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长征时期，朱德担任要职。他以坚定的信念和宽广的气度，在关键时刻，不计个人荣辱得失，做出了巨大牺牲。特别实在对待张国焘问题上，他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为红军部队的团结和长征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长征初期，不计个人得失，减少红军损失
1934年10月上旬，国民党军相继进抵兴国、古龙岗、宁都、石城、长汀、会昌一线，中央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已无可能。10月10日傍晚，朱德随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由瑞金出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朱德对博古、李德等人对战略转移这样事关中央红军前途命运的大事，既不召开会议研究，也不政治动员，而是带着笨重的机器设备进行大搬家式转移的做法颇为不解。尽管当时他是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但军事指挥权却为博古、李德所掌控。即便如此，顾全大局的朱德还是想方设法向各军团通报敌情，部署各部队的行军和作战，尽量减少红军的损失。仅10月23日这一天，由他本人签发给各军团负贵人的军事电报就达15件之多。10月18日，中央红军从于都渡过赣水后，按照朱德总司令发布的突围作战命令，于21日晚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而后再过信丰河，向湖南、广东边境转进。11月8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通过国民党军在汝城至城口间的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中央红军之所以能够较顺利地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一、二道封锁线，一是长征开始后，国民党当局还没有摸清红军行动的真实意图，防范较松；二是在长征出发前夕，红军和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部秘密达成合作反蒋抗日的协定。在与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签订秘密协定过程，朱德做了大量工作。
1934年9月底，朱德亲笔致信陈济棠：“华北大好山河，已沦亡于日本，东南半壁亦岌岌可危。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抗日救国舍民族革命战争外，实无他途，而铲除汉奸卖国贼尤为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之前提。”“先生与贵部已申合作反蒋抗日之意，德等当无不欢迎”。朱德在信中还提出双方停止作战行动等五项建议。10月初，红军与陈济棠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当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陈济棠履行了相互借道的秘密协定，让开大路40里，在他的防区内没有对红军进行堵截，使中央红军顺利地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一、二两道封锁线。这是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利用陈济棠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为中央红军顺利地通过国民党军第一、二道封锁线的得意之作。当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进入广西湘江地域时，蒋介石调集重兵予以围堵，企图一举将中央红军消灭在湘江之侧。朱德立即做出全军分四个纵队从兴安、全州之间强渡湘江的部署。此时，兴安、全州一线正是湘江封锁线的薄弱环节，对于红军抢渡湘江十分有利，令人痛心的是，由于部队携带的笨重物资太多，行动迟缓，坐失良机。当主力部队过江时，敌人已占据主要渡口并组织优势兵力对中央红军进行夹击，在这样的险恶处境下，朱德临危不乱，与周恩来一道指挥部队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渡江。湘江之战，红军以疲惫之师，血战5昼夜，终于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但红军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人数由刚出发时的8.6万锐减至不足3万，这引起了朱德的高度重视，他与周恩来、王稼祥一起研究对策，于12月4日发布了《后方机关进行缩编的命令》，红军部队遵照该命令抛弃了笨重物资设备，从而保证了部队能够轻装前进，提高了部队的机动作战能力。
长征中，赞成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支持毛泽东领导长征
朱德与毛泽东是并肩战斗的老战友，从井冈山会师后，他们就领导中央红军与敌斗争，被誉为“朱毛红军”。长征时，朱德赞成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坚决支持毛泽东复出以领导红军长征。
1934年12月上旬，中央红军进入湖南境内，蒋介石判断红军将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沿途布下重兵把守，企图将红军一网打尽。而博古、李德无视敌情变化，执意按原定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前进，致使红军处于万分危急之中。关键时刻，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态势，提出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立即转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力争在运动中打几个胜仗，以扭转红军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为此，党中央于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朱德赞成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转向贵州前进的建议。中央红军突然转向贵州，将敌人几十万重兵甩在湘西，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
12月15日，中共中央红军攻占黎平后，博古、李德依然主张中央红军北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18日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研究讨论今后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朱德和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同志站在一起，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否定博古、李德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会议决定改变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计划，确定在“川黔边区地区，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的方针。长征方向的重大战略调整使中央红军开始从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12月19日，朱德和周恩来向全军发出《关于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之决议电》，命令部队兵分两路，从西北方向朝贵州腹地的剑河、台拱以至施秉、黄平地域推进，并要求“二、六军团目前应在常德地区积极活动，以便调动湘敌”，“四方面军应重新准备进攻，以便当野战军继续向西北前进时，四方面军能牵制四川全部的军队，以全力策应中央红军西进。12月底，中央红军到达乌江南岸瓮安县猴场一带。12月31日，朱德就“关于野战军北渡乌江行动的部署”连续电令林彪等：“我三军团应迅速渡过乌江”，“红一军团限今晨上午八时前全部渡江完毕”，“军委纵队限今十时渡江完毕”。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朱德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朱德态度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对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瞎指挥给予抨击，他在发言中严厉地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瞎指挥，给中央红军造成巨大损失的严重错误，谴责临时中央排斥毛泽东，依靠外国人李德瞎指挥，致使丢掉根据地、中央红军损失巨大。他在发言时，还非常激动地指出：“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遵义会议根据形势的变化，改变了黎平会议先以黔北为中心、再去川南创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被选举为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入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3月4日，中革军委在第二次进驻遵义后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入团”。这实际上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这是中国革命在几乎陷于绝境的危险时刻做出的关键性抉择，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遵义会议后，积极协助毛泽东战场指挥，扭转局面
遵义会议后，朱德协助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纵横驰骋在川、黔、滇边区，与数十万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展开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经过四渡赤水战役，中央红军终于摆脱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由被动转为主动。
1935年1月下旬，在土城战斗的危急时刻，朱德亲临前线直接指挥战斗，给苦战中的红军指战员以极大鼓舞，终于顶住了川军的一次次进攻，巩固了阵地。当晚，毛泽东和政治局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开会研究，决定改变由赤水北上、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迅速撤出土城战斗，渡赤水河西进。1月29日，朱德发出《一渡赤水河的行动命令》，他亲临前线指挥战斗，组织部队西渡赤水河。当他来到红四团的阵地时，恰巧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肖华也在该团阵地。据肖华回忆：“当时天下着雨，刘湘的模范师向我们阵地压来，朱老总手提驳壳枪，来到我们这里亲临指挥，掩护大部队过河。我很担心朱总的安全，几次劝他赶快撤下去，都被他拒绝了。他一直同我们坚持到天黑，才和我们一起渡过赤水河。在长征途，朱德曾多次在危急时刻亲临前线，化险为夷。越是在危险的时候，他越是镇静、从容。
红军一渡赤水后，朱德和周恩来、王稼祥于2月10日发布《中革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命令指出：为了适应目前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军委特决定实行缩编各军团的战斗单位。2月15日，朱德电令各军团以东渡赤水河、消灭王家烈军为主要目标的作战命令。2月18日至21日，红军在川黔交界的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河，重入贵州。红军克桐梓、夺娄山关、再取遵义，并在遵义城外重创国民党军吴奇伟、王家烈部。这次战役，中央红军共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俘敌约3000人，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胜仗。为了鼓舞士气，扩大红军的影响，朱德致电红九军团，要求他们在桐梓附近多贴捷报，召集群众开祝捷大会。
中央红军的遵义大捷，使蒋介石极为震惊。他飞抵重庆，准备以重兵将中央红军围歼于遵义地区。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组成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指挥中央红军在遵义地区徘徊，而当国民党军队被诱赶来时突然掉头西进，于3月16日经茅台三渡赤水河，再次进入川南，并摆出一副准备从该地北渡长江的架势。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红军以一部继续佯攻古蔺，主力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掉头东归，于3月21日晚在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四渡赤水河。中央红军抢渡赤水河后，立即南渡乌江，把国民党重兵全部甩在赤水河西和乌江以北，完全眺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
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后，开辟了进军云南、从金沙江北渡入川的前景。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中央红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以一部向黔东方向佯动，做出东进湖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姿态，主力却直趋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忙调滇军3个旅赶往贵阳，滇军主力被调出，中央红军西入云南，北渡金沙江的时机成熟。4月7日，朱德电令林彪、聂荣臻从贵阳、龙里之间南进。随后，红军以一部佯攻贵阳，以一部佯攻龙里，主力在第二天则从贵阳至龙里间穿过湘黔公路，昼夜行军，向云南疾进。红军乘滇军入黔之际，直趋云南省会昆明，红军威逼昆明只是佯动，目的是让驻守滇北的地方部队救援昆明，从而造成金沙江防守空虚。当敌人被调动后，中央红军大踏步直奔金沙江。中央红军靠7条小船在皎平渡昼夜往返，于5月8日全部胜利渡过金沙江。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促使张国焘改变错误主张，做了大量工作
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到达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增强了红军的力量，广大指战员对此格外高兴。6月25日，党中央在大雨滂沱中举行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大会。朱德和张国焘先后发表讲话，朱德在讲话中热情地赞扬了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到川陕根据地屡挫强敌、发展壮大的英勇业绩。并指出：“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合，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劳苦群众的胜利”！张国焘在讲话时却流露出与党中央北上方针相左的意见。为了统一思想，进一步明确今后的战略方针，党中央于6月26日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提出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毛泽东、朱德等发言支持。朱德在讲话中强调：“要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并主张“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一致行动去打击敌人，并要从政治上保障战争的胜利”。会议最后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了两个方面军今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火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火与打击胡中南部，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顺利向甘南挺进。
根据两河口会议的决定，中革军委拟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但张国焘拒不执行。为争取张国焘北上，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立刻致电张国焘，敦促他按计划迅速北上。为了维护一、四方面军的团结统一，朱德总是尽量多讲四方面军的长处，多说鼓励的话，并推心置腹地以诚相待，受到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拥戴。据徐向前回忆：朱德“认为四方面军的干部年轻、有朝气，部队生龙活虎，纪律严明，是支难得的有战斗力的队伍。他说一方面军过去也是这样的，但经过万里转战，损失不小，十分疲劳，亟待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他希望一、四方面军指战员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团结一心，渡过眼前的困难，争取更大的发展。他的这些话完全是顾全大局的肺腑之言，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朱总司令作风朴实，宽厚大度，平易近人，为接近过他的干部、战士共同称道。”
由于张国焘一再拖延北上的战略行动，致使当朱德和红军总部、中央机关于7月底到达毛儿盖时，形势已经对红军极为不利。8月4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重申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朱德在会上指出：“两个主力红军会合后的力量增强了，创造川陕甘苏区是有把握的，要提高自信心，克服各种困难去战胜敌人”。沙窝会议后，党中央决定将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在党中央、中革军委统一领导下，共同北上。按照分工，朱德和刘伯承率总部赴左路军集结地卓克基。从此，朱德暂时离别多年来并肩作战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开始直接与张国焘打交道。
对张国焘分裂活动，朱德做了坚决斗争，关键时刻表明立场
朱德到左路军后，接到党中央来电，准备改变主力经阿坝北上的方案。因此，党中央要求一、四方面军主力均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但张国焘不同意党中央的决定，更听不进朱德的劝说，仍坚持西出阿坝，甚至提出深入青海、宁夏、新疆的主张。中央政治局于8月20日在毛儿盖召开会议，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决定指出：“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辟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如果我们目前采取这种方针，将使苏维埃与红军遭受着损失，并限制其发展，所以，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会议要求红军迅速夺取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向东发展，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要求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会后，党中央和前敌指挥部立刻率领右路军进入艰难的草地行军，同时将毛儿盖政治局会的决定电告张国焘和朱德。8月底，党中央率右路军走出草地，在班佑、巴西、阿西、包座地区等待左路军的到来。
朱德按照党中央的部署指挥左路军先头部队于8月21日攻占阿坝，但张国焘却无视党中央关于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的决定，在阿坝按兵不动。在党中央一再催促和朱德的竭力劝说下，张国焘方与朱德率领左路军第一纵队于8月30日向东进入草地，向班佑前进，同时向位于卓克基、马尔康等地的第二纵队发出北进向右路军靠拢的命令。左路军进入草地后的第三天，张国焘以噶曲河涨水为由，拒绝继续穿过草地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当朱德了解到部队完全可以徒涉的情况后，多次向张国焘提出过河北上。但张国焘却仍不肯北上。这样，朱德同张国焘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据时任总部一局一科参谋陈明义回忆：“在总部的一个帐篷里，张国焘和他的秘书长黄超同朱总吵，要朱总同意南下，态度很激烈。但朱总一直很镇静，他说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中央，不能同意南下。张国焘不顾朱德、刘伯承的反对，重新布置左路军的行动。并于9月5日电令正要北上的第二纵队就地巩固阵地，备粮待命。9月8日，中央政治局向左路军发电，要求左路军迅速北上。朱德接到党中央的电报后，力主左路军执行中央北上命令。但张国焘不听劝阻，反于9月9日单独用个人的名义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坚持他的南下主张。党中央当即回电张国焘：“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得知张国焘密令随右路军行动的四方面军部队南下的情况后，为防可能发生的不测，果断地决定率红一、三军先行北上。9月11日，党中央又致电张国焘：“立即命令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张国焘无视党中央对他的一再争取，又于9月12日亲拟电致一、三军领导人，声称一、三军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地逃跑，要一、三军速归。朱德断然拒绝在这个电报上签字。
左路军折回阿坝后，张国焘立刻大造反对党中央的舆论，并围攻朱德。面对张国焘等人的无理围攻，朱德非常镇定地表示，党中央北上的方针是正确的。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并反复告诫张国焘等人：“南下是没有出路的”19月17日，张国焘发布南下命令。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公然另立以他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团中央”，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12月5日，张国焘狂妄地要求中共中央只能称北方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只能称陕甘政府，红一方面军只能称北路军。至此，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为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面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朱德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他心平气和地跟张国焘等人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是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此后，朱德的处境更加艰难。他和刘伯承住在一起，没有行动的自由。朱德沉重地对刘伯承说：“过去在军阀混战时，死是不值得的。现在为党的利益奋斗而死，是可以的。当然，个人是无所谓的，可是任事情这样演变下去，对整个革命不利呀！”不久，朱德被派到前方部队去。朱德到前方部队后，利用各种机会做广大指战员的思想工作。他不仅要求随左路军行动的原红一方面军五、九军团指战员，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方针，但要讲究正确的斗争方法，要顾全大局，要讲革命团结。而且还设法同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接触谈心，包括当面辱骂过他的人。朱德平易近人的作风，大气凝重的态度，循循善诱的话语，赢得了广大指战员的敬重。在左路军这段艰难的日子，朱德既坚持高度的原则性，又不轻率地采取任何决裂的做法，努力说服争取教育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当四方面军再次北上同党中央会合时，他动情地对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说：“你看！现在还是党的路线胜利了。如果我在初时不忍耐，就不能取得以后在四方面军工作的地位。如果没有工作的地位，那么就不能说服四方面军的干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