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起步，青春年华和人生之路。在我的一生中，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有过太多太多的体验，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它们都是我生命中宝贵的财富。但是，让我最为珍视的一段经历，是有幸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个经历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它指引了我今后的革命之路。“七大”精神对我的影响是终身的，在历史的转捩点，它是一座灯塔，照亮了我前行的方向；在艰难时期，它是号角，激励我继续前行；在利益抉择面前，它是警钟，提醒着我不忘初衷，不忘共产党人本色。
时代召唤，命运垂青
我出生在河北省景县牟榆林村的一个贫农家庭。少年时代，正值日寇入侵，军阀混战。这里的农民和全国的百姓一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上小学时，幸运地遇上了两位老师——贾春涛和刘建章。这两位班主任老师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不仅教我们学文化知识，还对我们进行了革命的启蒙教育。我永远感激他们。小学毕业后，我就参加了进步组织“读书会”。1936年1月，我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的家也成了党的地下联络站。我和哥哥牟海秀都加入到了抗日救国运动中。
在党的领导下，十几岁时，我就前往天津执行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我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不得不返乡革命。回乡后，我担任村农民抗日救国会主任、县农筹会主任、县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兼青委书记等职。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我曾参与组织过各种革命活动。
1939年9月的一天，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一天，我接到五地委组织部长王青同志的通知：让我作为代表，去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日夜兼程，奔赴圣地
听到这样的好消息，当年20岁、时任景县县委宣传部长兼青委书记的我，欣喜万分，激动不已。能够到革命圣地、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去开会，并亲耳聆听党中央的最高指示，这是多么大的珠荣啊！但是，这份喜悦只能由我一个人来体会，因为开会的事情属于党的机密，根据保密纪律，家人都不能告知。出发前，只有区委书记稀光同志为我送行。当时，代表们在南宫县和威县交界处大宁村集中，统一换上了八路军军服。然后由冀南军区部队护送向延安进发。整个冀南地区的“七大”代表有：于光汉、马国瑞、王从吾、陈化争、袁泽民、朱德兴、杨春华、杨俊亭、程玉林和我，共10人。这个组成是考虑了各地委的，我是五地委的代表。冀南代表团的团长是于光汉（冀南区党委组织部长）、副团长是王从吾（冀南区党委委员兼豫北地委书记），还有一个副团长是马国瑞（冀南区党委宣传部长）。
由于当时的环境限制，只能夜间赶路，白天休息。第一次出发的一天夜里，由内丘县境路经平汉铁路时，被敌人发现，未能通过封锁线，退回巨鹿县西部。正当我们研究好对策准备再次前进时，忽然接到中央通知，让暂缓来延安。我们只好又返回家乡。返乡后，我在县里工作了两个月。11月，命令传来，我再次出发。第二次出发时，在部队的掩护下，代表团顺利地通过了平汉铁路。到达晋东南革命根据地时，我们住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武乡县王家峪村，后来又转住下北漳村。原计划从西安去延安，但这时国民党正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军队对八路军的军事进攻在三个地区——陕甘宁边区、山西、冀南豫北地区展开：代表团不能由此西进。当时，只有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作为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才能走这条路。我们与山东和晋东南的代表团汇合后，一起进入北方局党校学习，等待上级的安排。期间，杨尚昆为我们辅导了毛泽东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彭德怀为我们做了形势报告。
北方局考虑到，当时日寇对太行区的封锁太严，决定冀南、山东、太行、太岳几个代表团随聂荣臻同志率领的晋察冀讨顽部队过正太路，先到晋察冀根据地，然后过同蒲铁路，经晋西北根据地过黄河，再到延安。于是，1940年5月后汇合的几个代表团，一起绕路晋察冀根据地继续前进。这年8月，我八路军总司令部决定在华北地区向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发起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百团大战”。利用“百团大战”的有利时机，我们开始向晋西北根据地进发。
通过了同蒲铁路后，我们在敌占区一个小村庄休息后又出发。这时发现敌人在山上挡着去路。护送我们的骑兵团与敌人交火，战斗中我骑兵团伤亡十余人。其中我团代表陈化争同志被敌人子弹击中受伤。我们穿过敌战区，渡过沙河，来到晋西北根据地娄烦镇第120师兵站，然后到达第120师驻地兴县县城。这个根据地是陕甘宁边区通向华北、华中各敌后根据地的重要通道，又是阻敌西进，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屏障。这时正是中秋节，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天。这里已经是比较和平的环境了。贺龙等领导同志还给我们做了有关时局形势和革命根据地建设方面的报告。代表们情绪始终十分高涨。后来，从兴县经过黑峪口、神木，过了黄河，进入了我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一一陕甘宁边区。紧接着，我们沿黄河南下，经佳县、米脂、绥德、清涧、延川，于1940年10月10日终于看到了巍巍的宝塔山和清澈的延河水，到达了同志们一心向往的目的地——延安。从出发之日算起，差不多走了一年的时间。几天后，毛泽东、朱德等党中央领导专程来看望大家，并与我们一一握手问候。
延安四载，我的大学
到达延安后，根据国内外和党内外形势的变化，并没有很快召开“七大”会议。但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一等就是四年多，才迎来会议的召开。这段时间，我们在延安主要是参加学习。在生活上，我们住的是排列整齐的窑洞，四、五个人一间，两条凳子搭上小板作床，有的还铺上草垫子。吃的一般是小米饭，每周改善一次伙食：吃馒头或面条。在学习上，中央组织部先安排我们进马列主义学院学习（即张闻天）。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史、世界史、联共党史等科目。很多有名的人如艾思奇、王思华、范文澜、柯柏年、吴亮平等都曾在这里任教或作报告、演讲、辅导讲座。这里的环境和氛围使我们感到格外高兴，做梦也没想到真的过上了“大学”生活。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大家积极参加。我学会了纺羊毛和棉花线，还为自己织了一套毛衣毛裤过冬。陈光才同还为我编了一双草鞋。后来，党校、西北局党校、女大、马列学院等合并组成为中央党校，共分六个部。校长由毛泽东兼任，副校长彭真，教育长张秀山，秘书长黄火青。一年多以后，我们转到中央党校第一部学习，党校第一部基本由“七大”代表组成。1942年2月1日举行开学典礼。学校门上由毛主席题写的“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赫然醒目。毛泽东主席做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央作出了《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规定》，同时决定停止过去党校安排的课程，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这时，在延安的中央和地方各党政机关、团体、单位都一边工作，一边整风。
1943年秋，整风转入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阶段，目的是提高思想认识，增进党的团结。学的文件主要是中央编印的《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及部分马列原著。经过学习，我对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质、任务、对象、动力、阶级关系变化等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有了实质性的认识。党校的学习使我开阔了眼界，学到了理论，提高了认识；知道了什么是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做人、办事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立场、观点、方法；怎样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怎样身体力行地去干革命的事业。四年半的学习，使我永生难忘，终生受益。
“七大”精神，意义深远
1945年4月23日，期盼已久的“七大”终于正式开幕。会议地址是在杨家岭专为“七大”修建的中央大礼堂。正式代表544人，候补代表208人。参加会议的代表证，我珍藏至今。它是紫红色绸布面的，很小，只有67mm*90mm，看起来十分朴素。证上写着：第44号，坐号8排7号。会议期间，还发了一个47mm*72mm的毛主席侧面头像像章，下面写着“敬祝七大代表健康，中共中央党校赠”。开会时，代表们坐的是木制长条靠背板凳。
“七大”会议召开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同志走进会场，全场起立抱以热烈的掌声。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宣布开会并致词：我们党已有24年历史，经过北阀战争、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我党的主张获得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拥护。中国共产党在24年的奋斗过程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已经为广大的中国人民所掌握，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现在全世界人民都在注视着我们，在这巨大的事变中，我党采取什么政策战胜日本侵略者，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他指出“七大”是关系中国人民命运的大会。我们的任务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全世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独立、民主、自由、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会议期间，毛泽东又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并多次讲话。刘少奇做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报告，朱德做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周恩来做了《论统一战线》的发言。
会议最后是选举中央委员会，产生我党的领导集体。选举过程充分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先是“海选”，即由代表广泛地提名，由大会秘书处集中，再反馈给各代表团。然后再进行新一轮的预选，再集中、反馈。这样反复几次后，才提出了一个最后的等额选举候选人名单。我们晋冀鲁豫代表团团长刘伯承同志还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动员大家选举犯过路线错误、并加以改正的同志的提议。毛泽东还动员大家：照顾历史，选王明一票（王明当时已不在书记处）。
6月11日，大会正式闭幕。在闭幕式上，毛泽东致闭幕词《愚公移山》，把代表们的情绪引向了高潮，他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以“愚公移山”的革命精神，搬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
“七大”召开于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距“六大”已有17年之久。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十字路口。两股力量在作最后的较量。“七大”确定的政治路线、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原则和以毛泽东思想为全党一切工作指针的指导思想，在中共党史上都是第一次正式提出米的。“七大”路线名符其实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七大”的召开标志着党的团结与成熟。
“七大”闭幕后，各代表团陆续返回原地区。1945年9月2日，我随新组建的1200人干部团出发，挺进东北。于10月末，到达沈阳。在沈阳郊区马三家子住了一周左右，于11月中旬到达了当时黑龙江省会所在地北安县。后来，黑龙江省委决定派我去黑河地区孙吴县开展工作。黑河地区位于中国最北部的黑龙江畔，与苏联只有一江之隔，地处边境线上，政治形势复杂。面对复杂的政治形势，我们按。七大”指引的方向：“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落实“七大”路线，建立人民政权。
1947年11月末，我被调往省委所在地北安县任县委书记，工作内容也有了一些变化，主要抓土地改革，宣传贯彻土地法大纲，抓生产运动，动员群众参军参战。1949年7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我从北安县搬迁到齐齐哈尔市工作。该市是我党、我军第一个解放的城市(1945年8月16日由苏联红军解放，我东北抗日联军的王明贵、张瑞林等人正式接管）。我先后担任齐齐哈尔市工会主席，后任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纪委书记。
有幸作为正式代表参加党的“七大”，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光荣，最难忘的时光，最美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