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年周恩来漫长的真理探求过程中，无政府主义是其思想新陈代谢中的重要一环。无政府主义裹挟革命浪漫主义的糖衣，曾一度迷惑青年周恩来的信仰选择。旅欧期间，经过反复的理论推求，青年周恩来逐渐认识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虚无本质，旋即将之摒弃并与旅欧学生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展开论战，在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的同时，也完成了他这一时期思想的嬗变。
无政府主义是欧洲19世纪上半叶产生的一种极端民主主义政治思想。它大力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力和权威，反对一切国家和政党，幻想一夜之间消灭所有形式的国家，建立一个绝对自由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激扬热烈的政治思潮，于20世纪初传人中国后，犹如一阵飓风，猛烈冲击着封闭内敛的中国思想界。特别是以克鲁泡特金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大力倡导的“互助论”等主张，在中国思想界影响巨大，连陈独秀、李大钊等思想界巨擎也曾撰文予以赞扬，认为“人类之进化，竞争与互助，二者不可缺一，犹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始足说明万物始终进化之理。”“人类应该相互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这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
无政府主义者大肆宣扬暗杀手段，“发动武装起义的同时，组织了对清朝官员的暗杀，一时成为风气”。这种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对当时渴望民族美好未来的热血青年很有吸引力。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如澎湃、恽代英、陈延年、陈乔年、毛泽东，周恩来等都曾一度是无政府主义信仰者。
无政府主义思想对青年周恩来的影响
1919年，周恩来等人在天津创立了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研究的觉悟社。觉悟社成员学习和传播各种先进主张，开展各种改造社会和挽救危亡的活动，而且团结爱国力量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但这“还不能称为共产主义小组，是研究新思潮的的一个组织……有研究无政府主义的，有研究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也有研究共产主义的”。恰如邓颖超在回忆中所说，“‘觉悟社’受的思想影响，与其说接近共产主义，不如说更多地接近无政府主义”。总的来看，该社团主要是对数种或能救国的理论进行学术性研究的，社员信仰还未最终定型，不少社团成员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短暂或长期的追随者。
1920年周恩来赴法“猎取学术”。“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且既来欧洲猎取学术，初入异邦，更不敢有所自恃，有所论列。”这说明此时的周恩来思想是悬而未决的。此时的法国，是无政府主义者心中的“圣地”。初到法国之时，周恩来颇以《克鲁泡特金自传》中“所倡的无政府主义为然，并对苏菲亚表示崇拜”。
苏菲亚是俄国著名女革命家、享誉欧洲的著名女杰，同时也是暗杀行动不遗余力的践行者。周恩来早年尊崇侠义精神，曾创作侠义小说《巾帼英雄》，并对家乡女杰秋瑾题下“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生为我越东女儿争光”的词句。以此来看，周恩来对苏菲亚的崇敬并非无的放矢的。
辗转阶级矛盾尖锐对立的西欧各国，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的不断加深，周恩来逐渐认识到中国要摆脱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军阀的统治，必须要凝聚一个拥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政党，联合和领导广大被苦难压迫的人民群众，开展广泛的阶级斗争。
1922年3月，周恩来在致觉悟社成员谌小岑、李毅韬的信中说：“你们现在所主张的主义，我是十二分表同情，差不多可以说没有什么修正。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但老实说来，用一个Communism，也就够了。”“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我认清C.ism却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并且“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已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这说明此时的周恩来已经清晰地认识到无政府主义虚无的本质，毅然放弃了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追逐，转而选择了共产主义，周恩来脑海中一度存在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也完成了嬗变。
青年周恩来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在欧洲，李石曾、吴稚晖等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青年学生大肆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后来，国内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如区声白、华林、刘抱蜀、刘无为等人也相继赴法，成立了信仰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工余社并创办杂志《工余》，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散布反共产主义的谬论，在旅欧青年中影响极大。
此时，在周恩来等人的直接领导下，少共创办机关刊物《少年》，主要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而需要“排除的主要障碍是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
针对无政府主义大肆渲染的个人绝对自由主义与个人万能、反对集中统一的组织和领导的错误思想，周恩来指出无政府主义“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处在这样旧势力盘踞的社会里，而要解放一切强迫，解放一切束缚，所以便容易流为空谈……追究他的病根便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没有分得清的缘故……其势力渐渐等于零……鼓吹能动摇人心，这不免等于梦呓……拿他当解渴的水、救饿的面包看，则急切的不能得用了。”揭露了无政府主义虚有其表的本质。
1922年，区声白等人印发《无所谓宗教》的小册子，把共产主义理论与宗教信仰等同起来，将马克思主义与封建迷信混为一谈。周恩来针锋相对，撰写了《共产主义与中国》和《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两文，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错误思潮，阐述了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他指出：“资本主义的祸根，在私有制，故共产主义的主张乃为共产制。私有制不除，一切改革都归无效。”认为共产主义“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尤其是在中国，实负有变更经济制度的伟大使命，“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的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因此目前中国“除去努力预备革命，实行共产革命，实无法可解”。只有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才能消灭私有制，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
针对无政府主义“不革命而实现产业自治”“革命后而产业自治”的荒谬主张，周恩来认为“不革命而实现产业自治，英都无望，何况实业不振、经济权掌握在外人手中、工人无知的中国。革命后而产业自治，试问以中国土地的广大，工人知识的幼稚，交通运输机关的不备，世界资本家的联合压迫，民族的散漫，从何而自治？”“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已有了十年以上的历史，他利用中国人的惰性和容忍，竟与些思想堕落者结成了不解之缘，他们都自命提倡科学的人，其实他们都只会高谈那空想的艺术，高谈几个‘真’‘善’‘美’的名词，论到实在的开发实业的方法，除掉毁坏大规模生产，反对集中制度外竟无什么具体主张。无政府主义既然这样空洞，所以具有无政府思想的蔡元培，自认为无政府党人的李石曾、吴稚晖辈一遇到当前的政治经济问题，才会手忙脚乱，弄出与无政府主义相反的主张出来。”
在《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一文中，周恩来指出，共产主义信仰与宗教迷信的区别，“在其所信的理论与方法，能否用在‘实际’上来‘实验’，换过来说，便是能否合乎科学精神”。“教徒对于神父牧师只有迷信，即心知其非，口亦不敢言。至于共产党人一方服从领袖的指挥，一方时时监督其行动！”
对“俄式革命”的态度，也是旅欧共产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斗争的焦点。十月革命之后，苏俄遇到了短暂的政治经济困难，署名为“三泊”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余》杂志上发表《俄国共产主义失败之原因及其补救的办法》一文，借机攻击新经济政策是实行资本主义，断言俄式共产主义已经失败，中国不能再走俄国的老路。周恩来在纪念俄国革命五周年的专号，即《少年》第五期发表题为《十月革命》的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不但如此，周恩来还在《少年》第六期发表《俄国革命是失败了吗？——质工余社三泊君》一文，驳斥了三泊的无稽谬论。在周恩来看来，“重建私人开小工商业”，灵活而不拘泥于形式，顺应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潮流，“可以增加无产阶级国家的财富”，“这是完成共产革命促进共产主义的一条捷径呢！”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将是非问题与客观实际结合起来，从实践的角度检验思想的科学性，打碎了无政府主义孱弱的根基。不仅在理论上战胜了无政府主义者，帮助广大赴欧学生和劳工认清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还吸引了大批无政府主义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颇具代表的有陈延年、陈乔年、李合林等，壮大了中国革命的力量。到了1923年，无政府主义逐渐式微，在勤工俭学学生中已罕有生存余地，《少年》杂志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由此更名为《赤光》。青年周恩来在同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中，不仅彻底摆脱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桎梏，完成了自身思想的真正转变，同时也更加坚定和锤炼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信仰，为投身中国革命奠定了坚固的思想基础和积累了初步的斗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