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能考验一名共产党员的革命意志了。所以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发了话：凡长征经历者中不是党员者，一律入党。
长征是每一个经历过长征的人的心结，对它的记忆，一定是刻骨铭心的。新中国成立后，有许多文字记录长征这一伟大的壮举，而最真实反映长征过程和红军战士情怀、成书后最具影响力的文字，则非徐梦秋、丁玲、成仿吾1936年编辑的《红军长征记》莫属。
毛泽东亲自组织编写《红军长征记》
长征最初叫“西征”。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用“长征”一词，他说：“长征是宣传队，是宣言书，是播种机，是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结束”。从此，“长征”一词正式进入史册。
1937年2月，在党中央组织和毛泽东的亲自动员下，《红军长征记》问世。它是一本全部由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撰写的回忆文章组成的集子，作者有董必武、李富春、张云逸、徐特立、陆定一等数十位红军将士。这本长征回忆录的文献价值极高，因为它是众多亲历者的最原始、第一手的资料记录。此书真实、质朴、具有文化特色，没有写作规范的条条框框限制和这样那样的无形束缚，是迄今为止所有长征回忆文本的最初形态和材料之“源”。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以及上世纪八十年代索尔兹伯里的作品《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等书籍，在叙述红军长征内容的，均参考或取材于《红军长征记》。索尔兹伯里甚至一一寻找这本书的作者进行深入采访。
更为珍贵的是，这本书的写作时间就在长征刚结束不久的1936年下半年，所有作者都是长征亲历者，既有董必武这样的创党前辈，又有陆定一、舒同这样的党内文化人士，更多的是普通战士，他们大多是血气方刚、革命英雄主义高涨的年轻人，记忆力强，所以书中的事件细节真实可信、生动感人。
《红军长征记》的主题是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这是长征的灵魂。书中记述红军战士冲破敌人封锁线，飞夺泸定桥，强渡湘江和大渡河，翻越夹金山，穿过六盘山，突破腊子口，奠基直罗镇，胜利会师在陕北，奔向抗日最前线……但因为是从对外宣传长征的角度来叙述人和事的，所以《红军长征记》中并没有涉及和反映长征过程中的党内高层路线斗争的内容。
《红军长征记》的主编徐梦秋是长征亲历者。他完整地经历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全过程，所以在编辑这本书时有着特殊的情感驱动。另一位编辑者成仿吾，也是长征的亲历者。他们的编辑工作基本是在文字技术方面，删除重复，精炼文字，保证了“毛茸茸”的原生态记录不被人为矫情修饰破坏。《红军长征记》的撰写和出版，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长征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就有计划地征集有关长征的个人日记、回忆、文件等资料。最初的考虑是：集中一切文件和一些个人的日记，由几个党内“秀才”来执笔撰稿。但因为1936年2月至5月东征战事紧张，无暇顾及此事，所以成书计划一拖再拖。到了下半年，全国形势有新的发展：两广发起反蒋运动，中共对张学良及杨虎城的统战已见成效，张学良不执行“剿共”政策，东北军与红军在前线实现停火不战。1936年7月初，红军到达陕北近一年，燕京大学美国讲师、记者斯诺在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和宋庆龄的联络和安排下来陕北采访，这是对外宣传红军和争取外部援助的极好机会，党中央十分看重斯诺的对外宣传渠道作用，为了向他提供宣传长征的生动丰富的素材，于是征集长征史料的工作又被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党中央、毛泽东决定采取更大范围的集体创作，号召、发动、组织长征亲历者、特别是红军战士来撰写对长征的回忆文章。
1936年8月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征稿通知：“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经过3个月的努力，到10月底，共征集稿件200余篇，约50万字。写作者中有三分之一是红军中从事文化工作的，有三分之二是“赳赳武夫”和从红色传单、墙报上学会写字作文的小战士。他们的文字纯朴简洁，却不失生动感人。左翼作家丁玲在1936年秋天由西安过三原到陕北，1937年2月到延安，在延安师范教授中国文学史。她和另一位左翼文化人、参加过长征的成仿吾，一起参加了文稿的编辑校核等技术性工作。
《红军长征记》没有涉及党内斗争的内容
红军总政治部为此专门成立了编辑委员会，由徐梦秋、丁玲、成仿吾等人组成，全部工作则由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一竿子到底”负责，并由他统稿撰写《关于编辑的经过》。编委会首先在上千篇应征短文中选出几百篇较佳的作品，再加以筛选、淘汰，成百余篇佳作，然后按时间的次序排列起来，集合成了一部长篇巨著。1937年2月22日，《红军长征记》书稿完成编辑工作。全书共收有回忆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录等，徐特立最后排定目录和审定。朱德题写了书名《两万五千里》。毛泽东认为这本书还缺少一篇对长征的总记述，并说“最好由我执笔写”，但因工作繁忙，毛泽东没有能够亲自撰写总序。“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为了照顾统一战线的大局，避免刺激国民党，指示暂缓印刷出版，等到以后适当时机再说。因此《红军长征记》成书后并没有立刻印刷发行。直到1942年11月20日，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趁印刷厂工作较空的机会，将书名更名为《红军长征记》，然后正式印刷。先作为“党内参考资料”，少量发行，并要求“接到本书的同志妥为保存，不得转借他人，不准再行翻印”。
第一版《红军长征记》因为印刷数量太少，如今在国内已经难寻其踪。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史学者居然找到了一本1942年版的《红军长征记》。这是由朱德亲笔签名的《红军长征记》，据该图书馆主任沈津考证，这本1942年出版的《红军长征记》，是朱德总司令当年赠给斯诺留作纪念的。32开本，竖排，共412页，收有回忆文章100篇，上册42篇，下册58篇，附歌曲10首、路线图等各种资料，封面有“党内参考材料”、“总政治部宣传部印”等字样。
1937年7月，安排并陪同斯诺进入陕北苏区的上海牧师董健吾（中共秘密党员），得到了《红军长征记》的抄件后，化名“幽谷”在当时著名的时政文化杂志《逸经》第33、34期合刊上发表《两万五千里西行记》，成为在国统区发表的第一篇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章。
围绕长征，党内有着激烈的路线斗争是历史事实。诚如董必武在《出发前》中说：“我们向陕甘前进，还是到川西后才决定的，假使在出发前就知道要走二万五千里的程途，要经过十三个月的时间，要通过无人迹无粮食的地区，如此等类，当时不知将作何感想。”当时，党中央最初的目标是和红二、六军团会合，以后毛泽东在批判王明路线时称之为：从冒险主义，保守主义，到逃跑主义，也就是说最初没有“长征”的计划，也没有“长征”这个词语。
特别是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的实际领导权。但是《红军长征记》中所有写到遵义的文章，都只字未提遵义会议，这是因为这些作者在长征中或他们写作的1936年，大多数还是党和军队的中高级干部，并非政治局委员，离党中央核心层还较远，党内斗争的内容被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大多数红军干部并不了解详情。而涉及路线斗争的高级领导人，并没有参加写作。如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凯丰、邓发、刘少奇、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罗迈（李维汉）、聂荣臻、罗荣桓、杨尚昆、邓小平、邓颖超等人是党内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参加者和目击者，但他们知道“内外有别”，是不会把这方面内容向国统区和外国去展示。毛泽东1936年和斯诺在延安谈话时，也没去谈他和博古、张国焘等人的分歧，而是尽量表达党和军队的团结一致。
《红军长征记》解放后被数次印行
1942年版的《红军长征记》解放前没有公开完整出版过。1947年11月，冀南书店出版了一个选本《二万五千里》，32开本，草纸竖行印刷，封面有镰刀、铁锤图案，书名下加了副题“长征英雄集体执笔”。在《编辑者的话》中称：“现在我军正胜利出击，全力准备大反攻……本书可以当作部队讲话材料，学校补充教材和干部读物。它会提高我们在胜利前进时克服困难的能力和信心。”选本共收入38篇作品，较原书少62篇。并增加了毛泽东吟咏长征的两首诗词《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及《红军长征记要》（附长征图）等。
1954年，中宣部党史资料室将《红军长征记》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在内部发行的《党史资料》上分三期发表。这次刊印，共收录96篇文章，最重要的变化是删除了何涤宙的《遵义日记》、《绝食的一天》，李月波的《我失联络》，莫休（即徐梦秋）的《一天》等几篇文章。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选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仅收入了1942年版100篇中的51篇文章，也没有收入何涤宙等人的回忆文章。删除何涤宙的《遵义日记》的原因，就是因为记录的内容相当“小资”，这和已成典范的叙述程式反差太大。
《遵义日记》作者何涤宙原是国民党第五十二师工兵营少校营长，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在与红军作战中被俘，后参加了红军，并在江西瑞金红军大学任教员，讲授苏军条令。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在其后来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专门提到何涤宙，他说，在红军大学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教官是“一个年青的工兵少校”，这位少校后来参加了长征，在很多军事行动中立有战功。
在长征途中，何涤宙是工兵专家，主要任务是架桥，贡献卓著。何涤宙参加了搭乌江浮桥的战斗，许多回忆文章记载了这件事。时任干部团政委的宋任穷写到：1935年元旦的次日，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政治委员杨成武同志率领部队强渡乌江，准备抵贵州北部后，夺取遵义、桐梓。干部团奉命派出特科营工兵连参加搭浮桥渡乌江的任务。工兵教员谭希林和何涤宙同志，对架桥很有经验，他们想了不少办法……把浮桥架到了乌江对岸。我中央纵队和各军团迅速渡过乌江，直下遵义。耿飚，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具体负责搭设乌江浮桥。他在回忆录中也写到，何涤宙“架了不少桥”。
长征到延安后，何涤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5月20日，中央政治局举行常委会议，会上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在延安建立红军大学的报告。会议决定林彪为红军大学校长，毛泽东为政委，罗瑞卿为教育长，何涤宙为教务部主任。何涤宙继续从事红军的教育工作，并担任领导职务。
在2006年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时，全本《红军长征记》以《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为新书名，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此次出版将1954年删去的何涤宙《遵义日记》等几篇文章全部补上。解放军出版社同年也出版了全本的《红军长征记》。
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最新一版的《红军长征记》署名丁玲主编，而不再是“徐梦秋”主编。原因是徐梦秋后来的变节行为，将这份荣誉蒙上了“灰”。这个深受毛泽东器重的人，究竟是谁呢？他就是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四次提到的“红色历史学家”。索尔兹伯里在书中说：“长征期间担任红军政治部秘书处主任的徐梦秋，是一位上层社会学者的儿子。长征结束到延安，毛泽东就指示他写一部长征的历史。1936年，徐梦秋告诉海伦·斯诺，他已收集了700份文件，其它几乎全部丢失了。1938年他在上海发表了第一集有关长征的个人记载。他在过雪山时没有受伤，但到达陕西后，双腿冻伤，不得不截肢。他于1938年去苏联治病，回国后渐渐与共产党疏远。1945年后，他投入国民党的怀抱。1949年，他在南京被解放军俘获后，在狱中死去。”
徐梦秋是安徽人，1923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夏，徐梦秋和柯庆施等在安庆组建了中共安庆支部。徐梦秋曾留学苏联，是苏区著名的“笔杆子”。长征时，他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和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毛泽东在长征途中与他时有接触，“谈论时政、历史，每每谈到深夜”。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陆定一等红军领导人也与他有密切的交往。他在长征过雪山时，冻坏了双腿，到延安后，由马海德大夫主刀，锯掉了他的双腿。这在参加长征的领导同志特别是文职领导干部中是唯一的，所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对徐梦秋的伤情特别重视，很快就安排送他去苏联安装假肢。
徐梦秋还没到苏联，就产生了畏惧情绪。这是因为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中转去苏联时，徐梦秋听说斯大林正在进行令人胆颤的“肃反”运动，不少在苏联的中国同志如李立三也未能幸免、都被投入监狱或者被害了，他一度打消去苏联医腿的念头，留在新疆与陈潭秋、毛泽民等一同工作，化名“孟一鸣”，担任新疆教育厅副厅长、代厅长和新疆学院院长。
直到1941年4月，徐梦秋才去苏联安装假肢。因其伤重、拖延时间太久，苏联又将其送往德国治疗，行至边境时，苏德战争爆发。1941年冬天，徐梦秋全家经哈萨克辗转回国，滞留在迪化。1942年，盛世才撕下亲共的面具，猖狂反共，逮捕、杀害在新疆的中共党员，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140多人全部逮捕，徐梦秋也被捕。1944年5月15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统战部长董必武转正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林伯渠，《向国民党提出的二十条谈判意见》，作出具体营救部署。毛泽东非常惜才，还曾表示“要重点营救徐梦秋。”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徐梦秋等3人没有等到中共中央南方局的营救，就很快叛变，投降了盛世才。叛变后的徐梦秋曾担任国民党特务组织特研组组长。解放初，徐梦秋向人民政府自首，即被长期关押，后判无期徒刑。1976年5月22日，徐梦秋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中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