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金剑啸

作者:方未艾 方朔 来源:党史纵横 发布时间:2017-02-16 阅读量:0

初识金剑啸

1932年秋,哈尔滨发生水灾后,我由《东三省商报》转到哈尔滨《国际协报》,担任文艺副刊编辑。

一天上午,有位青年来到报社找我。一进会客室,我就看到沙发上坐着一位身着蓝色西装的二十二三岁的青年。特别引我注目的是,他留着垂肩的背发,颏下扎着很大的黑色领结,鼻梁上还架着一副很大的近视眼镜。此人脸庞清秀,面色有些发黄。他慢慢站起来,中等身材,神态潇洒,面带微笑地对我说:“你是方曦先生吧,我叫金剑啸,是三郎让我来看你的。”

听说是三郎让他来的,我立刻想起萧军(当时笔名三郎)曾对我讲过他认识了一位进步画家的事情,便热情地说:“久仰!久仰!”

我们一起坐到长沙发上。他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几个绘画的朋友,最近为了救济遭受水灾的贫苦人,举行一次助赈画展,已经借妥还未开张的宴宾楼的二楼,两三天内就可展出。我们没有登广告,也不想贴海报,只请三郎在五日画报上写一篇介绍文章,也希望你能在副刊上给写一篇简介。”

我认为是件好事,表示愿意尽力而为。

“您要有时间,就请您去看看我们的画展吧!”说完,他便向我告辞。

我送他到楼下门口,一直看着他的背影在大街上慢慢消逝。

参观助赈画展

第二天,我将副刊稿子编完,就去看他们正在布置的画展。

宴宾楼在哈尔滨新城大街同发隆商店东面,离国际协报社不到二百米远,徒步向南没有几分钟就到了。虽然没有正式开展,但在宴宾楼门口内侧,已经竖立起一块写好了“维纳斯助赈画展”7个美术体大字的牌子。

进门后,只见楼下甬道北面是一排单间房子,有的里面堆满新桌椅,有的里面传出斧凿声——木工们还在制作木器。楼梯口处横着一块写有“画展在楼上”的木牌。上得楼来,楼上是一个像礼堂又像会议室的很宽很长的大房间,四面墙上已经挂满了大幅小幅的油画。在一角设有留言簿的桌旁,萧红(当时笔名悄吟)一个人坐在椅子上,正在那里低头看书。她两条短发辫上扎着崭新的蓝色缎条,穿一身灰夹袍,披一件皮面短大衣。看见我,她只略微抬起头来,苍白的脸上泛起一点红晕,有些奇怪地问了一句:“你怎么来了?”

我没直接回答,反问道:“你在这儿干啥?”

“我在这里帮助布置画展,刚布置完。这里也有我的两幅画。”

我问:“三郎呢?”

“他到哈尔滨公报看老斐去了。”

我又问:“他们呢?”

她望了我一眼说:“他们,他们都到白宫饭店吃饭去了,只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当门神。”说完又低头看书。

我顺着一面,仰望着一幅幅画作。共有150多幅,画作最多的是金剑啸,其次是白涛、于浣非、吴寄萍、王关石、冯咏秋和萧红。

我对金剑啸的画印象很深刻,记得有《地下的火焰》《从地下来》《五一的日子》《到民间去》《长白山下》《密林深处》《海上雷雨》《松江风雪》《吉乐寺前》《水上人家》等。他的画给人以激励和憧憬,与众不同。我将一些画的题名和内容写在采访本上,便准备回报社写稿。

当我走到正在看书的萧红身边时,她放下书站起身问我:“对画展的印象怎样?我的两幅画看过了吗?”

对画展的印象当然是不错,但她的两幅画,我并没有认真看,只记得一幅画是两根萝卜和一颗棵白菜,另一幅画是一双破趿鞋,旁边一个硬面烧饼。

我半开玩笑地说:“你的画我看过了,画得很好。谁要买去,饿了不用吃饭,一看这画肚子就饱了。”

她把脸一沉,没有吭声。看我急着要走,便说:“你先别走,我一个人在这里感到很孤单。我看的这本书是鲁迅先生翻译的《毁灭》,你看过没有?”

我见她脸色发白,便说:“你冷了吧,为啥不穿上大衣。”

她说:“你没看到这是件男大衣么,是金剑啸留下的,我怎能穿?!”

我没有答话,点点头就离开了。

助赈画展观后记

回到报社,我很快写出一篇助赈画展观后记,准备第二天发表。

当晚,中共满洲省委委员金伯阳来到我的住处。他戴一顶新礼帽,身穿一套新西装,外罩一件新大衣。此君剑眉星目,直鼻方口,脸庞方阔,双颊红润,在灯光下更显得英俊豪爽。他问了我一些情况,我都一一回答了。当他看完我写的画展观后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他说:“自从九一八事变后,城市里的日本宪兵、警察对抗日人士和反满行动进行镇压,在乡村的日本兵围剿抗日游击队,归屯并户,形势很严峻。当前,我们要注意隐蔽自己,保护力量。你在报上介绍助赈画展,最好说是做慈善活动,多从艺术和人性上讲,让人多去看就行了,不要直接讲有什么革命进步意义。”他说,现在我们在新闻阵地上站住脚,一定要讲究斗争策略,不要暴露自己。要学习革命理论,提高政治素养。

我说自己只在乐天照相馆看到一本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列宁主义ABC》,其他理论书没看到。金伯阳想了一想说,有一位刚从苏联回来的女同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政治理论水平很高,也很有革命经验……这天晚上,他谈了很多问题,直到深夜才离开。

没过几天,金伯阳在道里给我介绍了这位女同志,当时她化名李洁。后来,在一起熟悉了,她给我讲了很多革命理论知识,也讲了她的一些身世。她原名叫李一超,是四川人,到东北是组织派来的。后来,她离开哈尔滨到乡下领导抗日武装,不幸被日本兵抓获。她在狱中英勇不屈,最后被日本人枪杀。她就是著名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

画展正式展出

助赈画展正式展出两天以后,杨朔(当时名叫杨莹叔)来到国际协报编辑部送一篇稿件。他说他看过画展,还订了金剑啸画的一幅《松江风雪图》。

杨朔对金剑啸的画很欣赏。他说:“我看了他那幅《地下的火焰》,能想象出革命就要爆发;《从地下来》让人想到工人从矿井出来参加罢工;《长白山下》画的骑兵队伍是人民武装游击队;《密林深处》画的是森林上空的几缕炊烟升起,能猜想出是游击队在森林深处扎营;《海上雷雨》画的是海面上波涛汹涌,天空乌云密布,海燕在闪电中高傲地飞翔,预示革命风暴就要来临……”

他很喜欢《松江风雪图》这幅画。画面上是松花江上风雪漫天,一个围着红围巾的少女坐在爬犁上,正在江道上扬鞭打马向前奔驰。他很惋惜《海上雷雨》已经被人订下。对其他的画,还讲了许多。随后,杨朔要我和他—起再去看看画展,我便同他去了。

走过同发隆商店门口,就看到那个写着“维纳斯助赈画展”的大牌子已经立在宴宾楼的门前。我们进门登楼来到展室,见有许多人已在那里观赏,看装束大多数是学校的教员、学生和机关工作人员。有几对俄国老年夫妇一边看画,一边评论着。画家王关石站在留言簿桌前,正和一个订画的人交谈。我和杨朔向他点点头打个招呼,便随着人流看起画来。

不多时,进来两个日本人和一个中国女人。我认识那两个日本人,一个是省教育厅的顾问名叫高桥,另一个是日本领事馆的高等刑事名叫山口,那个中国女人姓萧。这两个日本人,都是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手下的中国通,专门搜集情报。为避免引起他们的注意,我暗示杨朔悄悄离开了展室。

当我们走到街上一个小饭馆门前,恰巧遇到金剑啸。他和杨朔也很熟悉,寒暄了几句就说到了画展的事。金剑啸说:“报上的文章许多人看了,这几天去看画展的人挺多。不过,看的人多,买画的人少。两天来,订出去的画只有几十幅,不到300元。我个人的画,订购的只有几幅,还不到100元。”

临分手时,金剑啸邀我下星期日到他的画室,要给我画张肖像留个纪念。当时,我对画像和照相都避讳,因为怕被日本特务掌握跟踪,对组织和个人都有危险。但又不好意思当面拒绝,只好答应并表示感谢。金剑啸迈着两只向内的八字脚走开了,正午的阳光照在他那件皮面大衣一闪一闪发亮。

金剑啸家世

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我去到金剑啸家。不巧他没在,家里只有他爱人和两个孩子。大孩有四五岁,睡在里屋的大铁床上;小孩才一二岁,搂在金剑啸爱人的怀里。

我第一次见到金剑啸的家人,所以先做了自我介绍。

“我听剑啸说过了,他给先生的画像还未画好,需要再修改修改,要到他觉得真正画出你的神态才能给你拿走。”她听我的口音与当地人不同,又问:“你是沈阳人吧?”

我说:“我家在台安县,在沈阳待过几年。”

“咱是老乡啊!”

真没想到,她和金剑啸都是沈阳人,于是大家立刻消除了初识的陌生感。

谈话中得知,金剑啸的父亲是刻字工人,从沈阳搬到哈尔滨后为了生活开了个刻字铺,地点就在道外正阳街,店号文业堂,生意还不错。金剑啸17岁,她19岁,是双方老人给订的亲。成亲后,金剑啸去了上海读书,她在家里生了第一个孩子。金剑啸回到哈尔滨后,找了一份工作,但收入很低。双方老人都已经去世,家庭生活很困难,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连给孩子看病的钱都没有。

当她把怀里抱着的孩子送进里屋时,我看了看挂在墙上的画。其中,有两幅女裸体画,画中的女人就是金剑啸的爱人。我心里知道,这是因为没有钱请模特,画家只好让妻子当模特。家庭既是这样,金剑啸也从不对人讲,还是热心地办助赈画展。

回家的路上我想了许多,对金剑啸的思想品德很是敬佩。从此,我常常去看望金剑啸,两人很谈得来,互相往来愈加密切,也就结成了知心朋友。

1933年夏的一天,金伯阳来到我的住处通知说,他要去乡下巡视武装抗日活动,不知多久才能回来,为了和党组织保持联系,给我介绍一位党内同志,让我跟他去接头。于是,我和他一起来到中央大街的一家公证事务所门前。看到身后没有人跟踪后,便直接进了门里。我坐在候客室的沙发上等候,他走进了一间办公室,很快就领出来一个人。我一看是金剑啸,没等介绍就蹦起来和他拥抱在一起。真没想到,好朋友原来是党内同志!

作党的地下宣传

我虽然和金剑啸都在党内搞地下工作,但对他的具体任务并不清楚。党内有纪律,不准透露情况。他时常给我送党内文件来看,开始是《满洲红旗》,以后停印了,再送的就是《东北民众报》。

1933年5月,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决定创办省委机关报《满洲红旗》。为了形象地揭露日伪的罪行,文章需要配以插图,要找一个可靠的党内画家,金剑啸承担了这个任务。他按照党组织的要求,每次都把画好的插图按照接头地点和暗号转交给省委机关报。

一天午后,我到商市街25号院。萧军和萧红住在那里,我时常来。这天,萧军出去了,萧红在院内西厢房又矮又小的耳房间,正坐在一只木凳上伏在床边刻画钢板。当时印刷条件差,只能用铁笔在钢板上的蜡纸刻字或刻画,然后将刻好的蜡纸铺在纸上,用墨油棍压滚,一张宣传单就印刷出来了。萧红见我进来,头也没抬,话也没说,只是在全神贯注地刻画着。我走近她身边,见蜡纸上已经刻了许多字,在一空白处,她照一张画稿在刻插图。插图画的是一个日本兵手拿一束火把烧百姓的房子,另一个日本兵拉着一个老人正往火堆里推。

我看萧红在为党做秘密宣传工作,心里很激动,但表面不动声色地说:“你还会画这些画呢?”

她很平静地说:“学着做嘛!剑啸忙不过来,让我帮他做。”

我小声说:“你知道刻画这些,被日本人发现要杀头的吗?”

“怎么不知道?!你没看到我在窗台上放一面镜子,正对着大门口,谁来了我一眼就能看到。刚才门一响,我就从镜子里看见你迈着八字步进来了。”

我们正说着,铁门“当啷”一声响了起来。我和萧红从镜子里看到,萧军手里提着一个网兜,里面装有两本书,身上穿件半旧的西装,没系领带,头发蓬乱,迈着有力的步子进来了。

见我来了他很高兴,说:“这几天我和剑啸正在一个剧团里排剧,民众教育馆不让排了,只好到冯咏秋冢去排。”

我知道他们的剧团名叫“星星剧团”,金剑啸担任导演,萧军和萧红都在剧团里当演员。

被称作“牵牛房”的地方,是位于哈尔滨十六道大街的一处房子。房子主人叫冯咏秋,爱好文学。他家三间房,两头间隔成两小间,中间是一间大客厅。在这间大客厅的窗外,种了很多牵牛花,开起来很好看,大家就把这间客厅叫作“牵牛房”。在20世纪30年代初,这是哈尔滨爱好文学的进步青年经常聚会的地方。

“星星剧团”是金剑啸和萧军等几个人在1932年7月组建的一个民间剧团,最初也在商市街二十五号院萧军和萧红住的地方排练过。这院子是当时中东铁路管理局财务处处长的公馆,萧军在这里当家庭教师,给处长的小儿子教国语和武术。这处长姓王,还有3个女儿,家中的小女儿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书,爱好文艺,是学校的文艺部长。当“星星剧团”在民众教育馆排练一段时间被停止后,这位女大学生就将剧团请到自己家来排练。后来,她父亲怕一帮青年人排剧给自己招来风险,没几天就给推出去了。于是,萧军想到了朋友、青年画家冯咏秋家的“牵牛房”。

冯咏秋是伪满洲国外交部一个司长的儿子,既画画又爱文学和戏剧。当时,他和刘昨非、丛莽、尤致平等组织了一个“冷星诗社”,常在我编辑的文艺副刊上发表诗歌。他知道“星星剧团”的难处后,就把剧团的排练让到自己家里。

有一天晚上,我到“牵牛房”去,看见金剑啸正在给萧红、萧军和白朗、娄迪云几人导戏,剧名是《居住二楼的人》。萧军扮演剧中的杰姆,白朗扮演剧中的律师太太。当杰姆拿着手枪威胁律师太太时,萧军装出非常凶狠的样子,白朗却没有惊恐的表情,反而忍不住笑了出来,在场的人也都跟着笑起来。金剑啸严肃认真地指导,只有他一人不笑。我在一旁看着他们,心里很是感动。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下,许多人都只顾着自己的事,谁还有心思看剧,他们却这样在认真地排剧。

“星星剧团”用两个月时间,排了3个独幕剧,另两个剧名是《娘姨》《一代为一代》。虽然剧排出来了,演出的场地却总是找不到,剧团中的一个演员又突然被捕,大家担心受牵连,不久就忍痛解散了。

永久的诗篇

1933年10月,我被中共满洲省委送到苏联的海参崴党校学习,因为是党内活动,我秘密地离开了我的朋友们和哈尔滨。1935年冬天,我由国外回到哈尔滨,这时金剑啸已经不在哈尔滨了。

随后,我在东省特区第六小学教员李兰英家里见到王采南,她是我出国前结识的女友。她告诉我说,金剑啸在我走后去了齐齐哈尔市,先后在《黑龙江民报》和男子师范学校工作过,常发表诗歌和文章,笔名巴来。和在哈尔滨时一样,他仍留着很长的背发,身穿西装,扎着黑领结,一副上海式艺术家的风度。

杨朔是我在哈尔滨认识的年轻诗人,那时他给我看过从《黑龙江民报》上剪下的一首诗《兴安岭上的风雪》,署名是巴来。我记得这是一首新诗,其中写道:

耐过冬天的寒冷,

不就是温暖的春天;

穿过黑夜的暗网,

不就是黎明的曙光。

只要有春天,

只要有曙光,

伙伴们:斗争下去吧!

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方向。

1935年冬,《黑龙江民报》准备举行纪念发刊2000号庆祝会。金剑啸借此机会组织业余剧团“白光剧社”,亲自担任导演并组织30多人,在博济工厂礼堂演出了歌颂爱国斗争的话剧《黄昏》和《母与子》,苏联进步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以及由他改编的美国犹太人进步作家高尔特的话剧《钱》。这次演出从编导到剧务、化装、设计,都是金剑啸一人承担。演出轰动了北满,日伪反动当局下令停演,并派特务监视。杨朔说,金剑啸在哈尔滨和齐齐哈尔,是文坛上的一把火,和长白山上的抗日烽火交相辉映,映红了中国东北的半边天。

1936年春天,我在长春和沈阳都给金剑啸写过信,总没有收到他的回信。直到1951年夏,我在青岛的山东大学任教,萧军带着他的大儿子萧鸣来我家时,才听说金剑啸在1936年8月牺牲于齐齐哈尔。

1979年秋,我在沈阳见到金剑啸生前好友、作家梁山丁,他告诉我在《东北烈士传:》中有金剑啸的传记,在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有金剑啸的遗像,哈尔滨举办过纪念金剑啸逝世42周年的活动,他的女儿金伦和女婿在哈尔滨……

朋友一个一个离开了人世,许多人和许多事被后人记着,也有许多人和事被后人忘掉。我对金剑啸的怀念和哀思,永远留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