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面前这个英姿勃勃的年轻人，毛泽东瞬间想起他们9年前在北大组织留法预备班时见过面。这个叫何坤的青年曾在北京长辛店当铁路工人，参加过五四运动，后与众多革命者赴法勤工俭学，并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这时，他已是一个几十万人口大县的团防局团总，按党组织要求准备率部参加由毛泽东组织领导的秋收起义。而对这个性格开朗，又会法俄两国外语的“文青”，毛泽东却为他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何长工。
那年，他刚27岁，从此便开始了为革命做“长工”的传奇生涯。
秋收起义前，他与战友共同设计了第一面红军军旗
1927年中共在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决定举行秋收起义，由毛泽东任一线总指挥—一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提出，国民党已经背叛革命，秋收起义不能像南昌起义那样打着“国民党的旗子”，而“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子来领导武装斗争。
当时确定参加起义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连排以上干部中有三分之一是共产党员，团长是后来在秋收起义中功勋卓著的卢德铭。
起义前，卢德铭让担任团部参谋的何长工等人设计一面军旗，等到起义时打出自己的旗子。
何长工无比兴奋。他考虑，中国革命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联合工农，开展武装斗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像星星之火一样燃遍全国，因此“军旗上要有五角星，要有镰刀、铁锤”。他的这个创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于是几个人边设计边修改，整整干了一个通宵，终于拿出了一个主题突出、结构合理、比例适当的设计图案。第二天一早，他们找来红布，用缝纫机开始缝制。红旗正中是用一块黄布裁剪的大五角星，五角星的中间是镰刀和铁锤的剪影，顺着旗杆一侧的白色条面上用毛笔由上至下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总体看去给人一种庄严、神圣、威武之感，同时凝聚了工农联盟的精神。
这面旗子一亮相就受到了官兵们的欢迎，毛泽东和卢德铭看了也很满意。起义当天，由卢德铭率领起义部队在这面旗子下进行了庄严宣誓。起义部队官兵佩戴红布做的臂章和领带，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解放劳苦大众！”从此，镰刀铁锤不仅成为我军第一面军旗的标识，还成了中国共产党党旗的标识。
此后，何长工就是在这面旗子的指引下，为革命事业奋勇冲杀，义无反顾。1930年他率领部队攻打长沙时，军阀何键将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扣为人质，以此要挟。见何长工毫不动摇，凶残的敌人竟将母子三人剁成肉块，放到一个大桶里丢进了沱江，同时还杀害了他三十多位亲人。何长工闻讯后放声大哭，但却更加坚定了他高举红旗革命到底的决心。
朱毛会师，他远去广东“牵线搭桥”
秋收起义部队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毛泽东想到应马上与湖南省委取得联系，汇报情况，同时还要与南昌起义部队联系，争取早日汇合。但此时，他们只听说南昌起义失败了，起义部队大部分被打散，只有朱德率领一少部分人在广东一带活动。谁去联络呢？毛泽东想到了何长工。
何长工经多见广，处事机智灵活，任务交给他让人放心。伺长工二话没说，化装成一个逃兵模样，只身一人先去长沙向中共湖南省委汇报情况，然后又到广州—带寻找南昌起义余部。可由于朱德率领的部队已暂时潜入老同学范石生所部休整，朱德也已化名王楷，所以一时没人知道那支起义部队去了哪里。时间过去两个多月，就在何长工一筹莫展之时，他到韶关一家小浴池洗澡，竞在水汽蒙蒙中听到两个国民党军下级军官闲聊有关朱德部队的消息。他兴奋不已，连夜赶往韶关西北处的犁铺头，终于见到了他在法国留学时的老同学陈毅，也第一次见到了久闻大名的朱德。于是，他和他们商定了部队去井冈山会师的方案，圆满完成了毛泽东交办的任务，为后来著名的“朱毛会师”打好了前站。
在朱毛会师的大会上，双方共同推举何长工担任大会司仪。他高声宣布：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了！
走上井冈山，他奉命去改造袁文才王佐部队
看过现代京剧《杜鹃山》的人，都会对剧中的“山大王”雷刚和女党代表柯湘印象极为深刻。珠不知，剧中那个柯湘的原型就是何长工。
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下，毛泽东派人与“山大王”袁文才和王佐进行联络。经过一番试探和接触，袁、王热情欢迎毛泽东和秋收起义部队开进井冈山。袁文才其实早就是共产党员，但袁、王的部队长期盘踞在山里，没有党的领导，没有政治教育，没有组织纪律，匪气较重，一时很难与红军合拍。为了团结和改造这支队伍，毛泽东委派军政素质都很强的何长工、陈伯钧等人去袁、王部队做党代表。
何长工只身一人去了王佐的部队。王佐是个“雷刚”式的人物，重义气，讲哥们，却不愿意受约束，并且他只认可毛泽东，对其他人不放在眼里。何长工到来之后，王佐对他敬而远之，甚至派人以保卫为名，将他安排在离指挥部一里远的地方软禁起来，并以山里野兽多为由，不许他到处活动。
何长工看出了王佐的用心。他像一个医生一样很快找到了王佐的“痛点”：一是王佐是个大孝子，他最听母亲的。何长工就找机会接触上了王佐的母亲，与她拉家常，谈道理，结果老太太很快成了何长工的“粉丝”，她不断向王佐念叨：新来的那个何党代表可是一个好人，有学问，有见识，你可要多听人家的。于是，王佐对何长工渐渐转变了看法。
王佐有一个仇人，也是他的宿敌，叫尹道一，是当地的一个恶霸，曾经杀害了王佐的亲侄女。王佐与他几次交手都没占到便宜，把他当成了心头大患。何长工知道后，立即找到王佐，说尹道一不仅是你的敌人，也是我们工农红军的敌人，我一定帮助你把他除掉。随后，何长工和王佐及他的手下一起商定了一个“诱敌伏击”的计策，还向毛泽东借来一个排的兵力协助。结果，在何长工的亲自指挥下，尹道一的队伍被一举消灭，王佐的手下刁飞林还亲手砍下了尹道一的脑袋送到王佐面前。王佐多年的仇怨终于得报，高兴万分，他大摆宴席庆祝了5天，表示从此坚决拥护毛委员，跟定了共产党，同时也对何长工愈加敬重，欣然同意将他和袁文才的部队改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他任副团长，而何长工就是这个团的第一任党代表。
这个团后来在井冈山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一支非常能战斗的队伍。后来，何长工又先后完成了对湘军起义部队、宁都起义部队的改造任务，甚至把那些有抽大烟习惯的“双枪兵”都改造了过来。由此，他更得到了毛泽东的厚爱和看重。
长征前夕，他与粤系军阀谈判“让路”
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主力红军准备转移时，为什么要选定从于都出发呢？这与何长工受命做好粤系军阀陈济棠“让路”的工作不无关系。
原来，在酝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撤离苏区进行战略转移时，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都曾经考虑过怎样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为红军转移找到一条最有利的道路。经过分析，他们认为，粤系军阀陈济棠虽然被蒋介石封为围剿红军的南路军总司令，但他对蒋介石一直存有芥蒂，他十分担心红军在北面受到国民党中央军的进攻后，会撤到广东境内，那样的话就会把国民党的中央军引到广东境内。与此同时，陈济棠也派人与红军进行过秘密联系，希望双方达成停战的默契。而此时，红军要进行战略转移，正需有一个突破口，于是谈判的重任落到了何长工和潘汉年身上。
1934年10月，就在红军长征出发的前几天，何长工和小他6岁的潘汉年带着周恩来以朱德口吻写的亲笔信去与陈济棠的手下见面。双方代表就停战、让路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谈判。两位共产党人落落大方，侃侃而谈，向对方申明大义，晓之以理，仿佛不是来找生路的，而是给对方指路的，让陈济棠和他的手下十分敬佩。最终，双方达成了五条协议，完全满足了红军的要求，商定就从于都那里留出个口子，让红军顺利突破第一道封锁线。
可惜的是，何长工他们刚刚返回苏区，红军转移的先头部队就已经出发了。由于双方互不对抗的协议是完全秘密的，有的一线部队并没有及时接到命令，结果在红军开始突围时双方还是发生了一些冲突，不过还是大大减少了伤亡，节省了大量时间。何长工的秘使之行，应当算作长征路上的头功。
长征中，何长工曾先后担任红八军军长、红十三军政委、红九军团政委，到达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他和“从奴隶到将军”的原型罗炳辉分别担任红三十一军政委和军长。在红军分成左右两路纵队分头北上时，他被留在了由张国焘指挥的左路纵队，从而经历了政治上的坎坷和波折。
到延安后，伺长工担任了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教育长、副校长，主持过抗日军政大学的工作。抗战胜利挺进东北后，他先后担任东北军政大学第一副校长、东北军区军工部部长等职；1948年4月出任东北兵工专门学校（即现在沈阳建筑大学、沈阳理工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校长，并亲自为学校选址。建国后，他又创办了北京工业学院（即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此后，他长期担任国家地质部副部长，配合地质专家李四光开展科研工作，直到1987年病逝。他的最高职务是全国政协副主席，被称为“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军事家、军事教育家”，而他留下的美誉则是“革命长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