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中旬，工农红军一、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随后，中共中央确立战略方针北上川陕甘创建根据地。张国焘对中央的战略方针阳奉阴违，自恃人多势众，一意孤行，坚持南下路线。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后，朱德与张国焘同在左路军。其间，张国焘独断专行，执意南下，朱德的处境十分困难，可他临大节而不辱，斗智斗勇，最终把左路军引上北上的路线，实现红军一、二、四方面军总会师。
顾全大局的剪烛夜谈
懋功会师自是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可也正如张国焘所说：“一阵赤诚的欢欣过去之后，接着而来的就是勾心斗角的党内斗争。”这自然是他的理解，可党内斗争也是事实，斗争的实质就是北上与南下之争。
会师后，张国焘发现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相比，更显得兵强马壮。于是，他的傲气便暴露无遗了。据一名参加会师的红一方面军指挥员回忆说：“张国焘很看不起全体中央红军，因为我们穿得破破烂烂，军容不整，而且人数也比他的队伍少。……我们到达懋功时的心情，真象在沙漠旅行的人见到了绿洲。正因为如此，张国焘和他的军官团的态度才使我们感到震惊。他们的派头就好比大富翁见到穷亲戚一样。”
红军总司令朱德毫无畛域之见，以开诚布公的心态与张国焘作了一次长谈。他毫无保留地介绍了一方面军在湘江之战后，已由江西出发时的九万人剩下仅一万人。这一万人中，“林彪的第一军团人数最多，约为三干五百人，彭德怀的第三军团约三干人，董振堂的第五军团不到两千人，罗炳辉的第十二军只剩几百人。再加上中央各直属部队，总计约一万人。而且所有的炮都丢光了，机关枪所剩无几，又几乎都是空筒子。每枝步枪平均约五颗子弹（少的只有两颗，多的也不过上十颗罢了）。他觉得这些少的可怜的子弹，只能作保枪之用了。他认为一方面军奋斗至此，要不是有四方面军的策应，这次真是走到绝路了。”
朱德在谈话中说：“一九三一年八月间中共中央搬到瑞金以后，老毛因受到批评不管事了。后来，毛对中央总表现出一些相左的意见，如反罗明右派路线，毛是不高兴的，尤其在军事问题方面，在应付闽变（即指福建人民政府事变）和反五次围剿的时候，老毛都提出过他自己的看法。到了长征以后，毛更批评中央军事策略是错误的防御路线。”
针对张国焘纠缠遵义会议只批评军事策略的错误而不批评政治路线的错误，朱德耐心地进行说服。据张国焘说：“当时中央和一方面军都处境艰危，老毛有许多不同意见，也有正用得着的游击经验，因而遵义会议把他捧出来负责，内部的争论也就平息了。他觉得现在最紧张的是军事策略司题，即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采何种军事行动。……至于中央工作的检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前途究竟如何，这类政治司题，此时都无暇讨论”。他清楚“朱德这些话自然是暗示我不要提到政治问题。”
朱德以兴奋的心情告诉张国焘，在懋功以南的大路旁，亲眼所见四方面军指战员“身体矫健精神饱满，每个战士都背有百颗左右的子弹，机关枪齐全，还有用驴马拖的成箱的机关枪子弹以及大大小小的迫击炮。战士们隐避敌机的动作和战斗行进的队列等等，都使他深信这是极具战斗力的劲旅。”他说，四方面军指战员看到“像伙夫头的总司令”的他，“严肃的敬礼，热烈的欢呼”，并呼喊欢迎中央红军和拥护中央的口号。见此，“他和其他的中央同志们都异常兴奋，喜出望外，认为四方面军确是一支中共所领导的基干红军。”
朱德之所以与张国焘剪烛夜谈，意在达成北上的共识。就在他们夜谈的第二天，即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全面分析了两军会合后的形势，认为红军只能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以实现“背靠西北，面向东南的发展战略”。朱德在会上强调要“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主张“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一致行动去打击敌人，并要从政治上保障战争的胜利。”由于会议以压倒多数同意北上，张国焘也颇知趣识相，再也没发表过多的反对意见。
两河口会议结束的当天中午，张国焘辗转读到中共中央刚刚出版的《前进》第二期，上面发表的中央宣传部长凯丰的长篇文章《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引起他极大的反感。文章摘引了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民族自决的语录，批评张国焘所搞的西北联邦政府。张国焘当即质问张闻天：“难道在中央机关报上可以随便公开批评一个政治局委员的政治主张？”
就在此时，博古来找张国焘。在张国焘眼中，博古“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小伙子，喜欢玩弄小聪明，仍不改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那种‘二十八宿’的神气。”博古对张国焘在军中对同志的称谓提出批评，如称毛泽东为“润之兄”，称朱德为“玉阶兄”等。博古批评道：“想不到你还喜欢称兄道弟！”说这是国民党军阀作风的残余。博古还批评四方面军指战员之间的称呼上，抹煞了阶级观念，仍沿袭军阀时代的观念，如“军长”“师长”“伙夫”“马夫”和“勤务兵”等。公允地说，这多少有些吹毛求疵、小题大做。
张国焘对此极不满意，曾当面警告博古，不要因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指责四方面军，以致形成一、四方面军的对立。这当然是冠冕堂皇的措辞，其实他最大的心结，就是遵义会议只纠正军事指挥问题，没有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他根本没把朱德的谈话放在心上，坚持认为：“党内政治歧见早已存在，遵义会议没有能够作适当地解决，目前中央又只注意军事行动，不谈政治问题，这是极可忧虑的现象。”看似极具情怀，实际他一直不满意博古等“苏俄派”自中共六大以来对他“机会主义”清算的宿怨。背着如此深重的包袱，张国焘后来路径的选择，自是情理中的事了。
中央从战略大局和两军团结的愿望出发，于7月18日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出通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为总政委。“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
张国焘这才跟上一方面军的节奏到达芦花。7月21、22日两天，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会议，再提张国焘放弃鄂豫皖、通南巴根据地及西北联邦政府的路线错误问题。朱德明确表示了反对的意见，指出对四方面军“应以正确的估量”，目前军事问题高于一切，不宜讨论军事以外的问题。当时几乎天天与朱德在一起研究敌情的徐向前回忆：“他（朱德）认为四方面军的干部年轻、有朝气，部队生龙活虎，纪律严明，是支难得的有战斗力的队伍。……他希望一、四方面军指战员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团结一心，渡过眼前的困难，争取更大的发展。他的这些话，完全是顾大局的肺腑之言，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朱总司令作风朴实，宽厚大度，平易近人，为接近过他的干部、战士共同称道。”
像不沉的“航空母舰”
张国焘的踌躇犹豫及与中央的讨价还价，贻误了发动松潘战役的最佳时机。8月初，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军主力西指阿坝，北进夏河地区，发动夏洮战役。在中革军委会议上，张国焘建议两个方面军分左右两路行动，会议采纳了他的建议。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规定：以红一方面军第五、第三十二军（原五军团、九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以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和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前进，万一无路可走，再改道阿坝前进；以彭德怀率第三军和第四军一部作总预备队，掩护中央机关前进。
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后，朱德和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总部赴左路军集结地卓克基。离开他亲手创建的红一方面军，离开并肩战斗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而即将共事的张国焘又是个朝三暮四、反复无常的人，朱德深知此去左路军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后来他说：“当时他（张国焘）愿意北上，又不愿北上的原因，就是想争官做……到了毛儿盖后，他悲观失望了，他感觉革命没有前途，拼命想往西，到西藏、青海，远远的去躲避战争。他却不晓得，在那里人口稀少，地理条件虽然好，只想取巧，采用脱离群众的办法。他最错误的观念是想到一个偏僻最落后的地方去建立根据地。”
左路军先头部队于8月21日攻占阿坝后，根据张国焘的命令，长时间地在阿坝延宕不动。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才于30日向右路军靠拢。行进到噶曲河边时，正值暴雨过后，河水上涨，张国焘便以此为理由，独断地以“朱、张”的名义致电中央，提出不能过河。朱德坚持向右路军靠拢，张国焘却要再返回阿坝，两人为此发生激烈的争执。时任四方面军作战参谋陈明义将军回忆：“在总部的一个帐缝里，张国焘和他的秘书长黄超同朱总吵，要朱总同意南下，态度很激烈。……张国焘还煽动个别人员给朱总施加压力，但朱总一直很镇静，他说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中央，不能南下。”
张国焘根本听不进去，反而于9月8日又以“朱、张”名义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要右路军准备南下。当晚，中央政治局经过会议研究后，又向左路军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发出电报，再陈南下的“极端不利”，北上则“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
中央来电后，朱德力主左路军执行中央北上的命令。张国焘于9月9日单独以个人名义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仍然坚持他的南下主张。中央当日即给张国焘回电，明确表示南下是“完全不适宜的”，“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双方就这样你来我往地打起了电报官司。关于这段历史，还有一段公案，有说张国焘单独致电徐向前、陈昌浩，令他们率右路军南下，并有武力解决中央的内容。多年来，对于是否有此内容的电报，一直没有定论。
1960年，朱德曾在谈话中言及这段历史，他说：“到阿坝，他（指张国焘）变了，不要北上，要全部南下，发电报要：北上的部队调回，我不同意，反对他，没有签字。后来电报由叶剑英同志截住，告诉毛主席，没向下面讲，中央就马上决定北上了。如果调转，中央是很危险的。”
电报之事自是一段公案，可当时中央的安全问题应是不争的事实，也就是朱德所说“如果调转，中央是很危险的”。正因如此，毛泽东才果断而机智的想出脱身之计，当夜悄无声息地率领右路军中的红一军拔营而起，单独北上。
在得悉毛泽东单独北上的消息后，张国焘暴跳如雷，无视中央要他“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的电令，反而致电一、三军，称“一、三军单独东进，将成无止境的逃跑”，要一、三军“速归”，“南下先赤化四川”。这些电文多以朱德、张国焘的名义发出。三大主力会师前的1936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已在致共产国际书记处的报告中作了说明：“朱德同志过去与中央完全一致，分离以来受国焘挟制，已没有单独发表意见的自由，但我们相信基本上也是不会赞助国焘的。”
当张国焘把致一、三军的电文交予朱德时，朱德拒绝在上面签字，明确表明了反对南下的态度。他把与张国焘的意见分歧公开化了，处境也日显艰难。回到阿坝后，张国焘在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煽动对中央的不满情绪，说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是“逃跑主义”，继续鼓吹南下的方针，摆出一副与中央叫板对立的架势。他们奈何不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便把气宣泄到朱德身上。在会上，一些人起哄，要朱德当着大家的面表态，“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朱德不言不语，稳稳地坐着。见此状况，张国焘亲自出马，说：“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据时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余洪远回忆：“这时，在张国焘的煽动下，有些人起哄，围攻朱总司令。甚至，有个别人拍着桌子质问朱总，要他当众表态：北上是‘路线错误’，是‘右倾逃跑’，反对北上。我很担心地向朱总望去，见他从容地坐在那里听他们发言，他的态度既严肃，又镇静。”随后，朱德说：“中央的决议，我是举了手赞成的，不能出尔反尔，反对中央决议。”并强调“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见朱德态度坚决，有人大声嚷嚷：“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显然，他们想以此激怒朱德，逼走朱德。朱德看穿他们的用心，平静地说：“我是赞成中央的北上抗日决定的，但你们坚持南下，那我只好跟你们去。”这番话顿时激起反响，有人甚至跳起来说：“你既赞成北上，现在又说跟我们南下，你是两面派、骑墙派！”有的还说：“不让他当总司令了！”朱德夫人康克清晚年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感慨地说：“朱总很沉着，任你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像不沉的‘航空母舰’。”
令张国焘“不敢走得更远”
1935年9月17日，张国焘发布命令：“大举南下，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四军、三十军分别由阿坝和包座地区南下，于10月初集中到卓克基、马尔康、松岗和党坝一线。10月5日，张国焘在这里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聚集了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原五、九军团的主要干部，总数约在三干人左右。张国焘后来说，“这次会议……不再承认原有中央，另行成立临时中央。到会者并一致推举我为这个临时中央的书记”。
看到张国焘如此丧失理智，朱德只能以沉默寡言相对，但他也明确告诉张国焘：“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他“希望留下将来转圜的余地”。
这之后，朱德与刘伯承几乎像被软禁了一阵，只是由于两人在红军中的威望，张国焘才没有对他们采用极端的手段。朱德在逆境中十分讲究策略，就是他所说的“乱世有大志无力者，均远避，养力以待，后多成功”。他在耐心等待矛盾的转化，专注于“转圜”的工作，期待总有一天会回到正确路线上去。正如徐向前所说，朱德“对张国焘也起了有力的制约作用”：“朱德总司令在党和红军中的巨大声望，人所共知。也只有他，才能同张国焘平起平坐，使张不敢为所欲为。……我去红军总部汇报时，曾不止一次见过他同张国焘谈论另立‘中央’的问题。他总是耐心规劝张国焘，说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就说不定打哆嗦。朱总司令看透了他，一直警告他、开导他、制约他。因而张国焘心里老是打鼓，不敢走得更远。”
当时，左路军中的原一方面军五、九军团的指战员，普遍存在单独北上，去追北上部队的想法。有人甚至说，如果张国焘阻拦我们北上，就跟他们干！朱德知道后，立即赶去做思想工作，稳定部队的情绪，以避免发生极端事件。他的夫人康克清也有类似的想法，她回忆说：“张国焘连我也没放过，他派人监视我，给我另行分配工作。显然，这是为了限制我和朱老总的接触，我实在憋气，要去找党中央说理。朱老总耐心地劝导我说：‘不行，如果你单独行动，他们就会借刀杀人。现在你和战士在一起他们不敢随便动手。’我觉得朱老总说得有理，心情也平静下来，放弃了自己的想法。”
张国焘排除异己，不惜采用血腥的手段。红军总部侦察科长胡底因为不满意南下，只说了句“张国焘是军阀，是法西斯”，就被张国焘安上“日本侦探”的罪名而逮捕杀害了。
“另立中央”使张国焘权欲膨胀，执意南下又使他利令智昏，以至于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他清楚地知道，他的“临时中央”不仅缺乏合法性，而且找不到出路和落脚点，于是他失去理智地做出一系列革命者不像革命者、土匪不像土匪、阴谋家不像阴谋家的低级动作。据张国焘的私人侍卫何福全回忆，一天夜里，张国焘派特务营和何福全去“请”朱德、刘伯承。“请”来后，他们两人的警卫和参谋便被缴了械。双方发生争执，几乎动起了手，后被朱德制止。
朱德当即怒斥张国焘：“我看你是想学赵匡胤，来一个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张国焘闻言威胁说：“玉阶兄，在目前这种危急关头，我们彼此换换位置，你会把我怎么样？”朱德勃然大怒：“你既然把我和伯承抓起来，还假惺惺说这些干啥子？要杀要砍随你！不过，我不会改变我的政治主张的。”
红军总部三局（通讯联络局）局长伍云甫对张国焘执意南下情绪激动。朱德知道后把他找来，对他说：“注意不要闹，注意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多做党的建设和红军的建设工作。我们团结红四方面军，最要紧的是工作上起模范作用，吃苦在前，不计较待遇。分裂是暂时的，最后会在党的正确路线下一致团结起来。”
红五军团参谋长曹里怀得知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的消息后，告诉了两个盼望北上的同志。不曾想被张国焘知道了，立即把曹里怀关押起来。张国焘给曹里怀安的罪名是泄露军事机密，并扬言要严加惩处。朱德担心曹里怀的安全，立刻站出来为之辩解说：“曹里怀就讲了那么几句，你安他反革命够不上。他这小鬼我知道，井冈山时期就跟我们在一起，你有什么理由乱杀人呢？”曹里怀这才免遭毒手。
红三十军参谋长彭绍辉给朱德写了封长信，陈述反对南下的看法，可信在传送中落到张国焘的手中，张国焘让彭绍辉来总部谈话。彭绍辉刚迈进门，便被人搧了一个嘴巴，并遭厉声质问：“为什么反对南下？反张主席？”打人者还拔出驳壳枪，枪口顶着彭绍辉的胸口。朱德立即上前把枪夺下来，气愤地说：“打人是不对的，这是党内斗争，应该允许同志讲话！这样谈话怎么行呢？！”为避免节外生枝，他对彭绍辉说：“回去吧！”。剑拔弩张的气氛一下子平静下来，彭绍辉得以避免更大的麻烦。
此外，左路军中还有很多干部得到过朱德保护，如廖承志、贺诚、郭天民等。
南下红军占领了川康边广大地区后，刘湘恍然大悟：红军在川西平原并非仅仅是过客。于是，他在名山、邛崃一带集结了80多个团20余万人的兵力，准备与红军决一死战。11月16日，川军集结优势兵力向百丈反扑，没有精神准备的红军仓猝应战。川军在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从北、东、南三面向红军发起成建制的轮番攻势。同时，中央军也从南面潮水般地压来。红军血战7天7夜，付出伤亡近万人的惨重代价，最后不得不撤出百丈。
百丈失利，张国焘心灰意冷。他晚年在《我的回忆》中说：“我们的南下计划，显然没有什么收获，不到一个月便结束了。这似乎证实了毛泽东所谓‘敌人飞机大炮厉害’的话。”此时，南下红军的境况也更为险恶，由南下初时的8万人，一下子锐减到4万余人。血的教训使四方面军指战员在南下和北上的方针上辨明了方向。坏事变好事，朱德说：“事情向好的方向转了。”后来，朱德曾对五军团政委李卓然说：“如果我在初时不忍耐，就不能取得以后在四方面军工作的地位。如果没有工作的地位，那么就不能说服四方面军的干部了。”
“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1935年11月中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代表张浩（即林育英）从莫斯科回到陕北。在了解了一、四方面军的情况后，张浩即于12月16日致电张国焘，通知说：“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张国焘一直在纠结之中，他的“临时中央”毕竟名不正言不顺，现已成烫手的山芋。可是他又心有不甘，且不愿示人以弱，故在致张浩的电报中照例又骂了一通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路线”，要求中共中央“自动取消中央名义”，矛盾再度激化升温。
朱德对此十分焦虑，于1936年1月23日单独给中共中央发去电报，表示“现处革命新的高潮，党急宜求得统一，以争取胜利。……提议暂时此处以南方局，兄处以北方局名义行使职权，以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职务，统一领导”。朱德的“转圜”立即得到响应。次日，张闻天单独致电朱德说：“既愿放弃第二党，则他事更好商量。”又提出“兄处组织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同日，张浩致电张国焘、朱德：“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张国焘可以不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放在眼中，可他不敢无视共产国际的存在。1936年1月27日，张国焘给中共中央连发两封电报，除为自己的错误申辩外还明确表示：“对目前策略路线既渐趋一致，应急谋党内统一。”并表示：“对兄处（指陕北）中央委员同样表示尊重态度，对外仍用毛主席名义。”与之前一意孤行的态度，形成截然不同的反差。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朱德在左路军中的处境才有了明显的改善。
下了夹金山后，3月1日和15日，红军分别占道孚克炉霍，控制了东起丹巴，西至甘孜，南达瞻化（现新龙）、泰宁，北连草原的大片地区。在得知红二、六军团北上的消息后，朱德和张国焘都同意留驻原地，以策应二、六军团的北进。这是他们少有的一次“志同道合”。1960年11月9日朱德谈起这段经历时说：“他（指张国焘）没有决定北上前，是想叫二方面军在江南配合他，他好在甘孜呆下来保存实力，他的中央就搞成了。他想北上时，才希望二方面军渡江北上。”
正当四方面军焦急等待与二、六军团会合时，张浩发来电报说，“二、六军团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将二、六军团引入西康的计划，坚决不能同意”。又说“四方面军既已失去北出陕甘机会，应争取先机南出”，切勿失去南下机会。一时间，四方面军失去了方向。徐向前回忆说：“多亏朱总司令决心不变，坚持四方面军仍在现地休整训练，待与二、六军团会合后，共同北上。”红四方面军休整训练的甘孜、炉霍一带地广人稀，物资极为匮乏，朱德和四方面军指战员克服异常艰苦的困难，硬是在此等了整整4个月。
两军会师在即，争论暂时平息，朱德内心感到欣慰，北上可以无障碍进行了。但发展的形势也让张国焘迷茫惆怅，在得到可与中央“暂时采用协商方式”的允诺后，他的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得以自慰，便在6月6日宣布取消他的“临时中央”，而代之以西北局。至此，张国焘分裂活动终告失败。
贺龙、任弼时来后，朱德的腰板也硬了。与四方面军会师后，二、六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经过深思熟虑，朱德作出这样的安排：任弼时随总部行动，以任的身份可以加强同张国焘斗争的力量；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既可以远离张国焘的控制，还可以从外对张国焘起制约作用。
中央在向他们通报陕北的情况时说：“各县论地形则山多，沟深林稀，水缺土质松，人口少，交通运输不便，不宜大部队行动。人口总数只有四十余万，苏区内当红军已超过三万，物产一般贫乏，农产除小米外，小麦及杂粮均缺，不能供给大军久驻。”去陕北不还是忍饥挨饿吗？倒不如就在甘南和河西另创一方天地……张国焘又犹豫了。
于是在岷州，张国焘按兵不动。中共中央十分着急，连日来电催促。9月16日，在红军总部召开的会议上，朱德、任弼时、陈昌浩坚持北上，可张国焘却坚持西进甘南青海。张国焘虽是少数，但他是红军总政委，他有最后决定权。9月19日，中央又来电催促。可是，张国焘仍然命令部队西进。陈昌浩支持朱德拟订的《静宁、会宁战役纲领》，支持北上陕北，因此抗命不遵，以方面军总指挥的名义命令部队原地待命，不得西进。张国焘可从未遇到这样的事情，立即跑来与陈昌浩大吵了一场。随后，张国焘连夜骑马来到漳河徐向前的指挥部，说服徐向前等支持他的西进计划。徐向前回忆说，张国焘“情绪很激动，还掉了泪。他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中央会交给陈昌浩。”
张国焘见众人被打动，立即调动部队，准备渡河西进。朱德知道后发了火，立即致电中央和二方面军领导人，表示：“我是坚决遵守这一方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同时又致电张国焘等，“为打通国际路线与全国红军大会合，拟宜经静、会北进。”“静、会战役各方面均表赞同，陕北与二方面军也在全力策应。希勿失良机，党国幸甚。”
也许是天公有意，当先头部队来到洮河边，只见大雪封山，道路泥泞，渡口看不到人，几次试渡都是无果而终，大部队要过洮河显然是不可能。西渡计划就这样泡了汤。张国焘的态度这才软了下来，在与朱德、徐向前、陈昌浩等致中央的电报中，已不再坚持西渡计划，表示尊重中央的态度，还提议张闻天“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再也不提“横的协商关系”。至此，闹腾的张国焘的“临时中央”宣告破产。
朱德率红军总部于10月9日到达会宁，红一、四方面军胜利完成会师。在与中央派来的陈赓谈话时，朱德竟禁不住热泪盈眶。毛泽东对朱德在特殊的斗争环境中，坚决维护中央的权威，坚决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总司令当时是临大节而不辱。”1937年3月2日，毛泽东出席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开学典礼，为二期学员题词：“要学习朱总司令：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