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舟原名周怀求，字元诚。1921年11月11日，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黄荆坪乡狮龙桥的一个地主家庭。1936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他参加了与国民党代表在南京举行的谈判，开始使用周小舟这个名字。同年8月，他去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任毛泽东秘书以后，正式定名周小舟。他历任冀中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湘西区党委书记，省委副书记、省财委主任，省委第一书记兼任省政府副省长、省政协主席、省军区政委等职。1966年12月26日屈死。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给予平反，周小舟得以沉冤大白。
一九五七
1957年，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是难忘的一年。
这一年，在国家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全党开始进行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有益批评。同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发表了一些错误言论。批判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的言论是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敢于讲话的优秀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周小舟对于反右派斗争的思想准备是不足的。在这一年里，他的思想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整风鸣放初期，他积极参与领导，诚心诚意地听取党内外各方面人士的意见，渴望按照“团结——批评—一团结”的公式来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整顿和改进党的作风。第二阶段，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后，他认为这是党中央立足于全局而部署的政治运动，反击是必要的，他积极参与了这场斗争。但是，后来运动的发展，使他大惑不解，大吃一惊。第三阶段，对于湖南省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可能导致的后果，他开始有所察觉。对一些长期合作共事的党内外人士被错划为“右派”，他流露过惋惜之情，但更多的则是保持沉默。
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4月30日，周小舟在全省宣传工作会议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他说，没有文化知识，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全党必须认真做好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又说，人民内部矛盾表现突出，用不用得着害怕呢？这是用不着害怕的。目前值得警惕的是我们有些同志自己还存在着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作风，这些错误思想作风如果不克服，就可能使小问题变成大问题，从而严重地脱离群众，引起群众的反对，使人民内部矛盾更加复杂、紧张。在座谈会上，他反复交代政策，希望大家不要有任何顾虑。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此时，湖南的反右派斗争进入白热化的阶段，到9月上半月止，省直机关“查出的右派比七月底增加三倍多，党内右派比七月底增加四倍多”。出现了严重扩大化。
对于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问题，周小舟虽然已有察觉，并持保留态度，但大局已成，他也无能为力。在他非常熟悉的《湖南日报》编辑部，由于1956年3月的一场关于办报方针问题的争论，竟然在1957年至1958年，被定性为一个全国仅有的特大的“反党右派集团”，几乎一网打尽了敢于坚持党的一贯办报方针的全部业务骨干，此时此刻，周小舟坐立不安，进退失据。他觉得眼前的现实，和他过去聆听的毛泽东的教诲是如此不相协调。他忧心如焚，难以自解。思之再三，只有退避。这样，他不得不违心地以“多日失眠，精神不佳”为由，向中央请求休养。中央批准了他的要求。临行前夕，他打电话给正在接受批判的湖南省副省长程星龄：“有错误就检讨，我们党的政策是不会变的。”
10月，周小舟来到青岛，心事重重。这次去青岛休养，在他的思想上留下了深深的内疚。痛定恩痛，迫使周小舟对今后时局的发展，进行一番新的研究。
矛盾
时间，无情地检验着每一个人的言行。
反右派斗争后期，周小舟虽朦胧地看到了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问题，但他采取了消极退避的态度。正当他为此深感内疚时，许许多多的麻烦事，又不断地冲击着这位执着、认真的领导人。他逐步发现，这些麻烦事比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更加显得严峻和广泛，原来以为不过是上层建筑领域的问题，已经逐步衍化到党和国家生活的各个层面。
周小舟参加了1958年1月中央召开的南宁会议。他感到不可理解的是，1956年的反冒进，明明对实际工作起过积极作用，为什么这次又批评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上升为政治问题了呢？
在同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南宁会议的上述说法又有发展：说冒进是对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错误的，是“非玛克思主义的”。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有些地方党委的负责同志在发言中，提出了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的初步设想。周小舟得知成都会议精神后，深深感到惊讶。他曾和省委个别领导同志讲过，是不是上级机关的政策超越了中国的国情呢？但他马上感到，这是危险的一闪念。
5月，他出席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次会议上，周小舟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会后，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关于这一时期周小舟的思想状况，他后来在一份检讨中说：“对于大跃进的伟大成就我是肯定的，但是估计不足，设想跃进的速度固然应该多、快，但是必须同时兼顾或者更多地注意好、省，并想把步子摆得平平稳稳，不出或少出偏差。对于跃进带来的某些暂时和局部的比例失调、供应紧张的缺点，看得过分严重……从困难、不利条件方面设想者多，对于有利条件，群众的冲天干劲，特别是只要全党动手一抓，局面就会迅速改变这个最重要的关键，看不清楚。”这说明周小舟从一开始就比较清楚地看到了“大跃进”的问题所在。
8月，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会议期间，黄克诚曾私下同周小舟和陶铸等说过这样的意见，“人民公社挂个牌子算了。”会后，在全国形成了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泛滥开来。周小舟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提法持保留态度。他在省委召开的会议上，主张公社的规模“力图搞得小些”，“大体上一乡一社”（湖南当时每乡约一、二万人口）。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并时而至的是刮“共产风”，全部食堂化，食堂越办越大，搞伙食供给制，盲目扩大供给范围；幸福院、托儿所普遍集中，小学也集中；搞大居民点，拆迁房屋；“一平二调三收款（人民银行收回贷给农民的款子）”，破坏按劳分配原则。湖南省一度四、五百万人上山大炼钢铁，先搞土高炉，次突击煤炭，再次突击运输。对于上述搞法，周小舟曾表示“非常担心”。他说：“要不是我们的工人、农民好，党和主席的威望高，恐怕会要出大乱子的。”
对于公共食堂，他曾经提出三条处理办法，建议省委下决心纠正。三条办法是，一、群众愿意，办得好的，继续办下去，现有的少数大食堂，必须坚决分小；二、群众愿意回家做饭的，听其自愿；三、一般地提倡农忙食堂和工地食堂。对于强迫群众拆房迁居，造成生产及生活上的极端不便，他认为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做法，极而言之，简直是反动的。
对于大炼钢铁，他也不赞同。他把大学时代的同学、涟钢的总工程师吴鉴光请来，一起察看省委院内的炼钢土炉，他边看边问。吴说：“土法炼钢，作为发动群众，造点声势是可以的。但从技术理论、经济效果上是说不通、不合算的。一吨铁下炉，要一吨木炭或焦炭，要人力电力，结果只出得零点六吨，铁不像铁、钢不像钢一搞得越多越背时。”
回到办公室，周小舟请来省委书记周惠、李瑞山，请吴鉴光发表意见。他们共同研究决定，停止土法炼钢。这使得湖南的大多数土高炉，没有点火就“下马”了
周小舟曾对省委个别领导同志说：“有些错误带有‘左’倾盲动主义的性质，不纠正是十分危险的。”他在湖南看到了由于“左”的错误所引起来的动荡不安，察觉到“人心思定”已经成为上下左右、党内党外的普遍要求，因此提出把“人心思定”作为当时一切工作的总出发点：
决心
1958年12月，彭德怀回湖南16 日至18日，周小舟陪同彭德怀在湘潭县视察。16日上午，在湘潭县黄荆坪召开了公社干部座谈会，并进午餐，下午，到彭德怀故居彭家围子，拜访邻居，同社队干部在公共食堂、敬老院召开座谈会，共叙情谊。下午，去韶山瞻仰了毛泽东故居。在视察乌石小学时，彭德怀看到学生部集中在校餐宿，对周小舟说：“学生口粮少，生活差，放到家里父母还照顾得好点，这样下去小孩子会被弄坏的。……这种事不要搞一”临走，彭德怀还给当地干部规定了八不准：不准搞瞎指挥，不准浮夸，不准说假话，不准搞强迫命令，不准打人，不准罚口粮，不准拆社员房屋，不准毁风景林。彭德怀和周小舟的故居相距十华里，青少年时只见过一面。参加革命以后，由于工作性质不同，彼此往来甚少，但周小舟对彭德怀是敬重的。经过3天的接触，周小舟发现他俩的许多观点完全一致，因此谈得十分投机。彭德怀这次也打开了话匣子，谈到他对毛泽东的伟大、正确不是一次认识的，是在斗争中逐渐认识的。彭德怀襟怀宽阔，心直口快，他不同意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许多做法，也直言不讳。
1959年春季有一段时间，为了从理论上进行探索，周小舟曾经有意摆脱一些日常工作，潜心读书。他读的书主要有《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和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一天晚上，他看完花鼓戏《两个党员》归来，心潮起伏，不能自己，挥笔立就，写成了长达六干言的文章：《介绍一出好戏》。这篇文章虽然因为时代和认识的局限有着某些“左”的烙印，却掩盖不了作者的鲜明的倾向性。文章指出：“在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我们必须坚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必须充分发挥它的积极作用的方面，使它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这是主要的；同时又必须教育人民认识它的消极作用万面，限制它的消极作用。坚持它，又是为了积极创造条件来否定它，待到条件成熟之后，就应该和必须采取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来代替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然而这是一个相当长时期的事情。”
由于下面的问题成堆，头绪纷繁，周小舟感到坐在上级机关听汇报，读文件，好像雾里观花，若隐若显，抓不到点子上去，有必要作一次深入切实的调查。从4月29日起，他开始了湘西之行。此行经过宁乡，到常德，到湘西苗族土家族自治州，到黔阳、邵阳，最后从湘潭回到长沙，历时近1个月。
在慈利县，他向县委书记左承统详细询问了农村情况。接着，他和地委、县安的负责同志一起，采取微服私访的办法，佯装过路旅客，先后在慈利县的环城公社、零溪公社两个公共食堂进行了访问座谈，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他对地委书记说：“看来这种公共食堂非整顿不可呀！事不宜拖，要当机立断！我们就在慈利作整顿公共食堂的试点吧！”
左承统汇报了1958年粮食产量浮夸虚报的情况，周小舟面色十分严肃地说：“这些‘卫星’，是浮夸，是吹牛皮，你绝不要跟着这股风走。我们共产党员应当讲老实话，办老实事。这种造假浮夸之风，下次我到北京去开会一定要向毛主席汇报的。”
5月12日，周小舟在慈利写信给省委书记周惠，谈了对于三个问题的看法，一是各地作业组的短期排工普遍没有搞，依然是作业组长有时甚至是生产队长天天喊工；二是公共食堂和私人养猪的问题；三是供给制问题。在大庸时，他又向省委发回电报。
5月28日，周小舟在省委第一届第一百七十五次常委会上，把湘西之行调查所得，归纳为12个问题，作了系统的汇报。这12个问题的基本内容是：反“共产风”，反浮夸风，取信于民，稳定人心。他说他不赞成在农村实行供给制，但是他认为，既然已经搞了，就应当主要地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发展生产出发，加以适当改变。他说：“这个事情要下决心，要快下决心！”
对于主要体现供给制的公共食堂，他举出慈利县农民群众总结出来的六条缺点，第一、粮食反而吃得多了，不能节约；第二、烧柴大成问题；第三、肥源减少；第四、浪费劳力；第五、不利于私人养猪；第六、群众心情不愉快。他接着说：“我觉得这几条意见是对的。”
谈到人心思定的时候，他指出，十年来经过一系列的生产关系的变动，特别是去年一年变得厉害，影响人心极大。现在，老百姓也好，干部也好，总希望有个准。群众说：“一年有收我拼命干，几年有收我绝不干。”这都是人心不安定的说明。
关于办居民点的问题，他介绍了澧县张公庙的情况，三、四百户人家，围在一个四方圈子里面，一间两张乒乓球台大小的房子，一家男女老少挤在一起，生活极不方便。说到这里，他恼火地说：“十年以后看到群众的居住条件改善了，我死也瞑目！”
6月23日，毛泽东回湖南。从1953年起，毛泽东几乎每年回来一次，有时一年回来几次。毛泽东每次回来，总是周小舟陪伴。有关毛泽东的起居、安全、文娱体育各方面的活动，都由他亲自精心安排。24日下午，毛泽东畅游湘江。25日，毛泽东回韶山。在韶山，周小舟两次陪毛泽东在青年水库、韶山水库游泳。他不善游，毛泽东说：“两年不当省委书记，也要学会游泳啊！”
6月28日，周小舟随毛泽东去武汉。路上，毛泽东要周小舟和罗瑞卿、童小鹏等一起，去湖北农村调查。29日，毛泽东乘船去庐山。周小舟在湖北农村走访3天以后，于7月1日去庐山。
通过1958年下半年的工作实践和1959年上半年的调查研究，在周小舟的头脑里，由朦胧而清晰，逐渐形成了一个观念，我们工作中的问题，集中到一点，主要是越来越“左”了，越来越不实事求是了。他决心把群众的呼声、基层的情况如实地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反映。
接着发生的，便是那场庐山的斗争。
庐山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实际上，从6月30日起，便开了预备会，讨论13个问题，后来改为19个问题。
庐山会议分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7月2日至22日为前期。
7月2日，会议开始。毛泽东讲话时，把湖南省委对当时形势概括的“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接纳为会议方针。毛泽东谈到形势的时候说，有些坏，但还不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湖南说的巧妙：有伟大成绩，有丰富经验，实际是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
7月3日开始，分6个组开座谈会，按照19个问题摆情况，谈意见。毛泽东将《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稿交周小舟和胡乔木提意见。同日，周小舟到彭德怀处，谈了湖南的工业情况。他说：过去湖南没有重工业基础，现在有钢铁厂、电机制造厂、机械厂等。轻工业也有很大发展。水利建设成绩也很大，平均40天不下雨，还可保收。
7月4日，周小舟参加中南大组会。刘少奇在中南大组会上发言说，去年大跃进，吃了前年的库存，预支了今年的。凡事不要轻信，要有办法使人不说假话。7月6日，周小舟到彭德怀处，谈到去年粮食产量报了假数。
彭问：“为什么呢？”
周小舟说：“是压出来的。一次说粮食数字不落实，第二次又说不落实，连造了几次数字，下面的干部就摸到一个底一一要虚报不要实报。”
彭说：“只能是有多少报多少，决不能虚报，也不能少报。”
周小舟说：“现在吃大锅饭（公共食堂），就要大锅大灶，烧柴火不节省，劳力也不节省。小锅小灶，妇女、弱劳力都可以煮饭，但现在非用强劳力不可。搞了公共食堂，家庭用水也不方便，群众对公共食堂有意见。”
彭说：“这些问题，你应当如实地向主席反映。”
周小舟说：“昨天向主席谈了一些。希望彭总有机会时也同主席谈谈。”
7月11日，周小舟听了毛泽东讲话的传达。之后他同朱德谈了话。
朱德说：“食堂若不退回去，就要改造，以自愿为原则。把粮食分到户和节约粮食结合起来。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去年试验了一下，他们知道在家吃饭比在公共食堂吃好，可以把粮食节约下来，把猪、鸡、鸭喂起来。”朱德还说：“去年吃大锅饭把东西吃掉了，这是个极大的教训。”
晚上，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3人谈话，气氛比较融洽。
周小舟说：“高指标是‘上有好者，下必甚蔫’。”
毛泽东说，1958年有些事他有责任，提倡敢想敢干，也有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的很！毛泽东又谈到曹操打袁绍失效之后想念郭嘉的故事，说了“国乱思良将，家贫想贤妻”之类的话，引起在座的同志大笑一阵。
7月12日，周小舟到彭德怀处，把头天晚上毛泽东讲话的内容告诉了彭德怀。彭说要写信给毛泽东，周小舟支持，并建议他将在西北小组的发言记录整理出来送给毛泽东。彭德怀说：“很好，你当了我的参谋。”
彭德怀的信于7月14日展送交毛泽东亲收。这封信当即由毛泽东批，印发各同志参考。并加了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
7月19日开会时，周小舟发了言。他说，彭总的信“精神是好的，我是同意的，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句，我认为是可以斟酌的”。
庐山会议前期，是继续贯彻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精神，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准备形成《纪要》发给全党。但由于对产生错误的原因和经验教训认识不足，彭德怀的信一公布出来，情况便起了变化。
7月2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的批判。从这天开始，到会议结束，为庐山会议后期。
24日至8月1日，毛泽东曾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周小舟列席过JL次会议。毛泽东还曾经找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过话。
8月2日，召开中央全会，毛泽东作了长篇讲活，动员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
8月3日，到会同志分成三个大组，批斗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4同志。
8月7日，周小舟对周惠说，湖南的事由他完全负责，如果他因此不能回去，要求周惠三件事，一是证明他确实不是有意参加“反党集团”，再无其它任何隐瞒情节；二是证明他拥护中央、拥护总路线、拥护毛泽东；三是托他代为照顾家小。
周小舟曾经在8月2日、13日，先后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从当前反彭反右斗争总形势来看，势有必然，而解剖我自己，披肝沥胆，又感觉与实际情况确有出入。我想到假若戴上这两顶帽子，我对主席、中央、全党、湖南党员和人民，甚至对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必须说明我犯了反党、反中央、反主席、反总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两条错误。然而再说下去，势必泪潸潸下，不尽欲言。”接着，周小舟开始交代。在交代中，他处处承担责任，保护同志，表现了履崎岖若坦途的情操和勇气。
8月16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是日，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上，错误地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
下场
庐山会议之后，接着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这是建国以后我们党内政治生活中一次重大的失误。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错误地打击了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支持了浮夸、说假话的不良倾向；在经济上，使“左”倾错误延续更长时间。
8月17日，周小舟受到“撤销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省委委员，以观后效”的错误处分。之后，周小舟下庐山，转浦口，去北京。他在京闭户不出，违心地写出检讨认罪书。有人劝他找党中央和毛泽东进一步说明情况，他沉思半晌后说：“此时此刻，问题能够谈得清楚吗？”
他找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倾诉心曲，安勉励他说：“检讨检讨就行了。”
9月上旬，周小舟回湖南接受批判斗争。15日，省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周小舟同志右倾反党活动的决议》。
9月下旬，中共湖南省委决定，要周小舟到浏阳大瑶公社当副书记，接受改造。从这以后，他开始在逆境中拼搏，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