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英勇的红军将士浴血奋战，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千难万阻。长征途中，几乎每天都有一场遭遇战，平均每行进一里就有指战员献出宝贵的生命。然而，红军将士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坚定的理想信念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恶劣环境和疾病伤痛，取得了长征的最终胜利。
郭鹏：效关公刮骨疗伤
1936年7月，时任红二军团第六师师长的郭鹏随二方面军从甘孜出发长征，来到了阿坝地区。
这天，贺龙命令郭鹏带领12个骑兵去四方面军医院布置行军任务，并速去速回。医院离总指挥部15公里，途中有小股反动武装经常袭扰红军。临行前，贺龙嘱咐郭鹏小心。因任务紧急，郭鹏几人一路快跑，于晚上10时到达医院，布置完任务后已是深夜。可他不敢耽搁，连夜回返。当郭鹏等人走上一座浮桥时，感到肚子饿了，所以想到驻守在附近的指挥部副官处处长杜世兴那里弄点吃的。郭鹏估计路上不会有什么问题，便叫随他来的骑兵先回去休息。郭鹏吃过饭，便急急往回赶。这时风雨交加，使人睁不开眼。当他刚走过五师驻地不远时，埋伏在密林中的敌人向他扫射。他中弹滚落到几丈深的大涧中，不省人事。过了一阵，郭鹏苏醒过来，心想：得赶快走，躲过敌人的追击。刚走几步，转念一想，敌人就在附近，要是跟着脚印追来，怎么得了？于是，他首先把自己的脚印弄乱，再涉水过河。河水湍急，一下把他冲下二三十米远，好不容易才爬上对岸，被前来寻找的骑兵发现，把他扶回五师。
五师政委谭震林见他伤势严重，赶紧叫医生给他上了药，并告诉他贺龙已经几次打电话来催问。随即派人将他送往总部医院。郭鹏到医院后，贺龙、萧克、关向应等人都赶到医院看望，见他全身被打了大小7个窟窿，最大的一个又恰在小肚子的左后侧，牵扯得全身的旧伤口也一齐发作，浑身疼痛异常。
贺龙轻声问他：“你觉得怎样？”郭鹏强忍疼痛回答：“不要紧，没有打到致命的地方，请贺总放心。”贺龙又问：“你说实话，究竟怎样？”郭鹏只好如实回答：“只是浑身痛得很。”贺龙一字一顿地说：“我们绝不会把你丢在这里，这一点你可一定要放心。”贺龙与关向应商定选派6个身强力壮的年轻战士专门给郭鹏抬担架，一定要把他抬出草地。
草地的天气变化无常，时而一阵大雨，时而一阵冰雹，郭鹏身上虽搭着雨布，但衣服还是被浇得透湿，伤口越来越痛。贺龙安慰他说：“郭鹏，你再坚持一下，一会你到贺彪那里去，跟他一起行军好一些。”贺彪当时是四师卫生部部长，跟他一道走，边行军边治疗自然好得多。郭鹏到四9币卫生部的当天下午，贺彪和潘秉山医生便给他检查伤口。经检查，肯定枪弹穿过了胯骨，距腹部仅有1公分。幸好腹部未被洞穿，淤血才没有注入腹内，保住了生命。但体内的枪弹正在不断氧化，周围的组织正在感染，再过几天腹壁就会发炎、腐烂，一旦烂穿腹壁，就要危及生命。贺彪决定立即手术，把枪弹取出。但当时既无麻药，又无手术刀，病人身体虚弱，困难和危险都很大。
贺彪和潘医生当机立断，决定向五师借点“寒冷麻药”凑合一下，没有手术刀剪，就找来一把刺刀，一把剪刀，一把陶挫磨一磨作代用品。贺彪与潘医生向郭鹏讲明了手术的困难。郭鹏坚毅地回答：“怕什么，我又不是头一次开刀！”枪弹终于取了出来。但子弹把骨头都打碎了，渣滓在郭鹏体内散落很多，必须用锉将不平的骨头锉平，然后再用刺刀刮干净。这种治疗，听起来就让人疼痛不已。刮骨手术开始了。只听得骨头咯吱咯吱响，痛得郭鹏汗如雨下，但他咬紧牙关，拼命忍受，硬是挺了过来。手术顺利完成。贺龙赶来看望，一手握着潘医生，一手握着郭鹏说：“神医！神医！硬汉！硬汉！三国时，关公刮骨疗毒，被传为千古美谈；当今郭鹏草地开刀，也会在红军中传为佳话。”
事隔几十年后，提起过草地的事，郭鹏就感慨万千：“要是没有党，没有贺总，没有贺彪和潘医生，还有那抬了我几十天的6位同志，要是没有他们的心和血，没有他们的汗和力，一个带了重伤的人，怎么能活着走过那普通人类无法走过的穷荒大水草地？人们常用‘亲如手足’几个字来形容兄弟之间的情谊，可是，你倘不是生活在革命的洪炉里，你又怎么能够真正感受到那藏在这几个字背后的实际内容呢！”
程子华：担架上的长征
1934年12月10日，红二十五军在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政治委员吴焕先率领下，经大别山、桐柏山、伏牛山进入商洛山区以后，在庾家河与追堵之敌六十师展开一场恶战。敌六十师原为第十九路军旧部，是一支很能战斗的劲旅，在红二十五军进入伏牛山时，该师已由开封抵达卢氏，先于朱阳关一带布防堵截。红军绕道转入陕境，敌六十师又跟踪追击，直扑庾家河而来。
激战中，程子华用望远镜观察战场态势，指挥部队战斗。突然，一颗流弹击中了他的双手。他的左手腕动脉血管破裂，鲜血汩汩直流，疼痛难忍。医护人员不得不采取应急措施，用一根牛皮绳将其左臂紧紧扎住，铁圈似地箍了一道又一道，把动脉血管压紧，以防继续出血。由于流血过多，当程子华被抬下火线时，已发起高烧，双手也红肿起来。为防止细菌侵入骨髓，医护人员当即采取消毒和夹板固定的办法，并及时给他服用消炎退烧药物。程子华那血肉模糊的左手，早年就曾受过枪伤，这次受伤后更是雪上加霜。
由于两手伤势严重，很难坚持徒步行军。长征中，程子华一直躺在担架上。他在担架上动弹不得，连身子也翻不过来。由于伤了动脉血管和骨头，伤口里面留有死骨，老是感染出血、化脓，疼痛难忍。每次换药包扎时，由于缺少药物，钱信忠院长只能用盐水简单消毒，以白布代替纱布，剪成细布条儿，从疮口塞进去又拉出来。如此反复，几乎每天都如此。那种痛苦可想而知。程子华咬牙忍受着。实在忍不住了，程子华也曾对钱信忠说：“钱院长，你还是给我截肢吧！”但钱信忠说什么也不答应。钱信忠本想尽快为程子华进行手术，然而不是战事紧，顾及不上；就是条件太差，难以实施，所以一直没有做成。长征到达陕北后，钱信忠终于抓住机会，为程子华做了手术，保住了程子华的一双手。手是保住了，但从此落下了一双“爪子似的伤残手”。
贺炳炎：无麻药锯臂挫骨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在贺龙的指挥下开始长征。贺炳炎时任红二军团第五师师长。
部队长征不到一个月，突破了国民党沿湖南澧水、沅江布置的封锁线，向新化和溆浦进军。队伍逼近新化时，发现敌人在这里已布下阻截重兵。贺炳炎当即决定改变行军路线，掉头西进贵州。为了不让敌人摸清西进意图，逼近新化的部队随即南下，造成马上将东渡资水之势。国民党大军钻进了贺炳炎布置的圈套，风烟滚滚地向资水压来。这时部队向西疾行，沿雪峰山山脚直奔云南瓦屋塘，再从瓦屋塘翻越雪峰山进贵州。那天由贺炳炎的红五师担任先头部队，他又让红十五团打头阵。不料当红十五团进入瓦屋塘东山时，遭到敌人疯狂阻击，从猛烈的火力判断，对方是国民党的正规军。为了尽快消灭敌人，保障红军主力通过，贺炳炎命令该团团长速向贺龙报告，并命机枪掩护，自己提枪高喊：“同志们，跟我来！”带头冲了过去。指战员见师长冲锋在前，也跟着冲向山头，与敌人激战。在剧烈战斗中，贺炳炎的右臂不幸被敌人威力巨大的达姆弹击中，骨头被炸得粉碎，整条手臂像条下垂的丝瓜吊在膀子上。因大量失血，疼痛难忍，他当即昏过去了。
红十五团一鼓作气拿下东山后，贺炳炎躺在阵地上昏迷不醒。当他被抬到总指挥部卫生部时，医务人员看到他的右臂被炸成肉泥状，骨头全碎了，只剩下一点皮还连着肩膀，并且流血不止。医务人员感到无法包扎。贺龙听说贺炳炎身负重伤，不省人事，飞马赶到东山。正在急救棚里抢救贺炳炎的军团卫生部长贺彪向贺龙报告，贺炳炎的右臂保不住了，必须齐根锯掉。贺龙急了，质问贺彪，他的右臂怎么能锯掉呢？你知不知道他这只右臂抵得上我的一支部队？但贺彪坚持说，我知道贺师长的右臂有多么重要，可伤到这种程度，神仙来了也没有办法，如果不赶紧截肢，他上半身的肌肉将迅速坏死，到时连命都保不住。贺龙说不出话来，只能尊重贺彪的意见。
可是，医疗器械已驮运转移了，一时无法取回。救人要紧，战场上医生敢作敢为，没有手术锯，就从老乡那里找来一把锯木头的锯子代替手术锯。手术就要开始了，医务人员将药箱翻遍了，却找不到麻醉药。怎么办？有人提出用吗啡，并说多吃一些吗啡可以起麻醉作用，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贺龙来到贺炳炎床前，轻声说：“炳炎，你的右胳膊要锯掉，可是没有麻药，本想打些麻药后再做，可伤势等不了哇！”贺炳炎一笑说：“老总，你放心，那吗啡我是绝不吃的。关云长还能刮骨疗毒，何况我是共产党员。”随后，医生找来4个力大的战士，要他们按住贺炳炎。贺炳炎对医生说：“不用他们，我挺得住。”说着，便把一条毛巾塞到嘴里。医生开始用木锯锯他的胳膊，人们明显看到医生的手在发抖。贺炳炎连忙鼓励说：“我自己都不怕，你还怕什么？来吧！”贺彪和另一个医生每人站一边，像锯木头般“吱吱嘎嘎”地锯起来，在场的人无不心惊胆战。贺炳炎忍住剧痛，紧紧咬着嘴里的毛巾，用没有受伤的左手死命地抠着床边，忍着……医生终于将他的残臂锯下，又用钢锉锉平骨面。贺炳炎的汗像雨水一样流，湿透了全身，血顺着他的右臂和锯子两端流出来，如同屋檐滴水。手术用了两个小时16分钟，贺炳炎把医务人员塞在嘴里的毛巾都咬烂了，但始终没有吭一声。
做完手术，贺炳炎见到贺龙总指挥，含泪问道：“总指挥，我以后还能打仗吗？”贺龙紧紧握住贺炳炎的左手，擦去他脸颊上的泪水，深情地慰勉说：“怎么不能打仗？你还有一只手嘛！照样可以骑马，可以打枪，可以打仗嘛！”贺龙还向医生要了两块手术时锯下的碎骨，用红绸包好，装进衣服口袋，对贺炳炎说，幺娃子，我要把它们留起来，长征还刚刚开始，以后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到时我要拿出来对大家说，这是贺炳炎的骨头，共产党人的骨头，你们看有多硬！后来，贺龙曾多次打开这个红绸包告诉人们：“这就是贺炳炎的骨头啊！”
因战况紧急，部队要继续长征。6天后，贺炳炎从担架上迫不及待地滑下来，开始自己走路、骑马，处理失去右臂后必须应对的一切。同时还学着用那只总感到别扭的左手，他从头练枪、练刀，练在严酷的战争中必须去重新适应的事物。贺炳炎做到了，并且做得跟有右臂时一样的威风八面。
颜文斌：一条伤腿走完长征
1934年8月，为了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颜文斌所在的红六军团作为一支先遣队，在肖克军团长和王震政委的率领下从湘赣突围西征，挺进湘西，转战五千里，到达贵州东部，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师。颜文斌担任红六军团十七师五十一团一营模范连尖刀排排长。
1935年春夏之交，红二、六军团在忠堡地区包围了敌湘军张振汉司令部。敌人拼死顽抗，红军多次冲锋冲不上去。这时，绰号叫“拼命三郎”的贺庆吉营长急眼了，大喝一声：“排以上干部集合！”全营42名排以上干部组成了一个突击排，营长第一个就点到颜文斌的名，他要颜文斌担任突击排一班班长，站在全队最前边。
简短的动员之后，部队进入了突击阵地。只听贺营长一声呐喊“冲锋！”42名干部像猛虎下山一样扑向敌阵。颜文斌边冲边甩出三颗手榴弹，纵身跃过战壕，冲进敌群，“扑哧！“”扑哧！”颜文斌的刺刀一连捅进两个敌人的胸膛。突然，飞来一颗手榴弹，落在他身边爆炸了！颜文斌像重重地挨了一闷棍，眼前一黑就失去了知觉。不知过了多久，红军开始打扫战场，掩埋战友的尸体。颜文斌朦朦胧胧地听见有人说话：“挖好坑了，埋吧！”接着，颜文斌便被拖到了一个坑里，一锹一锹的土盖在他的身上。这时，颜文斌脑子一下子清醒了：“我不能被活埋了呀！”他猛地睁开眼睛，腾地坐了起来，大喊一声：“不要埋我！”顿时，把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老天爷呀，你还活着呀！”
1935年11月，为了摆脱国民党130个团的大“围剿”，红二、六军团撤出湘鄂川黔根据地，继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长征之后，继续举行长征。当时，颜文斌正在龙家寨红军临时医院养伤，他的右大腿伤口仍在溃烂，医生检查后认定不能出院。由于战略大转移条件非常恶劣，不能携带重伤员，所以颜文斌只能被安置在附近的老乡家中养伤。
部队撤离的当晚，一伙土匪武装就洗劫了这个村庄，隐蔽在老百姓家中的红军伤员多被杀死。在这种情况下，颜文斌暗暗下定决心，与其早晚让敌人抓住杀头，不如拖着一条伤腿跟着部队走，能挪一步是一步，能活一天是一天，走不动就死在长征路上。就这样，颜文斌拄着一只拐杖，背着30多双草鞋，随着大部队一步一步地艰难地向前挪行。一个月后的一天，颜文斌觉得伤腿痛痒难忍，他走到一条小河边想洗洗伤口。绷带一打开，吓了一大眺！只见一片白花花的东西盖住了腐烂的伤口，手指肚长短的蛆虫满腿到处乱爬。
按今天的医学常识，这种大面积溃烂恶化的伤口即使动手术也回天无术，何况在当时那种毫无医疗条件可言的恶劣环境中，肯定是必死无疑了。可人的求生本能和顽强的生命力有时是无法估量的。那时，颜文斌凭着坚强的意志和不屈的精神，硬是没有向死亡低头。他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只要还有一口气，只要还能挪动一步，就坚决地向前走。他向沿途的部队要来一些盐巴和纱布，每天用一只铁茶缸煮开盐水，用纱布蘸着盐水洗伤口。说来也奇怪，溃烂的伤口竟然奇迹般地一天天好起来。这个谜直到70年后的今天才得以解开。一位医学专家解释说，当时多亏了那些蛆虫吃掉了伤口中的烂肉，起到了清除坏死组织的效果，这种神奇的效果做手术也未必达到。其实早在200年多前法国拿破仑军队远征作战时，在缺医少药无法做手术的情况下，军医就曾发明用蛆虫清除溃烂伤口坏死组织的方法，救活过许多伤兵的命。没有想到，在异常艰苦的长征途中，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这种200年多前的“外国偏方”竟无意中在颜文斌的身上应验了一回，结果救活了他一条腿和一条命！
走到四川的时候，颜文斌出入意料地甩掉了拐棍，赶上了自己的部队。当他突然出现在战友们面前，大家真是又惊又喜：“哎呀，你还活着，到底赶上了队伍！你的骨头真硬，你的命可真大呀！”
余秋里：“这一觉睡得真香啊！”
1934年8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红六军团离开湘赣革命根据地遂川，向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后改为红二军团）所在地黔东苏区转移，吸引了大量的敌军，有力地策应和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1935年秋，敌人调集130多个团的兵力，准备再度“围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敌重兵压境，部队在已无多少回旋余地和难以在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的情况下，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决定退出根据地，向湘中、黔东转移。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离开桑植刘家坪，踏上了长征之路。部队渡澧水，过沅江，直捣湘中。接着，出黔东，继而西进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准备在这里建立新的根据地，由于各路敌军纷纷扑来，贺龙和任弼时商议决定：退出毕节，进入气势磅礴的乌蒙山区。
乌蒙山区山势陡峻，道路崎岖，气候严寒。红军经过这里时，正值初春时节，山岭仍为冰雪覆盖，山区浓雾笼罩，不见天日。1936年3月11日，红二、六军团从广德关南下。敌军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三个纵队对我军穷追不舍，而敌军李觉、郭汝栋两个纵队在川、滇军协同下则对我军实施堵截，形势十分危急。3月12日，红军刚刚进抵赫章的得章坝（“则章坝”或“哲庄坝”），一场血战便开始了。
当时，余秋里任红二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政治委员。1984年10月31日，余秋里在接受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采访时曾回忆说：“当我们还没有到达得章坝前，从俘虏兵中得知，第二天敌万耀煌纵队将从赫章开往镇雄城，拟先期抢占有利阵地，阻我南进。我们当即决定在得章坝一带的山上设伏，打击万敌。战斗刚打响，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就给我们十八团下了一道死命令，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堵住敌人，要与阵地共存亡。我8点钟上去，缴获了一支德国造的20响驳壳枪，9点钟就负了伤。我让卫生员简单包扎了一下，继续指挥战斗。10点钟，敌机关枪射来，我的左臂负了重伤。我一看，好家伙，骨头都露出来了，神经也被打断了。同志们赶紧给我包扎。所谓包扎，就是把胳膊包起来，与上身捆在一起。然后继续指挥战斗，一直坚持到天黑，部队安全转移。”
从3月12日在战斗中负伤，到4月25日部队进抵金沙江边石鼓镇，这期间的40多个日日夜夜里，余秋里以超乎寻常的耐力，忍受着伤口的剧烈疼痛，跟随部队转战。多年后，余秋里曾说：“负伤后，最大的感觉是疼痛难忍。经过战争的人都知道，不怕骨折肉绽，只怕打断神经。那个疼痛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那时，环境艰苦，没有止疼药，部队天天行军打仗，我躺在担架上，抬担架的同志也格外小心，但行进在崎岖而高低不平的山路上，仍避免不了颠簸。那时伤口就会钻心似地疼。怎么办？就抄把凉水擦擦脸，分散精力，减轻疼痛感。”
7月1日，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进抵甘孜城，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在甘孜休整期间，部队曾考虑为余秋里做手术。可是有两个困难：一是缺少手术器械和药品，二是余秋雨肚中有蛔虫。必须先吃药排虫。上吐下泻后，他的身体十分虚弱，恐怕经不起截肢手术。所以要等余秋雨身体恢复一些才能做手术。到了9月，余秋里的伤势恶化了。部队到达徽县后，医护人员揭开纱布一看，伤口处长满了蛆，左手已经干枯、发黑、神经坏死、左臂红肿。红二方面军卫生部经多次研究，认为左手已无法保留。为减轻余秋里的痛苦、防止继续感染，建议把他的左臂锯掉。为此，卫生部专门给贺龙总指挥和任弼时政委写了报告。
贺龙、任弼时看了报告后非常重视。贺龙亲自到卫生部，详细询问余秋里的伤情。卫生部的医生告诉贺龙：”手是保不住了。做了，少痛苦，防感染；不做，感染后发烧，身体弱，抵抗不住，再想做就不行了。”贺龙又问：“做手术是否有把握？”医生说：“这样的手术，我们以前做过，也有做后牺牲的，但余秋里的手，做了不会有危险。”然后，贺龙找到余秋里，看了他的伤，和他谈了话。余秋里坚决要求锯掉。贺龙说：“既然手无法保留，锯了又不会有危险，那就锯了吧！”
手术被批准了，但医药、器械短缺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贺龙知道后，让红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予以支援。几经周折，终于将做手术的器材、药品准备齐。用来锯手臂的锯子，是从徽县城内一个钟表店里找了一根钢锯条，在红三十二军修械所找到一个弓，经过改装做成的。随后的手术做得十分顺利，切除、缝合、止血等都很正常。手术后，余秋里一觉醒来时说：“这一觉睡得真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