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7月，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成立，成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专门培养妇女干部的女子大学。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之前建立的唯一一所女子高等学校。1941年9月，延安女大被并入新的延安大学。在两年零两个月的办校时间里，延安女大培养了上千名妇女干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延安女子大学的创办
我党一贯重视妇女教育事业。早在1922年2月10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3号A创办了第一所女子学校——平民女校。平民女校的校长是李达，教师阵容相当强大，早期共产党人李达、陈独秀等都在学校任职。女教职员有高君曼和王会晤。平民女校不仅是党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开展妇女工作的场所，也是党的一个交通联络站。由于平民女校的教师大多承担着繁重的党务工作，加上经费紧张，1922年底，平民女校停办。平民女校从筹备到结束前后约一年多时间，时间虽短，却为党培养了一些妇女干部，在平民女校就读过的学员，后来大多成了党的妇女工作的领导骨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维埃政府建立了各级妇女组织、实施妇女文化教育工作，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文化培训，如女子职业学校、女子夜校、女子半日学校都有，使女子教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但是作为妇女高等教育的，则当属1939年7月，中共中央在延安设立的中国女子大学。
为适应与促进各根据地对妇女运动干部的需要，中共中央也曾试图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专门培养妇女运动干部的学校。1937年底，陕甘宁边区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一八路军抗日军人家属学校在延安成立，实行军事化管理，设立补习科和职业科，教授文化和职业技能，但这批招生对象范围十分狭窄，带有解决抗属生计问题性质，而且抗属大部分是文盲，素质差，很难满足革命的需要。1938年11月，中共建立抗日军政大学总校第八大队——女生大队，张琴秋任大队长。虽有起色，但毛泽东仍觉不满意，于1939年3月提议倡办专门的女子大学，得到其他中央领导人的一致赞同。女大学员一部分由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转学而来，一部分是陕甘宁边区和各地组织选派而来，其中包括一些长征女干部，而其间大部分是从国统区或沦陷区历尽艰难而来延安的知识女性。
专职妇女工作干部严重缺乏，是建立中国女子大学最重要的原因。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全国妇女运动的领导，早在1937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妇女运动大纲》中，提出“培养大批党与群众的妇女干部，来迎接抗战新阶段工作的展开是目前妇女工作的中心一环”。1939年2月20日，中央书记处又发布了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的决定，提出“注意于妇女党员的吸收及女干部的培养”。这反映了妇女干部的缺乏。毛泽东在1939年6月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也强调：“我们历来最缺少的干部是妇女干部，妇女运动经验亦没有总结，这个缺点必须补救。没有一批能干而专职的妇女工作干部，要开展妇女运动是不可能的。”
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抗战的中心也由大城市转入广大农村，这就有了动员农村妇女的必要前提和时机。而在广大农村，妇女运动还存在诸多困难和阻碍。在当时，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生活上处于非人的地位。不仅在敌人占领区，敌寇对中国同胞尤其是妇女的任何解放运动进行最野蛮的破坏，即使在未占领区，还有不少顽固、落后、反动的力量在阻碍和反对妇女运动。而且，宗法社会的传统和家庭困苦情形，使妇女无法或很少参加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绝大多数的农村妇女仍是无组织、少觉悟。毛泽东已认识到，虽然陕甘宁边区妇女组织多些，但就全国其他地方来讲还是很少的，甚至没有，这就大大阻碍了妇女巨大力量在抗战中的发挥。要将妇女组织起来，需要大批妇女干部，尤其在广大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妇女解放虽然是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一部分，但确有它的特点。妇女在社会上是最受压迫和剥削的，她们有自己特殊的政治上、经济上、社会生活上的利益和要求，而且需要有为实现这些利益和要求的工作方法和群众组织，保证妇女的权益和解放。因此妇女运动不能没有专门的干部，这也要求有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迅速有效地培养妇女干部，动员广大妇女建设根据地，支持抗战已迫在眉睫。毛泽东将培养妇女干部当成重要政治任务来看待，在他的倡导下，中国延安女子大学应运而生。
中国女子大学的迅速建成，既是革命急需妇女干部的结果，也倾注了中央领导的直接关心。从毛泽东1939年3月提议创建开始，从中共中央到地方党政军干部，都倾注了高度关心与支持。毛泽东当即带头捐赠参政员薪水100元，帮助女大购买图书。董必武与邓颖超，每人各捐助女大300元。校长王明拿出500元专用于购买木版制床架，其他中央领导从女大所需的各物件上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前方的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等军队领导及时来电祝贺，并许诺送给女大诸如马匹、战利品等。只在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内，就动员了几百个民工日夜施工，建好了女大的教室、礼堂及供学员居住的几百孔新窑洞。
1939年7月20日，中国女子大学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办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延安各机关院校负责人、来自前线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代表，印度援华医疗队队长以及延安各界万余人参加了开学典礼。毛泽东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女大的成立。在政治上是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不仅是培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妇女干部，而且要培养大批做实际工作的妇女运动的干部。……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他以两句寓意深远的话作为结束语：“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周恩来接着也鼓励大家：“自从‘九一八’以来，广大妇女参加了救亡运动，直到如今抗战的洪流更是冲破了男女关系的壁垒……希望女大赶快培养造就大批的妇女干部，到全国各地去领导广大的妇女运动。”
女大校长王明就女大办学宗旨、教育方针、现状及将来作了报告。女大的校领导包括副校长柯庆施、林莎，教育长张琴秋，总务处长吴朝祥。全校学员有1000多人，来自27个省。包括台湾籍2人，也有印尼、缅甸、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归国华侨，还有两个朝鲜女青年。学员的成份知识分子占80%以上，其余为军人、工人、农民等，年龄最大的34岁，最小的13岁。文化程度中学程度的70%，大学程度的lO%，其中不乏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甚至金陵女子大学的学员，但也有小学程度以及才刚刚脱盲的红军战士。
女大采取因材施教的方法教学，按学员文化程度分别编为普通班、高级班、陕干班与特别班。普通班学员是从敌占区来的高、初中程度的爱国女青年。高级班中有一部分是红军中的妇女领导干部，还有一部分是从敌占区来的女高级知识分子。陕干班是专门培养边区妇女工作干部的。特别班学员则是经过长征，有一定的战斗经验，但文化水平较低的工农干部。
军事化的学习和生活
根据毛泽东关于“我们要培养几千几百个妇女英雄，几千几百个妇女运动的职业者和博士”的思想，女大制定了“以养成具有革命理论基础，革命工作方法，妇女运动专长和相当职业技能等抗战建国知识的妇女干部为目的”的教育方针，校训是“紧张的学习，艰苦的生活，高尚的道德，互助的学风”。女大开设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种：必修课包括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主要开设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中共党史、社会发展史、三民主义、妇女运动、生理卫生等；选修课有军事教育、外国语、会计等。在一般情况下，女大学员半天学习半天生产，贯彻了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教育宗旨。
在延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几乎是所有学校的办学宗旨，女大也不例外。学校经常组织学员出席边区的大型会议和政治活动，听中央首长的政治报告。据统计，两年中女大学员共听政治报告50多次，有的是单独为女大作的报告，有的报告是与其他院校一起听的，平均两周就有一次，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张闻天、吴玉章、徐特立、博古、叶剑英、邓小平、蔡畅、邓颖超、帅孟奇等领导同志都为女大作过报告或重要讲话，内容涉及政治、军事、党的斗争策略、对敌斗争、党员修养、革命气节、革命传统、妇女运动等。如张闻天给学员讲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陈云、王鹤寿、帅孟奇讲监狱斗争，邓发讲广州起义。学员们两周一次的党日活动，曾请刘少奇四次到学校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提高了党员的党性观念。为了让大家关注世界形势，学校还搞了时事教育活动。
为彻底克服众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员的“固有缺陷”，培养符合党真正需要的妇女干部，实现其干部不断工农化的方针，女大实行学习生活军事化的培养方式。学员在入校后，每天从早上4点半起床到晚上8点熄灯，其间出操、吃饭、学习、休息，学习和生活一律实行军事化，艰苦的生活锻炼了她们的意志。此外，她们还必须参加各种劳动，去过真正工农化的生活。一次，她们在四天内就锄完了离学校十三里远的三百亩地，赢得了众多人士的称赞与叹服。后来女大成立了缝纫厂、制鞋厂等，她们在那缝衣做鞋，编织毛棉织物，而且以班为单位，轮流参加生产一星期，每天工作八小时。这只是对其个人素质的培养，她们的真正目的是要能走进广大农村，去那里按党的方针政策教育和培养更多的农村妇女干部，开展更壮大的妇女运动，并完成觉规定在农村的其他任务。
紧张、艰苦的学习条件，磨练了她们吃苦耐劳的品格？学员们以高昂的革命精神和顽强的毅力面对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在这个集体中，大家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为了集体荣彗做着无私的奉献。
1940年“三八”节后，女大实习工怍团一行23人，来到陇东、绥德、安定一带工作。她们沿途深入群众进行家庭访问，调查人民生活，为群众医治疾病，宣传中共政策，揭露日寇侵华的罪行及国民党反动派反共的倒行逆施，协助政府开展群众工作，推动地方教育与群众运动，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受到了各地政府和群众的欢迎。她们一直工作到年底才返回延安，在1941年2月9日召开的总结会议上，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中央妇委、边区民政厅、女大校务委员会等单位参加了会议，替她们总结了这次实习的成绩与不足。
在女大学员的分配上，是严格按照党的规定与要求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去的。众多学员在还没有毕业之前就离校奔赴工作岗位。早在1940年9月第一届学员毕业典礼之前，就已有一百多名同学提前陆续分到各个工作岗位。女大学员侯冰君，在还未毕业但不得不随丈夫开赴前线，她舍不得离开女大，但抗击日寇侵略的爱国主义热潮在心中澎湃，于是她在痛苦的矛盾中离开了女大。六十年后，她还清楚地记得离开女大时所唱的充满悲壮气概的歌曲，这首歌也充分反映出了当时所有学员真实而又矛盾的心态：“这是时候了同学们，该我们走向前线。我们没有什么挂牵。总感有点留恋。学问总不易求得完全，要在工作中去锻炼。国难已经迫在了眉睫，哪有心意长期钻研。我们要去打击侵略者，怕什么千难万险。我们的血已沸腾了，不驱日寇誓不来相见。快走向前来我们手牵手，去同我们的敌人血战。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
女大毕业生达到了党中央培养的目的，她们在以后分配的工作中也表现突出。在第一届女大毕业的部分学员，被派往绥德的征粮工作团负责征捐救国公粮和寒衣代金。她们深入群众内部，耐心说服，圆满完成任务。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深为感动与高兴，特向女大校长王明致函感谢：“贵校同学颇能深人群众，收效不少。”
丰富多彩的体育运动
陕甘宁边区土地贫瘠，人民生活十分困难。毛泽东要求大家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开展体育运动，提出“锻炼体魄，打倒日本”的口号。中国女子大学的学员和职工组织校友会，下设俱乐部，负责领导全校的文艺、体育活动，主任是丁雪松。体育方面的工作，由全校唯一的体育教员杨烈利用业余时间分管。如何解决体育教师的不足呢？女大从每个班里各选出一名体育干事，集中在一起研究开展活动的方案，订计划，想办法，回班里做组织。又在各班中物色对各项运动较有专长的学员加以训练，回到班里带早操、当裁判、教舞蹈、做游戏等。不久，一批基层体育骨干队伍逐步地形成了。
体育运动场地是女子大学师生自己动手开辟的沙滩修成田径跑道和跳舞场，校内一片空地平整后当运动场，场内划分为两个篮球场，两个排球场和一个垒球场。体育器材是因地制宜、因陋就简自己制造的。一次，一位领导从重庆开会回来，带来一些篮球、排球、垒球和垒球棒，受到学员们的热烈欢迎。
年龄差异大、地区差异大、习惯爱好差异大，是女子大学的特点之一。这里有刚离开儿童团的小鬼，也有两鬓挂霜的大婶大妈。普通班有来自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大学生，陕干班中有刚解放缠足的农村妇女，一同参加丰富多样的球类、田径、体操、武术、秧歌、集体舞、民族舞等课外活动。多样化的课外活动，在当时全国各类学校中也属罕见的。
为适应女学员对美的爱好和欣赏，女大很重视舞蹈活动的开展。在女大建校一周年时，全校同学表演了一个有一千多人参加的“三八集体舞”，由舞蹈小组自编自导，并请从苏联归来的徐一新辅导，请鲁迅艺术学院的同志配乐。集体舞的场面壮观，队形多变。舞蹈造型新颖，深受各方面的赞扬。正式演出时，一千多人统一穿上学校服装厂自制的列宁服和学员自己编的凉鞋，格外整齐美观，这个集体舞被延安电影局拍摄成记录片。
女大的文艺、体育活动．是当时延安文体活动的缩影。
王明与女子大学 一为了加强对妇女干部的培养，中共中央于1939年7月在延安创办了中国女子大学。当时在中共中央分管妇女工作的王明被任命为女大校长。在担任女子大学校长期间，王明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是也犯了不少错误，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王明在女大散布了一些错误的言论，反对自我批评。他说：“这也批评，那也批评，弄得大家都胆小，因为批评把同志关系弄坏了，要反对”。其次，王明在女大拉拢一部分人，打击一部分人，执行了不正确的干部政策。王明在女大打击、排挤老同志，如张琴秋、胡嘉宾、项中华、李初梨等，同时又拉拢一些人，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王明向中央组织部闹独立性，反对中央组织部从女大调干部。王明常常在大会上强调，不许从女大乱调入，谁也没有权力调入，同学们要放心好好读书。这样，就使女大的学员养成习惯，只要中央组织部一谈话，女大干部科一分配工作，自己认为不合适，就去找王明校长，而王明便批准不去。结果引起学员对中央组织部和女大干部科的入不满。1940年，因延安广播要在新年开放，中央组织部想从女大要几个广播员。谈话后，有的女学员不愿去，便找到王明。王明说可以不去，并当着她们的面说：“什么人敢调，为什么不经过我？”王明立刻让她们带一封信给干部科，问谁敢乱调入！在女大第一、二、三班学员一百多人毕业后，王明的夫人孟庆树和王明的意见是应多送给妇委，分配做妇女工作，而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要分些给地方。王明和孟庆树不许调一个女干部出去，所有来延安的女干部全归妇委管。
为了和中央组织部斗争，他们经常挑拨中央组织部和女大学员、干部的关系。就中央组织部从女大调干部这件事，王明还于1941年2月13日写信给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要求由中央组织部调女大学员做其他工作者的比例降到25%，来延安的女学员均送女大，各校女同志归妇委分配等，反对中央组织部调女大学员去做其他工作？第二天，陈云便给王明复信，明确地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信中说：你提出女大学员给中组部随时调动别项工作者均降低比例为25%，在现状下恕我不能同意。因我们党已经不是秘密党而是领导着政权和军队的党，因此必须有大量干部分配到各方面工作上去。但估计到女大等各个专门性的学校有某些特殊的意义，因此留了一半学员将来做妇运工作，我认为我已充分估计了妇女工作的特殊性。陈云这封复信，实际上是对王明闹独立性和无理要求的严肃批评。
1941年9月1日，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决定撤销女子大学，将其与陕北公学、青年干部学校合并为延安大学，吴玉章任校长。女大的合并，与当时边区的经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从经济上看，国民党自从1939年后不断制造与中共的军事摩擦，不仅不再提供任何的援助，而且特别对中共领导下的边区进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这样，边区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困难，中央政府从1941年开始不得不进行精兵简政，并裁减诸多机构，以节约开支。在这种情况下，女大被合并。
女大被合并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女大的教育受校长王明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在女大的教育体制中，一直受教条主义的束缚，经常教一些脱离生产实际的马列主义条条框框与三民主义等教条理论，而且按照“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来教育学员们，这都对女大的正常发展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为此，王明在1941年6月被免去中央妇委书记的职务，由蔡畅接管。在蔡畅的领导下，中央妇委开始正式批判王明在领导妇委工作与女大教育中所犯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错误，继而在9月1日王明被撤销女大校长一职。
为了彻底清除王明在政治上的错误影响，许多女大学员在以后的政治学习中也纷纷反省自己在女大接受的“不良”教育，因为在女大初建时，受校长王明的影响，女大“较注意对学员进行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的教育”。以前在女大学习过的学员朱明，在整风运动学习中恍然醒悟，不指名地批评了女大校长，表示要“附带地反省自己在女大时的投降主义”，认为女大总是响应蒋介石的宣言，“总是配合着时事来讨论”，有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倾向。可见，对女大的重新政治教育，是其被合并的另一重要原因。
女大是中国妇女的一盏明灯
在中国其他地方还不允许男女同校的时候，延安创办专门女子学校就是实现对女子的尊重和重视。这在当时有开风气之先的社会影响，中国女子大学的创立，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埃德加·斯诺拍摄了“女子大学的露天课堂”、“女子大学前的女哨兵”等珍贵照片，称：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亚马孙大学”（亚马孙是希腊神话中的女战士）。女大也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为同共产党争夺妇女运动的领导权，在女大创办一周年前后，三青团中央决定成立妇女部，国民政府拟办妇女师范学校，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也提出要成立妇女部。
在短短的两年中，女大培育了近干名优秀的妇女干部，她们奔赴各地，在党、政、军、文卫、财经等各条战线上施展才华，成为领导骨干。她们有的在敌占区、围统区从事秘密工作，不少人为中国革命献出了生命。女大为陕甘宁边区培养了两任妇联主任一杨芝芳和白茜。其他地方来的同学毕业后也有到边区做妇女工作的，她们当中有刘澈、李岩、张月等人。还有许多同志树立了一辈子为妇女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决心。董边、王云、柳勉之、尹璋、徐克立、吕磺、田夫、刘芋非、鲍侃等同志在妇女工作战线工作了一生，直至离休。还有抗大女队的学员在频繁的扫荡中，完成了学校规定的课程，走向了抗日战场。抗大女队为抗日培养了一批女指战员，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建国初期，各省的妇联主任当中也有一批女大学员，如黑龙江的谢励．廿肃的李磊、宁夏的苏冰、陕西的李晋昭、白凤梧、刘振华、四川的王腾波、广西的鲁燕、上海的李景林等。另外，女大有的学员分配在各机关，从事行政领导工作或政治工作，如彭克谨是陕甘宁边区围共合作的绥德市第一任中共方面出任的市长。学员乌兰从女大毕业后，主动要求回内蒙工作，被蒙族群众称为“双抢红司令”。女大培养的其他人才还有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贺龙夫人薛明、电影表演艺术家于蓝、老红军王定国等。许多同志在不同层次的党政机关、至今仍为关怀下一代而忙碌的群众团体中担任领导职务，如秦文化研究专家李文放等。她们中有近10名部级干部，80%的人是司局级干部。
在国统区的秘密战线上，同样有女大学员的身影。女大学员阎明诗，凭借父亲阎宝航的社会地位和自己熟练的外语，毕业后在重庆的苏联驻华大使馆从事译电工作。阎宝航得到希特勒德国准备轰炸莫斯科的“红胡子计划”情报，马上报告周恩来。经周恩来同意，阎明诗及时准确地把情报发往莫斯科，斯大林紧急部署，为莫斯科保卫战争取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至今俄罗斯人民仍然没有忘记阎宝航和阎明诗。1995年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的时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亲笔签名，授给阎宝航、阎明诗父女俩各一枚纪念章和证书。解放战争时期还有几位同学为革命的胜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她们是为保卫陕甘宁边区牺牲的女大篮球队长郑玉雯，深入敌人内部而英勇就义的杨汉秀和在东北遇难的宋林棣。
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它培养出的大量妇女干部，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解放后，她们中的好多人担任了党和政府的各级职务，在各条战线上为新中国努力工作。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的革命精神，正如《新中华报》昕指出的那样：女大是中国妇女的一盏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