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已经知道，西安事变前，在保安与西安之间，建立了一条由近30辆美式道奇卡车和一架当时最先进的波音客机组成的陆空秘密交通线。而在这些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中，除了波音飞机，值得专门提及的还有一辆特殊的“大轿车”。
张学良赠送“大轿车”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为了方便向红都保安输送各种物质，更为了在保安与西安之间建立起使两方人员能够快速往返的交通线，就送给红军不少卡车。1994年6月15日，杨尚昆在参观沈阳张氏帅府博物馆时回忆：“从延安会谈以后，张学良开始让他的部下给我们红军送装备，大概有27台车。从1936年的4月9号开始送，一直送到张学良搞西安事变前。”杨尚昆的回忆并没有提到在这些车中有一辆特殊的“大轿车”。
最早提到“大轿车”的是张魁堂。他在《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一文中说：“刘鼎利用他的地位，加强了西安到苏区的交通，购置了一辆大轿车。这条交通线以后由王以哲移交给刘多荃负责。刘说：‘这是中共最安全的一条秘密交通线，从不出问题。’斯诺、马海德、丁玲、邓发、潘汉年、叶剑英等都经过这条交通线出入苏区。”从文章表述的内容看，各类人员似乎都乘过这辆“大轿车”往来于西安与保安之间。但，事实并非如此。
1936年6月访问红区的斯诺在其回忆录中说：“新修的路面经过水冲车压，到处是深沟浅辙，因而我们那部载重六吨的道奇卡车，有时也甚至无法通行。”斯诺的回忆表明他与马海德到苏区乘的是卡车。
斯诺在从保安回西安时也乘坐汽车。他说：“偶尔有卡车开到西安来，载着一些共产党乘客，但是他们在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他们都穿着东北军制服。偶尔有其他卡车离西安去红区，也没有引起怀疑；因为这些卡车同其他东北军前线的卡车没有什么两样。”
1936年9月，斯诺夫人在西安等待赴苏区时，也在其后来的回忆录中提到了汽车。她说：“每隔10天左右，一辆神秘的东北军卡车，由一个身着东北军军装的卫兵押着，进出特务网和警察密布的西安。”斯诺夫人提到的也是卡车。
孙铭九在回忆叶剑英住在他家里时说：“记得有一次叶在西安告诉我预备一部载重车，装有物品，同时秘密送丁玲去陕北红区去。”可见丁玲乘坐的还是大卡车。
既然普通卡车作为交通线的主要工具，那辆“大轿车”承担的显然不是一般性的任务，乘坐人员的范围自然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因此，高度的保密使得在相关的历史资料与回忆录中，都没有关于这辆“大轿车”的具体记录与描述。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一书，对“大轿车”的性质是这样认定的：“刘鼎还通过东北军的关系，购买了一辆商用汽车。”所谓“商用汽车”，就是现在大家熟知的7入座高底盘商务车，完全符合“大轿车”的概念，当然也是一种高级越野轿车。张学良喜欢新潮，而且为人豪爽，他所拥有的飞机和轿车都是当时最新潮的，连送给其美籍飞行员的轿车也是当时最新型号的福特。他送给刘鼎的“大轿车”，其实就是送给保安领导层急需的越野型轿车。
保安急需“大轿车”
如果了解保安所处的地理位置，就可以明白当时保安为何急需“大轿车”。
保安北距西安300多公里。《志丹县志》说，保安县城位于陕西西北的周河中游，“自古就是控制四路交通的咽喉，为兵家必争之地。”既然是县城，作为区域性的战略要冲，自然必有可以通车马的大路与四方相连，尤其与南面的大都市西安更应该交通方便。
秦始皇时期修筑的从咸阳通往北疆的重要道路“秦直道”就经过保安。秦直道全长700多公里，被称为古代的“高速公路”，路面最宽处约60米，一般亦有20米。在肤施（延安）境内全长约385公里，从南往北跨越了黄陵、鄜县、甘泉、保安、安塞5个县域。有考察文章指出，虽历经两干余年风雨，该道迄今大部分路面仍保存完好，多处坚硬的路基上只有杂草衍生，竟未长乔木。
在保安县内的秦直道经过4乡36村，全长105公里。《志丹县志》记载，如今保安县“残存路面最宽处为50米，最窄处5米，路迹明显可辨。多依山势堑山成路，劈峁为道，垭口宽畅，逢沟渠多夯筑，道路宽直。”还有文章说“稍加修整汽车便可通行”。
1982年11月24日，人民日报记者纪希晨采访叶剑英，后发表《我听叶剑英谈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一文。文章在描述当年叶剑英把张学良赠送的10万银洋从西安运回保安的过程时，也提到了汽车到保安时的情景：“叶剑英远远看到鬓发斑白的林老，站在寒风里迎接他，连忙从驾驶室里跳下汽车，迎上前去。”叶剑英的回忆表明汽车是可以开到保安的。
但是，保安尽管有秦直道南连甘泉北接安塞，就是无大路与位于甘泉、安塞之间的肤施直接相通。这在当时是个大问题。当时安塞在红军手里，张学良入主西安后，深感位于前线要冲的肤施交通不便，就修通了从甘泉到肤施的公路，并在肤施修筑了简易机场以起降他的波音247客机。这就是说，从保安经安塞到肤施的90余公里只能骑马，因为安塞与肤施之间无车路可以直通。如果要从保安到肤施搭乘飞机，即便气候适宜也必须花上两天的时间。如果有车，就可以从保安经甘泉到肤施，百余公里路程只需两个小时。换句话说，从保安出发乘两小时车再乘1小时飞机，3个多小时就能到达西安。此外，保安使用飞机虽然也很方便容易，但毕竟与掌握在自己手里不一样。如果乘“大轿车”直奔西安，也只需五六个小时，方便、安全又隐蔽，毕竟无人敢查少帅的轿车。由此可见，保安与西安之间的快捷交通，没有“大轿车”就无法建立。
送张学良赴保安
张学良送那辆“大轿车”的时间应该是在1936年的8月下旬，也就是张学良秘密访问保安之时。
据《黎天才自传》说：当1936年8月底“艳晚事件”发生时，张学良派孙铭九率队去搜查陕西省国民党党部。孙出发后，张对黎说：“天才，我做了一件你想不到的事，我曾乘飞机去过延安，在那里住过一夜，那里的重要人物，差不多都见了，毛主席以海参席招待我，做的口味很好，我很奇怪，他们由哪里得到这些山珍海味．他们说是招待重宾的，他们自己一向不享用这些东西。他们这些人，诚实朴素，可以为友，比国民党这批家伙高明得太多。我见他们之后，我深有所感，我认为将来真正能救中国的一定是这批人。”
张学良当年的心腹、驻上海私人代表汤国祯两个儿子的回忆资料也称：“张将军自去过延安以后，到上海时也常讲一些他在延安时毛主席请他在家中吃饭等情形，言谈中对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为国为民、决心抗日的伟大胸怀及高尚品质深表钦佩。”
以上两则史料虽然都把当年的保安误记为延安，但并未影响回忆内容的互证性。
当时的形势也确实需要张学良亲赴保安。1936年的8月下旬，双方酝酿建立“三位一体”的西北国防政府大计已经迫在眉睫。但是，关于如何打通国际线路接受苏联援助这一重中之重的关键问题，双方却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单靠电报往来或中间人的传话已经无法解决。因此，立即举行最高级别的会谈以迅速达成共识与协调部署已经势在必然。毛泽东不可能赴西安，张学良就只能到保安了。
有一则史料最为可信，就是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张学良当年的私人裁缝赵新华所著《张学良在一九三六》一书中，回忆赵为张学良赶制红军军服的细节。赵说：“那套灰布红军服是1936年秋天做的．是少帅上陕北同红军会谈时穿的。”张学良穿着讲究是出名的，赵新华为他做过不少衣服，却只做了一套红军军服。这种特殊的任务使得赵新华记忆深刻，但他也许不知道，当年保安与西安双方人员前往对方营垒时，都必须穿对方的军服以掩入耳目。目前唯一所知张学良与周恩来的会谈是在1936年4月上旬的肤施，那时张学良无需穿红军军服，而且气候寒冷也不可能穿单衣。但如果张学良在8月下旬秘密到保安，不仅必须穿上红军军服，而且气候也比较适宜穿单衣。由此可见，张学良向黎天才透露做客保安，应该是他刚回西安不久。按照张学良的性格和为人，甚至不能排除他突然制造武装营救中共地下党员的“艳晚事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保安热情款待他的一种致意和答谢。
此外，毛泽东的一份电报也有所暗示。1936年10月2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王以哲每日都有电来往，张学良与我关系更加密切。”比领导人“每日都有电来往”“更加密切”的关系，理应是指领导人之间的经常往来和形成的默契。
从上述资料形成的证据链看，张学良在绝密情况下闪电访问保安是可信的。
张学良的行踪一直为各方关注，不可能多日“失踪”，因此访问保安就必须速去速回。但他的飞机只能到肤施，如果没有“大轿车”，到保安就必须多花两天的时间。这一来一去，就是4天，再加上会谈和“住过一夜”，最快也要五六天，张学良显然不可能如此冒险。但是，如果用飞机加“大轿车”，无需两天就能解决。也就是当天上午张学良还在西安出现，第二天下午又回到了西安。那顿“海参席”，应该是保安的接风晚宴，就像周恩来正式到西安，张学良的接风晚宴一样。如此神速地往返于西安与保安，在没有雷达的当年，张学良的行踪自然神不知鬼不觉。由此可以推断，张学良送“大轿车”的初衷，应该是为他秘密访问保安做的准备。换句话说，“大轿车”最初的出现，主要是为了解决张学良从肤施机场到保安的交通困难。
送王稼祥赴西安
保安有了“大轿车”，又有使用飞机的方便，交通能力开始突飞猛进，时任中共中央常委的王稼祥赴西安准备转莫斯科就医就是典型的例子之一。
王稼祥当时重伤在身。据《王稼祥传》记载，1936年7月随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一起到达保安的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中国名字马海德——引者）回忆：“由于病痛折磨和营养差，稼祥同志面色发黄，身体又瘦又弱。他伤口在腹部，伤口很大，始终未愈合，腹膜发炎，体温偏高。我看了非常吃惊，心想这么重的伤，居然能长征过来，要有多么顽强的意志啊，简直令人难以想象！”这一回忆表明，直到1936年8月，保安还没有“大轿车”，因此王稼祥就无法外出就医。
《王稼祥年谱》说，1936年10月，“鉴于王稼祥病情的发展和交通状况的改善，中共中央决定王稼祥去苏联治伤。”这里所说的“交通状况的改善”，显然是指保安对“大轿车”和飞机的运用，否则王稼祥的伤情与安全都会面临重大风险。因此，这一决定显然表明，起码在1936年的10月前，保安已经拥有了“大轿车”。
《王稼祥年谱》说：“12月初，王稼祥由贺诚（军委总卫生部部长——引者）、邹大鹏（中共秘密党员，东北军的一位军务处长一引者）和一位交通员护送，离开保安，前往西安，准备经上海转赴苏联。”
无论《王稼祥年谱》还是《王稼祥传》都没有说王稼祥是借用何种交通工具离开保安的。当时王稼祥的伤势根本不允许他骑马，更不可能躺在马车或骡车上，在冰天雪地里承受长时间和长距离的颠簸，甚至连警卫员也不带。唯一的可能就是乘“大轿车”到达肤施后转飞机。而且随行的3名人员加上需要在后座躺卧的王稼祥，正好是“大轿车”的载客量。
由于西安事变发生，王稼祥赴苏联未能成行。《王稼祥传》记载，王稼祥在12月29日从西安返回肤施后给张闻天和毛泽东的电报中说：“请电周速派机车来接。”电报特让张、毛转告，并强调“机车”以区别于马车和卡车，可见王稼祥需要“大轿车”才能从肤施返回保安。同时，也表明当时周恩来掌握着“大轿车”的使用权。
送红军代表团赴西安
1936年12月15日，周恩来率队从保安骑马出发经安塞赴西安。《周恩来年谱》说周“偕罗瑞卿、杜理卿（即许建国）、张子华、吴德峰等共十八人启程赴西安，当晚宿安塞。次日晚到肤施城外。”
前来肤施接人的张学良私人飞机是当时最先进的波音247型客机，时速248公里，航程776公里，载客10人，并可装载1 81公斤的邮件。保安方面已经多次使用这架飞机，对其性能尤其是载客量应该了如指掌。但考虑问题一向极其缜密的周恩来在前往机场时，为何又刻意带上1 8个人呢？
据当年任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巡视员的王英回忆：“周副主席让其他首长和机要人员和电台先上，由于飞机坐不下二十多人，其余的人只好留下改乘汽车。”王英所说的“汽车”，显然就是那辆“大轿车”。可见周恩来当时为了抢时间，是准备从空中和陆地两条交通线同时进军西安的。在紧要时刻用上“大轿车”，应该是理所当然的。
在西安事变前极其紧张的日子里，保安与西安之间仅仅依靠电报往来，不仅难以充分沟通，而且还必须冒电报遭破译的极大风险。因此，交通工具的先进，对当年保安与西安之间的联系是极其重要的。由于相关资料极其匮乏，目前所知“大轿车”所起的作用可以说是九牛一毛。但完全可以肯定，就像波音飞机一样，“大轿车”也为西安事变的及时发生与和平解决立下了鲜为人知的汗马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