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疾速转入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是南昌起义的枪声重又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也正是南昌起义，将当时担任起义总指挥的贺龙与担任起义前委书记的周恩来两人的命运紧紧地系在了一起。从此，他们出生人死，并肩战斗，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征程上共同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其情感天动地，其谊泣鬼惊神！
南昌起义，共同打响武装革命第一枪
1927年7月初的一天傍晚，周恩来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党代表周逸群的陪同下，来到军长贺龙在武昌的驻地。贺龙握着周恩来的手，热情地说：“你的大名我早就晓得，逸群对你钦佩得很哪！”
“疾风知劲草，我们对你是很钦佩的。”周恩来也高兴地应答道。
“钦佩不敢当！”贺龙接过话头：“我一直追求能让工农大众过上好日子的政党。最后，我认定中国共产党是最好的，我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只要共产党相信我，我就别无所求了。”
“贺龙同志，我们当然是相信你的，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你呢？”
“我很清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听共产党的话，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这帮王八蛋拼到底！”
这是周恩来、贺龙两人的第一次见面。谈话中，周恩来分析了形势，谈了共产党对局势的看法和主张，令贺龙豁然开朗。也就是这次见面建立了他们两人以后几十年患难与共的莫逆之交。
不久，武汉形势日趋复杂。作为二十军军长，贺龙趁部队尚未离开武汉之际，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共产党人的措施：7月8日，他派船护送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刘少奇离开武汉；7月15日，他派人在武汉三镇许多共产党机关和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的门口挂出二十军的旗帜，并派兵站岗，阻止反动派搜捕；同时，他又将各地因遭受迫害、处境危险而逃来武汉的共产党员300余人保护起来，其中许多人就在他的部队中担任政治工作；7月19日，他又派船护送朱德离开武汉去九江……
7月23日，贺龙率部抵达九江。27日，第二十军全部集中南昌。当天，周恩来肩负党的重托从九江秘密来到南昌，住在朱德家里。
7月28日，周恩来来到设在子固路的第二十军军部看望贺龙。一见面，周恩来就紧紧握住贺龙的手说：“我来拜访你，不是礼节性的。开门见山，我是找你商量起义计划的。我们立刻就谈，行吗？”
贺龙连连点头：“好极了，我洗耳恭听！”
周恩来笑着说：“洗耳恭听是不够的。你是大将军，光动耳朵怎么成？还要动手动脚动枪动炮呢！”贺龙哈哈大笑。
周恩来讲了南昌起义的基本计划后，问道：“贺龙同志，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贺龙回答：“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周恩来点点头：“共产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党的前委委任你为起义军总指挥！” 贺龙一怔，站了起来，呐呐地说：“我还没有入党……”
周恩来盯着贺龙说：“你看，你刚刚讲过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怎么第一个命令就不听了？”
贺龙十分激动，坚定地表示：“好，我服从！”
周恩来分析说：“南昌守军有3000多人，朱培德的第五路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很有战斗力。我们决定由叶挺同志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同志任参谋团团长。想请你和伯承同志一起订一个具体作战计划。我想，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团就设在你的军部，你看可以吗？” 贺龙兴奋地说：“很好，一切服从命令。只是要快，我们这出戏是杨排风上阵，连烧带打呢！”
然而，正当起义各项准备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时，指挥部29日上午突然接连收到张国焘发来的两份密电，称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要等他到来后再作决定。30日，张国焘到达南昌，他疑虑重重，在中共前委紧急会议上提出：我们的军事若无十分把握，可将我们的同志从军队中撤出，去组织工农群众；起义要得到张发奎同意并且要一致行动，并称这是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此言一出，立即遭到了周恩来等前敌委员会成员的反对和驳斥。列席会议的贺龙认为：“我们要拉张发奎就不必干，若要干，就不必拉张发奎。”虽经数小时的激烈争论，但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31日早晨，周恩来主持中共前委再次举行紧急会议。又经数小时的辩论，张国焘终于表示服从多数。下午，周恩来与贺龙等拟定了起义计划和决定。
在起义部队中，贺龙的二十军约占总兵力的一半。当天下午，贺龙召开第二十军营以上军官会议动员起义，喊出“打倒蒋介石，打倒汪精卫”的口号，并严肃提出今后要听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
入夜，贺龙命令负责封锁道路、断绝交通的部队进入战斗状态。不料，此时二十军一个姓赵的副营长跑到敌人指挥部去告密，被一名士兵发现。贺龙赶紧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立即召开前敌委员会商议对策，决定提前两小时起义。
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起义爆发。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部队全歼城内守军3000余人，占领了南昌城。
当天上午，在组成了25人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后，前委决定退出南昌，起义部队由江西进入广东，与东江地区的农民运动武装结合起来夺取广东。
8月5日，周恩来与贺龙一起率部离开南昌向南进发。
9月初，根据贺龙的申请和一贯表现，周恩来和周逸群提议同意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前委通过了这一提议，由周逸群、谭平山作为介绍人。周恩来在贺龙入党仪式上讲话说：“组织上对贺龙很了解，贺龙同志由一个贫苦农民经过斗争，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很不容易。多年来，贺龙同志积极追求真理，是经过考验的，是信得过的。”“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从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到加入中国共产党，贺龙的成长与周恩来的培养是分不开的。他们之间的情谊也从这时起开始铸下。
从头再来，周恩来鼎力促成“龙归大海”
起义部队一直打到广东流沙，终因敌强我弱、弹药缺乏被打散了。危急关头，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在分析了形势之后决定：贺龙等有名望的同志迅速转移到上海。此时贺龙早已下定决心：不论起义成功与否，都要跟着共产党同国民党反动派干到底。他表示：“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到湖南湘西，我要卷土重来。”
最终，按照党的指示和周恩来的叮嘱，贺龙等先到香港，后于11月初辗转到了上海。不久，贺龙在上海又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告诉贺龙，中央已经决定让他到苏联去学习军事。贺龙表示服从组织的安排。
不料，11月16日，党在上海的一个秘密机关被敌人破获，得知贺龙已来到上海，敌人遂展开严密搜查。贺龙只得隐蔽起来。过了几天，周恩来再次会见贺龙。贺龙向周恩来提出要去湘鄂西搞武装斗争的想法。他说：“从武汉到湘西沿长江一带的驻军，有些是我过去的部属。长江两岸土匪多得很，大多数是被逼上梁山的穷苦农民，是可以收编改造的。湖南湘西是我的家乡，我从民国五年(1916年)开始就在那里拖队伍，和北洋军阀打了10年仗，我人熟地熟，干起暴动来更方便，有成功的把握。”
周恩来沉思了一会儿，说道：“我同意你去湘鄂西，但我考虑的还是你的安全问题，现在情况这么危险，敌人搜索得很严，你怎么从上海出去？”
听了周恩来一席话，贺龙非常感动，他从内心敬佩周恩来考虑问题的细致和周到。
接着，周恩来关切地问：“一路上的安全，你有几分把握？”
“问题不大，上了船我自己当心点，到了汉口，我就能活动了。沿长江走水路回去，我有把握。你难道忘了，我叫贺龙，龙归大江嘛！”两人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1928年1月6日，在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上，周恩来把贺龙的要求提了出来，并详细介绍了贺龙的历史，分析了贺龙的情况。然而，共产国际代表当即表示不赞成，担心贺龙“回去要变成军阀”。但周恩来坚持认为，到湘西可以充分发挥贺龙的作用。
隔了一天，中共中央常委会研究两湖暴动问题。周恩来再次提出贺龙的要求和自己的看法。最后，中央常委会同意了贺龙回湘西搞武装斗争的要求。
出发前，周恩来给贺龙、周逸群饯行。周恩来告诉贺龙，组织上给他派了七八个人，组成一个小班子，有周逸群、卢冬生等，由周逸群担任湘鄂边前委书记。周恩来说：“你们到了汉口便与湖北省委书记郭亮联系，接头地点是谢弄北里17号。”周恩来紧紧握着贺龙的手，一再叮嘱他一定要注意安全，到了湘鄂边，要及时和中央联系。殷殷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事实上，周恩来一直对贺龙十分关心。早在贺龙到达上海之前，周恩来就已经派人把贺龙的家眷接到了上海，并妥善地安排了住处。一次，周恩来同贺龙谈完工作后亲切地说：“你去看看你家里的人吧，他们住在霞飞路。”贺龙一下愣住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刚到上海，周恩来就已把他的家人接来了。
在党组织的掩护和帮助下，贺龙一行于1928年春到了湘鄂边。很快，他们就在桑植、永顺、大庸（今张家界）一带组建了红二军。
贺龙牢记周恩来临行前的嘱咐，不断派人或以书信形式向中央报告他们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和问题，表现了对党的忠诚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周恩来对贺龙非常关心，他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给贺龙及湘鄂西及前委的指示信，既肯定了他们开创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成绩，又对湘鄂西苏区的发展作了具体指示，这使贺龙更加感受到党的温暖。他说：“我在旧军队中工作了那么多年，虽然我见过汪精卫、蒋介石等人，北伐前我也和他们有过接触，但是我就没有见过像周恩来这样的人。我参加共产党前，天天拖着队伍防备被别人吃掉，参加了革命队伍后，我确实感到党的关心、温暖，我决心要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党。”
在周恩来的不断关心、帮助下，贺龙更加积极地投入创建红军的工作。此后，他和湘鄂西地区党组织一起，领导当地工农群众展开了气势磅礴的革命武装斗争。虽几经起落，但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建立了红二军团，建立了以洪湖为中心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个根据地同中央根据地及其他根据地相呼应，构成了对江西、湖南、湖北等省敌占中心城市的战略包围，促进了全国的革命运动。
老友情深，建国后配合默契互相关照
从上海分手后，贺龙与周恩来除了书信来往以及几次短暂见面外，便一直没有机会在一起工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两人才有了更多的交往。
建国后不久，中央决定对那些曾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过贡献的民主人士作适当的安排。一天，一个名叫李仲公的人找到周恩来，以他是贵州人，又熟悉贵州情况为由，提出要当贵州省政府主席的要求。周总理再三向他解释，可他就是赖着不肯走。为难之际，周恩来突然想起老战友贺龙（当时正在北京开会）是很了解李仲公底细的。当年，贺龙曾向他汇报过李仲公作蒋介石的说客进行策反的事情。于是周恩来立即派人通知贺龙到自己的办公室来。
李仲公做梦也没有想到周恩来的这一手。当虎虎生威的贺龙来到他面前时，他脸色大变。周恩来却若无其事地问贺龙：“这位是李仲公，认识吧？”“岂止认识，我们还是老朋友呢！”贺龙回答。
周恩来暗示贺龙，他们正在谈李的工作问题。贺龙心领神会，笑着说：“李仲公，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了!1926年，我们北伐准备打河南时，你到我的部队干什么去了？我开始是在刘湘的公馆请你吃饭，以后我们还打了麻将，对不对？”
李仲公忙答：“对，对，确有此事。”贺龙厉声问道：“打麻将以后，你坐什么车走的？我在外边已给你准备了坐的车子嘛，你怎么竟跑道唐生智那儿去了（由于李仲公搞拥蒋反共的策反，被贺龙抓了起来，送到当时武汉政府唐生智的司令部）?你当年可没做好事啊！”
李仲公见老底被揭，顿时大汗淋漓，低着头连声说：“惭愧！惭愧！”
周恩来见此情形，边笑边风趣地说：“噢，原来你们是‘老朋友’了。‘朋友’相逢，你们还有什么再说的？”李仲公自知无趣，赶紧告退。后来，李仲公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他对贺龙耿耿于怀，“文革”中伪造所谓“贺龙向蒋介石的求降信”，林彪、“四人帮”借此对贺龙进行了残酷的迫害。
1956年11月，身为副总理的贺龙随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亚欧11国访问，这是建国后中国政府采取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历时75天，这是贺龙与周恩来自1928年上海一别后最长的一次相随相聚。他们配合默契，使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
1957年1月30日，他们到达科伦坡，这是此次访问的最后一站。2月4日下午，他们出席了在科伦坡独立广场举行的庆祝锡兰独立4周年的万人大会。周恩来讲话时，突然下起雨来，而且越下越大。参加大会的群众纷纷离去避雨，周恩来却仍站立在雨中继续讲话，有人上前为他撑伞被他拒绝了。此时，贺龙坐在主席台上也没有打伞。雨水顺着他的头发、脸颊哗哗往下流，但他依然端端正正地坐着，显示出军人特有的坚毅。见此情景，躲雨的群众非常感动，纷纷跑了回来，冒雨静听周恩来的讲话，并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大会结束时，群众争先恐后拥到台前，向中国客人挥手致意，并不断高呼“贾威伐”（百事顺利）。就这样，两人用自己的行动表明新中国尊重各国人民，愿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的真诚态度，赢得了锡兰人民的尊敬。
1957年3月，缅甸总理吴努应邀到昆明访问，周恩来安排贺龙及夫人薛明陪同。19日，贺龙到达昆明负责接待工作。几天后，周恩来也赶到了昆明。29日下午，周恩来在贺龙和云南省领导的陪同下与吴努进行会谈，并签署了对发展两国睦邻友好关系有重大意义的换文。当晚，中方举行盛大宴会招待缅甸贵宾。应邀参加宴会的中缅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头人见到周总理非常高兴，在宴会上频频向他敬酒。周恩来连饮3杯后，又有人向他敬酒，贺龙担心他喝多了影响健康，急忙上前接过头人敬的酒，说：“这杯酒我替总理喝，很感谢你们。”周恩来知道贺龙有糖尿病，不宜喝酒，便说道：“你别喝，这杯我喝。”但贺龙还是抢先喝下了。周恩来对前来敬酒的头人们说：“贺副总理有糖尿病，不能多喝啊！”两人互相关怀体贴，令在场的宾客深为感动。宴会结束后，周恩来对薛明说：“贺总是不应该喝酒的，今天喝多了，你可要好好照顾他呀！”还说：“我对贺老总的了解可能比你还多些，他是一位功臣，你可要记住啊！要照顾好他的身体……”
贺龙对周恩来历来很尊重，周恩来也常到贺龙家作客。每次见周恩来的汽车到了，贺龙都会高兴地大喊：“总理来啦！总理来啦！”并立刻跑着穿过长长的走廊去迎接。落坐后，贺龙又总是偏身坐着，欠半个身子以示对总理的尊重。只要薛明在家，贺龙就会大声地招呼：“薛明，薛明，来给总理倒茶。”他们知道周恩来喜欢喝茶，就特意准备了几种好茶叶，薛明每次都要端上两杯茶，好让总理尝一尝，看哪一杯好喝。
一天晚上，邓颖超难得地碰上陪周恩来吃饭。可他们刚刚端起饭碗，一位秘书就进来报告说：“贺副总理来向总理请示几件事情，问总理有没有时间？”周恩来立即回答：“请贺龙同志现在就来。”贺龙进来后，周总理亲自把他迎进客厅。两人虽然经常见面，但每次见面都像久别重逢似的。这时，邓颖超要出去开会。贺龙站起来对她说：“大姐，劝劝总理，星期六晚上抽个把小时，去看看体育表演吧。这是很好的休息。”
邓颖超当即回答：“你老总的建议我完全支持。”
两人还没谈完，陈毅和来开外事工作会议的同志又到了。贺龙站起来拉着周总理的手说：“就这样说定了吧，总理！星期六晚上你一定要来看体育表演，主要看看体操也好。”陈毅马上接过来说：“就这样定了，到时我陪总理去！”
周恩来笑着说：“你们两位老总替我做主了，好吧，去看看大家。”贺龙走到院子里时，还一再嘱咐总理的秘书说：“星期六晚上，无论如何也要动员总理去，让他休息一下。请邓大姐也一起去。”
1964年11月，以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应邀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活动。7日晚，他们出席了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国庆宴会。当走到苏联元帅们的席前时，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走了过来。他先同周恩来寒喧了几句，然后挑衅似地说：“我们人民要幸福，你们人民也要幸福，不要任何毛泽东、任何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
周恩来当即严正回应道：“你胡说什么！”因为有西方使节和记者在场，他没再多说，也不再理睬马利诺夫斯基。
没想到，碰了钉子的马利诺夫斯基不肯罢休，又走到贺龙面前别有用心地说：“贺龙同志的元帅服很漂亮，这已经不像当年的布棉袄了。”贺龙说：“还是当年的棉衣好，我舍不得它！”马利诺夫斯基又胡说道：“我也认为棉衣好，元帅服是浮华虚饰。我们的元帅服被斯大林玷污了，你们的元帅服被毛泽东玷污了。”还放肆地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会把毛泽东搞掉的，只是时间未到。”
贺龙听罢，义正词严地指出：“你的话完全是错误的，我根本不能同意。”说完走到周恩来身边，报告了马利诺夫斯基刚才的话。周恩来很气愤，立刻向米高扬提出口头抗议，严肃地指出：这反映了一些人的情绪，并不是一件小事。
第二天上午，苏联领导人到中国代表团驻地拜访周恩来、贺龙等。双方寒喧过后，周恩来代表中国代表团正式向苏联领导人提出严正交涉。勃列日涅夫辩解说：昨天马利诺夫斯基喝多了，是酒后胡言。周恩来马上指出：这个问题很严重，像这样严重的事，是不能用酒后胡言乱语来解释的。中国有句俗话，叫“酒后吐真言”。接着，周恩来又提出了一连串质疑。最后，勃列日涅夫不得不表示：感谢周恩来、贺龙昨晚所采取的有分寸的做法。马利诺夫斯基的话同苏共中央和新一届领导的看法毫无共同之处，决不代表主席团的看法。马利诺夫斯基愿意向中方正式道歉，我以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你们道歉。
战友长逝，周恩来面对贺龙遗像七鞠躬
“文革”伊始，有一次贺龙陪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有人在他耳边说国家体委内部闹派性斗争，荣高棠遭“造反派”围攻。贺龙一听非常着急，加之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脸色立刻变白，额头也沁出了汗珠，险些昏倒。周恩来知道后，立即派医生为贺龙治病，并要求贺龙注意休息。
不久，林彪一伙诬陷贺龙是“黑线人物’，“要纂党夺权”；康生、江青也分别到北京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大肆诬陷贺龙调兵搞“二月兵变”，煽动学生造贺龙的反。紧接着，贺龙的家被抄，孩子们被迫躲到亲友和同事家中。
1966年12月24日，国家体委造反派要批斗荣高棠，贺龙马上去接周恩来一块到体委。两人一见面，周恩来就紧紧握着贺龙的手，关切地说：“你血压高，我还是建议你休息。”其实，这是周恩来为了保护贺龙而提出的建议。但当时贺龙对“文革”的起因还不清楚、不理解、不放心，觉得不应该休息。“我干了一辈子革命了，怎么怕群众呢？把我保起来不行，我还是想工作。”贺龙认真地说。周恩来见贺龙心有疑虑，便又诚恳地说：“工作我替你顶着，不要紧。你休息吧，保重身体第一。”
本来国家体委的造反派对贺龙是纠缠不休的，但他们不敢违抗周总理的指示，也就同意贺龙休息了。
周恩来随即派人把贺龙和薛明护送到钓鱼台住下。可刚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贺龙就接到总理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叫他们马上离开那里。原来，康生、江青也住在那里。周恩来对贺龙说：“你身体不好，在家中，造反派天天找你，你得不到很好休息。组织决定你暂时搬到新六所去住，家中的事情由我来管。”就这样，周恩来又把贺龙夫妇移住到国务院新六所。12月28日，贺龙参加了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果，体委、政治学院的造反派很快跟踪到新六所，闹着要揪斗贺龙。与此同时，东交民巷的贺龙家也被造反派“进驻”了。贺龙很气愤，说：“群众还不知道我呀！我也了解群众。我不怕，我要回去一趟。”薛明对贺龙的警卫员杨青成说：“是总理安排我们住在这里的，要回去，还是告诉一下总理好。”
于是，贺龙乘车来到西花厅见周恩来。周恩来对他说；“你不要去，我顶着。”说着便把电话打到东交民巷贺龙家里，他严厉地对造反派说：“找你们的头头，我是周恩来，我是总理。你们到贺龙家里去，呆在那里，这不好吧？这不像样子嘛！你们赶快搬出来！有什么事跟我说，今晚7点钟，我在大会堂接见你们！”很快，造反派就搬出了贺龙家。当时，造反派还叫贺龙去接受群众批斗，周恩来对贺龙说：“不去，不管他，你不要接他们的电话。”
“一月风暴”掀起后，社会上很乱，周恩来对贺龙的安全放心不下。1月11日凌晨，他安排贺龙和薛明住进自己家——中南海西花厅。贺龙住的是前厅，床是临时搭成的。住在那里，他目睹周总理天天夜间出去工作，经常是天快亮了才回来。他心里惦着总理，也是一夜一夜地睡不着，每到黎明贺龙就趴在窗台前，盼着总理早点回来。时值隆冬，天气寒冷，每天早晨一见总理从汽车上下来，贺龙的心里就十分难受。他知道，林彪、江青一伙对老帅们采取冷攻，对总理是搞热攻，搞车轮战，迫使总理不得休息。
贺龙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时周恩来工作很忙，但每天吃饭时，他都要到贺龙住的地方看一看，并再三叮嘱说：“你就安心住着吧！”有一次，周恩来一回来就去了贺龙住的地方看望他，坐着坐着，他忽然说：“我就在这里吃饭吧。”一边吃还一边说：“我实在没有时间。”一会儿又说：“薛明，你给我念念报纸吧，我连看报纸都来不及。你给我念念报道，或当天的社论。”又问贺龙：“你看过报纸了吧？”见贺龙点头，他便说：“那我们一块再听听。”薛明说：“我念得慢啊！”周恩来说：“我喜欢听慢的，现在年纪大了，念快了记不住，你就慢一点念吧。’
周恩来是重感情的人，危急关头总能挺身而出。1967年1月19日下午4时，他和李富春一起找贺龙谈话，还约了江青。但江青不但不来，还指使人在约定的时间，把宣传车开到中南海墙外，一遍又一遍地高喊：“打倒贺龙！”就在这刺耳的口号声中，周恩来亲切地对贺龙说：“毛主席都和你谈过了嘛，毛主席还是要保护你的嘛！”“对于你的安全我负责，我也要保你。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这个地方也是两派，也不安全，连朱老总家的箱子都被撬了。我给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休息。你可能不习惯，也许过些时候就习惯了。你缺什么东西告诉我。我估计你一下子不会适应这个环境，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读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练一练毛笔字，打打太极拳。”
谈话结束后，周恩来紧紧握着贺龙的手难分难舍地说：“你先走吧，到秋天时我去接你。”稍停又说：“家里的事，我顶着。你就别管了，我已安排好了。你不要着急，杨德中护送你，夜间再走。”
贺龙怎么也没想到，这次分手竟成永诀！
次日凌晨3点钟，贺龙由杨德中护送，乘红旗轿车朝西山方向驶去，天刚蒙蒙亮便到了玉泉山。后改乘小吉普开到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一所建在山腰间的平房院落，便是贺龙和薛明两人新住所。
2月18日，开始批所谓“二月逆流”，周恩来也被列入“犯错误”的行列，但他仍极力保护贺龙。这天，他要秘书告诉国家体委的“造反派”：“总理不同意批斗贺龙同志，这是中央的决定。”22日，江青要周恩来表态“把贺龙揪出来”，遭到拒绝。这一天，周恩来继续嘱告秘书向体委传达：“总理不同意召开大会批斗贺龙同志。”
贺龙到象鼻子沟不久，周恩来派杨德中代表他去看望。贺龙拉着杨德中的手说；“总理好吗？让总理放心吧。”3月11日，周恩来又派人去看望贺龙和薛明，并转告说，总理一直关心着他们的孩子，除了小女儿贺又明以外，其他几个孩子都已经找到了，要贺龙放心。
同年国庆节后，贺龙突发高烧达40度，吃饭总吐。周恩来知道后，指示速送解放军301医院治疗，但却遭江青反对，只好改送267医院，安排住在传染科。当时这家医院归中央警卫一师管，贺龙住院后，杨德中和警卫一师的人去探视了他。出院后，杨德中为烧暖气的事又去看望了贺龙，同时带去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和问候。告诉他周恩来说，山沟里的温度低，比城里冷，要早烧暖气。贺龙紧紧握住杨德中的手激动地说：“听到了总理这亲切感人的话，就好像见到了总理一样。”
谁料，后来林彪、江青—伙侦知了贺龙藏身之处，立即把夫妇二人秘密转移了。从此，周恩来再也找不到贺龙，更无法保护和关照他们了。
在林彪、江青一伙的迫害下，贺龙的身体越来越差了。1969年5月上旬，贺龙摔倒了7次。但他害怕住院，一直拖了1个月才住进北京某医院。但身患严重糖尿病的他，住进医院后又被注射了高渗葡萄糖，入院后仅几个小时就含冤去世了！
林彪叛逃摔死后，周恩来才得知贺龙已去世两年多了，他十分悲痛。当得悉薛明仍被流放在南方某地时，他立即派人专程将她接回，并使他们失散5年之久的孩子们也都团聚了。但在周恩来的心里，仍久久地为亲密战友的离去而悲痛、内疚。
对贺龙之死，毛泽东内心也十分自责。在一次会议上，当讲到贺龙时，他连声说：翻案，翻案，翻案!1974年在和邓小平谈话时又说：要给贺龙平反！邓小平立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当年9月底，中共中央发出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推倒了林彪一伙强加在贺龙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1975年6月9日，中共中央举行“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周恩来拖着癌症晚期的病体，专程从医院赶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悼念仪式。见到薛明时，他拉着她的手心情沉重地说：“我没有保护好他！”随后，他含泪缓步走到贺龙遗像前鞠了3个躬。后来，在正式悼念仪式上又鞠了3个躬，并即席讲话。他说：“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贺龙同志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称贺龙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要离开时，周恩来又深情地向贺龙遗像深深鞠了一躬。
薛明后来回忆说：“周总理在八宝山哭贺龙，他还为贺龙鞠了七个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