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顶山惨案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法西斯第一次对中国平民的大屠杀。1932年9月16日，日本侵略者将抚顺煤矿附近的平顶山村民3000多人集中起来，实施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惨案发生后，日本关东军及日本政府极力封锁消息，面对中国政府的质问百般抵赖，对大屠杀的事实矢口否认。这时，一位年轻的美国记者——爱德华·威廉·汉特(Edward William Hunter)先生，只身来到抚顺，化装成神父进行实地调查，证实了惨案的真实性，并写下长篇报道在美国报纸上发表，引起世界关注。国民政府外交部以此为依据，向日本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并将汉特的报道提交国联，中国代表颜惠庆据此在国联大会上揭露日本侵略者的伪善面目，引发了日本政府在国联大会上的外交危机。
爱德华·汉特（又译作亨达、洪德、亨透，以下简称汉特），1902年7月2日出生于纽约，在那里读的公立中学，毕业之后从事新闻工作。他自己回忆说，是在新泽西的《明星纪事报》(The Newark Ledger，新泽西当地最大的报纸)开始他的新闻生涯的。他先后给《纽约美国人》(New York American)、《纽约晨递报》(New York Morning Telegraph)，《费城晚报》(Philadelp}ua Evening Bul-letin)、以及《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当过编辑。
汉特还在古巴的哈瓦那工作了一年，后来去南美旅行，但乘坐的轮船发生了海难，靠救生艇在海面上漂浮了一天后，到了尼加拉瓜海岸。在南美的旅行结束后，他回到美国，在《新奥尔良时代花絮报》(New Orleans Times-Picayune)当了一名报道员，以后又去了一家旧金山的报社当记者。
1926年，汉特来到东方，在日本东京为一家英国人开办的英文报纸《日本广知报》(Japan Advertiser)工作，成为其新闻编辑。
1928年4月，汉特到了中国，第一站是上海，然后到汉口，为一家英文报纸《自由西报》(Hankow Herald)工作。这是美国人施瓦茨(Bruno Schwartz)于1923年创办的一家英文报纸，由中国人周培德帮同准备，林芳柏任编辑，1926年后编辑数易其人。汉特回忆说，当他到达汉口时，“赤色势力刚刚离开”，他是从“赤色势刀”手中接管这家报纸的。汉特口中的“赤色势力”，指的是与共产党的国民党左派。汉特说，他还当过这家报社几个月的经理，
1930年，汉特到了北平，加入到美国报业大王赫斯特集团旗下的一家联合通讯社，担任驻北京记者（他自己回忆说，一度还当过这家通讯社的负责人），以及英文《北京导报》(Peking Leader)的编辑。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10月，他作为国际新闻社(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的特派记者，迅速从北平赶到当时已经被日本占领的沈阳。他是10月12日乘火车连夜从北平赶往沈阳的，头等车厢里空空荡荡，汉特几乎就是这车厢里唯一的乘客。他在发出的报道中写到：“持续不断的匪患和遍布满洲的真实的战争危险，使我个人短暂地得到了通常只有铁路总监或国王才能得到的待遇。”火车以每小时一英里的速度奔驰，窗外不断掠过的是因战争而被毁掉的农田和村庄，这是一次没有固定列车时刻表的行程，火车停止或启动完全取决于当时的具体情形。
美国报纸介绍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汉特是第一个到达沈阳并报道那些历史性事件的中立国新闻记者，汉特敢于冒着危险亲临前线，给世界各地发回充满细节的战地消息”。汉特自己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曾不无骄傲地说：“我亲眼目睹了伪满洲国的建立。我陪同国联特派团在满洲调查和看到了皇帝溥仪的加冕仪式。”从目前搜集到的资料看，汉特从1931年10月到1932年12月，在中国东北连续采访了15个月，是九一八事变后数十位来东北的西方记者中停留时间最长的一位。
报道东北战事期间，汉特曾多次面临险情。1931年10月中旬，汉特刚到东北不久，在沈阳和一位美国大学教授一起调查真相期间，日军因汉特携带相机，在皇姑屯附近将汉特二人扣留，经美领事馆交涉，才于21日被释放。为了避免日军纠缠，汉特只好宣称自己即将返回北平。1932年2月，汉特在长春以北被中国的抗日武装抓获，《东京日日新闻》和英文报纸报道了这一消息，汉特的身份被中国军民查明后，被迅速释放。
1932年3月2日，在溥仪宣誓就职伪满洲国皇帝的第二天一早，汉特就采访了他。两年后汉特表示，溥仪是“一个胆小的小男人”。
1932年4月21日，国联调查团成员齐集沈阳，随后在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等城市进行了为期45天的调查，6月4日离开东北。当时随行的一位中国记者顾执中写下的长篇通讯《东北吁天录》，记录了国联调查团的东北之行，文章在中国五家大报《新闻报》《申报》《大公报》《益世报》《京报》同时连载发表，其中有两段描写，提到了汉特（顾译作亨透）直面日本人时的正直表现，这也是汉特第一次出现在中国记者笔下：
自调查团抵沈以来，日当局断然以非常凶恶之手段，绝对不使中国代表处之中国人与沈阳当地之中国人相会晤。……（四月）廿四日正午，又闻华人二十左右，因欲行近大和旅馆被捕。是日下午一时半许左右，予友郑传箕服务于邮局，阅报知予来沈，驱车至大和，欲与予一见，予知郑君已履险地，仅在电气扶梯之旁，略谈一二寒暄语，不料已为日探所瞥见，立即上前阻止郑君下楼，用威吓手段，询问郑君姓氏住址甚详。郑君此时，亦知事不妙，请予及一关籍新闻记者亨透氏同乘电梯，陪同送出大门。孰知门首已有日探二人，先时等候，见郑君行，遂大踏步上前，强挟郑君至附近之司令部，直至廿七日下午，犹未闻释放消息。夫寻常访友，所犯何罪，日方如此行为，外人之闻此消息者，群为不平。……此事经李顿爵士竭力向日方交涉，于予离沈前之二日，郑君业已恢复自由。
（四月）二十八日午前十时半，美记者亨透至予寓，询问日方监视中代表随员之情形，予等晤谈未及二分钟，忽有二日探不叩门而突入，立于予等旁不去。亨透责问何为，并令其外出，日探等初似不解，继乃操话语日：“奉长官命令，不准见客，外国人未得日方准许之前，尤不得随意乱跑。”言毕，并询问亨透作何买卖，亨透怒甚，厉声答之日：“这不干你事！”日探闻言，仍装作不解状，立于予等侧，亨透别去，始离子室出。
这篇报道中的“亨透”，就是汉特。此时汉特刚刚30岁，头脑灵敏，机警干练，充满了正义感，面对日本人的威胁利诱，并无动摇惧怕之心，他的中国同行们对他印象深刻，评价颇高。
4月底5月初，汉特到了哈尔滨。根据中国记者记载，当时的哈尔滨欧美报界记者不少，但其中受日方豢养，从日本特务机关或关东军军部支领津贴受人指挥者，不乏其人。他们每月从日本特务机关支领金票三百元，完全为日方做宣传。而汉特在哈工作近3个月，采访消息务求真实，报道除供给芝加哥报馆外，兼供给纽约通讯社。所发新闻，数量亦最多。日方虽竭力联络，许以津贴，汉特始终不为所动。
日本人不得已，遂派熟悉英文的人在电报局内专门检查汉特的电稿。汉特知日本人检查，每天亲自送稿至电报局，亲见收发登记方才离去，并每每于第二天到电报局索取发报底稿查阅，视其电报是否被扣。日本人有时虽然不满，但还要保持伪善面目，勉强发稿。
国联调查团到哈尔滨时，汉特前往马迭尔旅馆见了李顿。出门时，日方指挥伪警察逮捕汉特，汉特挥拳击退数人，但终因寡不敌众，被数十名伪警合力所擒，押禁了一夜，第二天由美驻哈领事交涉后方获释。
6月12日，美国记者斯蒂尔和瑞士籍德报记者林德秘密采访马占山归来。林德估计到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遂把与马占山的谈话记录速记稿交给汉特，委托汉特躲到美领事馆整理速记稿。当日本人将林德拘捕，令其交出与马占山谈话记录时，林德推脱说已经交给汉特，由汉特带到美国领事馆了。就这样，汉特一直和日本人进行面对面的周旋。
6月18日，由伪满洲国外交部介绍，汉特还采访了伪总理大臣郑孝胥。
1932年9月16日，抚顺平顶山惨案发生。
9月中旬，根据日本外交档案记载，汉特到了辽南，采访牛庄发生的英国人被绑架事件。因为被日本军方认为一直在报道中对日本采取友好态度，故汉特没有被关东军列入“危险分子”名单，对他也没有采取监控手段。在得知抚顺发生平顶山惨案的消息后，汉特化装成神父，前往案发现场进行调查。
1932年12月初，汉特将揭露平顶山惨案真相的报道陆续发出，引起国际社会广泛重视。此前，中国报纸虽然已对平顶山惨案有所揭露，但由于日本当局和日本军方矢口否认，混淆视听，西方媒体对惨案基本不予报道。汉特作为中立国第三方所进行的报道，由于亲临现场，内容生动翔实，具有强烈的说服力，英美报刊纷纷刊载。国际社会一致谴责日本侵略者的屠杀暴行，给日本政府和关东军带来极大压力。抚顺日本守备队川上精一大尉曾企图用现金收买汉特，而日本关东军也一度考虑对汉特采取逮捕或拘留手段，但因种种考虑而未实行。
为了躲开日本当局的新闻检查，汉特在抚顺写出新闻稿后，登上了南满铁路前往山海关的列车，到山海关完稿后再由天津发往伦敦和转发给纽约。发稿后，汉特直接到了哈尔滨，和新婚刚刚6个月的俄裔夫人一起（汉特夫妇是九一八事变后，第一对在伪满洲国结婚的白人夫妇），申请进入苏联，但因苏联领事馆拒签而未能成行，最后汉特还是从日本横滨出境回到美国。
12月6日，在曰内瓦国联大会上，就国际新闻社驻满洲记者爱德华·汉特发来的证实日本军队在抚顺附近大规模屠杀中国农民的报道，中日双方发生了激烈辩论。作为要求国联大会核查日本违反联盟盟约、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和九国条约的一部分内容，中国代表颜惠庆博士慷慨激昂地宣读了会前准备的汉特报道摘要，并“请求与会各国本着人性发表声明，强烈抗议日本军队屠杀我们平民。”平顶山惨案就此成为国际社会所瞩目的日本侵略暴行。
12月12日，汉特偕夫人回国途中停经东京。由于他的报道已经在曰内瓦国联大会上引起国际关注，日本军方慑于国际舆论，没有对汉特采取行动。但日本军方出面与汉特见面，希望他改口，否认自己的报道。汉特坚决地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
汉特是当时在中国东北的外国记者中，唯一一个报道平顶山惨案的外国记者，非常难能可贵。当时的日本驻奉天领事馆领事森岛守人，在其1950年所著的回忆录《阴谋·暗杀·军刀——一个外交官的回忆》中写道：
“由于禁止新闻报道而未能公之于世的，还有昭和7年（1932年）10月在抚顺发生的一起惨绝人寰的对满洲妇女儿童的大事件。……
当时只有国际新闻社驻奉天特派记者汉特发表了有关这一事件的电讯稿。不过由于汉特记者平时与其他外国特派记者关系不十分融洽，所以大家都把他看作是哈斯特的白痴（哈斯特是美国新闻大王，这句话意指记者尽干蠢事，采用毫无价值的电讯稿），而没有把这个电稿当成一回事。我曾估计到待这些矿工回到河北、山东时，一定会惹出事来。果然，大约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这一抚顺大屠杀事件，在中国报纸上大张旗鼓的宣传起来了。驻南京的日本总领事馆，虽早已从我的电报中获悉了真相，但仍然以中国报纸报道了大屠杀消息，而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了抗议。”
1933年1月9日，汉特和妻子回到美国。1月13日，印第安纳州《马里恩纪事报》总编辑W·W·杜宾提名国际新闻社记者爱德华·汉特为1932年度普利策新闻奖候选人。提名者认为，爱德华·汉特冒死进行的平顶山惨案报道，是1932年美国新闻界的光荣和典范。
1933年1月，赫斯特的国际新闻社把汉特送到欧洲，长期驻扎在法国巴黎。
汉特在欧洲，先后亲历了德国国会大厦纵火案（1933年2月27日）、意大利法西斯征服埃塞俄比亚（1935年10月3日--1936年5月9日），以及西班牙内战（1936年7月18日-1939年4月1日）等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目睹了法西斯势力在欧洲从逐渐兴起到日益嚣张的全过程。从美国的报道看，汉特在西班牙进行战地采访期间，还因为被怀疑给共产党人“发布报警式报道”，而被弗朗哥军队逮捕扣押过，在美国大使克劳德·鲍尔斯抗议下才得以被释放。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汉特从欧洲返回亚洲，开始为美国军方服务，曾经在美国战略运营办公室的士气业务科工作两年，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是负责对日广播宣传。
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汉特根据对美国战俘的调查，写了一部冷战作品《红色中国的洗脑——对人们精神的蓄意践踏》(1951)，以后又写了《刘玛丽的故事》(1956)、《关于红色中国的黑皮书一一持续的反抗》(1958)等书，其中《红色中国的洗脑——对人们精神的蓄意践踏》一书再版多次，汉特也因而成为美国名噪一时的心理战专家，英文“洗脑(Brainwashing)”一词，就是因汉特的反复使用而成为一个著名的英文词汇。与此同时，汉特也为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美国信使》(American Mercury)月刊撰写专栏文章，进行反共宣传。当时香港是汉特的一个重要工作地点，汉特对东南亚地区的报道经常从那里发出。
此外，为了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政治传播和大众教育，汉特收集了大量从1947年至1954年出版的中国漫画书、小册子、明信片、杂志等，这批资料辗砖保存多年，现被耶鲁大学收藏。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亚洲仍然是汉特活跃的主要地区，他先后写出了一批具有国际视角的作品，如《逝去的现在——在阿富汗的一年》(1959)、《多种声音中——我们令人难以置信的外语出版社》(1960)。上世纪60年代中期，汉特在美国对外服务队工作(The ForeignS erv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America)，关注过越南战争。1978年6月14日，汉特在美国的马里兰州因心脏病去世，终年76岁。
爱德华·汉特在中国人民遭受苦难的时候，本着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职责良知和正义感，挺身而出，冲破层层封锁，冒着生命危险揭露事实真相，这些应该为中国人民所牢记。尽管令人稍感遗憾，爱德华·汉特在冷战时期写下了大量具有浓烈意识形态色彩的作品，但对他当年揭露平顶山惨案真相的正义之举，我们仍然要表示深深的敬意。我们会记住，在世界的东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点燃导火索不久，在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犯下残暴罪行之始，有一位年轻的美国记者，勇敢无畏地挺身而出，向全世界义无反顾地揭露罪恶，记录下了日本法西斯不容否认的罪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