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元帅戎马一生，非常重视体育锻炼，他常说：“锻炼身体，不容易得病，才能为革命多做些工作。”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得享90岁高寿，重视体育当是最大因素。
从“喜欢锻炼身体”到“模范二朱”
据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的《朱德传》记载：“他从小喜欢锻炼身体，爱爬山、游泳，还翻杠架，所以身体一直很健壮。”四川仪陇县马鞍镇琳琅村朱德故居旁的双株柏树，就曾被他用来绑横木练单杠。
1906年秋季，朱德考入顺庆府官立中学堂。那里的课程有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外语、法制、格致、美术、体育等。“喜欢锻炼身体”的朱德对学习新学兴趣很高，对体育尤其用心。
由于热爱体育，朱德四肢发达，但他的头脑并不简单。顺庆府中学堂的监督先后由张澜、刘寿川担任，两人都曾在日本留学，是当时的新派人物，除担任监督外，还给学生讲课。刘寿川和朱德有点亲戚关系，算是堂舅父。朱德课余时间常到他家去，听他讲日本明治维新的事情。
朱德在顺庆府新学堂只念了一年，但这里却是他接受进步思想的开端。受刘寿川的影响，20岁的朱德在当时“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强身卫国”思潮的鼓动下，决心去成都求学。
1907年初春，朱德到成都考入四川省城高等师范学堂（四川大学前身）附设的体育学堂，被编在甲班学习。这所学堂的举办是为适应各地小学堂陆续兴办的需要，“以划一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体操、步伐、口令为宗旨”，专门为培养体育教师而开设的。它的误程有修身、国文、教育、儿童心理学、生理卫生学、算术、图画、音乐唱歌、兵学、教练、枪操、普通操、器械等。
同年底，朱德从体育学堂毕业，13门功课平均分数是82.3分，名列全学堂第十名，其中体育科目各项几乎都在90分以上，是名副其实的体育“健将”：器械获得100分（全班仅有两个），心理获得98分，教练92分，算术90分。2006年8月23日，在朱德诞辰120周年之际，四川大学首次展出了朱德在四川省城高等师范学堂上学时的成绩册及学籍册。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支持朱德上学，朱家先后为他筹借了二百多元钱，这笔债务直到后来朱德当上滇军旅长时才还清。谈起这件事，朱德幽默地说：“学体育学得我散尽家财！”
1908年初，朱德回到家乡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习兼庶务。翌年春，朱德考入云南讲武堂丙班步兵科学习，他的同班同学杨如轩曾回忆：“朱总在讲武堂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刻苦好学，哪怕休息时间，他都用来看书或锻炼身体。”由于身体协调能力强，朱德指挥学员队操练时，动作干净利索，喊口令声音宏亮，为全校之冠。每当有外国领事到讲武堂参观，总办李根源总是从学生中指令朱德和朱培德两人出来指挥，同学们当时称他们为“模范二朱”。
在红军中提倡开展“各种体育运动”
1929年初夏，红四军在军长朱德、政委毛泽东指挥下解放了闽西重镇龙岩。当耐，红四军司令部前边有一片开阔地，红军战士因陋就简，竖起两根木柱，顶端拴上粗铁丝做的“球圈”，便建成了一个简易的篮球场。一到休息时间，这里哨声、喊声、拼抢声‘便交织在了一起。
一天，朱德办完军务，便脱掉外衣，卷起袖子，健：步来到球场。鏖战正急的战士们立即鼓掌欢迎。朱德满面春风，加入第二大队。球场上本来应是你争我夺，但朱德一上场，特别是当他的大手接住球，“势不两立”的双方顿时变得“和平共处”了，朱德不一会儿就投进了5个球，二大队的分数直线上升。而一大队心甘情愿“一败涂地”，他们想：朱军长日理万机，好不容易抽点时间走上球场，蹦蹦跳跳，投几个球，大家怎能穷追猛打，紧追不舍。朱德发现猛打猛冲的双方一时间变得“温良恭俭让”了，马上悟出了其中的奥妙。他稳住手中的球，对大家说：“打球双方都是自己人，但打球为什么分成两个球队相争呢？就好比我们实兵演习一样，假设一边是红军，一边是白军。不争球就赢不了，你让我一个一个装进去，那你们太吃亏啦。打仗、工作，我是军长；打球，吹哨子的裁判员是球场的领导，我只是一个队员。”说着，朱德高擎手中的球，笑着说：“我拿到球，你们不抢争，也显不出我的本领，提高不了我的球艺，是吗？”队员们见朱德言之有理，便无拘无束地你争我夺开了。
1931年1月10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在江西宁都小布镇召开庆祝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大会，总司令朱德在会上讲话：“这次龙冈战斗打得很漂亮，敌人没有走掉一兵一卒，前线总指挥张辉瓒也被我们活捉，这是红军史上破天荒的胜利。”接着，他号召全军指战员，要准备迎接新的战斗，重视军事训练。为此，他经常深入到战士中间，带领战士们一起训练，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开展军事体育活动。当时刚参加红军的新战士严德胜后来回忆说：
那时，我们在黄陂。大家响应朱总司令的号召，把每天的早操时间都用来练习抢山头、追击、射击、迅速集合；游戏活动的内容也改成刺杀、枪术、测量、跳高、跳远、撑杆跳高、赛跑等；在中午和下午则开展军事、政治和文化学习，练习打手榴弹。爬竹竿、爬绳、过独木桥、越障碍物等。朱德同志经常到实地检查练兵情况，有时还亲自伏在地上，观察我们瞄准的每一个动作。发现问题，立即手把手地纠正。
有一次练习撑杆跳高，有的同志双手拿着竹竿，可就是撑不起身子来；有的虽然撑起来了，但身子跃不过去横竿。正在大家为难时，谢礼宜大声喊起来：‘总司令来了！’我们回头一看，见朱德同志笑眯眯地站在我们后面。看样子，他已经悄悄地看了一会了。
朱德同志先把执竿、起步跑、撑竿点地、两手爬竿和丢竿子、跃身跳下的全套动作要领讲了一遍。接着，就给我们做示范。他轻捷地跳过横竿，我走近标杆一看，有八尺多高。大家都鼓掌喝彩。
在练兵运动中，我们根据朱德同志的指示，还进行了一次军事体育比赛。比赛的项目很多，有长短距离赛跑；有跳高、跳远、撑杆跳高；有射击、掷手榴弹；还有整装待发的技术比赛。
朱德同志还倡导了一个背人赛跑的比赛。他说这是锻炼体力的办法，在战场上十分需要。他还亲自当裁判，还勉励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搞好军训，增强体力，练好本领。只要平时练得好，战时才能打胜仗。
1932年5月4日，在闽西汀州市西郊的坪坝举行篮球运动会，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朱德，在百忙中亲自组织并参加比赛。同年5月30日至6月1日，在汀州南寨广场举行福建省少年先锋队军体大检阅，朱德任总指挥。检阅开始，军乐大作，举行“升旗礼”，书有“福建省少年先锋队”等字样的三角旗徐徐上升。朱德站在主席台上，神采奕奕，目视迎风招展的队旗升至杆顶，然后宣告比赛开始。来自闽西龙岩、上杭、永定、长汀、武平、汀州市等县的少先队代表，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主席台前，朱德频频行军礼致意。参加检阅的项目有军体操、游戏、野外演习、步法、举枪动作、刺杀、政治测验等。经过3天的激烈比赛，总指挥朱德宣布“检阅完毕，请评判人宣布检阅成绩”。根据各方面检阅结果，成绩最优的是上杭县，长汀县第二，永定县第三。朱德面带微笑地为优胜者发放红旗、大鼓、军号、学习用品等奖励。霎时，全场欢声雷动，经久不息。由于朱德的亲切关怀，闽西成为当年中央苏区的体育之花。
经过长期实践，朱德把重视体育提高到理论高度：“只有变文弱为雄武，军强文壮，才好打仗办事……体育运动，这是一件移风易俗的大事，我希望我们各级军政首长，加以重视和提倡……适时适地的提倡各种体育运动的形式，如军事体操、柔软体操、器械操、民间舞蹈、拳术、打球、赛跑、赛马、游泳，务求使之普及到军民中间，造成风气，养成习惯，经常进行。我们运动的目的，在强健身体，以及提高技术两项。所谓提高技术，并非狭义的仅作球艺而论，而是说，在使身体强健过程中，创造出许多办法，而为将来训练大批军事技术人才准备。”
荣任延安新体育学会名誉会长推广军事体育
1937年底，朱德率八路军总部东渡黄河，驻扎在洪洞县马牧、白石一带，次年春移驻武乡县王家峪。为了提高抗日部队指战员的身体素质和人民的健康水平，总部首长号召指战员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积极开展体育活动，朱德身体力行，带头锻炼。他强调运动要经常，打仗是格斗、是角力，体力锻炼很重要，并常和干部、战士一起参加体育活动。1938年元旦，他在洪洞县杜戌村检阅第686团后，和干部战士一起打了一场篮球赛。当时，朱德已年过半百，但他身体强壮、球技娴熟，博得了观众的赞赏。
1940年5月，朱德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协助毛泽东主持党中央工作。这期间，朱德对延安的体育工作特别关注。他不但亲自参加体育领导工作，还亲自组织体育比赛——特别是篮球、排球赛，并经常下场和群众一起打球。当朱德和大家一起打篮球时，那可热闹了，许多人都跑来观看。朱德在球场上和战士们奔跑、抢球、投篮，你争我夺，引起全场观众阵阵掌声和叫好声。1940年6月，著名华侨陈嘉庚访问延安，他说他最感动的一件事便是，朱德陪他走到抗大操场边，里面正在打篮球的学员喊“总司令，来一个”时，朱德马上脱衣上场。此后，陈嘉庚到处宣传“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42年1月22日，为进一步促进体育运动的开展，由朱德、吴玉章、洛甫、邓发、李富春、冯文彬等人及延安体育会、延安大学体育系、军人俱乐部等单位发起筹建延安新体育学会。1月25日，成立大会在军人俱乐部隆重举行，朱德和吴玉章到会讲了话。朱德说：“中国体育运动尚未十分开展，尤其在延安，过去没有注意提倡。今后各机关、学校、部队要有组织有计划地注意推行。机关、学校以体操为主，球类、器械为辅，部队则应建立正规的器械运动。发动各种体育比赛，提倡跳舞、狩猎、游泳等，并把体育与卫生密切联系起来。”大会一致推选朱德为名誉会长。
由于朱德的提倡，新体育学会成立后，延安各项体育活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每天黎明，四面八方便响起了哨声、号声、钟声和锣鼓声，人们早早开始参加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有的做体操，有的跑步。中午，各学校、机关、工厂的篮、排球场上，总是排着长队，轮流换班分队打球。晚饭后，山坡、沟渠和延河两岸就更加热闹，到处都是参加锻炼的人群。
夏天，延河是天然的游泳场，甚至有人不辞辛苦，从一二十里外来到延河游泳。新体育会曾在延河岸上一块突出的岩石上打了四个眼，钉块木板搞了一个跳水台，开展游泳和跳水比赛。据说，还曾经把排球涂上蜡当水球来打。
延安新体育学会成立后不久，便由朱德总司令发起筹备了“九一运动大会”（1942年9月1日开始），这也是延安第一次召开大规模的运动会。朱总司令任筹备会长，冯文彬为副会长。当时明确指出，召开这次运动会的目的是为了“支持反法西斯残酷的战争与繁重的革命工作”，“广泛开展国民体育运动”，“使每一个国民应该有强壮的体魄，方能担负起繁重的抗战救国工作，建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对“九一运动大会”十分重视，朱德亲自担任会长，贺龙等任副会长。正副总裁判长是李富春、肖劲光，裁判委员会委员有徐向前、曹里怀，王震、刘景范，徐特立、吴玉章、邓发、谭政等。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是叶剑英。
运动会的比赛项目有田径、篮球、排球、游泳以及武装爬山、武装爬障碍、射击、投手榴弹等军事项目。此外，还有网球、足球、棒球、马术、赛马、跳水、武装渡河、举重、双杠、单杠、木马、团体操、舞蹈、武术等表演项目。比赛分男子、女子、少年三组，除延安市各机关、学校、工厂、部队外，还有各专署、县、市的运动员参加。晋西北根据地120师和新军的代表还专门从山西赶到延安参加运动会。参赛运动员共1300多人，真是名副其实、盛况空前的“扩大运动会”。
大会于9月1日在延安北门外青年运动场隆重开幕。参观的市民人如潮涌，非常热闹。朱德首先致开幕词，他特别强调，将来运动的发展方向“应着重于军事方面”，以便“把许多人都锻炼成为坚强的人”，具有“健全体格”。
当时的延安《解放日报》对开幕式描写道：“这里没有大理石砌成的司令台，简陋的土台子，不是同样庄严肃穆吗？这里没有钢筋水泥建筑的会场大门，用野草扎成的门楼，不是同样严肃吗？这里没有整齐排列的看台，那铺着青石板和草褥子的山坡，不是坐着成千成万的看客吗？清新的河湾，不是我们漂亮的游泳池吗？”
那次大会，在训练、营养、设备等都不具备的条件下，还达到了男子100米12秒、跳远6.1米、铅球18. 24米的好成绩。“九一运动大会”后，朱德、李富春又倡议举行了延安市的排球友谊赛，从9月13-18日共举办了6天。
关心新中国体育事业，健身力求“独立自主”
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朱德联名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布约法八章，其中有一条“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及其他一切公益事业”。
1952年5月9日，在抗美援朝战局基本稳定、国内经济建设热火朝天的形势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总政治部联合发布了召开“八一”建军节25周年全军体育运动大会的指示。
指示下达后，朱德指示人民解放军各军区、各军兵种部队积极准备。看到总司令如此重视，许多单位都采取了按级选拔、重点测验等方式选出各项目选手，如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直属队、公安部队、军事医院、西北军区、东北军区、中南军区等各大单位还举行了体育运动大会。许多功勋卓著的高级指挥员也踊跃参与比赛，有的还当选为代表，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运动员选手中，就有15个师级干部。应邀参加大会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也在朝鲜前线完成了各种准备工作。“八一”体育运动大会的准备工作，进一步推动了人民解放军中的群众性、战斗性的文化体育活动。
1952年8月1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建军节25周年体育运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
当天，北京久雨初晴，修葺一新的北京人民体育场主席台正中的大红屏幛上，高悬着“八一”军徽和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巨幅画像。在会场看台上，高悬着红底金字的两幅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锻炼自己成为铁的体质，保卫我们最可爱的国家。”前一幅为毛泽东主席的题词，后一幅是朱德总司令的题词。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亲自出席了大会开幕典礼。在运动员和文化、文艺代表队入场后，军乐队高奏国歌。朱总司令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他对大会的顺利召开表示满意，对运动员提出了要求，主旨就是他题词所说的：“锻炼自己成为铁的体质，保卫我们最可爱的国家。”许多运动表示：“看到我们的总司令，我们决心在自己的运动会上赛出好成绩！”
8月11日，大会举行闭幕式。下午4时正，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莅会。乐队高奏乐曲《东方红》，全场3万多名观众顿时欢声雷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一起出席闭幕式，可见党中央、中央军委对这次运动会的重视，也使广大军队体育工作者感到了自己肩上的重任。
新中国成立后，年龄已经不允许朱德参加过分剧烈的运动，可是他对体育锻炼的重视丝毫没有衰减。做操、游泳、爬山、散步，凡是力所能及的活动，他都喜好。朱德的毅力是惊人的，他根据自身状况自编了一套体操，先是头部活动，而后两臂、两腿活动，腰部活动，最后是深呼吸，呼气时口里发出近似哨音的轻微嘘嘘声。他每天清晨起床做一遍，夜晚睡觉前做一遍，每遍十几分钟，天天如此，从不间断，天气好就到室外去做，刮风下雨就在室内窗前做。他说：“做完早操，我就感到浑身舒畅，工作起来精力更充沛；晚上做完操，我睡觉就更香甜，第二天工作起来精神也更足了。”
朱德经常在中南海里散步。早饭和晚饭后，他都要在住所周围走上几里路，即使天气不好也要坚持。据曾在朱德身边担任警卫的李树槐讲，1955年以前，朱德散步的时候带着拐杖，后来把拐杖甩掉了。他说：手里有拐杖，总想着依靠一下，这会妨碍“自力更生”；什么也不拿，“独立自主”的力量就会增强。直到去世前10天，也就是最后住院的前一天，他还坚持散步。他的信念是“能多走一天，就能为革命多工作一天。”
朱德爬山一为锻炼身体，二为了解山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他说：“我们是山沟沟起家的。山区人民养大了我们的军队，现在进了城，不能忘记了他们。”“从前打游击，我爬了十几年的山，现在一走山路，就常想起过去打仗时候的许多事情。”他的目的很明确，也很简单：“锻炼好身体，不容易得病，能为革命多做些工作，自己也不受痛苦。”他说，“我就是因为从小锻炼身体，所以打了那么多年仗，没有掉过一次队，一点儿病也不生。”还说：“要革命，就要锻炼身体。身体不好，是不能为革命做更多贡献的。”
正是从这点出发，朱德教导子女也要注意锻炼身体。1962年春天，女儿朱敏随他到武夷山，以后又到了井冈山。每次车还没开到目的地，他就走下车来，徒步向山顶爬去。他一面爬山，一面指点着巍峨的山峦、茂密的森林，给朱敏讲述当年在这一带战斗的情况。他边走边说，显得很轻松，而朱敏需要加快步子才能跟上。到了山顶，他面不红，气不喘，可朱敏已经浑身出汗，上气不接下气了。他看见朱敏的样子，就笑着说：“以后要注意锻炼身体啦！你这个30多岁的人还不如我这个老头子。你如果到了我这个年龄，还能为党工作吗？”多年以后，朱敏回忆往事，还深情地说：“父亲虽然逝世许多年了，但他的话好象还在耳边！”
终生是“农事体育”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开展军事体育是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开展“农事体育”同样是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
所谓“农事体育”就是人民军队为人民，帮助人民群众抢种抢收，既锻炼了军队的体质，又密切了军民关系，可以说是军事体育的创造性发展，是人民军队本质的体现。旱在中央苏区时期，朱德就是“农事体育”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1931年5月5日，为应对敌人对中央苏区即将发动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并帮助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朱德、毛泽东发布《动员部队帮助群众插秧耕田的训令》，郑重指出：“敌人长期进攻苏区及红军，大举抢粮食拔去秧苗，使农友马上缺食不能耕种，及将来无秋收希望。”“苏区群众多数动员在作战中担任放哨、侦探、运输等工作，所有田地不能按时下种，必然会影响作战及秋收食粮。我们全体红军在不妨碍作战及警戒外，理应立时派大批能栽秧耕田的同志，在各住地帮助农友栽秧耕田，务于最短时期中，将苏区所有田地栽完种完，以便作战及秋收食粮有着。”《训令》还强调说：“红军帮助栽秧耕田全是一种应尽义务，不要吃农友的饭及任何酬报，并且要十分和气，不得有不好态度对待农友。”“各级战斗员、指挥员，应将此种工作视为作战中之一种重要任务，如能按期作到耕种完毕，是二次战争（笔者注：即第二次反“围剿”）首先胜利之一，务祈全体动员努力此一工作，但决不能妨碍作战。”朱德以身作则，带头下田栽秧耕田，实践“农事体育”。
抗战时期，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留守延安的军队实际上进行的是“农事体育”，朱德同样以身作则。他和身边几个勤务员组成生产小组，在王家坪开垦了3亩菜地。朱德种菜是个能手，他手把手地教几位勤务员种菜。朱德有着丰富的农业知识，他种的菜质量好、产量高，品种又多，在当地很有名。所以，朱德的菜园经常有人前来参观。部下来看望时，他常留他们吃饭，用自己种的蔬菜招待大家。朱德带头种菜，在干部、群众中影响很大。许多人认为他领导全军进行作战、生产与训练，每天还要批阅文件、考虑战略问题等等，很少有空闲时间，兼之年近花甲，因此纷纷来信恳求替他代耕，以便他能为革命保重身体。但朱德总是婉言谢绝。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从搞好“拥政爱民”出发，要求部队重视农业生产，帮助地方开展经济建设，继续搞好“农事体育”。
正是由于对军事体育、“农事体育”非常重视，并身体力行，朱德对长征经历的回忆是如此轻松、生动：“在长征中间，身体很强健，路上就没有病过了，多半是夜间走路，白天睡觉。有事马上就办。我只有一个担子，一个人一匹马，一个马侠，四个特务员，每天差不多是走一半路，骑一半马，人还是觉得很爽快，不感觉如何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