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年末，一向无职无权、闲居养病的辛亥革命元老李烈钧突然奉命出任审判长，主持对西安事变主谋张学良的审判，演了一出代蒋介石受过的闹剧。
这是一次特殊的审判，身为审判长的李烈钧在审判当天竟称赞“阶下囚”张学良是“好角色！”而被审判者张学良多年之后则赞李烈钧“长者之风，永世不忘”。两人的这些肺腑之言道尽了其中的奥秘。
不解兵谏初衷，李烈钧曾通电指责张学良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国民党东北军、十七路军在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指挥下，因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以及其他军政要员，向全国提出了要求联共抗日的八项主张，并电请中共中央派员西安，共商救国大计，处理善后事宜。与此同时，张、杨两人也向当时国民党官员包括冯玉祥、李烈钧等人发了电文。
事变爆发，中外震惊，立刻引起了巨大反响，国内外各种势力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提出了各种不同的主张，出现了极为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各方针锋相对，你争我夺。冯玉祥当时叹道：“能平心静气为国家、为民族打算的，实在太少。”李烈钧与冯玉祥相交莫逆，他俩的看法大体一致。事变的当天中午，李烈钧率先得知消息，于是急告冯玉祥。冯甚为惊奇，急忙与李烈钧、张继及原西北军将领鹿钟麟、张之江、石敬亭等“商讨急救办法”。晚10点，冯玉祥造访何应钦，李烈钧正好也在何家，争论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结果。
本来李烈钧对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执行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不战而逃就深表气愤，多有怒词，这一次，李烈钧不解张、杨“兵谏”初衷，曾于12月16日通电指责，给张学良回电云：“来电阅悉，君非雨亭公之嗣乎？父仇未报，更酿内乱，何以为子？以怨报德，威劫主帅，何以为将？天登重足而立，侧目而视，何以为人？为今之计，唯有遵冯公所示第一条办法，并肉袒负荆，谒京请罪，则过也如日前蚀，复兮可见天地之心也。失路不反，闻道犹迷，君岂其然！”言语虽然激烈，但多是规劝诱导之词，可见当时李烈钧的急切心情。
代蒋受过，审判长拿定主意“问而不审”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等项条件，获得释放。一场内战避免了，全国抗日有望了，这正是李烈钧所企盼的。
蒋介石12月25日离开西安到洛阳，途中令人起草了所谓对张、杨的训词，吹嘘张、杨放他是受“精神感召”，以挽回面子。26日飞抵南京后，立刻扣押了送他回京的张学良。
12月27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开会，会上有人遵蒋旨意，提出要军事会审张学良，以正肃“法令纲纪”。这一议案很快就获得通过。那么由谁出任审判长呢？按军法条例，军衔低于张学良的是不可以出庭主审的，比张军衔高的只有蒋介石。与他同级的只有何应钦、李烈钧等少数几位，冯玉祥讨厌何应钦这个亲日派，更担心何应钦出任审判长对张学良不利，所以力荐挚友李烈钧。
12月29日，南京政府颁发特任状，任李烈钧为审判长。军委会还约他到会谈话。参加这次谈话会的主要是冯玉祥和何应钦。冯玉祥以副委员长身份请李烈钧决定审判官的人选，李烈钧当场选定了朱培德和鹿钟麟。
李烈钧出任审判长，除了冯玉祥的力荐，还有以下适合的条件：
一、李烈钧早年留学日本，后又游历西欧、东南亚各地，深谙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度。又先后在江西新军、云南讲武堂带兵与供职，后又三度出任孙中山的参谋总长，对军法条文、程序颇为了解，素有研究。
二、李烈钧是辛亥革命元勋，国民党元老，著名讨袁将领。早年追随孙中山，出生入死，屡立战功，资格老，名望高。
三、李烈钧与张学良之父张作霖素有交往，且有1924年12月随孙中山在天津曹家花园拜访张作霖险遭“鸿门宴”之笑谈，其时张学良还是待客的“小六子”。李烈钧年长张学良18岁，可视为张学良的长辈。
四、李烈钧素来风骨嶙峋，特立独行，“既不愿自行结党营私，又不肯跟别人同流合污”。由他出任审判长，易为各派所接受。
从军委会归来，李烈钧即邀请前任最高法院院长徐元浩来家商讨。下午，还向国民政府和军委会调集军法官、书记官各两人，告之所负的责任。次日，他又邀请熟识法律的专家20多人至家中会餐，进一步弄清各项法律问题，到清晨方散。
李烈钧暗中还征询审判官鹿钟麟对会审的意见。鹿对张学良深表同情，认为审判不过是走过场，是蒋介石借以遮掩险恶用心来整人的“鬼把戏”。就直言相告：“问而不审是上策，审而不判是中策，问、审、判全承担下来是下策。”李烈钧认为所言极是。
其实李烈钧对于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京“请罪”的坦荡磊落之举，由衷钦佩，是主张释而赦之，宣判无罪的。但是经过多年的教训，他已深知蒋介石的为人。
12月30日，李烈钧拜会已经宣布“休息”和“回避”的蒋介石。刚落座，蒋介石就问：“审判长对此案如何办理？”李烈钧直言禀告：“张学良在西安的叛逆行为，有谋害主9巾意。但能悔改，亲送委员长返京，愿委员长宽大为怀，赦而释之。”李烈钧这样回答是“欲使世人皆崇拜委员长胸襟之宏伟卓绝。”但是蒋介石听后默不作声。于是李烈钧进一步规劝说：“昔有两士，一为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二为寺人披请见。此二者可否作本案参考，尚祈核示。”说的是齐桓公不追究管仲对他有射钩之仇而拜管仲为相使齐国强盛，和晋文公不计寺人披几次要谋害他，却召见寺人披使自己免遭敌手的历史故事，试图以古人史实来打动蒋介石。然李烈钧言之谆谆，但蒋介石听之藐藐，警告“慎重”。李烈钧听后方知“王命”难违，匆匆告退。
惺惺相惜，李烈钧大赞“张学良，好角色！”
12月31日，是军事法庭开庭之日。事先审判官鹿钟麟为避免张学良在受审时难堪，提出将例行要问的姓名、年龄、职业、籍贯等项知事省去，由会审书记官代填了事。李烈钧认为言之有理。随后李又让鹿到候审室面见张学良，并与之握手，还提醒张学良在法庭上有话尽管说。
开庭之初，李烈钧因张学良乃陆军上将，所犯又系未遂罪且有悔过之意，乃破例让他坐下，但张学良却始终不肯且面露笑容，神情自若。李问：“你知道犯有什么罪吗？”张答：“不知道犯的哪一条罪？”李烈钧以陆军刑法各条告之。据《李烈钧自传》记：“学良颜色扬扬如平常，答词直率无忌。”紧接着李烈钧又问道：“尔胁迫统帅，有人指使乎？抑尔自策划耶？”学良对日：“吾自欲出此耳。我所作事，我自当之。我非任何人所能指使者。”言词爽直，侃侃而谈。问到这时，张学良变被动为主动，对李烈钧说：“今我有一言，欲问审判长可得乎？”李烈钧表示同意。“当民国二年，审判长在江西，曾起义讨伐袁世凯，有是事乎？”“然。”“为讨其施行专制乎？”“然。”“我在西安之举，亦对中央之独断，欲有所谏正之耳。”这一问一答，使李、张两人的位置颠倒了，也使李烈钧的处境十分难堪。李烈钧心中暗暗佩服，但表面上还只得以审判长的身份行事。张学良继续在法庭上揭露说：“过去国人都责怪我出卖东北，现在我要读一读蒋委员长给我的电报，请大家看看我是不是抗日的？”随即从衣袋里拿出一个小钱包，从中取出蒋介石命令他不抵抗的电报，当场宣读起来。李烈钧一见，马上大声制止。鹿钟麟怕场面不好收拾，只得提议暂时休庭。稍事休息之时，李烈钧赞许地对会审人员说：“张学良长进不少！”
复审开始，李烈钧巴望早点收场，脸虽正色但言语和善，“尔在西安所为，据实供出，否则于尔不利。”鹿钟麟、朱培德也劝张学良早下台阶：“审判长待人素持宽厚，汉卿幸勿失此良机。”张学良见事已到此，多言无益。这一幕由蒋导演的闹剧只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所谓“审判”就草草收场。
最后李烈钧将审判经过，分别呈报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民权利5年。蒋介石见报复目的达到，又假充善人，于当天下午呈请特赦，免于执行。1937年1月4日，国民政府准予特赦但把张学良交军委会“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失去人身自由长达五十多年。
当天下午，王侃等人早早来到李烈钧住地等候消息。李烈钧的汽车刚到，大家就围了上去。李下车的第一句话就是：“张学良，好角色！”王侃急问蒋是否会杀掉张学良，李烈钧没有作答，只是一面摇头，一面叹息。
案件了结之时，原李烈钧的秘书雷啸吟从贵州到南京拜见李烈钧，问起有无不便宣布的内容，李烈钧戏谑地自我解嘲：“没有什么别情，只是我因此升了一次官而已！”其苦楚心境由此可知。鹿钟麟更是气恼地说：“立法毁法，在其一人！”
审判张学良两个月后，国民党中央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宋庆龄、何香凝出入意外地出席了会议。会上，她们与冯玉祥等13人发起“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提案”（即《团结抗日宣言》），李烈钧加入同盟会时的介绍人张继在提案上签名后又表示后悔，冯玉祥等将此事告诉李烈钧，李感慨地说：“这个姓张（指张继）的，不如那个姓张（张学良）的！”对张学良的仰慕之情溢于言表。后来李烈钧把自己的名字疾书于宣言之后，划去了张继的名字，义正词严地说：“姓张付旨张继）的害怕，姓李（指自己）的不怕！”在这个宣言中，他们对西安事变的本意和中共团结抗日的主张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近半年来，迭次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最近西安事变，尤足证实此点。虽与本党向处敌对地位之中国共产党，亦愿停止危害本党政权之企图，拥护统一抗日。我党更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这个提案虽然在会上没有被通过，但是会议基本确定了停止内战和国共合作的原则。全国抗战高潮的到来，并没有因为蒋介石报复张学良、李烈钧审判张学良而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