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王诤，开国中将。红军电台创始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创始人，雷达、广电、通讯、导弹，气象、航天、卫星、电子工业以及《参考消息》的主要开拓者与创建者。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兼第四局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主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兼第一分院（导弹）院长，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兼副总参谋长等职，为人民军队的建设和新中国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毛泽东向王诤借“兵”
王诤没有想到，一个月前刚刚渡过的赤水河又出现在眼前。
1935年1月19日拂晓，王诤遵照中央纵队的命令，率领三局的人员与电台，跟随中央纵队从遵义出发向川南开进。这次转移共分三路：右路红一军团，牵制綦江、合江之敌，由松坎出发，经温水、习水向赤水疾进；中路红五、九军团及军委纵队，由遵义、娄山关出发，经官店袭击习水、土城之敌；左路红三军团，由懒板凳出发，迅速摆脱尾追和侧击之敌，向土城前进。26日，红一军团进至赤水河边的旺隆场、复兴场，击溃了川军两个旅的阻击，沿赤水河向南挺进。红三、五军团在红一军团一部兵力协同下，在土城附近摆脱了黔军侯之担部和川军郭勋祺部两个师的追击和堵截。此时，突然发现被敌军分割的红一军团第1师第3团不知去向。
这可急坏了毛泽东、周恩来等指挥员。军委作出决定，派一个营的兵力去寻找。然而，执行这个决定的困难是巨大的：赤水河两岸山高林密，洞穴无数，别说是派一个营，就是派一个团也如大海里捞针，更何况前有已经集结完毕的川军，对红军进行阻击；后有敌兵的追击，战事不断。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一个大胆的办法：向王诤借“兵”。
听了毛泽东的话，几位中央军委指挥员都笑了。朱德更是摊开手说，王诤？他哪来的兵呀！毛泽东随即解释到：王诤的“兵”就是电台，让他想法派一部电台跟随这个营，不间断地与走失的团和军委进行联络，这样比在大海里捞针要快得多。大家终于明白了毛泽东的意图，纷纷表示办法可行。
命令下达后，王诤根据军委的指示，派出井冈山第一期学员班毕业的优秀学员曹丹辉，让他带上一部电台，跟随这个搜索营出发。据开国少将曹丹辉后来回忆，他们刚刚到达大柏镇，就被后面追赶上来的敌人包围了。情况万分紧急，有人提出扔掉电台，轻装迎敌，突破敌人包围。营教导员否定了这个办法，因为电台是中央军委向三局借来的“兵”，怎么能放弃呢？有电台在，才可以与中央军委和失联的三团联络，没有了电台，我们在这大山里别说是转上一天，就是转上一个月，也未必能找到三团。有电台就是胜利，保护好电台就是确保了胜利。
营教导员亲自端着机枪在前面开路，后面由营长带着机枪掩护，曹丹辉在一个班的战士的保护下，带着电台夹在队伍中间突围。就这样，他们一路冲锋，终于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突围后的部队向着大柏镇外的一个山坡奔去，想占领山头，居高临下向追赶之敌进行还击。可是，山头上却突然响起枪声，子弹如雨点般向部队扫来。
冲在前面的教导员觉得一下子陷入了绝境——后有追兵，前有敌人。全营官兵岂不要全军覆没？就在几近绝望时，沉着冷静的教导员觉得枪声有些耳熟：山头上的部队以点射为主，与红军的打法相似；并不像弹药充沛的国民党军，一通乱打，不爱惜子弹。于是他指示曹丹辉用电台与山头上的部队进行联系。联络的结果令人振奋不已，原来山头上的部队正是他们苦苦寻找的三团。
得知是自己的队伍，三团立即停止了射击，两支部队会合在一起。原来，三团在突围中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不知道军团的行动方向和路线，只得固守山头，等待联络。他们也没想到真的等来了军委派来的电台。三团的团长和政委都非常高兴，派人帮助曹丹辉在山头上架上天线，用电台与军委联系，曹丹辉抄报了军委命令第三团突围的指示和路线。就这样，通过电台将失联的三团带了回来。毛泽东得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认为有必要更好地发挥王诤这支通讯部队的作用。29日，中央红军经土城、元厚场向西渡过赤水河。二月上旬，进至川南的叙永、古蔺地区，准备相机从宜宾上游北渡金沙江。
情势时刻在变。蒋介石得知红军意图后，调集了近40万大军前堵后追。此时再要渡江，困难重重。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最高军事指挥小组决定：暂缓实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向川黔滇三省边境敌军设防空虚的扎西地区，利用短暂时间，完成了部队整编、精减，大大加强了部队战斗力，为待机歼敌创造了良好条件。
这天，当王诤在宿营地刚刚架好天线，转过身来的时候，不由一下子惊住了，毛泽东竟然就站在自己的身后。王诤立正，向毛泽东敬礼。毛泽东向他伸出手来，王诤紧紧地握住毛泽东的手。毛泽东说．王诤，你的手怎么这么大？王诤回答，穷孩子从小就干活，长了一双粗手。毛泽东亮出自己的手掌说，你看我这手，也不比你的小，我们都曾是乡下的穷孩子，可是一条根上的瓜啊！毛泽东接着说，我这人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现在急急来找你，就是看中你这大手不仅能按电键，同时还握有“大兵”，我是来向你借“兵”的。王诤惊得睁大眼睛说，毛主席，你是不是找错人了，我管的是这些电台，手中哪有那么多兵呀？毛泽东对王诤说，自从出了遵义城，敌人一直都在我们屁股后面紧追着：南面敌军吴奇伟、周浑元两纵队和黔军王家烈部，由南向北尾追我军；滇军孙渡部四个旅，也向毕节、镇雄等地急进。而四方面军因嘉陵江“江阔水深，有重兵防守”，无法执行中央命令，不能南下吸引川军，致使川军无后顾之忧，得以集中全力堵我北进，使我们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是继续北进渡过长江去与四方面军汇合，还是避敌锋芒，突袭强敌，以少胜多，获取战争的主动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正因为这样，所以我才跑来向你借“兵”。王诤断定，毛泽东亲自来找自己，肯定是有大事。可是听了毛泽东的一番话，他还是没有太明白毛泽东向他“借”什么“兵”？毛泽东见王诤愣愣地看着自己，，就笑了起来说，我这人可不讲客气，你也不必推辞，要找的人正是你呀！你“借”一部电台，派几个人给我，我有急用。王诤这才松了一口气，终于明白了毛泽东的意图。
毛泽东向王诤借到“兵”之后，就站在电台前，让王诤向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发电，让他们秘密派一个团前来军委执行任务。董、李、刘接到命令之后，派第37团来到军委。毛泽东将从王诤派来的电台分队编入37团，并向他们下达了秘密命令：鉴于敌军主力已大部被我吸引到川滇边境，黔北兵力空虚的情况，决定出敌不意，回师东进，折回贵州。
第37团根据毛泽东的安排，带着电台秘密出发，与后追之敌展开了激战，然后通过电台发出各种“电文”，将这个团伪装成红军主力，佯装失败，朝着温水、松坎方向撤退，将敌军主力引向这一地区。就在敌军主力追赶第37团时，红军一个团先敌抢渡二郎滩，成功地掩护部队于2月18日至20日，在太平渡、二郎滩第二次渡过赤水河。
王诤跟着中央纵队再次渡过赤水，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接到命令，率三局所有人员继续向桐梓、遵义方向前进。这不是在走回头路吗？王诤和许多指战员一样，心里不免对此产生怀疑。接连不断的战况从前线传到军委的电台来：24日，红军占领桐梓。25日，夜占领了娄山关。27日，在董公祠击溃了敌人三个团的阻击。28日，再次攻占遵义城。这些胜利的消息让王诤不由想到毛泽东向他借“兵”的事情，这才恍然大悟，如此神奇用兵，非毛泽东莫属。
二渡赤水，再攻遵义。战斗历时五天，击溃和歼灭敌两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这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以来第一次取得大的胜利，红军士气为之大震。
傍晚，王诤接到就地宿营的命令，跟随中央军委的一、六两个无线电分队的营地安排在一个山窝窝里。对于通讯部队来说，宿营的第一件事不是休息，不是吃饭，更不是安排住宿，而是安排人员架设天线，将行军时关闭的电台打开。电台的天线顺着山窝窝的崖壁一直向上，从浓密的树缝间伸出，这样的地方任敌机如何侦察，也是难以发现。
电台被放在一块平展的石头上，上面拉起篷布，这就成了一个报房。王诤让报务员与各军团进行联络，并将几份军委的电报发出。毛泽东带着一名警卫员朝着两个无线电分队的住地走来了。他紧紧握着王诤的手，然后掏出一包老刀牌香烟，从中抽出一支递给王诤，让他品尝品尝从敌军手里缴获的战利品。王诤急忙掏出火柴，一下子划燃。两个人各自靠在一棵树上，悠闲地吸了起来，淡蓝色的烟雾快乐而眷恋地在林间轻轻飘散……
一部电台十万兵
1935年5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独自在办公室里来回地走动着。他简直搞不明白，从对江西“匪”区的围剿，到这次“匪”军的大转移，自己调动了近百万大军，前堵后追，竟然没有能挡住仅仅只的3万兵力的“匪”军，这到底是什么原因？现在，大转移中的“匪”军斩关夺隘，节节胜利，已经越过了人烟稀少的雪山草地，不断向北推进。如不尽快剿灭，必将引来后患。可是，他的部队怎么就打不过那些武器装备都极端落后的“匪”军呢？蒋介石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这时，何应钦推门而人，给他送来了一封电报。蒋介石一看，不由脸色大变。电报是云南省主席龙云发来的。龙云在电报中称：
“顷在羊街拿获共匪参谋陈仲山一名……于其身上搜出情报一束，系我军各方往来密电，皆翻译成文。无怪其视我军行动甚为明了，知所趋避。”
龙云电文中的“共匪参谋陈仲山”是“红军向昆明方向的转移途中，在战斗的混乱中不慎走失，误入敌军的包围圈被敌军抓获，身上所带的破译电文未来得及销毁。”蒋介石看了电文才稍稍明白为何自己大军无法获胜？原来他们的一举一动，红军竟皆了如指掌。然而更令他想不到的是，那个最先破译他们军情电报的人——王诤，曾经是国民党军中的电台中尉。
蒋介石认为情报有失事关重大，于5月3日和4日接连给龙云发电：
“我军电文被匪窃译，实属严重问题”，“危险甚虞，耻莫甚焉”，并规定“多备密码，每日调换使用．凡每一密码在一星期中，至多只用一次，换日换用……”
此后，国民党部队的密码一日一换，有时甚至一报一密，这给王诤等人破译密码增加了很大的难度。正如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其自身规律一样，电报的密码无论你如何设置，如何改变，总离不开其自身的规律，熟悉无线电业务的王诤决心从发报的规律人手，来进一步破解敌军的密码。
王诤结合自己了解的国军电台情况，从世界通用的莫尔斯密码人手，开始探索破解敌军“新”密码的方法。经过不断地尝试、大量的演算，蒋介石下令所设置的大部分军事密码，一个一个被王诤攻破。毛泽东接到王诤送去的解密的敌军情报，非常高兴地说，有了破译敌军密码的本领，红军就真是如虎添翼。
周恩来对无线电密码是十分熟悉的。党中央在上海的时候，他曾设计出一套专用密码，因为曾用过“伍豪”的名字，因此将这个密码叫做“豪码”。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后，曾将这个密码带人，并让王诤等人在发报时采用。周恩来提出，为了让红军打更多的胜仗，王诤要将这手“绝活”教给更多的电台人员。
王诤在艰难而又繁忙的行军中，举办了几期培训班，向报务员传递破译敌军密码的方法和技巧。他还对每个军的电台作了规定，每部电台负责监控几个敌军的电台，利用国民党军对于电台保密控制不严、报务人员责任心不强的弱点，对他们电台之间在通信中进行交谈，或关于驻地、军情、生活等方面的通报，随时捕获。
既然红军可以通过电台破译国民党的密码，国民党军也能够通过电台对红军实行侦听。王诤对各无线电分队进行了保密教育，要求对电台实行分级管理，一些重要的情报应设专人专管，专人专译，其他人员不得过问，不得打听。上机时不准随意聊天，不准随意谈军事机密，不准泄露电台密码。如果在战争中被敌军俘获，应事先砸毁电台，销毁密码和电文，即使献出自己的生命也不能留下有关红军电台的东西。与此同时，王诤请示毛泽东、周恩来同意，专门下达了各级首长对于电台的责任，要求“各军首长及参谋长，负责严格督促各电台遵守总部规定通报，不得贻误军机。”这样一来，敌军电台想要侦获红军电台的信息就非常困难，或者说是根本无法实现。敌军在进攻时也就成了瞎子和聋子。而红军则是如刘伯承所说的，是“隔着玻璃瓶子押宝”，对于敌军一切行动都了如指掌。
一份神秘的“电报”
1935年6月18日，王诤跟随中央纵队走过草地之后到达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十万余人，士气高昂。
王诤作为中央军委三局局长负责整个红军电台的通信情报工作，与四方面军会合后首先要寻找的是四方面军的电台所在地，与四方面军的无线电台进行沟通。这天，王诤对三局政委伍云甫说，我们到四方面军电台去看看。伍云甫觉得是不是先派人去“侦察”一下，看红四方面军的电台设在什么地方。王诤哈哈地笑了起来，对伍云甫说，这还用“侦察”吗？如此平坦之地，一眼就可以看到底，哪里有天线哪里就有电台，在这里只要架起天线就是一家人啊！于是，二人带着几个战士匆匆出了门。
王诤等人在小街上转了一会儿，发现一座天主教堂。王诤用手指着说，到了，就在这里面。大家一看，只见教堂的上面架着天线，外面还有一名哨兵站岗。与四方面军相比，走出草地的红一方面军个个衣裳破烂，面黄肌瘦。哨兵不认识王诤，拦住不让进去。随行人员说，这是中央军委三局的王诤局长。哨兵说，电台是机要重地，任何人没有参谋部的批条是不准进入的。王诤觉得这个哨兵做得对，准备转身回去拿个“批条”来。这时，里面的门开了，一个穿红四方面军军装的中年人走了出来，问哨兵发生了什么事？哨兵将情况作了汇报。那人走上前来问王诤，你可是三局的王诤局长？王诤笑着问：你可是四方面军第5电台的徐明德同志？两个在电台上通过电键神交已久的战友，终于将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四方面军的电台虽然没有一方面军的多，使用也没有一方面军普遍．但他们有自己的密码，而这个密码本是直接掌握在张国焘手里的。现在两方面军会师了，而双方的密电码却一直没有“通气”。电台密码是军队作战时最重要的机密，两支红军部队刚刚会合，就来向别人要密码，王诤担心引起张国焘的怀疑，所以没有开口。令王诤没有想到的是，张国焘后来以种种借口阻挠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并以改组党中央和红军总部相要挟。为维护红军的团结，党中央于1935年7月18日发出通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随后又对红军序列进行了一系列调整。
193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决定以主力迅速占领洮河流域地区，并以此向东发展取得陕甘。随后，右路军进入茫茫的毛儿盖大草原，这又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大挑战。可是，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却迟迟不肯北进。9月9日，王诤奉命向张国焘发电，电文明确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有出路”。然而，后来所发生的一切，竞大大出乎王诤预料。据叶剑英在他后来所写的相关文章中回忆：
大概在1935年9月上旬，我们到了巴西一带一个叫潘州的村子里。我和徐向前、陈昌浩同住在一间喇嘛庙里。中央机关和毛主席他们也住在附近。张国焘率左路军到了阿坝，就不走了，不愿再北进。中央多次催他北上，他就是不干。他还阻止陈昌浩等人北上。我们在巴西那一带等他。
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离开四方面军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
毛主席提议上三军团开政治局会议，他们临走的时候，张闻天和秦邦宪找到我，对我说，“老叶，你要走啊，这里危险。”我知道有危险。但是我想，军委直属队还在这里。我一走，整个直属队就带不出来了。我要等直属队走后才能走。我对他们说：我不能走，你们先走吧。如果我一走，恐怕大家都走不了啦。我以后会来的。
究竟怎样带直属队走？我一时没有想好。忽然，我想起了张国焘要南下的电报，决定利用他要南下的电报做文章。
我先和徐向前讲：“总指挥，总政委来电要南下，我们应该积极准备。首先是粮食准备。先发个通知给各个直属队，让他们自己找地方打粮食去。限十天之内把粮食准备好。”他说：“好！”得到他的同意后，我写了个通知，准备发给各个伙食单位。通知上说，今天晚上两点钟出发，自己找地方去打粮。通知写好以后，给陈昌浩看，他认为很对嘛，应该先准备粮食。接着，我就找直属队负责人开会。参加的有李维汉、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大概七、八个人。我讲了这个事情。我说，中央已经走了，今天晚上两点我们也走。大家对表。早一分钟晚一分钟都不行，整整两点动身。我要求大家严格保密，同时要按规定时间行动。
会后，我回到喇嘛庙。我和徐、陈住在一个屋子里，一个人住一个角落。中间还有一盏马灯，我们是亮着马灯睡觉的。
那天晚上我怎么睡得着呢，睡过了两点就完了。我九点钟上的床，心里老在想着时间，十点、十一点、十二点、一点，我躺在床上不敢睡着，大约一点四十五分左右就起来了。我预先曾派了一个小参谋叫吕继熙，把甘肃全图拿来。我把它藏在我床底下的藤箱子星。我起来后，把大衣一穿，从床底下把地图拿出来，就往外走。
我先到萧向荣那里，他也刚起来。我告诉他，赶紧把地图藏起来，并说，这张地图你可千万要保管好，不要丢了，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当时，全军只有一份甘肃地图。我交地图给他的时候，离两点还有五分钟。我一摸身上，手枪忘记带了，要回去拿，萧向荣说：“你不要回去，回去危险！”我说：“不要紧的，我是公开出来的。出来检查去打粮的队伍。”
我回去拿了手枪，又轻轻推了睡在门口的“死卵”（警卫员范希贤），他没有醒来，我怕惊动旁人就走了。我装作巡视部队出发的样子，因为这是参谋长应该做的工作，不会引起怀疑。
就这样，叶剑英一个人离开喇嘛庙，匆匆跨出大门上路。他牵着一匹骡子，来到一个磨房附近，杨尚昆已在那里等他。草原上空乌云密布，地面寒气袭人。两个人一点也不感到冷，既紧张又兴奋，急忙赶路。走出不远，就听到后面传来的马蹄声。他们躲过“追兵”，又走了好一会儿，才赶到军委直属队休息的地方。
到底是谁截获了那封张国焘的电报，又是哪位“译电员”交到叶剑英手中的呢？
建国后，曾有多人发表过关于“密电”与自己有关的文字，遭到质疑。令人奇怪的是，最为关键的人物王诤，对此事只字未提。徐向前晚年曾回忆说：“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定人译的，发给谁，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叫谁译就是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从职务、工作环境以及与毛泽东、叶剑英等人的关系来看，王诤是知道这份神秘电报的最“可疑”人员。但王诤直到逝世也未曾提过此事，随着亲历者的相继离世，使这封神秘电报成为中国革命史上永远无法解开的“千古之谜”了。
哪部电台代表中央
长征胜利后，周恩来指示王诤，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消息传给二、六军团，并命令他们迅速北上。可是，二、六军团的电报密码一直掌握在左路军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的手里，跟随右路军中央纵队行进的王诤手里没有这个密码。为了吸取国民党军电台泄密的教训，这种有关军事驻地的电报，以前规定都得用密码发报。电报如何发出去呢？王诤犯了难。周恩来见王诤为难的样子，就问是不是没有二、六军团电台的密码？王诤答：是的。周恩来说，没有密码这个电报也要发，而且越快越好。王诤问：发明码？周恩来说：对，就用明码发出去。
于是，周恩来伏在桌子上，迅速拟定了一份明码电报交给王诤。王诤接过来一看，笑了起来。周恩来问：你笑什么？王诤说，这是我从事报务（工作）以来看到的最有意思的一份电报。王诤走出周恩来的办公室，骑上自己的那匹白马，一扬马鞭，飞快地冲出大院。王诤亲自上机，发出了这封电报：
弼兄：我们已到陕北保安，豪密留老四处……弟豪。
电报是用明码发出的，周恩来在文字上作了些“保密”的处理：“弼兄”指的是任弼时，“豪密”指的是二、六军团的电报密码，“老四”指的是张国焘，“弟豪”指的是周恩来。
任弼时接到王诤发出的电报后有些犯疑。既然是周恩来代表中央发来的电报，为什么之前一直没有接到这部中央电台的电文，而一直接到的却是另一部电台代表中央发给二、六军团呢？党中央只能有一个，怎么会从电台上产生出两个来了呢？更令任弼时不解的是，这“老四”为什么又不肯将二、六军团的密码告诉周恩来呢？
刚刚冲出川、黔、湘、鄂根据地踏上北上征程的二、六军团，处在敌军的重重包围之中，不能不使任弼时产生警惕。电台呼唤，相隔万里，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真真假假，互探军情，钻入内部，以假乱真，这是条看不见的战线，也是与战场上真刀真枪冲锋陷阵一样，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另一场战斗。将军居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电键下面的伏兵，万不可大意。任弼时责令电台要搞个明白，到底哪部电台代表党中央？
王诤再次上机呼唤，对方电台便向他发问：为何用明码发报？王诤告诉对方：二、六军团的密码本在“老四”那里，只能用明码联系。对方问，你既然是中央军委的电台，为何不知道密码？王诤解释，红军北上是分为左右路军的，党中央在右路军，二、六军团的密码被左路军带走，在红军总政委张国焘手里，所以无法见到密码。对方再问，我们之前也接到过另一部电台的各种指令和情报，他们说是中央电台，你们到底哪部电台代表中央？王诤回答，那还用问吗，这部中央军委的电台就是中央电台，因为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都在右路军，都是通过这部电台向各部队发出指令。对方又问：此前与我们联系的电台是什么台？王诤告诉，那是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对方提出质疑，为什么他们总是代表“中央”跟我们联系？这一问，将王诤问住了，不知道如何回答。对方见没有回音，就不断地呼唤。这不断的呼唤让王诤急了，他将戴着的耳机一下子取了下来，往桌子上一扔，冲着对方大声地说，你认识我吗？王诤，中央军委三局的王诤，你就跟我联系，如果有错以后你向党中央提出，杀我的头，我以我的头做保证，这总可以了吧？
红军无线电的报务人员大都出自王诤办的无线电训练班和无线电学校，哪有不认识王诤的，也都知道他的性格，这一发脾气，对方不再吱声了，并答应向任弼时和贺龙汇报后双方再另定时间联系。对方再次上机，要求与王诤掌握的中央军委电台重新确定新的密码。得到这个消息，王诤真正松一了口气，因为对方总算相信王诤掌握的电台是代表中央的了。
有了电台就等于“看见”了对方。党中央了解了红二、六军团的行动轨迹：原来在一方面军大转移的时候，蒋介石集中130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围剿”，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共17000余人向湘黔边转移。他们冲破了敌人的重重封锁，历尽艰辛，于云南石鼓渡过金沙江，翻越了素有“关山险阻，回肠百转”之称的玉龙雪山，向川西方向前进，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合。这个消息使毛泽东非常高兴，他认为两军汇合，会促使四方面军尽快北上。
任弼时、贺龙等二、六军团的指战员，通过中央军委的电台得知，一方面军已胜利到达陕北，建立了陕北根据地，很受鼓舞，士气高昂，更加坚定了北上的决心。
另外，任弼时、贺龙等人终于搞清楚了，之前代表“中央”与他们联络的是四方面军的电台，而非真正的中央电台，自8月与中央电台的联络终断后，一切“中央”指示均来自于另一个“中央”电台。贺龙生气地骂道，怎么会产生出两个“中央”电台！任弼时认为，搞清楚了就好办，现在我们只听中央的，别的都不要听。
1936年7月2B，二、六军团终于突破敌军的重重封锁，到达西康省（今四川）的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合。在两军欢呼胜利的时刻，有一个人却匆匆地走进了总司令部。来人找到朱德，向总司令敬礼。朱德高兴地握着他手说，欢迎啊，弼时同志，我们终于见面了。任弼时说，总司令，我来找你是有重要的事情的。朱德让任弼时坐下来慢慢说。任弼时说，总司令，我是来向你要我们二、六军团电台的密码本的。朱德说，这个本子在总政委国焘同志那里。任弼时说，我希望总司令能将它要回来，物归原主。朱德满口答应，好，好，这个任务我来完成。
早在会师的前一天，任弼时就给二、六军团电台人员作了布置，要他们明天两军会师的时候，迅速派人到四方面军的电台去，将与中央电台联系的呼号、波长拿来，便于将来与中央军委电台联系。就这样，二、六军和中央电台在未惊动张国焘的情况下，顺理成章地“架起了桥梁”。
当王诤收到二、六军团用密码发来的电报时，高兴地拿起桌上的电话告诉周恩来，联系上了，联系上了，二、六军团主动通过密码与我们联系了。周恩来在那头笑着说，电台通了，思想也通了，现在请你代表我们向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发去贺电。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央电台将洛甫（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彭德怀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的贺信发往二、六军和四方面军的电台，对两支红军队伍的大会师表示祝贺。
一天，周恩来打来是话，让王诤速去军委。王诤见到周恩来，周恩来交给他一叠准备发出的电报稿子。
周恩来一再嘱咐，这是中央和中央军委刚做的决定，请你迅速用密码发往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其中一份，应以绝密形式发给任弼时同志，专人专发，专人专译，注意保密，不得有任何泄露。王诤匆匆回去安排发报。电文是：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红二方面军的决定。任命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除辖二、六军团外，将原属于第9军团的第32军编入二方面军建制。
中共中央给任弼时的亲译电报。其主要内容是指出张国焘的错误，要求对其错误进行坚决的斗争，不能犹豫，并劝说其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要团结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
中共中央对一、二、四方面军的电令其内容是迫蒋抗日，以达到国共两党联合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目的；紧密地联合已进入西北准备“消灭”红军的国民党东北军，形成西北新局面；发展甘南为战略根据地之一。电报还指出，在三个方面军的行动中，二方面军向东行动具有重大意义。
三份电报越过长空，带着党中央的指示和决心，飞到正在雪山草地艰难行进的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接到中央的电报，任弼时、贺龙迅速组建了红二方面军。
任弼时接到中央密电，立刻召开相关会议传达，让红二方面军的高层指挥员明白了事情真相，坚定了北上抗日的信心。朱德、任弼时等红军指挥员与张国焘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这样一来，张国焘的“南下”与“另立中央”就完全孤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