭大将军”的另一个侧面。
不与民争利赢得百姓厚爱
1937年9月，八路军总部挺进敌后后，彭德怀一再提醒下属，不要惊扰百姓，不要加重群众的负担，遇到困难能自己解决的就不要向群众伸手。
1943年春天，从敌占区和国统区涌入太行、太岳区的灾民达25万人之多，加重了根据地的粮荒。对此，彭德怀对部下说，这也说明群众向往和信任我们八路军啊！我们要想方设法帮助群众度过饥荒。这年4月1日，彭德怀指示八路军总部直属各单位，从即日起；每人每日节约1两小米救济饥民。4月27日，他又下令总部直属队全体指战员，每人每日节约2两小米救灾；各村公所可用公粮煮粥，救济过往灾民。这样．总部直属队干部每日口粮只剩7两，战士每日口粮也不足1斤。为使总部的干部不至于挨饿，彭德怀决定，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的干部每天要采摘1.5斤树叶、野菜，交炊事班与粮食掺着做。
几天后，彭德怀发现了新情况：部队的同志都在村子周围挖野草甚至剥树皮。他大发雷霆，说这样下去老百姓怎么办？于是他再次命令，八路军总部直属队不得在群众村庄附近挖野菜、剥树叶。为此，他亲自带领总部和直属队的．同志攀崖越岭，到了仙人峰、南洞山一带去寻找树叶和野菜，把附近平坦和便于采摘的地方留给群众，不与民争利。当地百姓深为感动。
就这样，直到秋收前，彭德怀与总部及直属队的同志每天都是两餐野菜粥、榆叶面条，或吃些玉茭芯、黑豆皮做的饽饽，弄得个个面露菜色，彭德怀痔疮还不时发作。在他的带领下，太行、太岳、冀南等重灾区的领导机关和部队也开展了节食运动，与当地群众共度饥荒。
积极整顿根据地货币市场
货币战是对敌经济斗争的最高形式。在领导华北敌后根据地经济工作初期，彭德怀发现敌后根据地面对的是一个十分混乱的货币市场。在这个市场上，除国民党四大家族发行的法币外，还有国民党山西、河北两省银行发行的省钞，以及县银行的县钞，还有不少地方银号、商号，甚至连普通的当铺也发行纸钞。这些纸钞纸质低劣，普遍公信度低下。有的发行人早已远走他乡，根本无信用可言，群众不敢使用。不仅如此，华北的汉奸银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也在发行伪币“联营券”，日本人一面用伪币吸收国民党的法币，套取外汇；一面用伪币吸收根据地的山货土产、粮食棉花等。而国民党中央军也利用法币经过太行山区大量走私日伪货物，危害根据地军民的生存和发展。
针对这种情形，彭德怀于1939年2月向党中央建议成立冀南银行，发行冀南票，以此作为冀南和太行地区敌后根据地的本位币。他还请求中央派董行的干部来八路军总部策划冀南银行的筹建工作，得到毛泽东的首肯和支持。不久，党中央给八路军总部派来了曹菊如等专业人士负责具体的筹建事宜。当年10月，冀南银行正式成立，开始发行冀南票。八路军总部的这一重大金融举措不仅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满，甚至根据地内一些人也不理解。对此，彭德怀解释说，我们敌后抗日根据地货币政策的基本要求是，逐步发行与巩固边币，肃清土杂钞，打击伪钞，建立独立自主的、统一的货币市场体系。这是我们在研究了晋察冀区发行地方流通券和山西第三、第五专署发行上党票的经验后做出的决策。因为我们发行的地方本位币不和外汇挂钩，不进行兑换，敌人不能利用它套取外汇，这样可以保护根据地的贸易。发行地方本位币后，根据地内禁止国民党的法币流通，我方军民个人如果原来有法币，可持法币到冀南银行兑换，敌人则不可用法币兑换我们的本位币。我们坚持实行在根据地内只有单一的本位币（冀南票）流通，既可以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数量，平抑物价，还可以用本位币发放工农商业的低息贷款，扶持根据地民众发展生产。
经过与多方反复研究，彭德怀决定把冀南票的流通量限制在不超过根据地人口人均3元的范围内。当时，根据地人口为3干多万，冀南票就发行了1千万元，严格控制并最终制止了根据地内的通货膨胀，并使冀南钞保持了长期稳定。太行山物价之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他区所不及，与国统区和日寇占领区物价飞涨形成了鲜明对比。
探索民众合理负担的具体方案
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在根据地要实行合理负担，避免竭泽而渔的重要指示精神，彭德怀和八路军总部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等一同算了一笔账，发现八路军每个战士每年约需470元（包括武器消耗），而当时民众的负担能力，每人每年只能够负担10元左右，约50个农民才能负担一个兵员。此时，抗日根据地的人口约为3干多万。根据这个计算结果，彭德怀在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高干会议上阐述了根据地实行合理负担的基本政策。他说，八路军主力和地方部队的总人数，应当不超过根据地总人口的2%，党政人员不超过1%，即根据地全部脱产人员的总人数不得超过全部人口的3%。根据地既要保持夺取抗战胜利的足够兵力，又要不使民众的负担过重。1941年末，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精兵简政”的号召，采用了彭德怀在华北提出的这一合理负担方案，要求各根据地要做到总兵员不超过根据地人口的2%，党政工作人员不超过1%，总的脱产人员不超过3%。
在实施合理负担政策的同时，彭德怀还采取了一项重大措施，即改革田赋制。他通过调查发现，田赋按亩派摊，表面看似公平：实际上土地由地主富豪把持，他们把很大一部分负担转嫁到了那些租种土地的穷苦农民身上。为此，彭德怀要求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府，严格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地主必须按照其收租的实际情况交税，这样才能充分体现合理负担的原则。
彭德怀特别强调，合理负担讲的“负担”包括人力、物力、财力负担和村款交纳4个方面，其中物力、财力负担是最主要的，必须充分体现“合理”的原则。地主收的租多，就要多负担一些，不能把负担都转嫁到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身上，这是不合理的。彭德怀指出，各边区的民主政府成立后，要在村里普遍实施合理负担政策，使社会各阶层明确税收的对象、范围、标准和税率等，并采取严格的检查和监督措施。由此，抗日根据地人民负担逐步走上了比较合理的轨道。根据实行合理负担所取得的经验，彭德怀和杨立三等经过反复研究，从1942年秋季开始，在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始实行统一累进税，以土地财产和收入累进计算征税，进而使各地区负担实现了基本平衡，各阶层负担更加合理，纳税人口占到根据地总人口的80%以上。
严格执行八路军供给标准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按4.5万兵员之数，由国民政府每月拨给军饷50万元，全部开支包括伙食被服等，平均每个兵员为11元。八路军挺进敌后，不断壮大，蒋介石想以军费限制八路军的发展，非但不给增加经费，还经常克扣。朱德和彭德怀常因经费不足而犯愁。1937年秋，为解决八路军的供给问题，彭德怀往来于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及恒山与太行山之间，对八路军各部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探索既能维持官兵基本的生存需求，又能节省军费开支的科学合理的供应标准。1938年1月，在他主持下，整个八路军首次统一了供应标准．伙食标准按战时生活的最低需要，每人每天为小米1.5斤、油3钱（按16两称计，合市斤每人每月肉、油、盐各为5.6两）、菜1斤，津贴费大体（困难时酌减）为师旅级5元、团营级4元、连级3元、排级2元、上士1.5元。德高望重的朱德总司令，坚持和彭德怀、左权一样，只拿和师旅长一样的5元津贴费。到了1939年3月，华北敌后根据地发生了巨大的财政困难，八路军总部决定当月对全军只发给每人鞋袜费5角。到了5月，每人只发给鞋袜费1元，彭总带头严格执行这样的标准。以后，八路军的编制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扩编的部队和不断扩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需和各种费用，采取“给养自筹”的办法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
与此同时，各敌后抗日政权以八路军各部队为榜样，也同样最大限度地节省着人力物力。彭德怀在为纪念七七事变3周年发表的《三年抗战与八路军》一文中指出：“晋察冀边区政府，从县长、审判官到伙夫、勤务员，不过50人，月用经费800多元，其中县长零用钱（无工资相当于津贴费）最高每月10元，伙夫每月2元，虽然这里的县长优待不大，比我们的总司令朱德同志的零用钱还多一倍呢。”
严肃军队内部的财经纪律
为支持抗战伟业，彭德怀统一号令，严明八路军的财经纪律。他提议并主持成立了以晋东南为中心的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实行量人为出和量出为人相结合的财政经济政策。既要使部队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各种费用得到适度保证，又要尽量节约民力民财。为了贯彻统筹统支的方针，在彭德怀主持下，八路军总部建立了金库制度和预决算制度，各种收入统入总部的金库。八路军总部成立了以杨立三为首的后勤部，逐步建立起全军的后勤工作系统和后勤工作制度。八路军供给机关成立了有主要首长和部门领导组成的预决算审核委员会，集中对各部队的大笔开支进行逐项研究，统一决定。大笔经费的开支，未经部队首长和八路军总部领导签字，任何人不得随意报销。即使这样，还是有一些部队的开支不能令总部首长满意。
1938年2月，115师直属队和343旅开支稍大了些，这立即引起了朱德和彭德怀的注意。两位首长给1 15师的电报直截了当地说：“山西我军已达9万人，每月经费仅30万元；120师已达3.2万人，每月经费仅8万元。你们师直及343旅不足1.2万人，在一个月内就用去10万元，请你们说说你们的经费是如何开支的?3月份仅能给你们3万元。”电报要求115师彻底检讨该师的财经工作，还要将检查结果交给即将赴太行的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同志带给总部，并且对他们以后的经费进行了大幅度的削减。实际上，受到批评的115师直机关及343旅，在2月份所用经费，按人平均不过8.3元，尚不及当时国民党中央军士兵月饷钱20元的一半。这说明，彭德怀对八路军各师有限经费的管理是极为严格的。
率领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
1941年初：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越来越尖锐，形势越来越严峻，日伪在军事上反复进行“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大肆烧杀抢掠外，还实行堡垒政策，到处筑路，修建据点，使各抗日根据地处于被包围、被分割的境地。恰在此时，一场持续的干旱袭击了华北，枯黄的庄稼，龟裂的土地，干涸的河床……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空前严峻的经济压力。为战胜困难，党中央向八路军、新四军等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发出了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彭德怀积极响应，跋山涉水，奔走于晋察冀、晋冀鲁豫、晋西北等根据地，动员督促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他的积极鼓动和亲自领导下，晋察冀边区军民在1941至1945年连续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经济建设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其中，1944年扩大耕地面积43万余亩，旱地改水浇地11余万亩，仅此两项即增产粮食25万余石。此外，在精耕细作方面，也使粮食产量普遍提高。据北岳区42个先进村的统计，1944年粮食产量比1943年增产43%。边区政府于1945年提出了“争取工业品逐渐自给自足”的大生产口号，各地普遍掀起了开展手工业、副业、兴办生产合作社的热潮。边区部队、机关和学校，也积极投入大生产运动。1944年，边区部队共开垦荒地3.8万余亩，挖井开渠变旱地为水浇地1700余亩，连同租种和伙种的耕地共6.1万余亩，共收粮食2干余万公斤，生产蔬菜平均每人60公斤以上。同时，建立了11种作坊，组织了42种手工业生产。部队、机关、学校还帮助群众生产，平均每人助民劳动10天。在游击区，部队实行劳武结合，在战斗的间隙里进行生产，如活动在山阴、代县一带的第2军分区第4区队，利用战斗间隙开荒1845亩，连同和群众伙种的土地，共收获小米69万余公斤。此外，还开设了油坊、磨坊、卷烟厂、毡帽厂及小型军工厂等。经过3年多的大生产运动，晋察冀边区保障了军需民用的供给，为抗战反攻奠定了物质基础。
晋冀鲁豫解放区在彭德怀的具体指导下，1941年至1944年太行区部队和群众开荒33万亩，仅此一项，就增产细粮1200余万公斤。此外，在农业生产中推广先进经验和科学方法，使农业产量一般提高15-30%；水利事业也获得进一步发展，到1944年，太行区修成14条水渠，增加水浇地1.3万余亩，仅渺县王堡、黎城大寺和上遥3条大渠，每年就使灌溉区增产49万公斤细粮。大生产运动带来大丰收，1944年夏秋两季，太行区共收获粮食6.15亿公斤，是抗战以来最大的丰收年。棉花产量也创抗战以来最高记录，据太行区24个县的统计，种棉9.1万余亩，产棉75万公斤。农业生产大发展同时促进了副业生产的大发展。
晋绥解放区1941至1944年全边区共开荒75万余亩（其中机关、部队开荒19万亩），增产细粮16万石，产棉715万公斤，全边区由此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1945年，全边区所生产的标准布达30万匹，解决了全边区军民四分之三的穿衣问题；军工生产仅手榴弹的产量，就比1943年增长了5倍。
用经济手段解决粮食问题
抗战伊始，日伪就疯狂地与根据地军民展开粮食争夺，八路军总部对此一直高度重视。彭德怀果断提出，为了支持持久抗战，八路军必须对粮食实行统一管理和经营，使粮食这一主要农产品成为八路军冀南钞的最为有力的物质支撑。敌后抗战之初，八路军所属各部队分散进行游击战，有的政策观念不强，仍然习惯于红军时期打土豪的做法，出现了一些过火行为，还滋长了随筹随吃的不良习气，对持久抗战造成了负面影响。彭德怀不断地在各种场合向部队讲解我军抗战时期的基本粮食政策：要充分调动各社会阶层的积极性，让根据地的土地生长出尽可能多的粮食。他告诉广大八路军指战员，日寇劫掠，国民党政府军征索，伪军破坏，使百姓的当年收成和原有窖藏消耗殆尽，根据地内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骤降，生产情绪低落。因此他反复强调，要千方百计地恢复民气：实行合理负担，在目前，我们不是要从肉体上消灭地主阶级，而是要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多生产粮食支援抗战。
1938年夏收、秋收季节，彭德怀号召各部队，在接敌区积极行动，打击日伪的抢粮活动，并组织力量帮助农民抢收庄稼。1942年秋，日伪企图在面临饥荒的华北地区征收2000万石粮食，以供其侵略战争之需。10月起，敌人又开始了“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以夺取华北敌后根据地民众的粮食为主要目的。日伪在其统治区内实行全面的物资统制和粮食配给，强买强征；对根据地内百姓种的粮食，则进行抢劫性收购。11月29日彭德怀向毛泽东和朱德报告：“根据地粮食大成问题”，目前敌人在对太行山的“扫荡”中，表现最毒辣者为抢粮、抓壮丁、赶牲口、杀弱小。而华北敌后根据地相当普遍地遭受了旱灾，秋季收成不及平常年份的四分之一，太行山区的人民有30万人生活难以为继。太岳等地收成也只有正常年份的六七成。即使这样，敌人仍然对这些地区进行反复的“扫荡”与掠夺。彭德怀向党中央报告说，在华北敌后，敌我之间展开了一场特殊的战役：粮食争夺战。中央指示，要在进行强有力军事斗争的同时，必须在粮食战中夺取胜利。彭德怀随即指示八路军总部、北方局和各根据地，迅速地行动起来，把保卫粮食作为根据地建设的头等大事来抓。1943年秋季，太行山西部产粮区收成较好，敌人在敌占区以低价强购粮食，彭德怀率领八路军总部对敌人的这一动向进行了认真研究，最后他下决心，暂用军费以高于敌人的价格，从太行山西部大量购进粮食，然后组织力量运到平汉路东销售，既帮助了产粮区的农民，也救助了灾区的农民，得利的是中国人，因而从经济上打击了日伪军。敌人发现八路军总部组织力量进行收粮，也提高了敌占区的粮价，但为时已晚。八路军在根据地群众的积极支持下，已经超额完成了收购计划。1943年底，彭德怀就太行区农业和粮食状况给党中央写报告，称1944年65万军民及退伍者、残废军人的粮食问题已得到解决。至此，在彭德怀领导下，敌后根据地军民与敌人开展的粮食战取得了重大胜利。
大力发展根据地工业生产
到1940年9月，八路军已发展到40万人，地方游击队也不断发展壮大。此时，八路军的月军饷只有61万元，但在国民党政府“限共”、“防共”方针的指使下，国民政府军政部不但不增加军饷，还威胁要停发八路军的军饷。彭德怀意识到，要想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封锁，必须发展根据地的工业生产，繁荣经济。他认为，在战时，手工业是根据地工业建设的基础，要千方百计地促进农副业生产，促进小工业、手工业生产，要克服困难，建设根据地的军事工业。在他的鼓励和积极支持下，各抗日根据地军队和民主政府就地取材，因陋就简，自力更生，办起了被服厂、印刷厂、造纸厂、卷烟厂、毛巾厂、化工厂、炼油厂、皮鞋厂等。这些工厂的产品主要是解决军需和民用，部分产品外销。至1945年，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已有纺织、造纸、卷烟、采矿、染料、熬盐、文具、肥皂等日用工业，同时建立起了制造枪弹、火药、手榴弹、地雷等军工工业，基本实现了边区日用必需品自给。在人力方面，彭德怀经过与各方协调，先后从延安、晋察冀根据地等地抽调了1干多名技术人员、干部战士和工人支援晋冀豫根据地的军工建设。在财力方面，尽管当时根据地财政比较困难，但对用于购买军工器材的经费却实行独立核算，拨给专项资金，其数额由初期每月5万元逐步提高到上百万元，一切费用由八路军总部后勤部包揽，实报实销。据统计，抗战时期八路军总部野战供给部用于购买军工材料的经费多达1.2184亿元，占八路军总部直属各单位和129师8年财政总支出的15.63%。在物力方面，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从延安、西安经过长途运输运来一批质量较好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其中有军工生产急需的硫酸、无烟药和一些贵重金属材料。在没有专门厂房的情况下，彭德怀指示，要利用民房或庙宇进行生产，职工借宿在老百姓家里。军工生产原料严重不足，材料奇缺，根据地人民在抗日民主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广泛发动下，积极行动，纷纷开展献铁、献铜、熬硝等运动，解决了军工生产的原料困难。为防止日伪军窜扰我根据地军民的军工厂，一些青年民兵主动站岗、放哨。在劳力缺乏的军工厂，当地农民时常顶替工人随叫随到，成为不穿军装的工人。当日寇对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时，农民们还帮助根据地兵工厂及时转移、隐蔽、就地掩埋设备。正因如此，根据地的军事工业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及至壮大，很大程度上较好地解决了在持久抗战中八路军的枪支弹药供给问题。自然，这其中凝结着彭德怀不少的心血。
实行内外有别的贸易制度
为了促进根据地经济的健康发展，彭德怀总结各方面经验，提出在根据地边境建立关税制，实行对外统制贸易和对内贸易自由，并为此制定了具体执行办法：货物对我利大者，对敌人利小者，课以轻税；对敌我均有利者，斟酌需要及缓急，收比较重的税；对敌人利大，对我利小者，则课以50%-lOO%的重税，直到禁止入口。彭德怀还指出，在根据地内实行贸易自由，保障商品所有者的财产权；同时要反对一切对敌人有利的行为，如走私、贩毒、套取外汇、黑市活动等等。
对敌贸易斗争是根据地商业贸易的重要内容。1937年8月下旬，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八路军总部在西安七贤庄4号院专门设立了“采办委员会”，主要负责对外物资的采购和运输。1 1月，晋察冀军区在河北省建立了行唐、唐县、平山物资采购办事处和灵寿陈庄物资转运站。他们克服种种困难，冲破敌人的严密封锁，从敌占区和边缘区采购了大量物资，每年采购布匹数十万匹、棉花10余万斤。后来，晋察冀根据地民主政府还在和顺县成立了’太行合作总社，在太谷、榆次、评定等县分别设立了分社，主要负责经营货物，筹集抗日经费和物资。1939年以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陕甘宁等各根据地实行封锁禁运。特别是1941年，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并加紧了对我敌后根据地的进攻。外援的断绝，一度导致了根据地财政不能统筹统支，物价也发生了急剧波动。在这种恶劣的局面下，彭德怀领导华北各根据地除了加强工农业生产外，也加强了物资管制和对外贸易。中共中央北方局专门下发了《关于合作与贸易的决定》，指出根据地贸易政策的重心“是力求打破敌伪对我之封锁，保证军民必须品的供给，发展根据地内的商品流通，繁荣与活跃市场。”晋冀鲁豫和晋察冀根据地还分别专门颁布了《禁止粮食出口办法》和《严禁粮食资敌》的通令。根据彭德怀的指示，八路军后勤部通过地下党秘密组织从敌占区秘密购运军需用品，采用低税或免税的方式鼓励民众做根据地急需物资的生意。晋西北和八路军第二办事处，于1941年3月共同建立了两条从晋西北通往晋察冀根据地的秘密贸易网，专门承担物资的秘密运输工作。八路军总部后勤部还在边缘区设立“灰色”商店，以双重身份开展八路军急需物资的筹集业务。此外，还组织敌占区为我控制的商人来根据地做买卖；组织根据地商人化整为零，到敌占区采购物资等。
在彭德怀的领导下，华北各根据地对外贸易快速发展，逐步增强了对抗日战场军需物资的供应能力，为我华北敌后根据地度过抗日最困难、最艰苦的时期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