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他，是一位为新中国解放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开国将军，战场杀敌，血性刚猛；他，为情感，仕途尽毁，从将军被降为大校，沉寂十年，上演了令人唏嘘的人生悲剧。十年后，在毛泽东的首肯下，他重返军队，成为正军级——南京军区副参谋长。他的故事远比戏剧更为跌宕起伏，他的一生就是一部传奇故事。他活得潇洒彻底、淋漓痛快，就像一簇火焰，炙热而浓烈。
他就是电视剧《亮剑》主人公“李云龙”的原型——王近山将军。
1978年5月的中南海，静谧平和。一份关于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王近山同志逝世的悼词，工整地摆在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的办公桌上。这是一份由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肖永银将军为不久前逝世的老上级王近山将军亲笔撰写的悼词。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老首长的哀悼之情。邓小平看着这篇饱含深情的悼词，心潮涌动。曾任第二野战军政委的他能够体会这悼词的分量，对于王近山将军他再熟悉不过了。沉思片刻，邓小平拿起笔来，把“副参谋长”几个字圈去，用“顾问”二字代替。次日，中央军委补发任命通知：任命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王近山为南京军区顾问。同时，邓小平明确指示：王近山的后事按大军区领导规格办理。
王近山(1915-1978)，原名王文善．1915年出生在湖北省红安县高桥许家田村。他15岁从军，16岁任连长，号称“小连长”。先后担任了红四方面军第10师副师长、八路军129师386旅769团团长、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副司令员、志愿军第3兵团副司令员。无论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还是在淮海战役的战场上，或是在抗美援朝的上甘岭前线，王近山以善打硬仗、恶仗而勇冠三军，独树一帜，屡建奇功。1955年，王近山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智勇双谋，伏击日军观战团
同共和国的许多将军一样，王近山也是从大别山的红安县走出来、靠战功一步步成长为一名智勇双全的优秀指挥员的。他中等身材，面孔白晰，浓浓的眉毛下有一双极为和善的眼睛，嘴角常常挂着微笑，讲起话来慢条斯理，口齿清晰。就是这样一位白面书生似的将军，却有一个与他的外表极不相称的外号——“王疯子”。他打起仗打红眼了就自己拼命往前冲，有时六、七个警卫员都拦不住他。
1943年10月，时任太岳二分区司令员的王近山奉命率386旅之16团从太行山回师陕北，保卫延安。全团2000余名官兵晓行夜宿，一路西行，很快就来到了太岳根据地边缘的临汾县韩略村一带。前方侦察员报告韩略村村旁的公路上常有日军经过，且地势险要，非常适合打伏击。王近山当机立断，决定来它个顺手牵羊，利用韩略村的有利地形和敌人的松懈麻痹，以速战速决的手段，打一个干脆利落的伏击战。
10月24日凌晨，担任伏击作战任务的6个连队，借着浓浓的夜色，隐蔽进入了韩略村公路两旁的庄稼地里，做好了战斗准备。上午8时，由临汾方向传来了汽车发动机的声音，紧接着，编有3辆小汽车和13辆卡车的日军车队，满载着日军官兵进入了我伏击圈。王近山一声令下，担任截尾任务的6连首先打响了第一枪。随后，前面的日军汽车也在接二连三的地雷爆炸声中被掀翻在路旁。突遭袭击的日军官兵慌忙下车应战，而我军布置在公路两旁的轻重火力，居高临下，泼水般地射向敌人。顿时，整个韩略村公路上杀声震天，弹雨横飞。许多日军还没明白子弹来自何方，就糊里糊涂地送了命。王近山见日军惊慌失措，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和反击，遂命令司号兵吹响了冲锋号。全团官兵向敌人发起勇猛地冲锋，一场惊心动魄的肉搏战开始了。只见公路上刀光闪闪，喊杀声、惨叫声连连。经过近3个小时的血战，180余名日军全部被我军歼灭。
战后，我军从打扫战场时缴获的文件中得知，被歼的这支日军是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组织的所谓“皇军军官观战团”。原来，时为侵华日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为了推行他在扫荡我太岳根据地时所采用的所谓“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不仅到处大吹大擂，扩大影响，还特意组织日军“支那派遣军步兵学校”的两支中队和一些军官，组成华北派遣军司令部战场参观团，共180余人，赴太岳战区观战学习。万万没想到，观战团一到太岳区，就碰上骁将王近山和他勇猛善战的太岳16团。包括一名少将旅团长、一名联队长在内的120余名日军军官和60多名士兵悉数被歼，不可一世的“皇军军官观战团”在英勇的抗日军民面前灰飞烟灭。
勇挑重担，喋血激战大杨湖
解放战争时期，王近山在刘邓麾下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任第6纵队司令员。虽然身居要职，但他与士兵打成一片，从不高高在上。只要是有战斗任务，他总会出现在部队中，和战士们在一起。
1946年8月，蒋介石出动了14个整编师共38万余人的兵力，向我晋冀鲁豫解放区发起进攻。当时，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刚刚打完陇海战役，人困马乏，粮弹两缺，兵力补给也没有完成，全军仅有4个纵队约5万多人，许多建制团甚至连两个营的兵力都不足。
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刘伯承和邓小平运筹帷幄，制定了集中现有兵力，首先歼敌孤军冒进的整编第3师的作战计划。敌第三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其师长赵锡田毕业于黄埔一期，是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的亲外甥。此人自负狂妄，志大才疏。通过反复权衡和分析，刘伯承和邓小平认为：只要抓住整3师孤军冒进的有利态势，吃掉它，就能一举扭转我军在中原地区的被动局面。否则就真如邓小平所言：“只好打起背包，回太行山去。”
然而，以晋冀鲁豫野战军的5万疲惫之师，要想吃掉兵力与自己相差无几、但装备远远强于自己的敌整3师，谈何容易！在野战军召开的作战会议上，各纵队司令都对刘邓首长提出的首歼整3师的方案不置可否。大多将领觉得此战太过凶险，在敌38万大军的钳形攻势中虎口拔牙，万一失手，5万大军就会血流成河，整个中原战局会面临十分不利的局面。就在大家面面相觑、沉默不语时，6纵司令员王近山拍案而起，当着刘邓首长和各纵队司令的面，慷慨出言：“我和政委（杜义德）商量过了，我们纵队打。我一王近山立下军令状：我们纵队和整3师干！打得剩下一个旅，我当旅长；剩下一个团，我当团长；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全纵队打光了，我们对得起党，对得起太行山的父老乡亲！”王近山的一番话掷地有声。连一向绵里藏针、感情内敛的邓小平也激动万分，他指着王近山大声说：“好样的！我支持你！”刘伯承也顺势站了起来，对王近山说：“你打！你大胆打！”4()多年后，邓小平对王近山在关键时刻勇立军令状的这件事还记忆犹新。他说：“那不叫‘疯’，那叫‘革命的英雄主义’。”
王近山和他所率领的部队以勇猛、顽强著称，敢打、敢拼，作风硬朗。但他本人绝不是一介莽夫，徒有蛮力，而是粗中有细、谋略在胸。在立下军令状后，王近山制定了一个大胆的作战计划——“猛虎掏心”，即率6纵直扑敌整3师师部所在地—大杨湖。大杨湖是一个有200多户人家的村庄，四周地形开阔，村外有一道壕沟，深约3米，村南有一个大水塘，芦苇茂密，形成天然屏障。为了保护师部的安全，赵锡田把整3师战斗力最强的20旅59团放在了大杨湖。该团进入阵地之后，立即构筑完备的防御工事。在村内主要道口，筑有暗堡工事，结合穿墙破壁的枪眼，构成了密集的交叉火力。为了扫清射界，赵锡田命令飞机扔下汽油弹，将村外的民房、柴禾堆全部打燃，使得大杨湖上空火光冲天，烈焰滚滚，一片通红。
1946年9月5日夜，6纵总攻大杨湖的战斗打响。战斗前，刘伯承亲自来到6纵指挥所坐镇指挥。他对王近山及在场人员说：“我年纪大了，跑不动了，今天来给你们看管行李。”素来持重的刘伯承亲临前线，足见大杨湖一战至关重要。王近山一声令下，6纵18旅旅长肖永银亲自上阵，率部向大杨湖发起了波浪式冲锋。战至次日拂晓，6纵共有6个团的兵力攻进了村子，把敌59团团部及残敌压缩在了一片还算坚固的院落当中。仗打到这个份上，已经是刺刀见红的时刻了。但是战斗却迟迟没有结束。
原来，我6纵虽然攻入了6个团，但每个团的兵力都还不满500人，有的团甚至还不到百人，兵力严重不足；敌人虽已穷途末路，但凭借精良的装备，负隅顽抗，垂死挣扎。经过苦战，双方皆伤亡惨重，我军的攻击锐势也在减弱。紧要关头，王近山果断投入预备队，连机关干部和勤杂人员都被组织起来，投入到了白刃战中。战斗空前惨烈，代价高昂，就像两个负伤恶斗的人在做最后一搏，双方的血都快流尽了，但谁都不肯先放手，仍旧拼死搏斗，就看谁先倒下。战至最后，敌人终究没能顶住6纵的最后一击。血泊中的大杨湖终于被王近山踩在了脚下。大杨湖一失，整3师的防御体系顷刻间土崩瓦解。刘邓大军其余各部乘势进击，迅速对残敌进行分割围歼。一番恶战过后，骄横跋扈的整3师全军覆没，师长赵锡田束手就擒。
强渡汝河，狭路相逢勇者胜
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经过艰苦的跋涉，十万大军越过黄泛区，渡过涡河、沙河、颖河、洪河，一路冲杀来到了汝河。在这支南下大军中跃马挺枪的开路先锋，依然是王近山和他的第6纵队。
率先到达汝河的先头部队是肖永银的18旅、尤太忠的16旅和李德生的17旅。肖永银部刚刚到达汝河岸边，就见汝河南岸烟尘大起，马达轰鸣。敌人的堵截部队已先我一步到达对岸，并摆开了一副随时应战的架式。而经过长途奔袭的刘邓大军可谓后有追兵，前有强敌，中间还隔着一条性命攸关的汝河。
说到汝河，其实它并不宽大，只有60公尺宽，水流也不太急，但经过长年的冲刷，河漕深陷，河堤陡峭，水深丈余，根本无法徒涉。干军万马，要想渡过汝河，必须在敌人的火力之下架设浮桥。机敏干练的肖永银大手一挥，一个营的红军战士在敌人未展开全部兵力之前，强渡汝河，争取在南岸建立一个牢固的桥头堡，以掩护部队架设浮桥。利用唯一的一叶小船和几个木筏，先头营开始在敌人的猛烈火力之下强渡汝河。一些性急的战士干脆往河里跳，拼命向对岸游去。经过浴血奋战，先头营终于登上了汝河南岸，并建立了一个桥头堡。
艰苦的架桥工作开始了。天上，敌人的飞机在疯狂地扫射；地下，敌人的重炮不停歇地轰鸣。昔日温驯清洌的汝河水伴着_声声巨大的爆炸声，变成了冲天的浊浪，架桥勇士们的鲜血把河水染成了红色。一个个年轻的躯体被猛烈的炮火撕裂，沉没长眠在河水中。此时，我后卫部队已与追兵接火，而在汝河南岸，敌人的一个整编师也拉开了架式，准备全力阻止。生死关头，刘伯承、邓小平来到了6纵，来到18旅。望着王近山和肖永银那坚毅的面庞，邓小平一字一顿地说：“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打过去！”刘伯承也环顾众将，豪迈地说：“狭路相逢勇者胜！从现在开始，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敌人动用多少飞机大炮，我们都要以进攻的手段对付进攻的敌人，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历史决不能逆转，大军南下的战略决策不能改变！”
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坚定信心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位6纵的将士。王近山虎吼一声：“传令全纵队，狭路相逢勇者胜！杀开血路，突过汝河！”肖永银亲自下到营部，代替营长指挥；团长下到连，营长下到班。全军上下每一支步枪都装上了寒光闪闪的刺刀，每一颗手榴弹都掀开了盖子。曳光弹、信号弹一道道划过，似金线银弧在夜空中穿梭。
踏过浮桥的战士狂飚一般冲向敌阵。火光中，无数战士的身影一掠而过，奋勇向前。他们打下一个村庄，又扑向另一个村庄；碰上敌人就扑上去拼杀，消灭了就再往前冲。冲锋的队伍像龙卷风一般向前滚动，所向披靡。直到天色微明，6纵突击队终于为全军在汝河南岸打开了一条长10公里、宽4公里的通路，并在这条通路两侧一字排开，像两条坚固的堤坝，护卫着通道的安全。在6纵的猛烈攻击之下，汝河南岸的阻截之敌终于溃不成军。刘邓大军的后续力量日夜兼程，快速渡河，终于跨过千里跃进之路上最为困难、也最为险恶的屏障。
撇山攻城，刀劈三关夺襄阳
1948年6月．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主力与敌军大战豫东。为配合华野作战，刘邓率中原野战军4个纵队出击平汉线，钳制敌援军支援。大战在即，刘伯承棋看三步，命令王近山的6纵在豫南的唐河地区隐蔽休整，持重待机，准备一举袭取汉水之滨的战略要地——襄阳。
襄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有“铁打的襄阳”之称。它南跨江沔，北接京洛，地处要冲，水陆交通方便。三国时孙坚战死砚山，关云长水淹七军，皆在此地。
接到攻取襄阳的命令，王近山立即率部先来到襄阳的门户——老河口，在桐柏分区部队的配合下，6纵于7月6日兵临襄阳城下，完成了对襄阳的包围。历史上，人们之所以称襄阳为‘！铁襄阳”，是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它的北、东两面紧临汉水，如护城河般形成天然的保护屏障；城南和西南群山耸立，地形险要，有凤凰山、羊枯山等高地，可以居高临下，俯视城南和城西的所有交通要道。再加上襄阳城四周筑有高三丈、宽二丈的石头城墙，城墙外还有一条深丈余、宽34丈的外壕屏护。如此一座山水护卫的坚城，说它是“铁襄阳”，实不为过。
在详细勘察了襄阳外围的地形、分析了敌人的兵力配置后，攻城总指挥王近山把自己关在屋里，对着地图沉思起来。从历史上看，取襄阳都是先攻山，后夺城，这是由于襄阳外围的地形特征决定的。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守军才以外围的大山为依托，构筑了坚固、完备的防御工事，准备与我军来一个“守城，但不战于城”的对决。如果现在还用这种攻山的打法，我军势必受到准备充分敌军的全力防备，战士伤亡势必巨大，结果也不一定乐观，实在是得不偿失。苦思良久，王近山把几位旅长找来商量，并说出了他的大胆想法：“都说攻襄阳要先夺山后攻城，这一次我要破破例，撇开大山，从山下走廊直捣西门，攻破襄阳！”望着几位旅长吃惊、疑惑的表情，王近山充满自信地说：“这几天我一直思考一个问题：敌人守襄阳依仗的是什么？是山！他们正想利用这些山和我们拼消耗、拖时间，以等待援军。我们攻山则正中敌人下怀。如果我们撇开山，直接攻城，正如猛虎掏心，敌猝不及防，大山上的火力又够不着我攻城部队。我这叫趋利避害，攻其不备。”
王近山的“撇山攻城，主攻西门”的作战方案被上报到了野战军指挥部。刘伯承看了报告，笑逐颜开地说：“襄阳已是我掌中之物了！这个王近山，真机灵！”连平时不苟言笑的邓小平看了王近山的攻城方案后，都欣喜地说：“王近山有两个难得：一是别人叫苦的仗，他敢主动要求打，这是勇；二是打硬仗有讲究，这是谋，二者兼得。”
“有勇有谋”。邓小平慧眼识人，王近山当之无愧。
要想攻破西门，一定要先破三关；琵琶山、真武山、铁佛寺。王近山临阵点将，把刀劈三关的任务交给了李德生和他的17旅。同时他命令部队，襄樊战役不获全胜决不罢休，不完成三项任务不算全胜。这三项任务是：第一，抓万名俘虏；第二，缴获敌人的化学炮；第三，活捉敌襄阳守军司令、大特务头子一康泽。
7月9日黄昏，李德生率部打西门第一关——琵琶山。经过15分钟血战，17旅49团第3营攻击得手。但亲自率部队攻击的49团团长苟在合牺牲。在粉碎了敌人的数次反扑之后，17旅49团又扑向了第二关——真武山。将士们被团长牺牲的噩耗激怒了，他们把仇恨凝聚在刺刀上，似旋风一般杀向敌阵。守敌虽然动用了包括化学炮在内的所有力量进行顽抗，但战至晚上8时，真武山还是被我军收入囊中。至此，17旅已经连克两关，兵临襄阳西门和西关大桥仅50米的第三关——铁佛寺。
铁佛寺是三关当中最难劈的一关。它和西门城楼之敌成犄角之势，守敌用绵密的火力控制着进城的唯一通道。李德生判断硬攻肯定会造成部队的巨大伤亡，于是指挥部队改变打法，用挖交通壕的办法迫近敌人。经过地上和地下的双路突击，铁佛寺终于攻克。襄阳城完全暴露在了我军面前。7月15日20时30分，王近山终于发出了总攻的命令。经过一夜血战，襄阳之敌两万余人被6纵全歼，敌襄阳守军司令、大特务头子康泽成为刘邓大军的阶下囚。
为情所伤，撤职降级去务农
全国解放以后，王近山出任了第3兵团副司令员兼第12军（原中野6纵）军长，并率部参加了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和上甘岭战役。回国之后，他先后出任公安部副部长和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硝烟散尽，和平年代的生活是安逸宁静的。但对于戎马一生、身经百战的王近山来说，这种宁静却蕴含着另一种危机，这种危机来自于他的情感世界。令人惋惜的是，无论是在战场或者是在情场上，将军都本色不改，保持着亳不畏惧的品质。这种品质最终给他造成了难以挽回的人生悲剧。
闯入王近山的情感生活、并不顾一切地爱上他的人是他结发妻子韩岫岩的妹妹韩秀荣。面对这份不容于世俗的情感，王近山不知所措了，最终未能躲过这场情劫。王近山的事情越闹越大，逐渐延伸到北京军区直至中央，最后居然惊动了毛泽东。毛泽东指定刘少奇出面处理这件事情。很多王近山的老战友以及中央领导人都找他谈话，希望他不要离婚，有人甚至暗示说，离婚的话会受到严厉的处分，只要不离婚，哪怕是维持现状也行啊！但王近山却斩钉截铁地说：“我王近山明人不做暗事，离婚我铁定了，组织爱咋办就咋办！”1964年初，王近山和韩岫岩结束了婚姻。
王近山离婚案在全军掀起轩然大波。当时，有不少高级干部厌倦了原配夫人，“换老婆”现象比较严重。中央为严厉打击这种不正之风，对很多干部进行了严厉处分，人们称之为“铡美案”。王近山因此被推上风口浪尖，竞成了“铡美案”的典型。王近山为他的行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开除党籍，撤销大军区副司令员职务，行政降级，调往河南某农场任副场长。这还没有结束，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就在被撤职、降级以后，韩秀荣因承受不住压力，放弃了爱情，选择离家出走，丢下了身心疲惫、遍体鳞伤的王近山。
就在王近山独自一人默默地咀嚼痛苦、收拾离京的行装时，识字不多但却深明大义的勤务员黄慎荣站了出来。她诚恳地对将军说：“首长，你这样的身体，到那么苦的地方去，没个人照顾怎么行呢？我没有文化，只要您不嫌弃我，就带上我吧，我照顾您一辈子！”1964年10月，黄慎荣和王近山结婚，与王近山一起到河南西华县黄泛区农场生活。
时光如水。转眼间到了1969年春。在党的“九大”召开前夕，已在农场劳动了近十年的王近山写了三封信：一封给自己的老部下、时任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的肖永银，另两封请他转交给许世友，其中一封信请许世友转交给毛泽东。
在北京开会期间，许世友见到了毛泽东。一向耿直的老将军为了王近山的命运，向毛泽东进言：“主席，战争年代有两个人很能打仗，但他们俩现在的日子都不好过，一个是王近山，一个是刘志坚，恳请主席过问一下。”在许世友等人的不懈努力下，王近山终于重回军界，到许世友任司令员的南京军区担任副参谋长。1969年7月，火炉南京烈日炎炎，酷热袭人。在火车站的站台上，站着三位专门来迎接王近山的高级将领，他们是：肖永银、尤太忠、吴仕宏。当历经磨难的王近山一手拎着一口旧皮箱，一手拎着三只老母鸡从车厢上下来时，三位昔日的部将热泪盈眶，感慨万分……
1974年，时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的王近山渐感身体不适。11月，他突然大吐血，不得不入院治疗，经诊断是胃癌，已经是晚期。在弥留之际，老将军用微弱的声音问道：“敌人打到哪里了？我们谁在那里？”小儿子趴在他的耳边说：“是李德生叔叔在那里！”“李德生上去了，我就可以放心睡一觉了。”1978年5月10日，王近山将军在军号声中于南京逝世，享年63岁。
1992年3月，军事科学院出版回忆王近山将军的文集，邓小平亲笔题写书名——“一代战将”。江泽民题词——“杰出的战将，人民的功臣”。杨尚昆同志题词——“王近山同志英勇善战，战功卓著”。李先念题词——“人民的战将王近山”。至此，历史终于为戎马一生、骁勇善战、功勋卓著但却命运多舛的一代名将王近山，作出了公正、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