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要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对我最高的奖赏。——钱学森
“亲爱的祖国，我要为您的复兴而效劳”
钱学森，浙江杭州人，1911年12月出生。1934年，钱学森考取了清华大学的公费留学生，并于1935年8月，从上海乘船前往美国深造。黄浦江浪涛滚滚，望着渐行渐远的祖国，钱学森暗暗发誓：“亲爱的祖国，今天我去美国学习，他日归来后我要为您的复兴而效劳。”
到达美国后，钱学森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勤奋好学再加上天资聪颖，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是即便如此，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依然倍受歧视。当时美国的航空工厂非常歧视中国人，无论多么优秀的学生都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所以一年后，钱学森开始转向航空工程理论，即应用力学的学习。1936年10月，钱学森转学到了加州理工学院。在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遇到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导师——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
第一次见面时，钱学森就非常准确地回答了卡门教授的所有提问，他敏捷的思维和过人的智慧，给冯·卡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次学术讨论会上，卡门教授讲了一个新的学术思想。有学生问：“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来，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所以，钱学森后来称，在这里的学习使他“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在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知识，让人大开眼界。在这里，学校给学者、教授，也给年轻的学生提供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学术观点可以充分发表。学生可以向权威挑战，师生辩论是很平常的事。
有一次，读博士的钱学森做工作报告。有位闻名世界航空界的权威专家认为钱学森讲错了。于是对着钱学森又拍桌子又瞪眼睛，斥责他胡闹。钱学森耐着性子让老师发完脾气后，告辞离开。这位科学家虽然脾气不好，但却是崇尚真理、治学严谨的，他把钱学森轰走后冷静下来仔细思考，发现的确是自己不对。于是第二天一早就跑到钱学森工作的房间，立正、还稍微带点鞠躬的样子，诚恳地对钱学森说：“昨天的事，你是正确的，我是错误的。”
还有一次，钱学森参加了一个学术讨论会。当他讲完工作后，一个老头立即提出了意见。钱学森听完后仅用一句话就让那个老头哑口无言。会后，导师对钱学森哈哈大笑说：“你知道那老头是谁吗？”钱学森说不知道。导师告诉他，那个老头其实就是这个领域鼎鼎有名的大教授。导师还夸奖钱学森说，你那句回答真是好极了。
这就是加州理工学院优秀的学风。这让钱学森感到无比的自由与畅快。老师和学生之间有着亲密的关系，相互讨论和平等交流代替了居高临下和毕恭毕敬。学术间的碰撞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即使是鼎鼎有名的权威科学家也必须谦虚地接受领域内一个无名小卒的质询和挑战。这种轻松的学术氛围让钱学森如沐春风。
那时，整个加州理工学院校园都弥漫着创新的学风，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也十分活跃。据钱学森回忆，“在这里，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到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那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
到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二年，即1937年秋，钱学森和其他同学组成了研究火箭的技术小组，他担当起了理论设计师的角色。“火箭”这个词在当时还属于幻想中的东西，而且火箭和火箭燃料的研究，实在充满了危险性和不确定性。所以大家都把技术小组称为“自杀俱乐部”。然而，恰恰是钱学森领导的这个小组，完成了美国首个军用远程火箭的设计。从此，钱学森在美国科学界暂露头角。此后，他的学术成果不断，引起了美国当局的关注。
“人民中国才是我永远的家”
从1935年到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整整居住了20年。然而他始终眷恋着生他、养他的祖国。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让客居他乡的钱学森心潮澎湃。他对夫人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人民中国才是我永远的家。”然而此时，美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突变，一位名叫麦卡锡的参议员在美国掀起了一股反共浪潮。1950年，正准备启程回国的钱学森在旧金山遭到阻拦，他所有的行李都被海关扣押。
此事过后不久的一天下午，两个联邦调查局的官员突然闯进了钱学森的住所，向他宣读了逮捕令。随后钱学森被关进了特米那岛上的一个拘留所。在那里，他被关了整整15天。钱学森被美国政府无理拘禁的消息一经传出，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国内的许多爱好和平的人士都纷纷为钱学森发出了声援的呐喊。中国政府也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的这一做法。
1954年4月，美国国务院发布公告，宣布取消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法令。可钱学森夫妇的行动仍然受到监视，没有真正获得自由。时间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钱学森一家的回国希望越来越渺茫。
突然有一天，夫人蒋英想出了一条妙计。时值1955年6月的一天，蒋英带着两个孩子跟随钱学森佯装上街闲逛。他们巧妙地避开了特工的跟踪，溜进了一家咖啡馆。蒋英一边喝咖啡，一边逗着孩子玩耍。钱学森则以香烟盒代替纸，用中文写了一封信。信中道：“……阻碍归国的禁令已于4日被取消，然我仍身陷囹圄，还乡报国之梦难圆，省亲探友之愿难偿，戚戚然久之……恳请祖国助我还乡……”这封信随后被寄往比利时蒋英妹妹家，钱学森请她转交给父亲的世交陈叔通先生。
钱学森的这封求助信几经辗转，终于送到了陈叔通老人的手中。陈叔通，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在读完了这封写在香烟纸上的信后，深感责任的重大，这关系到一个怀揣报国之志的科学家的一片赤诚之心。陈叔通于是将这封信转呈给了周恩来总理。周恩来看了这封信后，激动地用手拍着桌案说：“好，有了这封信，我们就可以向他们要人了！”
周总理立刻把即将赴日内瓦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叫来，将钱学森的信递给他看。然后严肃地对王炳南说：“炳南同志，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它说明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旅美华人和留学生回国。你要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争取使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能早日回国。”
1955年8月1日下午4时，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再次复会。王炳南大使将钱学森的这封信及翻译件摆到了谈判桌上。美方代表顿时哑口无言。最后，美国方面只得同意钱学森回国。
在美国的20年里，钱学森一直保留着中国的国籍。他回忆说：“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用。而我一美元也不存，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一家通过了罗湖口岸，历尽艰辛，终于踏上了他魂牵梦绕的祖国的土地。
“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了一起。”
回到祖国不久，钱学森就带领全家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他仰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激动无比也骄傲无比。组织上还安排钱学森去东北参观。一路上，他参观了新建的工厂、水电站、大学和研究所。从新中国成立6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中，钱学森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了立志报国的信念。
参观期间，钱学森来到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陈赓大将特意从北京赶来接待他。陈赓热情地对钱学森说：“哈军工打开大门欢迎钱学森先生。”在参观-个小火箭试验台时，陈赓问他：“我们能不能造出火箭、导弹来？”钱学森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中国人同样能造！”陈赓听后哈哈大笑，激动地握着钱学森的手说：“要的就是你这句话！”事后，钱学森才知道，陈赓是带着国防部长彭德怀的指示，专程就此事来请教他的。
参观结束后，钱学森回到北京。经过深思熟虑，他郑重地向中国科学院提出了组建力学研究所的建议。一个月后，力学研究所即宣告成立，钱学森任所长。在周恩来总理的鼓励下，钱学森起草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提出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具体措施。钱学森的意见书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中央军委会议，研究决定成立国家航空工业委员会，同时授命钱学森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1956年10月8日，在钱学森归国一周年时，国防部五院宣告成立。钱学森亲自给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课程，开始培养新中国第一批火箭、导弹技术人才。1957年2月，周总理签署国务院命令，正式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五院第一任院长。这期间，钱学森还参加了《1956年至1967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制定，担任了由12名科学家组成的综合组组长。《纲要》制定了57项重大研究任务，其中特别把发展原子能、导弹、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和自动化技术作为重中之重的项目。这为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钱学森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1960年，在他的具体领导下，我国研制成功了第一枚导弹。之后，他又亲自主持了我国“两弹结合”的技术攻关和实验工作，并于1966年成功地发射了我国第一枚导弹。1965年，他向中央建议，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于1968年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新中国终于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1958年年初，钱学森郑重地提出了入党要求。1958年10月，在钱学森回国后的第三年，力学所党支部同意了他的入党申请。1959年1月，经中国科学院党委批准，钱学森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同年11月12日转正。三十年后，钱学森回忆道：“在建国十周年的时候，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个时候我心情非常激动，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了。我简直激动得睡不着觉。”从此钱学森严格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他说，“我在美国是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一心想用自己学到的科学技术救国，不懂得政治。回到祖国后，通过学习才慢慢懂得了马克思主义，感到科学与政治一定要结合。即便是从事纯技术工作也是有明确的政治方向”。钱学森一生获得过无数荣誉，但他最看重的荣誉就是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1991年10月1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们大会堂召开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大会。江泽民、杨尚昆同志亲自为他颁奖。但钱学森在讲话中却说：“今天我不是很激动，”他说：“就在今年，我看了王任重同志写的《史来贺传》的序言。在这个序言里他说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个人作为建国后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心情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了一起。”
“让科学与艺术联姻吧，那将会创造奇迹！”
人们常常把钱学森与导弹、火箭、航空等词汇联系在一起。其实，对钱学森而言，音乐、绘画、摄影、文学同样是他日常生活中不能或缺的元素；他在艺术方面的造诣只不过是鲜为人知罢了。
钱学森年轻时就特别喜欢贝多芬的音乐，曾经潜心学习过钢琴和管弦乐。他对中国古代诗词等文学作品也怀有极大的兴趣。“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了科学创新思维。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钱学森经常对他的学生这么说。钱学森也用亲身经历完美诠释了科学和艺术结合的“理论”。
因为两家的父辈为世交，钱学森和蒋英自幼青梅竹马，都受到了很好的传统文化熏陶和家庭教育。他们在上海喜结良缘的结婚“信物”就是一架黑色的三角钢琴。这架钢琴也一直伴随他们身边，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蒋英女士是中国“欧洲古典艺术歌曲的权威”，每当她登台演出时，总要请丈夫钱学森去欣赏、去评论。钱学森也把熟识的科技同行邀去一同欣赏。一个献身科学，一个从事艺术，双方并没有因各自领域的不同而“隔江相望”、“各行其是”，反而是互相促进、共同启发，堪称完美的结合。
谈到文艺对科学思维的启示和开拓时，钱学森说：“在我对一件工作遇到困难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往往是蒋英的歌声使我豁然开朗，得到启示。”每当听到蒋英的歌声，钱学森总是自豪地说：“我是多么有福气啊！”1991年10月16日，钱学森在人民大会堂授奖仪式上即兴演讲说：“44年来，蒋英给我介绍了音乐艺术，这些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人生的深刻理解，使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或者说，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
2005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温家宝总理看望钱学森时，向他简单介绍了中长期科技规划的制定情况。“您说的我都同意，但还缺一个。”钱学森说。“好哇，我就是想听听您的意见。”温总理高兴地回答。钱老说：“我要补充一个教育问题，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没有这些是不行的……”“您讲的很重要。”温家宝频频点头，说：“像您这样的老一代科学家不仅科学知识渊博，而且文艺修养也很高。李四光先生前就会谱曲，您也是一样。”“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让我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钱学森深有感触地说。
钱学森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认识到，科学工作往往是从一个猜想开始，然后才是科学论证。而这正是艺术家的思维方法，即形象思维。他一再强调人才培养的基本途径是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走“科学与艺术结合”的道路，因为创新才是科学与艺术的共同灵魂。
“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在钱学森的心目中，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钱学森多次说过：“我作为一名技术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工作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奖赏。”
在创建力学所期间，他按照技术科学的思想，主持建立了各个专业科组，并积极倡导学术民主，在科学研究面前不论资历深浅，彼此都平等。他在中国科技大学创办了近代力学系并兼任系主任。在给学生讲课时，他发现许多工农子弟因为经济困难，买不起计算尺等学习用具，就把刚出版的中文版《工程控制论》一书的稿酬，毫不迟疑的捐给了系里，资助贫困学生购买学习用具。
许多了解钱学森的人都知道，他是大科学家，但心里始终装着人民。20世纪60年代，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而这时也是我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的时期。为了保证科技专家的正常工作，党和国家想尽办法在生活上给予照顾。聂荣秦元帅曾特意给钱学森送去一点猪肉，并交代说给钱学森补充营养。有一天，炊事员看见钱学森太劳累了，就为他做了一碗红烧肉。平时和颜悦色的钱学森看到后，一下子把脸沉了下来，厉声问工作人员：“你们不是不知道，现在全国人民都很困难，连毛主席、周总理都不吃肉了，你们居然给我做红烧肉，党性到那里去了！”他说，我不能搞特殊，要和全国人民共度难关。
钱学森归国后被定为一级教授，一个月的工资有300多元。除了工资之外，他还有稿费，晚年还得到过几笔较大的科学奖金。但他把这几笔较大的收入全部都捐了出去。1962年前后，他所著的《物理力学讲义》和《星际航行概论》先后出版。获得稿酬有好几千元，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目。那时正值国家经济最困难时期，钱学森一家和全国人民一样，也是勒紧裤带过日子。即便这样，这么一大笔钱也没有让钱学森动心。他拿到钱后，连钱袋口都没有打开，直接就作为党费上交了。1978年，钱学森又将为他父亲钱均夫落实政策补发的3000多元钱作为自己的党费全部上交。1982年，钱学森等著《论系统工程》一书，他本人将所获稿费捐给了系统工程研究小组；1994年，他又荣获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100万港元。支票没碰一下，他就写了一封信，委托秘书代他将支票转交给了西部促进沙产业发展奖励基金。
钱学森曾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直到中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要职，其职位甚高。但一般人可能还不知道，他对这些“官位”一点也不在意，要不是因为工作的需要，他宁可什么“官”也不当。他常常说：“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
和“地位”相关的就是“待遇”，几十年来，钱学森从不向组织谈及待遇。比如住房，从上世纪60年代初至今，他与老伴一直住在一套老式的公寓房里。组织上曾想给他按标准盖一座小楼，再修一个小院，改善一下他的居住条件。可是每次钱学森都说：“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和我同期归国的那些人都好，这已经脱离群众了，我常常为此感到不安。”秘书也劝他说：“钱老，现在一般科技人员的住房都有了很大改善，您说的那是老皇历了。”钱学森摇摇头说：“今后别再提这个问题了，把我折腾到新房子里，我于心不安，心情也不会好，能有利于健康吗？”
看淡名誉也是钱学森的一贯追求。
1992年，新华社曾发过这样一条消息，钱学森在1988年和1992年曾两次给时任中科院院长的周光召写信，请求免去他学部委员的称号。
1991年，钱学森已是80岁高龄。为了表彰他对我国科技事业的贡献，中共中央决定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对于这一荣誉，钱学森本人十分冷静。授奖仪式后，在新闻媒体的宣传下，全国掀起了一个“钱学森高潮”。航天部、中国科协、国防科工委等单位纷纷做出了向钱学森学习的决议。
这天上午，钱学森把秘书叫到办公室。他开口就问：“你怎么还在忙啊?我们办任何事，都应该有个度。这件事（指对他的宣传报道）也要适可而止。这几天报纸上天天说我的好话，我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难道就没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声音吗？”秘书回答说：“钱老，既然您说到这里，那么我如实向您报告：我也听到一些不同意见。有的年轻人说，怎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都落实到钱学森一个人身上了？”钱学森立即说：“你说的这个情况很重要，说明这件事涉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那我没什么可顾虑的，他们爱怎么宣传都行。问题是在今天，钱学森这个名字已经不完全属于我自己，所以我得十分谨慎。在今天的科技界，有比我年长的，有和我同辈的，更多的则是比我年轻的，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的科技事业作贡献。不要因为宣传我过了头，而影响到别人的积极性，那就不是我钱学森个人的问题了，我看现在应该画个句号了，到此为止吧。我这么说并不是故作谦虚，要下决心煞住，你立刻通知报刊杂志社，把宣传我的文章撤下来。”于是，秘书立刻给《光明日报》、《科技日报》等部门打电话，将宣传文章撤下来。
2009年10月31日清晨，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的科学泰斗钱学森，静静地走了，永远地离开了他牵挂一生的祖国和人民。消息传来，中国航天界为这颗中国航天事业巨星的殒落而深感震惊与悲痛。在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旅途中，这位科学巨擘经历了无数的坎坷与磨难，也创造了无数的奇迹。在钱学森的人生长河中，镶嵌着一颗颗像宝石一样晶莹闪光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们感悟到了他那瑰丽多彩的伟大人生和闪闪发光的科学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