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重视和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挫折中奋起、在战胜困难中不断成熟的一大法宝，也是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成立95年来，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明确提出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并在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些基本经验对新时期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从严治党的思想与实践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度，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多数。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成为党内思想上的主要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毛泽东指出必须要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注重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武装全党，清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影响，以便使党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正确地解决各种问题。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队伍。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从成立之曰起，就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最高原则，把代表工人阶级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作为党的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奋斗史，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历史。毛泽东始终坚持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教育和引导全党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
腐败现象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也有很强的现实原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在局部的红色政权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就已意识到反对腐败问题的重要性，开始探索防治腐败，探索创制制度解决党政人员的不良风气和不良行为，建立有效的监督制度的路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谢步升，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黄克功，都得到了严肃处理。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强调共产党人要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1952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严厉惩处了刘青山、张子善等腐败分子。
邓小平从严治党的思想与实践
改革开放以后，党面临着更严峻的考验，党员干部身处五光十色、错综复杂的崭新环境，受腐蚀的危险性更大了。对此，邓小平态度十分明确，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决策，不能改变。但邓小平认识到，现实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冲破传统体制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经济领域犯罪增多，催生了党内腐败风气的蔓延，这就需要党坚持“长期抓”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摒弃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做法，把反腐败纳入法制化轨道。对此，邓小平提出了20世纪90年代的两大任务，“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邓小平指出惩治腐败要尤其重视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在邓小平的指引下，从1979年开始，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反腐倡廉建设措施，集中整顿了领导干部特殊化，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进一步完善党政监督制约机制，严肃党的纪律，严厉处置不合格党员，坚决清除党内腐败分子，从而保持党的纯洁性。
改革开放带来社会的大变革，此时也在人们的思想深处引发一场革命，导致观念更新。一些人对传统信仰产生怀疑，出现“信仰危机”。缺少信仰的人会失去前进的动力、生活的目标、自律的规则。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信仰，不能丢掉奋斗的共同理想。邓小平在设计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时，也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信仰问题，从教育人手是邓小平把党搞好的关键一招。邓小平号召全党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党员的教育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共产主义信仰；二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教育。
江泽民从严治党的思想与实践
“党要管党”是中国共产党治党的自觉理念，是从执政以来到改革开放认识的高度升华，是党通过努力探索寻找到的一条有效途径。改革开放后，党的执政地位出现很多现实的隐患，执政的路途充满了艰难险阻，这就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必须警钟长鸣，时刻保持拒腐防变的清醒意识，在灯红酒绿的诱惑下保持党员本性不迷失。如果不进行自我管理，如果缺乏自我管理的能力，党外的任何因素都不可能起到管好党员干部的作用，最坏的结果会使党丧失民心，丢掉执政地位。所以，“党要管党”表明了党自我管理的决心和信心。首先，中国共产党要管理好组织内的党员，以党的纪律、法规、奖励与处罚等方式，管好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的行为，这是自上而下的路径，表现的是上对下的要求，使执政行为符合党的先进性，适应党在各个时期党的战略目标的需要。其次，是党员的自我管理，就是江泽民称之为“严格自律”的自我修养和自我纠正。从严治党方针对党员干部也有内在的要求，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成员，应该有足够的思想觉悟和自我修正能力，加强党性修养，固守党的宗旨，保持党的先进性。
江泽民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须从严”，把治国与从严治党紧密地联系起来，是对从严治党更深层次的思考。“上行下效”，在社会层面就是，上面的人是怎么做的，下面的人也会仿照着做，“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根本原因在于上梁不正。把党治理好，是治理好国家的先决条件。从严治党，就是把党建设成为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坚强组织，始终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领导核心。
党中央创造性地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教育，号召全党同志学习、学习、再学习，并用“八个坚持、八个反对”来要求和制约干部，创造了新时期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有效形式。2000年，江泽民同志进一步将“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明确为“两大历史性课题”。“三讲”教育有力地促进了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素质的提高。
胡锦涛从严治党的思想与实践
2005年，胡锦涛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首次提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命题。保持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要求，是党具有的世界上其它所有政党无可比拟的优势。这种先进性，集中体现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坚持把体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坚定信念和远大理想，坚持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本质要求，坚持把最广大人民作为根本力量源泉等主要方面。这种先进性，从根本上说，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取决于靠坚持不懈地开展自身建设来保持和发展的。通过加强共产党员先进性建设，完成“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重大战略任务，其中重要的途径就是以从严治党推进先进性建设。胡锦涛明确提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保证党始终具有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2003年2月，胡锦涛提出了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搞好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胡锦涛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阐明，要坚持不懈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里首次提出用构建制度和机制来治党，提升了从严治党的境界。随后制定的“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反腐工作方针，严格执行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给新时期党的反腐败工作带来了新成效。
习近平从严治党的思想与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做出修订，改善以往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形式，解决唯GDP、唯票、唯年龄用人等问题，并推进久未实行的基层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与基层公务员职务职级并行制度改革。特别强调通过系统完备、执行有力的制度实现对权力的监管，强调制度对特权的制约。提出发挥制度的作用关键在于精细化、执行力，“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突出针对性和指导性”。
习近平在强调制度建设对从严治党重要性的同时，又指出当前党内所存在的轻视思想政治工作的问题，“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强调党性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对于保持党员先进性、纯洁性意义重大，“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在干部选拔任用上实行干部选人用人责任倒推机制。在干部监管方面对于社会普遍关注的“裸官”问题、干部兼职问题、超额配备干部问题等进行了严格整治。对于领导干部，通过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切实提高干部自律意识，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
党的干部的作风建设是从严治党的切入点。党的作风体现党的性质和宗旨，代表党的形象。2012年12月，中央政治局制定实施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八项规定就党内普遍存在的“四风”问题，制定了一系列规范党员作风的具体制度，如公务用车改革制度、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制度、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制度等，通过刚性的制度约束规范党员的生活作风，实现了党的作风建设常态化、制度化。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身体力行的方式，为端正党风政风率先垂范。“八项规定”是一个庄严承诺，体现了从严要求、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有效地遏制了不正之风的蔓延势头。
反对腐败历来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党执政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反腐倡廉成为从严治党的重中之重。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子在反对腐败问题上，表现出了更大的决心。首先，强调纪律的权威性、普适性。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是纪律严明的政党，任何党员不论资历、职务、功绩如何，都必须严守党的纪律。其次，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反腐倡廉教育重要的环节主要是对党员干部进行理想和信念教育，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固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再次，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一大批腐败案件得到了查处。强调要用完善制度的办法从源头上杜绝和防止腐败滋生，形成不敢腐、不能腐和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经验
在思想认识上明确从严治党的意义，是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历史进程中积累的一条基本经验。党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不仅要求党员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求党员首先在思想上入党，指导他们为实现党的纲领和任务而奋斗，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思想建党是从严治党的根本。我们党历来重视从思想建设的角度加强党的建设，理想信念是我们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决定因素。精神涣散，思想动摇，谈不上“从严”二字。这两个比喻很好地概括出，坚定的信仰始终是党员、干部站稳政治立场、抵御各种诱惑的决定性因素。如果理想信念发生动摇，哪怕是一念之差，也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把信仰视为最高的纪律要求，为国不顾家，为国不顾身，坚定的信仰之下，才能践行这最严格的纪律要求。
为谁立命、为谁谋利，始终是一个政党的根本性和方向性问题，是党从严治党的价值诉求和目标指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精神实质，也是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历史进程中积累的一条基本经验。中国共产党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能够取得政权，主要靠的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来保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从严治党中牢牢把握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和普遍支持，从而汇聚了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执掌政权的力量源泉。
为了永葆政党本色、完成政党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丢。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历史经验一再表明，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有利于彰显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本色，有利于获取群众的广泛认同和普遍拥护，有利于夯实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根基。因此说，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全面从严治党，必然要求强化党内监督。管党治党，“管”和“治”都包含监督。建立在自觉、主动基础上的党内监督，是我们党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可靠保证。
人民群众积极而广泛的监督，既是从严治党的生命线也是从严治党的动力源。在从严治党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对人民群众民主监督的积极引导。真正做到从严治党，仅仅依靠政党本身的自觉自愿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积极而广泛的监督。引导人民群众积极而广泛的监督，有利于保障政党权力的良性运转，真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有利于维护党执政的公信力，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认同度；有利于形成党员干部“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的体制机制。使得从严治党能够科学有效运行。因此，在今后的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要坚持党内监督与群众民主监督相结合。
制度问题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我们党形成了一系列制度体系。从严治党、党要管党应要完善制度形成长效机制，切忌“新官上任三把火”。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
首先，要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一直是党内生活的基本准则，是增强党的创造活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其次，要推进反腐倡廉制度的预防惩治机制。做好反腐倡廉，要发挥党委全面领导反腐倡廉建设的作用，综合规划，狠抓工作落实，在坚持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基础下，完善预防惩治机制。再次，完善党内选举制度的实际操作机制。完善的选举制度对于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杜绝“带病提拔”、“带病上岗”，实现从严治党有着重要作用。最后，要强化权力监督制度的具体运行机制。“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监督是从严治党的关键，权力只有接受监督和制约，增加透明度，才能不被滥用。在重视党内监督的同时，重视党外监督，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权力监督体系，完善权力监督的具体运行机制。（本文是2016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研究”，项目号：MYZX20162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