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在红军长征还没有确定最终的落脚点时，毛泽东曾指出：“我们要抗日，首先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是我们前进的阵地。”这就是后来毛泽东经常提及的“陕北救了中央”。与此同时，西北苏区的主要领导人刘志丹、习伸勋等人却异口同声地认为是“中央救了陕北”。这种陕北与中央“互救”背后，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共产国际曾提出的“西北学说”
1962年，李建彤的长篇小说《刘志丹》被康生“创造性”地提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而受到批判，在为其罗织的罪名中，有一条是宣扬“陕北救中央”，把陕甘边写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而1954年给高岗列举的问题之一，也是其将陕北与江西相提并论。其实，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就提出：“没有陕北，那就下不得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七大”在陕北开会，这是陕北人的光荣。”“下不得地”是长沙湘潭一带的方言，普通话的意思就是：没有陕北，我们就不得了！同年，徐特立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也说：“你们这些娃娃懂个什么？没有陕北这块地方，我们这些老头子，不被打死，拖也拖死了。”
在大革命后期，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等人曾提出过“西北学说”。他认为：“中国革命只有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组建革命军队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功。”陕甘革命根据地处于陕、甘、宁、晋、绥等省区的交汇处，有着良好的革命基础。虽然处于敌人的包围中，但由于承担进攻任务的主要是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及陕、甘、宁、绥等省区的地方军阀队伍，，敌人内部矛盾重重，对红军的态度也各不相同，这就为中共的生存和统战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从地理位置上看，此地东临黄河天险，北有沙漠遮蔽，西以子午岭为屏障：南望关中、陇南，境内崇山峻岭，沟壑纵横，不利于敌大部队运动，有坚持工农武装割据的地理条件。陕甘地区农业虽不够发达，但也是西北地区主要粮棉产区，人少地多，有生产潜力，根据地军民的衣食需求有基本保证。
哈达铺——红军命运的重大转折点
自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江西苏区进行长征以来，先后有数次建立新根据地的打算：一是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在湘西建立根据地；二是建立以贵州遵义为中心的黔北根据地；三是遵义会议后准备在川西或是川西北建立根据地；四是打回川陕甘地区去；五是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以便将来向东发展。
长征开始前，中共中央对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有一定的了解；长征开始后，中共中央同陕西党组织的联系中断，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亦无从了解。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合，总兵力达10万多人。根据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当时红军所处的战略位置，党中央力主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9月，刚刚在四川懋功会师3个月的中央红军与张国焘所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产生重大分歧，发生了公然违抗中央指示、顽固坚持南下的“九九密电”事件。鉴于张国焘有分裂党和危害中央的企图，毛泽东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于当日深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决定立即率领原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继续北上。在9月12日的俄界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向北发展只要能保留几百个干部几千名战士，就是很大胜利了。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只得做出一个无奈的决定，为保留革命的种子，面对追堵之敌，只能选择到中苏边界地区去，背靠苏联求得发展。会议后，红一、三军团改组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陕甘支队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于9月20日到达甘南的岷县小镇（今属甘肃宕昌县）哈达铺。
小镇哈达铺本是红军在困难之际进行短暂休养和整编之地，却无意之中成为红军命运的重大转折点。
在哈达铺，毛泽东从旧报纸上获取陕北也有红军的新闻报道后，党中央当即作出了重大决策，改变原先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决定到陕北与刘志丹的红军会合，把红军长征的最后落脚点放在陕北。这一决策看似偶然，却寓于革命终将胜利的必然陛之中。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于9月18日召见一纵队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要他们到达哈达铺后想办法搜集一些近期的报纸。杨尚昆在回忆录里也写到：“在哈达铺，我们才知道陕北有刘志丹的部队并创建了一块根据地。当时，我看到两个材料，一个是国民党政府出的布告，说刘志丹‘匪徒’在三边地区活动，政府正‘围剿’。我们把布告揭下来送到毛主席那里。另一个是我在老百姓家里看到的一张油印的红军传单，上面有‘红军占领中心城市的伟大胜利’这样的话。所谓中心城市是指瓦窑堡……此外，从当时收罗到的国民党办的报纸上也证实国民党军队正在向陕北的刘志丹部进攻。知道这些消息后，毛主席非常兴奋，说我们总要找一个地方歇脚呀。随后他召开了一个小会，决定向陕北红军所在的那个地方走。过了几天，部队进到通渭县的榜罗镇，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改变了俄界会议关于在接近苏联的地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
“陕北救了中央”
据史料记述，毛泽东是1935年9月21日抵达哈达铺的，住在一家名叫“义和昌”药店的后院。22日，党中央就在毛泽东的住处召开会议，初步改变原先要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计划，决定到陕北去与刘志丹的红军会合。毛泽东在会上讲，我们要感谢国民党的报纸，提供了陕北红军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据时任中央红军作战参谋的孔石泉回忆，旧报纸上的这个消息给历尽磨难、几近绝境的中央红军带来了历史性的契机，就像在茫茫夜空中找到了指路的北斗。在陕北，中央红军得到了当地党政军民的支持和拥护，不仅解决了生死存亡问题，得到休养生息，而且转入了又一轮发展壮大时期。
试想，中央红军若无法建立陕北根据地，在进入甘南后，不论朝哪个方向去，都是凶多吉少。若进入甘肃河西走廊，去新疆向苏联靠拢，中央红军几千步兵将会直面十几万装备精良、善于骑射的马家军的截杀。1936年两万多西路军全军覆没就是例证。往东是陕西关中一带，那里有以逸待劳的20多万国民党中央军、西北军和东北军，去那里无异于飞蛾扑火。若向北穿过宁夏或陕北进入内蒙古，再向外蒙边界靠拢，路程有几千公里之遥，中间横隔大沙漠，难以走通。从陕北过黄河往山西发展，凭中央红军的实力亦难以成功。所以说，没有陕甘边根据地就没有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更不会有抗日战争胜利时期中共力量的空前发展。
“老刘得救了！”“陕北得救了！”
正是有了陕北根据地，为困顿中的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并使中共领导的革命转危为安，“陕北救了中央”。但与此同时，陕北苏区的主要领导人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却异口同声地认为是“中央救了陕北”。因为这个当时唯一能给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提供落脚点的地区，差点因为“肃反”的滥捕滥杀而不复存在。
1935年9月，正当西北红军和土地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陕北苏区发生了错误的“肃反”运动。推行王明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和陕甘苏区县以上干部几乎无一幸免。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人含冤而死，这种倒行逆施，引起了苏区群众的极大不满。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地方反动势力蠢蠢欲动。整个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陷入极端严重的危机之中。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苏区吴起镇。一到吴起镇，毛泽东和周恩来就向当地干部打听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刘志丹的下落，却听说刘志丹等大批负责人在陕北“肃反”中被逮捕，关押在瓦窑堡。中共中央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中央来解决。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来到甘泉县下寺湾，直接听取了相关汇报。他们一致表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要快放刘志丹同志”。中共中央决定由董必武、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组成一个五人“常务委员会”（通称“五人小组”），在博古指导下负责审查“肃反”事件。与此同时，派中央保卫局局长王首道、刘向三和贾拓夫等赶往瓦窑堡接管了中共陕甘晋省委保卫局的工作，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他们一到瓦窑堡，首先砸开脚镣手铸，把刘志丹等人解救出来，并安排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等待审查结果。经过大量艰苦的工作，周恩来针对刘志丹等同志的“右派”、“反革命”的“证据”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访问。
1935年11月7日，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为刘志丹等人平反的会议，通过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王首道代表五人委员会宣布：刘志丹等同志是无罪的。根据中央的审查，刘志丹、习仲勋等一批被诬陷、逮捕的同志立即获释。刘志丹出狱的消息传出以后，广大军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老刘得救了！”“陕北得救了！”
刘志丹出狱后，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接见了他。周恩来见到刘志丹时第一句话就说：“你受苦了，我们感谢你创建了这块根据地，使中央有了落脚地。”刘志丹心情激动地说：“周副主席，我是黄埔四期的，是你的学生”，“感谢中央救了我”。周恩来热情地握着刘志丹的手，面带微笑地说：“我知道，我们是战友，是互救嘛！”第二天，周恩来带着刘志丹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高兴地对刘志丹说：“我是来投奔你的呀！”还亲切地安慰刘志丹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坐牢也是一种考验。毛泽东接着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的。这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嘛！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刘志丹听了，欣喜万分，立即代表全体获释干部感谢中共中央的英明处理，激动地说：“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挽救了陕北和我们。中央来了，今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有一首以毛泽东领导解决陕北“肃反”为背景的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歌词唱到：“……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满天的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家喻户晓，时至今日，仍久唱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