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谁是东北民众最早奋起抗战的人，在史学界争议颇多。笔者新近发掘了一份史料，经过对该史料深入地研究与考证，发现抗日民族英雄、东北国民救国军总司令高鹏振在九一八事变的当天就率部进行了抗击日军侵略的战斗。这是目前发现史料中对东北民众抗战最早的记载。因此，高鹏振才是真正意义上打响东北民众抗战第一枪的人。
《军事杂志》由国民党元老林森题写书名，是由当时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办的重要刊物。这份史料就在这份杂志的第五十六期（出版时间为1933年）“战争史料·抗日血史”栏目的“高鹏振血战倭敌”一文中。该文章主要介绍高鹏振身世及抗日的有关情况。据该文记载：“九一八事变后，（高鹏振）即在沈阳集合部属14人，击死日兵3名，得大枪12支，手枪9支，子弹2000发，送到新民柳河沟一带附近，招集旧部，迨有3000余人……”由于史料记载的时间距离事件发生的时间比较近，又是出自官方，故此情况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下面，我们不妨分析一下这份重要史料。首先看其中的“九一八事变后，即在沈阳集合部属14人”这句重要的话。关键是这个“即在沈阳集合部属14人”的“即”字。从其语境来看，这个“即”字，可表示在很短时间内，也可以是前后事情紧接着，有马上、立刻之意。关键是“九一八事变后”的“后”字，是表示事变发生了多长时间。是表示当天，还是几天内。当然，其具体时间单单仅靠这份史料尚无法确定。但综合“（将所缴获枪支弹药）送到新民柳河沟一带附近，招集旧，迨有3000余人”情况来看，高鹏振在战斗之后就离开了沈阳，返回了辽西，开始筹建抗日义勇军工作。这也为我们进一步考证这件事所发生的具体时间提供了重要依据。
那么，这件事具体发生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什么时间呢？见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只要确定了高鹏振离开沈阳的具体时间，这个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下面，我们就通过当时的史料记载，高鹏振的亲友回忆，以及有关史志记载情况来具体确定一下这一时间。
从当时的史料记载情况来看。当年，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特派员王立川于1933年所发表的《血战归来——关外义勇军抗日纪实》一文中，透露出高鹏振当时离开沈阳返回辽西的重要信息。
要弄明白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王立川与朋友金同志见面的时间。从文中“三、进关后的失望”中记载得知，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3天，即1931年9月21日，王立川就乘火车跑到了北平。然而，他在北平住了一周，看到“除了学校开会，发表些不着实际的言论外，政府方面惟有报告国联这一途，别的办法连一点都没有。”就失望地返回了辽宁沈阳去找朋友金同志（金同志为高鹏振的中学老师，与其关系非常密切），想通过金同志找到高鹏振，然后再“去在劳苦的群众中建立我理想中的民族势力”。所以，王立川最早到沈阳的时间，应该是9月28日。但考虑当时的复杂形势，实际上可能要比这一时间要晚，但至少可以用其做一下时间参考上限。据王立川家人的回忆：“1931年9月底，张永兴（即王立川）到沈阳找到‘金某’，寻找抗日力量。”，又据文中“五、出发前的准备”记载，他于10月1日（由于此段文字中有“拟定第二天早晨乘北宁火车向新立屯出发”，而“六、途中”的开头又有“十月二日早八时由皇姑屯上车”，故可确定当时为此时间）已经拿到了金同志的为他写的介绍信，又找人领着到沈阳卖旧衣的西门脸购买了化装出行的服装，并托朋友开了路引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他最晚于9月30日返回沈阳，故其回到沈阳的大致时间段为9月28至30日之间。
据文中“四、民间英雄”记载：“到了辽宁之后，我便去见我的一个朋友金同志。”由此可知，王立川到了沈阳就立即前往金同志的家。可见，他见到金同志的时间即为返回沈阳的时间，故也在9月28至30日这一时间段之内。
王立川见到金同志后，金同志即向他介绍了当时高鹏振的相关情况：
“（高鹏振）事变后才出院，伤口没有完全好。出院时曾来见我，对暴日之侵略，及东北当局之不抵抗，异常愤慨！决心重回辽西联络旧部，号召绿林兄弟实行抗日救国。计其离沈已有十几天了。日前，有人来此，谓彼已组织成军，人数不多，约二百人，惟抗日救国之志甚坚，颇得地方同情，现驻黑山一带，收集枪马，扩充人数。”
从这段文字来看，尽管伤口还没有完全好，可高鹏振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出了院，并回到辽西，考虑王立川见到金同志的时间在9月28日至30日之间。由于高鹏振是“事变后才出院”的，再考虑文中有“计其（指高鹏振）离沈已有十几天了”来具体分析一下高鹏振离开沈阳的大致时间范围。如果高鹏振于9月18日离开沈阳，依其上限9月28日来算，为第11天，依其下限9月30日为13天。显然符合这一要求。同样，若高鹏振于9月19日，9月20日离开沈阳，也符合其要求，而9月21日离开沈阳却不合其要求。我们从中虽不能确定高鹏振具体离开沈阳的时间，但可以知道高鹏振是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三天内离开沈阳的。特别是从其语境来看，9月18日显得最为合理。
从高鹏振的亲友回忆情况来看。高鹏振的儿子张汝、外甥张影及孙女张素艳等家人及亲友均反映高鹏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就离开沈阳回到了家乡。张素艳曾告诉笔者，她听跟随过爷爷的老人们讲，日本人占领沈阳城，爷爷伤也不治了就回来了，当时爷爷还在沈阳打过鬼子。从这些高鹏振的亲友回忆情况来看，九一八事变后，高鹏振不仅迅速返回家乡，而且确实在沈阳进行过抵抗日军的侵略行动。这些回忆虽不能帮助我们确定具体时间，但可知九一八事变后，高鹏振并未在沈阳过多逗留，就离开了沈阳。
从辽宁省官方编纂的史志所记载的情况来看。下面是几部具有代表性的官方所编纂著作中对高鹏振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返回辽西相关事实记载的情况。据潘喜廷、卡直甫、赵长碧、王秉忠所著《东北抗日义勇军史》记载：“九一八事变的当夜，他从沈阳返回辽西，召集绿林旧部，……”据《辽宁英烈》（第四辑）中王驹《轻骑纵横震辽西——记抗日志士高鹏振》记载：“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正在沈阳养伤的高鹏振，立即带病还乡，……”据辽宁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纂《辽宁党史人物传》(10)刘兴士、晓石《高鹏振》一文载：“事变发生后，高鹏振即看穿了日本的侵略阴谋，毅然返回故里，……”据张弘主编《东北抗日义勇军·辽宁卷》（下）“人物列传”《高鹏振》载：“九一八事变后，高正在沈阳养伤，闻讯后立即带病还乡，……”还有谭译主编《东北抗日义勇军人物志》中也云：“九一八夜晚的炮声，使他再也呆不下去了。……他不顾伤口疼痛，星夜赶回辽西。”通过对这些记载进行综合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官方这些史志众口一词，即高鹏振在事变当天就返回了故里。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由官方组织编写的史志，其态度是非常科学严谨的。诚如谭译主编《东北抗日义勇军人物志》的“后记”所说：“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中央和全国各地的图书室、档案馆、博物馆提供的大量有关图书、档案和文物资料；
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暨各市地的党史征集办公室、地方志编纂办公室以及宣传、民政等部门，为我们搜集、调查、核实资料等项工作给予了热情的支持，许多年逾古稀的老义勇军战士和有关英雄家属、生前友好等，都以极为负责任的态度向我们介绍情况，提供资料，并为我们编写的初稿提供了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从中不难看出，其材料来源的真实性与权威性。
从上述考证情况不难看出，当时的史料与高家亲友的回忆及官方史志的记载相互验证，足见高鹏振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当天就离开沈阳，返回了故里的真实可信性。由此可以断定，高鹏振招集部属投入抗击日军的战斗是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当天。可见，史料中“即在沈阳集合部属14人”的“即”字，是表示前后事情紧接着之意。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高鹏振立即招集人马投入了战斗。
1930年3月，高鹏振因与东北军冲突而负伤，便一直在沈阳南满医院疗伤。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特务借助他与东北军的矛盾，以金钱相利诱，想让其做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索，结果被其拒绝。之后，他就离开医院隐藏到文官屯陈姓同学家。由于其居住地与北大营距离较近，故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第一时间得知了日军袭击北大营的暴行及东北军受命不抵抗的消息。此时，他愤懑满胸，怒火中烧，便不顾伤未痊愈，立刻招集部下14人，进行了英勇抗击。战斗中，他率部击毙3名日军，并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随后，他办了出院手续，并来到恩师金老师家中，谈了自己回乡组织民众抗日的想法，得到了金老师的支持。于是，他连夜返回了辽西，并于9月27日在家乡创建了中国第一支抗日义勇军——“镇北军”。
综上所述，这段史料不仅揭示一段历史真相，而且让我们真正认识到高鹏振特殊的历史地位——东北民众最早奋起抗击日军侵略的民族英雄。这次战斗虽然成果不是那么显著，只打死了3名日军，但意义非凡。因为其与北大营官兵的反抗是不同的。北大营里面的反抗是军人的反抗，而这种反抗是被动的。但高鹏振的反抗则完全不同，是民众的反抗，而且是自发的、自觉的，更能体现“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国歌精神，是中华民族不屈外侮的精神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