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原本在上海法租界李公馆召开的中共“一大”会议为何最终会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闭幕？李公馆会场里突然闯进的密探是谁？他闯入后为何又匆忙离去？他的出现是为了警告还是破坏？他后来的人生结局如何？
1921年7月的上海，天气炎热。这晚，包括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在内的14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史称中共“一大”）的参加者，陆续来到法租界望志路的一幢石库门——李公馆。他们将参加中共“一大”的第六次会议，也就是最后的闭幕会议。不料，会议开始不久，就有一个“穿灰布长衫”的不速之客从弄堂进来直接推开后门，闯入了会场。闯入者借口寻找社联的王主席，却张目四探，随即匆忙离去。富有地下斗争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立即提出休会，马上转移，从而改变了“一大”会议的进程。
闯进李公馆的密探究竟是谁？经考证，此人是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程子卿。多位中共“一大”代表后来对密探闯入会场一事有所回忆：包惠僧回忆他“穿灰色竹布长褂”，李达说是“不速之客”，张国焘说是“陌生人”，陈公博说是“面生可疑的人”，刘仁静说是“突然有一个人”，陈潭秋说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
当时，住在上海法租界的李达回忆说：马林……讲话的时间约十多分钟，声音宏大，马路上的人都可听到，他致词后正在开始做报告之时，忽有一个不速之客闻进会场来，张目四看，我们问他：“找谁？”他随便说了一个名字，匆忙地下楼去了。马林很机警（富有地下工作经验），他说“此人可疑，我们赶快转移”。
张国焘在晚年有比较详细的回忆：大约七月八日晚七时……正要宣告开会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陌生人揭开书房的门帘，窥探了一下，说声“我找错了人家”，就转身走了。我们都警觉到这人可能是法租界的暗探。我立即请大家将文件收拾好，准备立即离开，并将此事翻译给马林和尼科罗夫斯基听。马林十分机警，从座位上一跃而起，以手击桌说：“我建议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分途离开。”
最后一个离开人世的“一大”代表刘仁静回忆：有一次，还没有到开会的时候，我们正在闲谈，突然有一个人开帘子朝里面一望，我们在里面的人立即问他：“你找谁？”他说：“我找错了。”而后就走了。张国焘说：“这个是包打听，我们赶快散会。”李汉俊马上把共产党的文件烧掉了。过了不久，法租界的巡捕就来进行了搜查。
董必武的回忆是：开会为什么被敌人发现呢？因为那时，外国人要到中国人住的地方是不太多的，国际代表马林走进去时有人就跟着走进去了……第二天会议就改在嘉兴南湖继续开。
综合各位代表的回忆，关于闯入者的服装，包惠僧的回忆最具体，“穿着灰色竹布长褂”。陌生人的态度很好，“对不起”是几乎所有回忆者都听到的，显然陌生人不，希望打草惊蛇。代表们撤离后不到15分钟，巡捕房开来两辆警车，派来了1个法国总巡、2个法国侦探、2个中国侦探、1个法国兵、3个翻译，共9人，包围了李公馆，然后冲进公馆翻箱倒柜，严密搜查，并盘问了留守的李汉俊和陈公博。最后因为没有搜查到有价值的东西，快快而去。
当年闯人一大会场的是法租界巡捕程子卿。史学界对此入的记载并不多。直到笔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解放前在原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解放后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的薛阱莘先生。1930年，薛阱莘考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任政治处社会股翻译。关于1921年法租界巡捕房搜查李公馆的事情，他说：曾听上司程子卿讲起过。
那么，法租界的密探当时怎么会知晓中共“一大”开会的时间和地点呢？
1921年4月，马林在奥地利维也纳领取前往中国签证时被捕，获释之后，成了各国警方密切注视的目标。他在动身来一华后，行踪处于被严密监视之中，所以他在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时，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这些情况迫使化名“安德莱森”的马林在6月3日到沪后就向荷兰总领事馆登记（否则就有被驱逐的危险），并以《地方经济学家》杂志驻上海记者身份公开活动。6月17日，上海法租界公董局曾致信上海荷兰总领事，报告马林的行踪：马林已乘意大利船阿奎拉号到达上海，并化名安得烈森入住南京路东方饭店。
马林到上海后，密探们已把他的行踪查得清清楚楚；并记录在案。实际上，租界警方当时已得到共产主义组织要在上海开会的情报。日本警视厅在6月底就得到情报说：“上海支那共产党”近期将召集各地（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南京、芜湖、安庆、镇江等）代表开会。这份报告虽然把预定开会日期误作“6月30日”，但开会地点却是“上海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南路）。这份报告没有涉及情报来源，人们还不知道日本警视厅是通过何种渠道搞到这份情报的。但是，按照当时的外交惯例，日本警方的情报肯定会通报给在上海的各国当局。所以，马林来到李公馆开会时，就已经引起了租界当局的警觉。
陈公博在1924年也曾指出：在大会召开之前，外国租界就已收到了许多报告，说东方的共产党人将在上海开会，其中包括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朝鲜人俄国人等。所有的租界都秘密警戒，特别是法租界。或许是因为有密探发出警报，侦探和警察就包围了召开会议的建筑物。
法租界当局还立即制定了一个条例，这很可能是已经提前侦知共产党要开一大会议的相关信息，加强警戒的一个步、骤。这就是7月31日上海报纸报道的《：取缔集会条例》。条例规定，自明1日以后，凡集会须于48小时前取得法租界警察局局长许可，秘密集会或不申明集会目的者，—且探知，即加以处罚。于是，法租界巡捕房派程子卿进入李公馆侦查见机行事。
程子卿从会场退出后，直接向法租界警务处总监费沃利报告。张国焘回忆说，（后来）搜查带队的是总巡，如果属实的话，应是费沃利。费沃利带了一队巡捕密探搜查李公馆。这时，程子卿是否重返李公馆会场，“一大”代表们并没有回忆，可惜的是，程自己也没有记述。也许他没有再进入，或许他在暗中窥视。
黄金荣的把兄弟“程老三”
程子卿，江苏省丹徒（今镇江市）人，出身贫寒。成年后，投奔上海的姐姐，以身材高大应募入公共租界新闸捕房当差，后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在那里，程子卿结识了后来的帮会首领兼“包打听”黄金荣和丁顺华，“他们三人因气味相投，结拜为青帮弟兄”，人称“黄老大”（黄金荣）、“丁老二”（丁顺华）、“程老三”（程子卿）。严格而言，当时的黄金荣还没有加入青帮，到1920年，他才拜“大字辈”首领张锦湖为老头子，加入了青帮。薛阱莘曾回忆：黄金荣、程子卿、丁顺华为结拜兄弟。……当时，洋泾浜里船只很多，浦东的商人划着船来此经商，黄金荣等便经常敲诈或抢劫。在法租界敲诈了就跑，逃到英租界去。反之，又跑回法租界。后来，法国人为了“以毒攻毒”将黄金荣引入巡捕房。果然，租界的秩序正常了，黄金荣因为有功而升到三道头。程子卿那时还不到20岁，又因为他的皮肤黝黑，绰号叫“黑皮子卿”，属青帮的“悟”字辈人物。黄金荣于1892年进入巡捕房。有资料表明，1908年，经黄金荣介绍，程子卿进入法国巡捕房当了巡捕——那年他才26岁。
由于为人机警、办事能力强，程子卿后来升为刑事科的政治组探长，官运比黄金荣要好。正如薛阱莘所言，在巡捕房，“黄金荣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包打听’，比程子卿还小。”辛亥革命前后，黄金荣经人介绍与时居法租界的孙中山相识，并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有所援助，因此程子卿也结识了孙中山。他不仅负责保护孙中山的安全，且与孙中山的关系更进一步，参加了国民党。政治组专门负责处理法租界的政治性事件，组长为法国警官萨而礼。程子卿背靠黄金荣，又是青帮中人，他“利用探长的身份，与居住在法租界内的国民党各派人物，都有联系，更有杨虎、陈群，同为青帮人物，引为好友，因此消息十分灵通，深得萨而礼的倚重”。薛阱莘回忆，与黄金荣关系密切的程子卿，也参与了“四一二”清党。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乘楚同舰抵达高昌庙，持特别通行证进入法租界至黄金荣家中拜访，程子卿也在陪坐之列。其时，黄金荣已从捕房退职，为蒋介石办通行证及至高昌庙迎接等均是程所为。事后，程子卿得以提升为督察。萨而礼更因此越三级而被提升为督察长。后来，政事组从刑事科分出成立政治处，由萨担任处长，两年后又改为政事部，又升萨为主任。政事部每天向法国驻沪总领事送上一份报告，法总领事又据此摘报驻华大使和外交部，使法国政府及时了解中国与上海的动态。为此，该政事部有“法国在远东最有成绩的情报机构”之称。程子卿亦连连得到升迁与褒奖，1931年，升为一级督察长，成为外勤中的最高职级，也是华人中的最高职级；多次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铜质、银质，直至最高荣誉的金质勋章，而获此金质奖章者，每月增加特别津贴20元。 在法租界，程子卿有时也为共产党、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左派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如，他参与了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并予以保护；一些中共党员被捕，经宋庆龄等向他“疏通”而获释；参与侦破国民党特务暗杀杨杏佛案；国民党特务曾在法租界绑架农工民主党领导人邓演达，被巡捕房破获后，程子卿曾请宋庆龄转告邓演达：“切戒，人随便外出，最好通知捕房派人保护，以防不测。”程子卿曾表示“我现在也是教徒，愿追随真理做人和做事”。他的这些行为引起了国民党内右翼分子的不满。1931年至1936年，程子卿曾先后收到7次匿名警告信，最后两次还附有子弹。程子卿曾在徐家汇路打浦桥附近遇刺。直到抗战爆发，他才摆脱我危险。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华界沦陷。作为孤岛的上海租界成为各种抗日势力的据点，侵华日军与法租界当局交涉频繁，程子卿与其结拜兄弟薛阱莘被指定为法捕房与日本军方的交涉代表。举凡日方欲入租界捕人或引渡，均须经过他俩之手，可谓权重一时，所持的特别通行证可以任意出入日军戒严地区。1943年8月6日，程子卿改任上海特别市第三警察局督察处处长。1944年4月2日，改为简任三等警监。8月17日，派任伪上海市政府督察处第二督察区主任督察长。12月1日，又转第六督察区担任主任督察员，直到1945年2月12日免职候用。
1946年，程子卿担任上海斜徐路平阴桥头华美烟草公司外务，此职无须上班，只是利用其影响，为公司疏通关系、解决麻烦而已，俗称“吃俸禄”。解放后，程子卿留在了上海。他意识到可能被捕，便向宋庆龄求助。宋庆龄出面向有关部门作了说明，他因此没有入狱。薛阱莘说，“由于他对人民做过一些好事，新中国成立后被审查时，幸蒙宋庆龄先生力保，在年老患病期间，才未予关押”，“也没有被怀疑是帝国主义买通的间谍”。此后，程子卿赋闲在家，以收房租为生。1961年9月27日，程子卿因消化道、泌尿系统患病，病逝于建国中路的家中，终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