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党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即已探索建立了巡视指导制度，以加强对地方工作的指导。在1927年底至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这一时期内，党的各级组织——中央、省委、县委、特委都设立了专门巡视员，普遍对下级党组织开展了巡视指导工作，“直接帮助下级党部确定正确的政治、组织、工作的路线和一切工作的方法。”这一时期，邓小平作为党的一名领导干部，曾先后4次出任巡视员。
巡视四川：一次没有成行的巡视
邓小平第一次开展巡视，是作为中央巡视员被派往四川巡视。当时，中共中央对四川省委的工作是不满意的。四川是地方军阀比较集中的省份之一，反革命力量比较强大。受“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1928年初，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错误地认为，在四川组织暴动客观条件“早巳超过”，因而盲目地发动了春荒暴动，不久失败，使革命力量遭受相当大的损失。接着，党内又产生报复主义的倾向，四川的党组织先后组织了南溪、叙府、涪陵、绵竹等暴动，结果因缺乏群众基础和城市的配合而完全失败。10月，四川省委遭到敌人破坏，全省党的工作陷于混乱。
1929年2月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四川问题，讨论了由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代中央起草的致四川省委的指示信。邓小平在信中分析指出，四川目前的形势还没有革命高潮，认为忽视城市工作是四川党组织发展存在的重要问题之一，提出要特别注意中心区域。对此，会上产生了不同意见。周恩来同意邓小平对四川形势的分析，认为四川还没有革命高潮；李立三则认为四川的形势更易造成革命的高潮。会议决定由邓小平负责根据讨论意见对指示信稿进行修改。2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邓小平修改后的指示信稿，决定由周恩来审定后发出。3月26日，中共四川省委发出第七号通告，仍然提出四川“现在整个的局面实在快要到了革命火山在我们面前大爆发的时期”，“客观条件的确完备成熟了”。7月16日，中共中央给四川省委又发出指示信，批评四川省委“对四川政治形势仍有过分估量的倾向”，“四川党内存在很厉害的右倾和‘左’倾的危险”。信中还批评四川省委对于中央指示信中关于党的组织发展要建立中心区域的意见“仅是口头上的注意，仍然是一般的忽略”。这期间，四川还发生了江防军第七混成旅兵变事件。
针对四川的形势，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加强对四川党的工作的指导。在这种情况下，1929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邓小平去四川巡视一次，为期3个月。8月13日，中央政治局决定调赵容（即康生）接替邓小平的工作。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组织四川问题委员会，由杨殷、邓小平等5人组成，杨殷担任召集人。8月24日，杨殷和彭湃等人因叛徒出卖而被捕。面对这一突发变故，党中央临时改变了原定的一些工作安排，邓小平的工作也随之发生了变化。8月底，受中共中央派遣，邓小平前往广西，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到俞作柏部开展统战工作，领导中共广西党组织的全面工作。邓小平巡视四川的计划就此搁浅。
巡视安徽：临危受命组建安徽临时工委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失败后，邓小平率领红七军转战桂、湘、粤等地。1931年3月初，邓小平由红七军团委派往上海，向党中央报告工作。3月中旬，邓小平到达上海。由于当时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中央领导人已经听信原红七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和闰衡、涂振农等人的汇报，把红七军、红八军遭受的重大损失归咎于前委对中央的路线、方针贯彻不力，认为邓小平要负主要责任。所以，中央负责人对邓小平要求汇报红七军的工作置之不理，既不安排听汇报，也没有见他。于是，邓小平写出了近2万字的《七军工作报告》，把红七军、红八军的情况如实地写了出来，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以书面形式向中央报告，然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的中央并未理会这份报告。邓小平向中央要求回红七军工作，由于中央和红七军没有交通联络而作罢。在上海这段时间，党中央的交通员按时给他送来生活费，并且隔一段时间来看他一次。邓小平只有等待，等待中央安排工作。
1931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设在芜湖的安徽省委秘书处和皖南互济总会机关相继遭到破坏，安徽省委书记王步文、省委常委兼芜湖工联会党团书记霍锟镛、共青团中央巡视员刘文等11人被捕，安徽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共安徽省委一时陷入瘫痪。随后成立的安徽代省委也因种种原因未能履行职能，到4月底自行结束活动。省委遭到严重破坏后，省委机关几个部门负责人商议，决定派省委组织部秘书谢节之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安徽省委遭受破坏的情况，请求中央派人到安徽指导党的工作，恢复中共安徽省委领导机构和职能。4月下旬，谢节之赴上海将安徽的情况向中央作了报告，并要求中央派人去安徽指导工作。谢节之还向中央提出，“派去的人要有实地工作经验及政治观念正确”。
1931年5月上旬的一天，党中央一位秘书来到邓小平的住处，传达中央决定，派邓小平去安徽巡视，由谢节之担任交通员。几天后，邓小平乘船到达芜湖。
在芜湖，邓小平见到安徽省委的负贵人，在了解安徽党组织遭破坏的详细情况后，提出了处理安徽党务工作的意见，并决定成立由武英、谢节之、刘震等人组成的中共安徽临时工作委员会，武英任书记兼皖南互济总会的工作。临时工委在新省委来到之前，代理省委工作。对武英等人提出的皖南几位县委书记存在“取消派”、“改组派”嫌疑的问题时，邓小平要求先进行深刻的考察，暂时不同他们发生关系。5月中旬，邓小平完成在安徽的巡视任务，从芜湖返回上海。邓小平这次安徽之行，时间虽短，但为党中央了解安徽的形势、摸清安徽党组织存在的问题、整顿安徽党的队伍、打下了基础。
在中央苏区的两次巡视：靠边站的巡视员
1931年8月，邓小平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先后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等职务，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瑞金、会昌等苏区的武装斗争、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项工作蓬勃开展起来。
但是，随着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到中央苏区，博古等在中央苏区继续全面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反对毛泽东等的正确主张。他们不但排斥毛泽东在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而且排挤和打击拥护、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人。1932年2月间，福建省苏区开始反“罗明路线”，罗明、张鼎丞、谭震林等一批领导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斗争，被撤销职务。3月，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开展了反对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邓小平领导的会寻安中心县委被中央局点名批评。迫于压力，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李富春不得不将邓小平调离会昌中心县委，安排他到省委担任宣传部长。接到省委的调令，邓小平马上交接完县委工作，赶赴宁都江西省委报到。但是，江西省委对会寻安中心县委的处理和邓小平新的工作安排，受到中央局的严厉批评。3月中旬，邓小平被中共江西省委派到万泰、公略、永丰三县苏区巡视工作，代表省委解决那里的有关问题。3月下旬，邓小平处理完万、公、永苏区的工作后回到宁都，向省委汇报情况。
之后，邓小平接到参加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的通知，赶到瑞金，在会上，邓小平报告会寻安三县的工作，受到中央局领导的严厉批评，会后被迫写出检讨书《会寻安工作的检查》。3月底，中央局在筠门岭直接召开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代表会议，揭发和批判邓小平的“错误”。一场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全面开始了。邓小平尽管承受着极大的压力，被迫作检查，但在原则问题上没有作丝毫的让步。
1933年5月批判斗争结束后，邓小平受到撤销省委宣传部长职务和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下派到乐安县所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他孤身一人背着行李步行到南村区委。南村区委处于中央苏区的边沿地区和前线地带，中央局怕邓小平这个“右倾逃跑主义者”在前线会跑到敌人那边去，邓小平在南村呆了不到10天，又被调回宁都，到七里村监管劳动。直到王稼祥、贺昌等人向中央提议，几经周折，邓小平才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任秘书长，随后跟着中央红军开始了长征。
邓小平担任巡视员的经历，第一次巡视四川未能成行，最后一次被调回，其余两次，他都完成了党组织安排的任务。这些经历，时间虽然不长，但都可以反映出邓小平身上所表现出的坚强的党性光辉。作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虽身处逆境，邓小平从未气馁，从未退缩。受到不公正对待，他毫无怨言，只要党组织安排自己工作，立刻服从，并积极去完成；受到错误批判，他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反映问题，毫不计较权力的大小，职位的高低。对党忠诚，遵守纪律，服从组织，认真工作，他始终坚持着一名共产党员所具备的这些优良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