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我擦好了三八枪，我子弹上了膛，我背上了子弹袋呀，勇敢上前方……”
这两首出自战争年代的《游击队之歌》和《战斗进行曲》，歌词中都有“子弹”二字。没了子弹，手中的钢枪便不能发威。战争年代，我军的子弹来源或为缴获，或为自造。而要批量造子弹，不仅要有兵工厂，有机械设备，还要耗用相关材料和用工成本。当人民军队耗用根据地人民的资源时，既要算生产的成本账，也要算与人民的感情账。
1948年3月10日，东北我军发动的冬季攻势胜利结束，国民党军被分割压缩于长春、沈阳、锦州等孤立地区。为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争取东北解放战争的首先胜利的指示和东北局、东野总部的部署，时任东北人民解放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和政委的黄克诚，主持召开了东野全区（军）后勤工作会议。鉴于新的更大规模的作战任务将带来更大的物力消耗，一向体恤民情、爱惜民力的黄克诚在报告中为与会者算了一笔账：一个军人的衣服鞋袜若用粮食来折算，一吨粮食不够用。造一粒子弹等于12斤高梁米，造一枚手榴弹等于20斤高粱米，造一发山炮弹折合200斤高梁米，造一发野炮弹等于300斤高梁米，造一发榴弹炮弹则等于400斤高粱米，若在关内则需要1500斤高粱米。打一发炮弹就等于打掉一个中农一年的收入。这是多大的消耗？他接着说道：而我们许多同志大手大脚，不知爱惜，随意浪费。在一次仗打完后，有些同志步枪机枪一齐放，乱打了三四个钟头，这都是人民的血汗钱哟！
黄克诚告诫大家：“我们是为人民而打仗的，不能‘当兵三年不认亲’。我们要体谅群众这个母亲的困难。今天的矛盾是战争发展消耗大，生产力低，如果这方面搞不好，虽然打了胜仗还是可能失败的。”黄克诚的这番苦口劝导，亮明了用群众血汗来估算和看待战争消耗的人民战争后勤观。
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的后勤供应基本上完全依托国内的生产、储备和筹措来实现。前方的物资消耗直接与建国甫定的国家物力财力和人民的生产生活相联系。1952年春季，随着前方对手榴弹不断加大批量的需求，国内一家兵工厂的管理人员见制作手榴弹木柄所用的木材很干燥，便在任务压力下擅自减掉了本应对木柄施以蒸煮和涂蜡的防潮工序。不曾想，当大量新制手榴弹被运到朝鲜前线后，因储备弹药的洞库潮湿，最终酿成后来在战斗中手榴弹失效的重大事故。结果，30万枚包含了巨大生产、运输、储备和前送成本的这批手榴弹不得不做战地报废处理。一向克勤克俭、苦虑民力的彭德怀对这本可避免的无谓消耗和浪费疾言痛斥，指出这是一种犯罪。在他的严厉要求下，后方机关对该兵工厂厂长予以撤职严办，但损失已不可挽回。
进入和平时期，尽管随着劳动生产率和工艺水平的提高，弹药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但在国力有限的情况下，有关部门根据成本比较又算过一笔帐，即一发子弹等于3个鸡蛋。1964年6月15日，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北京军区、济南军区训练尖子汇报表演。当弹无虚发的一对来自河北的民兵神枪手父子的射击表演结束后，时为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杨勇向毛泽东汇报说，经过连续的实弹训练，这对民兵父子的射击精度已经达到了当年日军的水平。毛泽东听后说道：“那好啊！我们是全民皆兵嘛！”杨勇接着说道：“培养层出不穷的神枪手需要消耗大量的子弹。主席，一发子弹，三个鸡蛋！”毛泽东听后说：“你现在用掉的子弹多，等到打仗时用的不就少了嘛！”这里，毛泽东的辩证法最终还是以“少”字为落脚点。这“少”字里面，自然有成本账后面的感情账。
今天，历史的车轮将我军带进了新的时期，军民融合的军事经济成本与国家GDP的联系更为紧密。目前，我国还有五分之一的县属于贫困县，有近十分之一的人口仍未脱贫。无论是当年解放战场上“一发炮弹打掉一个中农的一年收入”的告诫，还是和平时期“一发子弹，三个鸡蛋”的形象比喻，都在启示我们。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排名世界第二，可人均收入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很大，我们没有资格盲目骄傲，更没有资格奢侈浪费。即便是以后富裕了，也要保持勤俭节约的好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