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月4日，联共政治局会议做出了一个绝密决定：“采纳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赞同越飞同志的政策的建议，该政策旨在全力支持国民党，并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我们共产国际的代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赴华落实这一绝密任务的就是鲍罗廷。忠实执行“国苏合作”
1924年10月8日，苏联的第一批武器从海参威运抵广州。孙中山随即于11日发布命令：“聘任鲍罗廷为革命委员会顾问，遇本会长缺席时，得有表决权。”
《苦难辉煌》中说：鲍罗廷“在中国工作三年，不仅把‘国共合作’变成了‘国苏合作’，更热衷于把这种合作推向与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个人之间的合作，中国共产党反而成为他与国民党要人讨价还价的筹码。”
第一，鲍罗廷“是一个谜”。
《党的文献》载文说：“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与中共和国民党，中国国共两党关系中有许多东西一直像是一个迷，深不可测，往往说不明白。”据托洛茨基1937年11月9日的信透露：“鲍罗廷（所执行）的政策，甚至从来不曾在政治局里提起过。”可见第一次国共合作至今充满了谜团，甚至鲍罗廷对联共政治局也是个谜。
据苏联档案记载，鲍罗廷曾经坦陈：“国民革命运动实际上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复杂的阴谋勾当”，“应该迫使中国人违背他们的意志沿着国民革命运动发展的正确道路前进”。“我们不可能光凭宣传鼓动来达到这个目的，也从来没有达到过。需要玩弄权术，需要随机应变，需要利用一个反对另一个。”
由于“国苏合作”无法公开，这就迫使鲍罗廷必须打着支持共产党的旗号，完成“全力支持国民党”的任务，也就迫使鲍罗廷不得不经常性地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他反蒋——却从未中断武装蒋；他支持工农——却不愿武装工农。”“谜”由此形成。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中说：“莫斯科对华政策的创始者和执行者的这种反常的似乎与健全的思维相背离的行为，在文件集中可以找到大量的证明。”《党的文献》载文说：“实际上，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马林、鲍罗庭都是按照维护苏俄民族利益的基调开展工作的。”可见鲍罗廷的“谜”是为了实现苏联的利益。
第二，“他能通天”。
1923年8月2日，斯大林“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
张国焘回忆说：“鲍罗庭往往直接受到斯大林的指导，这点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是有着重要关系的。他能通天，加拉罕管他不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也不在他的眼里，因而广东的一切政务，鲍罗庭都是干了再说。中共中央及其属下的组织，在政治上不过是随着他所造成的既成事实，事后应付而已。”美国学者说：鲍罗廷“直接同莫斯科联系。在那里，同他联系的是1905年的一位老相识，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在列宁去世后的权力斗争中节节获胜的斯大林。”可见鲍罗廷来到中国就因为肩负特殊任务而拥有“通天”的权力。
“斯大林时代已经将原来意义上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修正为苏联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共产国际便成为推行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档案资料丛书》中说：“表面上共产国际被认为是独立的集体的国际共产党人组织，而实际上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财政上都处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严密控制之下。共产国际的所有重大政治举措和干部任命事先都得经过政治局讨论批准。”
《党的文献》也载文说：“在共产国际背后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机关，是它在那里为这个国际组织制定政策，这就是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对中国政策的基调是在联共政治局里定的，然后才拿到共产国际去。”可见，作为斯大林全权代表的鲍罗廷完全拥有凌驾于共产国际在华代表之上的地位和权力。
第三，“暴君式处事方式”。
关于鲍罗廷的独断专行有太多的资料。苏联学者的《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中说：“在各类工作人员从中国发出的信件中对鲍罗廷活动提出的批评，从1926年起就开始在莫斯科堆积起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1926年7月4日在致加拉罕的信中写道：‘对鲍罗廷同志的抨击不时出现。就连维经斯基同志对他的反应也十分强烈。对鲍罗廷同志暴君式处事方式的许多指责，使这一消极面更加突出。”’
1927年5月25日，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团的负贵人罗易在汉口致电斯大林控告鲍罗廷：“他处事独断专行，不同许多负责人商量，无视他们的意见。他向共产党发号施令。他的权力不是建立在政治影响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同莫斯科的关系的垄断的基础上。”“他对共产党影响最大，因为他是莫斯科的代表，对同莫斯科的联系手段拥有垄断权。”“目前党经常违背自己的意志，受鲍罗廷的左右。”“鲍罗廷想使共产国际代表成为他的下属，并根据他的指示去领导共产党。”
1927年6月2日，罗易致电联共政治局：“党实际上是由鲍罗廷领导的，没有认真对待共产国际代表。我本着你们电报中的指示精神提出的建议常常遭到拒绝或抵制。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应当改变。”1927年6月17日，罗易在汉口致电斯大林和布哈林：“局势在恶化。鲍不同意你们的指示，并且公然对抗这些指示。他的态度和行为使我无法根据正确的方针领导党。党在走向投降而不是在进行革命。”“所有俄国的负责同志都认为局势危险，并反对鲍的政策，情况不正常。一个人无视最高领导机构的指示，而所有其他负责同志都不能监督他。”
其实，鲍罗廷是在暗中坚定不移地实施“国苏合作”政策，以至罗易误以为鲍罗廷敢于“公然对抗”斯大林。
第四，下达“他自己的指示”。
1926年9月22日，维经斯基以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名义向莫斯科告状说：“鲍罗廷同志在如何对待我们总的对华政策问题上为自己制定了一整套相当完整的与总的方针相背离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撤换鲍罗廷同志并立即任命一位认真负责的政工人员来接替这个岗位是非常必要的。”结果，莫斯科却命令远东局归鲍罗廷领导，维经斯基被“警告”后撤职。
1926年曾任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的拉宾也在1927年10月10日给莫斯科的绝密报告中说：“鲍罗廷一方面向我们隐瞒了党的指示，另一方面又向我们下达了与这些指示相反的他自己的指示。”拉宾说鲍罗廷下达“相反的”指示，正是“国苏合作”在国共合作中的表现特征，难怪拉宾后来死于苏联的大清洗。
第五，发出“片面的消息”。
1927年5月25日，罗易在报告中控告鲍罗廷封锁消息：“说明整个情况、但不符合他的政策的报告不能发出。他拒绝发我的电报。这里的多数蛾国同志都反对他的政策，不满意他的工作方法。莫斯科应赶紧进行干预。他发出的是片面的消息。不能根据这些消息作决定。”1927年6月17日，罗易又向莫斯科告急：“莫斯科的电报，除了我坚决要求给我一些摘录外，都没有给我看。鲍罗廷借助他所控制的机关使我脱离了总的政治形势。”“现在的危机是鲍罗廷过去实行的政策造成的。挽救中国革命的责任现在落在莫斯科的肩上。”
1930年2月1日，李立三在报告中说：“当时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有不少电报来，可是党没有看到，都到了老鲍袋里去了。”
确实，鲍罗廷要实施“国苏合作”政策就不得不封锁消息，否则就难以保守秘密。
第六，“引上歧途”
当蒋介石政变已经迫在眉睫之际，鲍罗廷却“认为右派不可能采取任何重大的具体行动，因此无论是对国民党还是对整个革命都不具有特殊的危险。”“不应特别害怕同右派分裂，因为党只会从这种分裂中得到好处。”
1927年6月26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在汉口召开，鲍罗廷也在座。周恩来说：“在上海我们收到了莫斯科关于建立民主政府的指示。后来当我们这样做了时，他们却对我们说，这是不对的。莫斯科经常这样做。应当弄清楚，莫斯科到底想怎么办。”任弼时说：“为什么鲍罗廷要把我们引上歧途，说什么如果我们进入南京，国民党就会向左转，就会在那里武装工农？恰恰相反，在南京，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军队会一齐向我们扑来。那就别想武装工农了。”任弼时直截了当地指责鲍罗廷“要把我们引上歧途”。
李立三说：“党对于每个实际问题的处置，处处和国际指示相违反，所以造成武汉的失败。”
第七，共产党人的愤怒
在1924年10月8日一个针对鲍罗廷工作方式的决议中，中共中央指出：“中共（中央）执委会非常不满的是，鲍罗廷同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同党的执委会联系很少，也不同它讨论决议和对国民党的态度的改变，而是单独行事。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不犯什么错误，那么这种状况也会破坏统一，破坏工作制度，这对国民革命运动来说是有害的。”
在1924年10月10日给共产国际远东部的信中，陈独秀说：“中国无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应当采取联合行动的策略，而共产国际代表同中共也应当对国民党采取共同行动。然而鲍罗廷同志从不同我们党协商，好像在中国不存在共产党”，“我们希望共产国际给他提出警告”。
“实际上，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执委会在1924年就反对共产国际对待国民党的方针。”“在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秘密通信中，把同共产国际方针的分歧说成是同鲍罗廷‘极其有害的’政策的冲突。关于这一点本文件集中有足够的有说服力的文件。维经斯基返回莫斯科后不久，陈独秀就开始接连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为中国制定‘新的政策’。”毫无疑问，苏联“全力支持国民党”的秘密决定做出不久，就引起了中共中央的警觉。
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斯大林在会上作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决议案和演说都是主张共产党放弃领导权。1927年8月29日，罗易向斯大林报告：“许多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不仅不理解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的新提纲，而且还反对这个提纲，虽然他们表面上表示接受。”
1927年2月25日，阿尔布列赫特向共产国际报告说：中共中央认为“俄国同志的威信大大下降。这是因为，第一，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在耍阴谋，这在中国是最糟糕不过的了；第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没有方针，他应对中央至今的工作和决议不明确负全部责任；第三，他凭印象办事，把党中央的工作搞得混乱不堪。”
1928年6月初，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到莫斯科参加第六次代表大会，瞿秋白等人又汇集了大量问题，向布哈林发出了一连串的质询：为什么大革命时共产国际总是右倾，总是不能预防国民党的反动和纠正党的错误，其代表又总是摇摆不定？为什么共产国际当时大力帮助国民党军阀武装起来，却不帮助共产党武装工农，以至国民党最后得以用苏联无产阶级的子弹枪杀中国工农，而共产党人却不能利用这些武器来推翻国民党军阀？如此等等。这些用大批革命志士鲜血凝成的疑问，尤其是三个直截了当又一针见血的“总是”，最准确不过地揭示了苏联“国苏合作”的政策。甚至共产国际的来华“代表”也因为不懂苏联别有用心的政策而无所适从，在具体的工作中不能不“摇摆不定”。
全力支持蒋介石上位
鲍罗廷忠实执行“国苏合作”是为了把蒋介石推上台。
第一，“魔瓶最先被鲍罗廷开启”。
在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并无资格争夺继承权。但廖仲恺被刺当天，鲍罗廷成立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从此，广东政府的最高实权，也就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转移到这个特别委员会手上了。蒋介石“第一次获得如此大的权力。魔瓶最先被鲍罗廷开启。”
据当年大本营军需总局局长、案发当日早晨与廖仲恺共进早餐的罗翼群1962年回忆，当时有一要员私下告知说：“此事恐与帝国主义有关。”“廖案发生之内幕究竟如何？主谋及正凶是谁？数十年来，竟成疑案。”但廖仲恺与孙中山一样在关键时刻突然死去，蒋介石成为最大的得益者显然难言偶然。
第二，支持“中山舰事件”。
1926年2月4日，鲍罗廷突然请假一个月离开广州回国。蒋介石说：“鲍罗廷以奉召述职为名，突然回俄，令人不得其解。”
其实，鲍罗廷当时不得不回国是为即将正式出台的“喘息”政策提供第一手材料。2月14日，鲍罗廷到达北京后向莫斯科报告：“随着许崇智的出走、梁鸿楷被解除武装、胡汉民被派往莫斯科，在广州似乎形成了一个统一而又牢固的政权。”鲍罗廷分明是在预先报告蒋介石夺取军权的时机已经成熟。
当时留在广州的苏联军事顾问季山嘉并不支持鲍罗廷与蒋介石，他曾向莫斯科报告：“我认为，鲍罗廷因其僵化了的工作方法变得越来越有害无益了。”“我认为必须派人取代鲍罗廷”，“他已经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就在此时，“以斯大林的助手而出名的布勃诺夫”率高级使团，以“私人旅行”的名义“恰巧”于1926年2月鲍罗廷回国时来到中国。1926年1月1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布勃诺夫（团长）、库比雅克和列普赛组成的使团需要紧急动身前往中国”，“就地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这些措施不需要政治局批准”。1月2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决定，“建议布勃诺夫使团尽快动身去中国”。使团的紧急出发是因为必须配合蒋介石即将采取的行动。于是，使团赶往中国“恰巧”与回国途中的鲍罗廷相遇在北京并听取其秘密报告，3月13日到达广州后又“正好在这个时候碰上中山舰事件”。于是就“屈从了蒋介石的要求”，并“让季山嘉团长、罗加乔夫、拉兹贡等顾问离任”与使团一起回国。可见，使团的及时到来，就是为了替代鲍罗廷制止季山嘉的干扰，以确保蒋介石掌握军权的成功。因此，“这次事件处理完毕后”广州就“为使团送行”。可见，中山舰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顺便指出，不管是布勃诺夫还是季山嘉，都未能逃脱此后斯大林的“清洗”。
关于中山舰事件的内幕，蒋介石在1926年4月20日有过非常奇怪的讲话：“但这要等我死了之后才可以完全发表，因为这种内容太离奇太复杂了。万万想不到的事情，都在这革命史上表现出来。如果我不是当著这件事的人，我亦不相信这件事情。”蒋介石这种自吹自擂话中有话的表述虽然多年来使人半信半疑，却绝非故弄玄虚。中山舰事件事发当晚，何香凝曾向蒋责问，蒋“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当时蒋介石内心所受的压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1926年5月30日，鲍罗廷在致加拉罕的信中说：“可以认为这支军队只是在3月20日以前是党的军队，3月20日以后应把它看作是蒋介石的军队。这支私人的军队与某个将领的一般中国军队的差别在于，它的基本力量是通过黄埔军校建立起来的。”“‘三二O事件’表明，蒋介石比党更强大。”鲍罗廷分明是在报告蒋介石的“枪”已经可以指挥“党”了。
第三，支持“整理党务案”。
1926年4月1日，苏联的“喘息”政策正式出台。鲍罗廷4月29日回到广州，首要任务就是帮助已经夺取军权的蒋介石尽快夺取党权。
蒋介石说：“鲍罗廷自俄回粤，他与我屡次会商国共合作问题，订定整理党务办法。”在与蒋介石达成协议的当天下午，鲍罗廷即指示张国焘和谭平山去拜访蒋介石和张静江，表示中共为了维护国共合作，不会反对整理党务案。”《档案资料丛书》里说：“蒋介石从此步上了权力的极峰。军权高于党权的作法也由是开始。”
第四，“为蒋介石的胜利张目”。
鲍罗廷全力支持蒋介石的政策遭到当时的军事总顾问加伦的强烈反对。罗易说：“加伦（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完全同我一致。那时还有许多俄国同志也附和我的意见。但是一切权力集中在鲍罗廷手上。”“因而俨然是共产党的太上皇”。但联共政治局却给鲍罗廷发电：“加伦同志从您处接受总方针和政治指示，根据这些指示，他及其所领导的军事顾问独立开展工作。”于是加伦也成为鲍罗廷的下属并被调离广州。
1927年2月25日，共产国际在华代表阿尔布列赫特从上海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致信说：鲍罗廷“纵容最坏的机会主义，散布不信任，只是为蒋介石的胜利张目。”
斯大林的支持
由于鲍罗廷赴华的任务是“全力支持国民党”，尤其是全力支持蒋介石执政，当然受到斯大林的全力支持。
第一，斯大林的撑腰。
尽管鲍罗廷的行为受到了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的激烈批评，但丝毫不影响联共政治局对他的坚定支持。1926年10月20日，联共政治局做出决议：“不接受远东局关于召回鲍罗廷同志的建议。”11月11日，联共政治局又进一步决定：“让鲍罗廷同志直接听命于莫斯科。责成远东局在就对华总的政策问题、国民党问题和军事政治工作问题作出任何决议和采取任何措施时都必须同鲍罗廷同志协商。”到了12月30日，联共政治局更是决议：“所有派往中国的同志均归鲍罗廷同志领导。”即便如此，批评之声依然不绝于耳。维经斯基、罗易都与鲍罗廷发生激烈冲突，结果自然是以失败告终。1927年6月28日，罗易在被召回莫斯科前致电共产国际作了激烈的抗议：“无视和否定共产国际的决议不是我，而是另一些人违反了纪律，我将在莫斯科证明，对我的指控是荒唐的。共产国际不应轻率地对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试图忠实地执行其决议的人提出个人指控。”可见，鲍罗廷以国共合作名义推行的“国苏合作”，在当时是多么不得人心。
“四一二政变”标志着鲍罗廷来华任务的完成，其也在蒋介石所谓“通缉令”的掩护下趁势回国。
第二，鲍罗廷的“红色守护神”
国共合作的破裂，鲍罗廷无疑负有直接的责任。但1929年5月20日，斯大林在联共政治局决定：“对鲍罗廷同志进行了遣责，同时认为他可以从事目前在塔斯社的工作。”几乎若无其事的结果出入意料，美国学者说鲍罗廷在“政治局里有他的红色守护神”。在苏联的大清洗中，“几乎所有同他在中国共事的军事顾问都遭此厄运，然而他却安然无恙。”“鲍罗廷知道他和他的家人为什么能幸免于这场灾难，这全靠斯大林，是斯大林保护了他。”那位美国学者对这种异乎寻常的情况百思不得其解，其归结的原因是：“鲍罗廷的自由充分显示了斯大林的权势，或许，斯大林的作法只是一种自我满足。”其实，鲍罗廷是斯大林的有功之臣，因为他忠实地执行了“国苏合作”政策，使得蒋介石成功地上台并掌握了政权。所谓的“谴责”不过是障眼法而已，斯大林当然就是鲍罗廷的坚强后盾和“红色守护神”。
此后，鲍罗廷在长期严密的监视下虽然谨小慎微，最终还是难逃一死。1949年初鲍罗廷被捕，此时正值米高扬秘密出访西柏坡。次年5月29日死于集中营，此时正值朝鲜战争即将爆发。
确实，当斯大林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时，鲍罗廷岂有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