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波，原名刘清绿，祖籍山东，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山东爱国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革命圣地延安，是他由党的地下工作者转为革命音乐家的起点；硝烟弥漫的百柳之乡，是他创办冀察热辽鲁迅艺术学院之地；东北特别是辽宁，则是他成长为优秀的文艺领导干部的广阔舞台。
从1949年来沈阳，到1964年就任中国音乐学院第—任院长，安波在辽宁工作了16年，历任东北文协文工团团长、鲁迅艺术学院党委副书记、东北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工作部部长等职。他曾当选中国音协第一、二届常务理唪，中国文联第三届委员，中国民间艺术研究会理事；1964年当选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5年6月18日，因积劳成疾病逝北京，年仅49岁。
安波的英年早逝，人们无不痛心。噩耗传到沈阳，熟识安波的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长刘异云悲从心来，当即赋诗深情哀悼：
惊传恶病夺安波，悲感翻腾涕泪多。
勤奋天才天不寿，辽海情深唱挽歌。
时任辽宁省副省长王梓木也深情赋诗《痛悼安波同志》：
沈阳闻耗若雷惊，几次欢谈在北京。
君本德才任重大，谁知病害夺长生。
文章豪放留新鉴，工作艰辛有颂声。
悲痛应知化为力，悼君难免泪纵横，
副省长王堃骋则在悼念诗中回顾了安波的一生：
触目惊耗摧肝腹，痛悼战友失英华；
“兄妹”遗曲传延水，“春风”送雨到天涯；
风雨山家识甘苦，波涛笔底谱彩霞；
桃李风高标干尺，春城无处不着花。
1986年，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与中国音协等单位联合举办纪念安波诞辰70周年纪念大会与安波作品演唱会，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安波纪念文集》；2015年，省委宣传部为纪念安波百年诞辰，组织撰写了《安波传》。
安波对文艺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他在全国率先提出建立综合性大型艺术剧院的设想，为文艺团体向剧场艺术发展开拓了道路，是他重要贡献之一。
1951年6月19日，中央文化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文工团工作会议，贯彻了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确定了文艺团体的总任务：大力发展人民的新歌剧、新话剧、新音乐、新舞蹈，以革命的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来教育广大人民；同时规定了全国各文艺团体的分工：即在中央、各大行政区、大城市设剧院或专业话剧团，以剧场演出为主，逐步建立剧场艺术。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从未有过的一项带有创新意义的伟大事业。对东北文工团如何迈出这一步，安波做了细致深入的思考。他深知，剧场是传播舞台艺术的专业场所，也是观众通过现场听觉、视觉、感觉综合享受舞台艺术的唯一场所，其构造、功能、元素都具有酝酿情绪、陶冶情操、提升素养的教化作用。因此，剧场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产品，对一个地区的社会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同年秋天，他经过深思熟虑，向东北局宣传部领导提出了建立综合性艺术剧院的设想并得到肯定，被指定起草定名为“东北人民艺术剧院”（简称东北人艺）的建院方案与具体的方针、任务、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这个举措，是东北文艺院团由非正规的剧场艺术开始转向正规的剧场艺术的历史性转折的标志。1952年10月2日，东北鲁艺音工团、东北实验剧团、东北文工团、东北文教队合并，全国第一个综合性的大型艺术剧院一“东北人民艺术剧院”在原东北文化俱乐部正式建立。东北文化俱乐部从此更名为东北人民艺术剧场，作为剧院的演出阵地。东北人艺下设艺术教育处、演出处、及舞台美术室、创作研究室、音乐舞蹈团、话剧团、歌剧团及少儿剧团等机构。安波任副团长兼党总支书记、创作室主任。不久，院长塞克上调北京，安波任院长兼党总支书记、党组书记。
为提高东北人艺的专业化、正规化水平，促进剧场艺术的建立，建院初期，安波提出了“要把剧院办成工厂、学校、家庭”的办院方针。他的指导思想是，东北人艺作为东北地区的综合性艺术剧院，既要生产优质产品、培养优秀人才，也要建立一种亲密无间、团结互助的新型的人际关系。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东北人艺始终不渝地坚持听从时代召唤，聚焦群众需要，生产优秀产品的原则。
在剧种的选择上，东北人民艺术剧院以“迅速反映生活”为强项的话剧作为主打项目。安波带领一班人，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引进了一批外国的经典剧目：如《曙光照耀着莫斯科》《李尔王》《尤利乌斯·伏契克》《在那一边》《娜拉》《叶尔绍夫兄弟》《第一次打击》《吝啬鬼》等。其中，《曙光照耀着莫斯科》在沈阳、大连、鞍山等地多次演出，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同年11月在北京中苏友好月的演出中，获得了建国后文化部颁发的第一个奖状；中央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特别召集了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华北、上海、天津等地的人民艺术剧院的导演、演员、舞台工作者和艺术干部到北京观摩，全国有20余个剧团来沈阳学习这部话剧。当时，《剧本》杂志以《名剧‘曙光照耀着莫斯科’受到我国观众及文艺界的热烈欢迎》为题，报道了演出盛况。此后，《东北日报》和《人民日报》专门辟出“向《曙光照耀莫斯科》学习”专栏，在全国话剧系统展开讨论。参演演员经过半年的排练和演出，就像在专业学校进修一样，从理论到实践，懂得了为什么演戏和怎样演戏，走上了自觉做一个革命演员的道路，艺术追求和创作思想也都发生了质的飞跃。在《曙光照耀着莫斯科》中饰演党委书记库烈聘的李默然，在1953年“东北区戏剧、音乐、舞蹈汇演”中，获得东北行政委员会颁发的“优秀表演奖”。此外，该剧还创造了演出500余场的纪录，为完成我党在建国初期的“恢复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的主要任务，起到了舆论前导作用。
三
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副会长、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编剧羊驰，曾经回顾了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经历的三个艺术创作高峰期。他认为，第一个创作高峰就是安波担任党总支书记兼副院长和院长时的初创时期。这期间演出了75台大型话剧，其中有《在新事物面前》、《春风吹到诺敏河》、《前进再前进》、《刘莲英》、《洞箫横吹》、《海边青松》、《黄花岭》、《红石钟声》等50台剧目，因为艺术实践目的性明确，对现实生活反映深刻而深人人心。
创作优秀剧本，是剧院生产优质产品的保障之一。安波重视组织创作人员创作剧本，他本人也身体力行。1953年，农业合作化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兴起，如何办好合作组织，加紧团结农村各阶层为发展生产、改变农民的命运而努力，成为党和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1952年到1953年间，他带领导演与演员三下农村，先后创作了反映农村互助组到农业合作化内容的《十字路口》和《春风吹到诺敏河》两个多幕话剧剧本。
翻开他的创作日记可以看到，他曾经去吉林、绥化、承德、朝阳等地，除夕与元宵节都在农村度过。爱人生孩子时，他正在绥化体验生活。为了纪念，给儿子取名为嘉绥。在创作过程中，他摸索出体验生活与剧本创作相结合的办法，让每个演员找一个生活原型，与其同吃同住同劳动，真正做到一刻不脱离人民群众。白天，他和农民一起劳动交心；晚上，他在油灯下主持召开碰头会议，听每个演员讲故事。从全国劳动模范到普通农民，从基层干部到家庭妇女，甚至中农与富农，每一个生活原型的语言、动作、体貌特征到性格特点，他都一一记录下来，从中学习劳动人民特有的吃苦耐劳、勤俭朴素等高贵品质，了解不同人的家世，以及在合作化中的真实心态。散会后，他再将记录下来的鲜活素材加以分析整理，之后写到剧本里。在剧本创作完成后，他首先念给老乡听，并且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改。在连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天天“开夜车”，当《春风吹到诺敏河》的剧本创作正式完成的同时，话剧排演也如期完成。
《春风吹到诺敏河》作为全国第一部反映农村合作化的话剧，如实反映了农业合作化曲折而复杂的历史进程。该剧演出之后，先是在东北区第一届戏剧音乐舞蹈观摩演出大会中获奖，后在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大会获得了创作奖。《剧本》月刊在1953年12月号发表改剧本后，全国各地话剧团纷纷来沈阳学习；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新华日报、文汇报、文艺报与《剧本》《文学书刊》《文艺学习》及许多地方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文章，赞誉有加。
1954年1月，《春风吹到诺敏河》作为建国初期少有的描写农村生活的优秀作品，经中央电影局提议，由凌子风导演，安波与海默编剧，安波配乐，以电影形式由东北电影制片厂制作上映，并在全国发行。1954年4月，《春风吹到诺敏河》被改编为豫剧；同年12月，被改编为苏州评弹；1956年蒙文版的《春风吹到诺敏河》剧本，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时隔几十年后再看这部作品，不能不佩服安波的独特眼光。他对“左”的偏差的毫不含糊的批评，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性；他对人物性格的刻画，通过富有人情味而又诙谐幽默的语言，洋溢出了新鲜的农村生活气息和惹人喜爱的“土味道”。即使按照现在“主旋律”标准来衡量，它也依然是一部反映农村农民题材的优秀作品。
四
创作优秀歌剧，是安波存在心头的多年夙愿。为了完成这个心愿，他做了多年的准备。在延安时期，他为秧歌剧《兄妹开荒》的作曲，为冼星海创作的歌剧《军民进行曲》撰写歌词，是他进行歌剧创作尝试的原始积累。在解放战争的硝烟中，他与程云、海默、沙莱合作的歌剧《兵》，以及他独自创作的歌剧《上当》都曾经获得好评。其中《兵》，在1947年4月召开的冀察热辽党员代表大会上首演后，安波荣获冀察热辽军区授予的特等功。这是安波在歌剧创作上的有效尝试。
新中国刚一成立，安波就把抗战时期曾经思考过的歌剧音乐的“真正的戏剧化”与“真正的民族化”问题，提到了创作议程。他把解放战争中与程云和海默合作的剧本《唐永生》（定稿后改为《纪念碑》）的初稿找出来，期望通过排演，摸索出解决歌剧创作及表演中的上述问题。期间，他以“吟成一个字，捻断数根须”的态度，通过兼收并蓄的方法，“既采用了西洋歌剧的形式——重唱、说唱及接近叙唱、咏唱等形式，又采用了二六板、倒板、摇板等中国戏曲的形式”，不断地进行修改与完善。连续一个多月的夜以继日，三幕九场的歌剧《纪念碑》乐曲终于完成。首演时，一开场的四声部合唱，让观众们耳目—新，中西合璧的乐队既有中国气派，又和谐统一。当主人公唐永生带领煤矿工人取得罢工胜利，迎接苏联红军，庆祝抗战胜利的时候，全场观众情不自禁地站立欢呼，“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演员虽然多次谢幕，观众还是久久不愿离去。1950年12月，安波在《歌剧‘纪念碑’曲作的尝试卜一文中，总结了群众对《纪念碑》音乐的鉴定：音乐戏剧化了，唱与说结合得自然，有中国气派，中国乐器与西洋乐器结合得好。当然，他也总结了若干失败的教训。65年后，当年参加演出的88岁老人潘崇煜，满怀深情地唱起了第一幕第一场的曲作：“杨树萧萧高接天，山峦层层不接边，黄叶飘飘随风落……”缓慢悲凉的曲调，抒发了剧中人感叹凄苦的心境。老人唱罢，思绪仿佛还留在当年的剧场里。
歌剧《草原烽火》，是安波根据我国蒙古族著名作家乌兰巴干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剧本，作曲由他和刘守义等人共同完成。该剧是我国较早采用西洋歌剧模式，以完全曲宣叙调和咏叹调贯穿全剧的一部作品，在借鉴西方艺术形式方面，在发挥音乐特长的重要元素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1960年3月19日，《草原烽火》作为辽宁歌剧院的建院项目，为辽宁歌剧院奠定了在全国歌剧界的领先地位，对辽宁歌剧后来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是安波在东北特别是在辽宁领导文艺工作期间的不懈追求。他对戏曲音乐的不断探索和改进，使戏曲艺术展现了新魅力，焕发了新光彩。
1952年夏，为迎接全国会演，东北文化部调集戏曲界专家，对评剧《小女婿》进行了大规模修改。负责创腔的安波，亲自到评剧团与演唱者一起研究。他“先从剧本中选出重点唱段，讲明人物的处境与情感，再由大家小声哼唱，或另选传统戏中类似人物感情的优秀唱段，选其可用之处，然后由安波同志与大家共同归纳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的唱段。例如‘回门’一场，香草唱的‘小河流水’的唱腔……经安波同志精心筛选、创作发挥之后，便成了‘小河流水’这个百听不厌，流传已久的优秀唱段了。”在唱腔设计中，他根据三位扮演香草的主演的嗓音条件和演唱技巧，进行分场设计。对《小女婿》戏中其他角色的唱腔，安波也分别给予了精心设计。如最后一场戏对陈快腿的快二六板唱腔，他采用了金开芳选唱的《朱买臣休妻》的基调，精心加工润色而谱成。
在对《小女婿》的改革中，安波还“开创了评剧音乐的总体布局，乐队的多声部体制和相应的人员配备，中西乐器的混合使用，乐手视谱伴奏，前奏曲、幕间曲和描写音乐与剧情的有机统一。”尤其是西洋乐器大提琴在《小女婿》乐队的使用，补充了低声部，成为当时戏曲界“洋为中用”的范例。
1952年10月7日，东北实验评剧团《小女婿》剧组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公演，一举成功。随后，到中南海怀仁堂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演出。在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小女婿》在23个剧种、37个剧团、82个剧目中脱颖而出，一举荣获了剧本和演出两个一等奖，多乐部体制的乐队也获了奖。嗣后，《小女婿》剧组随东北戏曲研究院演出团先后赴上海、武汉、天津等地作巡回示范演出，共演出90余场，观众达12万多人。由安波创腔的唱段“鸟入林鸡上架黑了天……”“小河流水哗啦啦地响……”传遍全国，不仅展示了戏曲改革的成就，推动了戏曲艺术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而且为更好地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提供了经验。著名作曲家王其珩在《评剧音乐改革的先驱》一文中回忆说：“安波同志是一位群众观点很强的音乐家，在《小女婿》的音乐创作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挥本单位专门家的作用，集思广益，集腋成裘，这是安波同志取得成功的重要途径。”
山东琴书本是山东地区汉族曲艺品种之一，又称“小曲子”“山东洋琴”“唱洋琴”“改良琴书”等。建国初期，山东琴书《大刚与小兰》在辽宁地区生根开花，安波也是移植和培育这曲山东琴书者之一。1952年冬天，安波帮助辽宁歌舞剧院山东琴书表演者邹环生与冯贤等人，在确定《大刚与小兰》的主题与形式、构思唱词的情节结构和人物形象之后，亲自修改了词本，补写了《春三月来草发芽》《小兰想大刚》两段新曲。在补曲中，他既运用了民歌、说唱、歌曲的表现手法，又吸收了东北民歌和坠子、梆子、地方说唱等音乐素材，集各派唱腔之精粹，将其融会贯通在他所熟悉的山东琴书之中，却不给人以移花接木之感。他的敏捷才思和多方面的艺术造诣，为琴书音乐及演唱方法以及曲艺音乐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创新的范例。在1953年东北第一届戏剧音乐舞蹈观摩演出时，《大刚与小兰》获得优秀表演奖，同年由中国唱片社录制成唱片；12月在北京怀仁堂演出，后到上海、广州等十几个城市演出。在朝鲜民族主义共和国首都平壤演出时，同样获得了观众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