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21日，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指挥下，向盘踞在营盘岭的国民党军队发起进攻，经过激烈战斗于22日逼近前沿阵地。25日，解放军向营盘岭阵地发起总攻，国民党军队整营整团进行增援、反扑。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激战，红旗插上营盘岭。当日解放军攻打兰州，歼敌马步芳部2.7万余人，26日兰州解放。当年9月，兰州举行欢迎人民解放军大会，我在会上第一次见到了彭德怀总司令。
“你就叫我彭德怀好了”
兰州位于黄河岸旁皋兰山下。刚解放时，我在甘肃省中苏友协和省文联工作。 这天天刚亮，人们就从四面八方聚到了开会的体育场。体育场是城郊的一个天然广场，没有经过大的修建。主席台设在一个土坡上，前边用石块和土垒起，两侧有用石块砌成的台阶。平时没有人在这里进行体育活动，只在春秋季节有学校来开运动会，场地很多地方长满了青草。
我来到会场时，台上台下都挤满了解放军和群众，一片军民一家亲的景象。我不禁想起在军阀和国民党统治的时侯，老百姓见着当兵当官的都躲着走。大官出外更是不得了，小汽车、摩托车、护兵、马弁是前呼后拥。有的还要静街几小时，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军警林立，如临大敌。
我正边走边想着，一个人有意碰了我一下，问我：“你怎么这时才来？”我扭头一看，是一个穿军衣的，原来是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他一到兰州就去看过我，我们已经见过多次面。他和我先后在苏联学习过，便把我当成老同学，一见面总是无拘无束，亲亲热热。我对他说：“到开会时间还早嘛，没有想到人们这样早就都来了。”他扯着我的手说：“你不是想要见彭总吗？他今天来了，正在台上。”
我们穿过人群走上了主席台。我看见一位50多岁，中等身材，穿着同战士一样军装的人，正和一些人一边握手一边谈话。他两眼炯炯有神，两边口角向上，面含微笑。我和甘泗淇走到他的跟前。甘泗淇对他说：“这是我一位老同学，叫方未艾，也在苏联学习过。他总想要见你……”我赶忙主动伸出手去，彭总用他有力的大手紧紧握住，注视着我。我说：“彭总司令，您好！欢迎您……”
他松开了握着的手，爽朗地笑着说；“我叫彭德怀，你就叫我彭德怀好了，叫我老彭也可以。”
我感到他既爽快又谦虚，急忙客气地回敬说：“岂敢！岂敢！”他说：“有什么不敢呢？我们都是同志嘛！”
他把“同志”两字说得那么亲切，动人心弦。我还想说些什么，这时有人拥上前来同彭总握手，我就和甘泗淇同志闪到一边，看着彭总热情地接待同他会见的人们。
忽然看到有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子，从人缝中挤出来，也抢着去和彭总握手，还大声说：“彭伯伯，您好！”彭总握住他的小手，高兴地说：“小伢子，你也好！”听见的人都笑了，这个男孩也笑了。当时我把小伢子听成“小丫子”了，心里想：彭总怎把男孩子当成女孩子了？我把疑惑同甘泗淇讲了，他说：“小伢子是湖南人的方言，就是小孩子的意思。”我这才明白了，也又学会一句方言。
我们正谈论着，台上有人在大声说：“同志们！要开会了，没有带主席团条子的人，请到台下去！”很多人陆续从两侧台阶走下去。我想起衣袋中有头两天接到开会通知附带的主席团红布条，就别在胸前。这时台上还有20多人，几把椅子和几条长凳。大家都请彭总坐在中间的椅子上，他百般不肯，就先坐在一条长凳子上，人们也就不再勉强。大家就坐以后，宣布正式开会。那时，开会没有进行升旗和奏国歌的仪式，主持人先讲几句话，各界代表致了欢迎词后，请彭总讲话。彭总事先让兰州军区司令员张宗逊代表他讲，张宗逊司令员拿着讲演稿讲了起来，台上台下不时发出震耳的掌声。
我一边听讲，一边鼓掌，一边看着彭总。眼前这位普普通通的人，原来就是中外赫赫有名的平江起义、宁都会师、万里长征、百团大战、解放大西北，战功显赫的彭老总，被毛泽东主席称赞的“彭大将军”。如果不是经人介绍，实在很难认出来。
大会散后，我在归途中还在想彭总的为人。他是那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不居功，不自大，真是可亲可敬。
彭总曾邀我做随身翻译
1950年春，我在兰州大学任俄语副教授，在中苏友好协会社会服务部任部长。一个星期天，我正和新组织起来的友好话剧团的团员们谈话，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部长赵守攻来找我。他说彭总有事要和我商谈，正在省委宣传部等我。于是，我们一同乘车去省委宣传部。
省委宣传部是在旧省机关东大院一座小楼上的一间大客厅里。赵守攻在这里办公，有时还在这里住宿。我们上楼走进屋，彭总正坐在一张办公桌旁，和站在桌前的文艺处处长曲子真谈话。彭总看我们进来，就不再谈了。他站起身同我握手，让我和他坐在同一个长沙发上。赵守攻给我们倒了两杯白开水，放在沙发前的茶几一边，然后坐在另一个沙发上。
彭总对我说：“请你来是同你商量，帮助我做些工作。听甘泗淇同志说，你的俄文很好，能说，能写，能译。在兰州大学教的也很好。我最近要到迪化去，那里有苏联的总领事馆，要会见那里的领事，谈些问题。我不懂俄文，跟前又没有俄文翻译，麻烦你跟我去一次，不知你的意见如何，学校讲课是否能脱得开？”
我听他这样说，知道他是让我去给他做随身俄文翻译。但我清楚自己的俄文翻译程度，笔译还行，口译没有经验，尤其是要翻译有关外交问题，更没有把握。我就对彭总说：“我对俄文在笔译方面还可以，口译没有做过，恐怕不能胜任，有了误译就非同小可了。”
彭总听我这样讲，就对赵守攻说：“我们这些年尽打仗了，还没有想到准备个翻译干部，甘泗淇同志虽然在苏联学过俄文，总未用，早也就快忘净了。不用说翻译，恐怕连看俄文书也看不懂。目前还能有谁可以胜任呢？”
听彭总这样讲，赵守攻说：“兰大还有个教授叫徐褐夫，据甘泗淇同志说，这个人也在苏联学习过。可是我问过徐褐夫，他说，他没有做过口头翻译。”
这时我想起了马文同志，就对彭总和赵守攻说：“我有个同学叫陈玉书，现在他改名叫马文，是随解放军入城的，在第三中学担任军代表。我知道他在苏联多年，俄文很好，笔译、口译都行，可否让他随彭总去？”
彭总听我这样说，似乎也想起来了，说：“这个人我听说过，倒把他忘了。他是由苏联回来的，直接到了陕北。不止他一个人，还有不少人，都是他的同学，有男的，还有女的。我们可以找他谈谈。”
这时，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张德生同一位我不认识的人走了进来，彭总让他们坐在一边，他们之间似有紧急事要谈，我就站起来向彭总告辞。彭总送我到门口，告诉赵守攻用他的车送我回去。我在车上一路想，我没有答应彭总的要求，心里感到有些不安，很后悔不如当时答应下来，即便有点困难也能克服。在我下车后回到自己家时，心里还在想这个问题。
过了几天，马文到中苏友协来向我辞行。他说要随彭总去新疆工作一个时期，他的爱人韩静贞还在西安，可能要来兰州，希望我能对她给以照顾。没有多久，马文就同彭总到新疆去了。
以后我听说，彭总回来时，把马文留在新疆工作，任省文教厅副厅长。韩静贞没来兰州，不知她是否直接去了新疆，还是仍在西安。“文革”后听外调人员说，马文后来回到西安任石油学院院长，“文革”时被“造反派”认为是彭总的亲信受迫害致死。我想，是马文代替了我的工作，还代替了我的牺牲。每当想起，不禁悲痛和感慨。
“再建一座更大更好的大厦，才对得起人民”
1950年夏，我组织兰州市中苏友好协会的友好剧团，演出了几次话剧，得到群众的好评。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交际处处长范明、副处长李林初在中苏友好协会也担任工作，他们认为剧团的演员素质挺好，只是协会经费困难，就想把友好剧团归政治部交际处去。经过甘泗淇、赵守攻的同意，友好剧团就归到交际处了。
交际处在兰州城外北山坡上的西北大厦，该大厦原是招待高官富商、外宾游客的地方。两层楼房雕梁画栋，富丽堂皇。一天晚上，这个剧团在大厦楼下礼堂排演节目到夜深，结束后演员和服务人员在大厦住下。晚上睡得正酣时，楼上顶棚着起大火，烧得楼瓦塌下，才将人们惊醒。大家一面抢救，一面向外搬运东西。等救火人员和消防车赶到时，整个大厦已经烧毁一半，好不容易才把大火扑灭。
第二天早上我才知道西北大厦失火，赶到现场看见烧毁了的大厦有几处灰烬处还在冒着烟。许多人包括解放军战士在灰烬中翻找没有完全烧坏的物品，抢救出来的家具和什物，一堆一块地在大厦前边的空地上放着。人们匆匆忙忙，来来往往，都感到可惜。在一堆物品前，范明和李林初两个处长站在那里，望着烧得乌黑但还没倾倒的楼壁，满脸愁容。我走到他们跟前，紧紧握手，谁都没有说一句话。
这时，一辆吉普车驶来，停在不远的地方。一个人从车里走下来，我一看是彭总。彭总下车直奔大厦，走了几处，最后站住向身旁的范明和李林初问：“失火原因查明了吗？”
范明汇报说：“失火原因已经查明，是楼顶电线走火。据检查人报告，是剧团排剧照明用电过大，烧断保险盒内的铅丝后接上了铜丝造成的。已经把剧团的电工看管起来审查。”他还说：“主要是我和李林初负有责任，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应受处分。”
彭总听了范明的汇报后说：“这不是处分问题，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建成的大厦，在我们管理下，把它烧掉了！我们应该痛心，对不起劳动人民！”
彭总这样说了，范明和李林初都不知再说什么好。我想到这个剧团是我组织的，剧团的电工是我找的，虽然归给了交际处，我也应负有责任，于是对彭总说：“彭总司令，这个剧团最初是我组织的，电工是我用的，以后归给了交际处。主要是我有责任，要处分的话，只有我应受处分。”
彭总听我这样说，马上说：“我不是说了嘛，不是处分的问题，是对不起劳动人民的问题。我们今后怎么办？我的意见是在这火烧的废墟上，再建一座更大更好的大厦，才对得起人民，你们想过了没有？” 听彭总这样说，李林初这才把心落了地。他和我一样是一个知识分子，在西安一个中学任教多年，总是想得多。他对彭总说：“我们哪能想到这些，只是想自己不知要受到什么重大处分。”
彭总看了看现场，又看了看我们，说：“你们就不要再想什么了，就当我们在战斗时一炮把它打着了，你们都放心好了！”
彭总这样说完，先和我握手，又和范明、李林初握手，坐上吉普车就走了。这时我才注意到，站在我们附近有不少人。范明和李林初脸上的愁容全消失了，都和我握手，搂住我的肩膀，几乎把我抱起来。我也像如释重负那样轻快。
在这以前，常听人们传说，彭总的脾气非常大，一发火就骂人，很多人对他都感到畏惧。可是这次我亲眼看到，对这样重大的失火事件，他并没有发火。
在西北文代会上见到彭总
1950年9月，我担任甘肃省文联主席，在西安参加西北文代大会期间，又见到了彭总。大会议程是9月24日邀请彭总莅会讲话。这天上午已经开会，在别人正在讲话时，彭总一个人悄悄地走进了会场。他走到主席台下主席团的席位，在我身旁的一个空位坐下，这时我才看见他。
我请他到主席台上去，他制止我不要惊动别人。在他座位另一边坐的是豫剧演员常香玉，看到彭总坐在她的身边，她立刻站起来和彭总握手。这时，有人就喊了起来：“彭总司令来了！”
这一喊惊得全场的人都站了起来，望着彭总鼓掌。主席台上讲话的人不讲了，也在鼓掌表示欢迎。大会执行主席柯仲平同志急忙从主席台下来，把站在人们中间向群众鼓掌致意的彭总请到主席台上就坐。人们这才不再鼓掌，坐下继续开会。
在会场安静下来一会儿后，柯仲平宣布请彭总讲话，会场又响起了一片热烈掌声。彭总讲话很自然、很诚恳，他没拿讲稿，首先说他是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西北军区向到会的代表们及一切西北文艺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礼。他说，西北文艺工作者在解放战争中及和平建设中，以卓越的智慧和艰苦的努力，教育群众，鼓舞战斗情绪，提高政治认识，对解放大西北和建设大西北有过光辉的贡献。
他说，西北地区辽阔，物产丰富，民族众多，文化悠久，有远大的发展前途。由于过去反动统治多年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以及不断的破坏，大好河山弄得荒凉残破，人民文学艺术也得不到发展，现在反动统治已经推翻，文学艺术走上了康庄大道，西北各族人民要建设一个繁荣、富强和进步的新西北。希望文学艺术工作者要配合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团结起来，坚持毛主席的文艺方向，开展西北文艺运动，为建设新西北而奋斗。
他说，希望文学家、艺术家成为社会建设的“工程师”，以精心的作品，启示广大群众，摆脱旧的影响，建立新的认识，万众一心，建设美好的将来。他希望文学艺术工作者深入到劳动群众中去，熟悉他们的生活，体会他们的情感，学习他们的优秀语言，把整个身心浸润到所要表现的主题核心去，创作大量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发展提高祖国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他还希望文学艺术工作者要提高理论水平，深入实际生活，钻研写作技巧，携起手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勉励，破除门户之见，文人相轻等封建旧习，不要搞庸俗的自由主义和市侩主义。他最后希望一切老的新的文艺工作者，都要在为人民服务、为新民主主义服务的方针下，团结起来，努力学习，勤奋写作，为建设光芒万丈的新中国而奋斗！
彭总讲的这些问题，深深地打动了与会听众的心灵，不断引起一阵阵掌声。彭总讲完了，谦虚地走下主席台，又坐在他坐过的座位上。他刚坐下，就有许多各族代表前来，拿着本子请他在上面题字、签名作为纪念。直到宣布散会，他还没有把字题完，把名签完。
与彭总的最后一次聚餐
9月26日晚间，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西北军区，在西北局礼堂设宴招待西北文代大会全体代表，彭总参加了这次宴会。
负责招待的干部有意把几省的代表团团长、几位年老代表、知名人士的席位名签和彭总的席位名签放在一个席桌上。与彭总同桌的有程伯仁、张季纯、马健翎、鲁直、郑伯奇、樊粹庭、范紫东、杨醉乡和我。礼堂很大，华灯高照，各族代表济济一堂，无限欢腾。大家就坐后，彭总看见我坐在他的身旁，笑着对我说：“我们真是有缘，开会时坐在一起，现在又坐在一起。”我也笑着说：“我们这次是第五次见面了，不但有缘，还很有纪念意义啊！”
彭总对同桌的人恳切地说：“我现在向各位有个请求，希望各位能够同意。这几天我的胃口不好，不能够多喝酒，只能敬代表们一杯酒，再不能多喝了。”
彭总说完，端起一杯酒先站起来，说了几句在宴席上常讲的客气话，就请大家干杯。大家都站起来一同干了杯，又一同坐下，动起筷子。
这时我注意看了看彭总的面容，发现是有些病态，比在兰州会见时有些消瘦，不过两眼还是那样炯炯有神，语音还是那样铿锵有力。过了一会，别的餐桌上的人都站起来，过来向彭总祝酒，请彭总一同干杯。彭总也站起来，举起空酒杯干杯。
看到他几次都是这样，同桌的人不禁抿着嘴笑。彭总看到了就很严肃地说：“这是我用的军事策略，希望大家保守军事秘密。”
几位年老的说，这是彭总发明的“空杯计”。但彭总的“空杯计”用了几次后，竞被青海的牧羊歌手才旦卓玛给识破了。她拿着一个酒瓶，给彭总的酒杯斟满，就唱起藏族民歌，彭总如不喝干，她就不停止歌唱，彭总只得真的又喝了一杯。
后来大家知道彭总有胃病不能喝酒，再向他敬酒时，也就不勉强他干杯了。
这次聚餐，大家无拘无束很尽兴，直到夜深才先后散去。我从这次见到彭总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见过他。
西北文代大会以后，我离开了兰州，离开了西北，被调到青岛的山东大学任教，参加了青岛文联、青岛中苏友协工作。1959年8月，党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开过以后，我一直不知彭总的消息，直到十年动乱期间，才听到他由成都被“造反派”揪到北京，在1974年11月被迫害致死。
此后，我每当回忆起同彭总的几次相见，就不禁悲从中来。回想起同彭总在一起的情景，总是由衷崇敬和深切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