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成为黄埔军校校长是其发迹的起点，但他成为黄埔军校校长背后的真实原因却至今鲜为人知。其实，孙中山对蒋介石的任命是被迫的。
蒋介石出任校长并非一帆风顺
最早建议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是鲍罗廷。“1923年11月26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十次会议上，鲍罗廷就积极支持蒋介石出任校长一职。在他看来，蒋介石是一位能信任而且强有力的人物，‘受过军事训练，有军事经验，并且不是军阀；他没有白己的军队；他接近孙中山并接受孙的领导。在国民党里，这样的背景唯他独有。”’鲍罗廷抵华不久尚未与蒋介石谋面，可见其表态应该是来自莫斯科的指示。其时，蒋介石正在苏联访问，不仅对苏联赞不绝口，还认真研读《马克思学说概要》与《共产党宣言》。苏联对他的评价是“同我们很亲近”，“在中国，以最有教养的人之一著称”。看来，蒋介石能够受到高规格接待并非仅仅是因为代表孙中山的原因。
据蒋介石当时的新婚妻子陈洁如回忆：“介石在11月29日离开莫斯科，12月15日抵达上海。虽然他深情地对我问长问短，而且似乎满心喜悦，但我可感觉得到，他有心事。”蒋介石从苏联带回国的“心事”已经严重到无法掩饰，以致抵沪后立足未稳就找张静江商量。据《蒋介石年谱初稿》记载：“十五日上午七时，船入吴淞口，九时，抵沪埠。午后，访张静江。三时，趁江天轮归甬。”蒋介石急“访张静江”后迅速离沪显然是有意而为：一是回避见客，以免心不在焉而引人生疑；二是回避闻讯赶往上海急于会蒋的鲍罗廷。12月20日，廖仲恺从上海致电蒋介石，“鲍君有事与商”。22日，廖又催促：“惟望兄早日来沪，鲍先生及弟等待商之事甚多。”“鲍先生事尤关重要，彼每见弟等，必问兄来未。”26日，廖再次催促：“鲍先生日盼兄至，有如望岁，兄若不来，必致失望。”鲍罗廷心急火燎地再三要见蒋介石，显然也与蒋介石访苏归来的“心事”有关。
其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从蒋介石在溪口的反常行动中也许可见一二：“息影慈庵，拂案焚香，绕茔抚树。”“读武侯出师表，为感忠孝同源，其性光照耀千古，自喜素所为文，多与此旨符合。”可见蒋介石当时求神拜佛的“心事”与是否“出师”有关。
由于蒋、张、鲍三者关系之密切在随后的整理党务案中显露无遗，因此不难断定这三人的密商也必与蒋的“出师”有关。
1924年1月10日，就在蒋介石返乡研读“出师表”之时，谭平山与鲍罗廷的一次谈话透露了黄埔军校校长的人选问题：“决定孙中山本人担任这个学校校长，而副校长由蒋介石担任。但这个问题也还没有正式解决。起初想要蒋介石当校长，但后来又改变主意，决定要孙当校长。现在您来了，就必须研究一下这个问题，而我们必须加速进行这个工作。”谭平山的谈话表明两点：鲍罗廷对校长的人选非常关心；孙中山对蒋介石有所顾虑。1月24日，孙中山只任命其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这就是说即便鲍罗廷参与“研究”，依然没有改变孙中山的决定。正如鲍罗廷在给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中所言，“要使孙中山改变主意是困难的”。蒋介石尽管有鲍罗廷的支持，但依然是“出师不利”。
孙中山最后不得不“改变主意”
查蒋介石1月24日主政校筹委会后的举动似乎并无异像。2月8日蒋介石召开校务筹备会议，2月10日分配各省区招生的名额，15日偕邓演达往石井视察兵工厂。“黄埔刚开设时即无军械。只因蒋介石曾在事前去石井兵工厂，厂长为国民党员，不久即秘密运来步枪五百枝。所以日后蒋介石不仅可以夸言‘我个人亲自指导出来的’黄埔一期学生约五百人，而同数的步枪，也是他第一笔本钱。”可见，蒋介石当时还非常积极地解决军校学生缺少枪支的难题。17日，蒋介石赴肇庆对西江讲武堂的学生发表长篇演讲，其中提到他重点关心“二种计划，一为在兵工厂创设炼钢厂，一为开办军官学校。”然而，正积极筹备军校的蒋介石在21日突然向孙中山提出辞呈。23日，孙中山“批蒋中正函”：“务须任劳任怨，百折不回，从穷苦中去奋斗，故不准辞职。”但蒋介石执意离去，似乎完全令人不可思议，而且就如首次出走，直接去见张静江。“当蒋介石带着娇妻陈洁如来到上海西藏路张静江公馆时，张静江显得非常讶异。”
蒋介石再次莫名出走后，孙中山发动了第一波劝蒋回归的电报。2月25日，廖仲恺应孙中山要求致电蒋介石促其返粤，邓演达奉命前往劝说。26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致函蒋介石“切劝”。28日，胡汉民致电蒋介石：“驾过沪匆匆即行，未及晤谈，至相念也。”胡汉民显然不懂蒋介石何以连面也不见就“匆匆即行”。29日，孙中山致电蒋介石：“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误。”不悦之情跃然纸上。
此后，频繁的“劝蒋”电报突然中断。3月10日，廖仲恺又开始致电蒋介石促返：“毋负远来考者，以损党誉。”此后促蒋速返的电函更变得连篇累牍：15日、17日、18日是孙中山；17日、21日、24日、30日是廖仲恺；17日、19日、24日、26日、28日是胡汉民；23日是戴季陶；4月1日、3日是廖仲恺与李济深……直至蒋介石在许崇智陪伴下返粤。
两波电报之间的10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5月2日，孙中山一改初衷发布命令，“特任蒋中正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既没参加国民党‘一大’，也没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也不是中央部委负责人的蒋介石，却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一位美国学者在《蒋介石传》中说：“尽管许多传记渲染孙中山和蒋介石的亲密关系，但有一点很明显，孙中山从来就未认真考虑蒋介石的建议，也未将他当做自己的知心朋友。”
研究者对孙中山似乎莫名其妙的忍气吞声、委曲求全无从解释，甚至不得不从权谋与人品上寻找原因。如《蒋介石评传》说：“蒋介石虽一再向孙中山讨价还价，但技巧地保持渠道畅通，不致因价钱谈不拢而破裂。从最浅显的道理也可看出，蒋介石的这种表现，对‘革命’不忠，对孙中山不义。这种不忠不义的背后，浮现‘瑞元无赖’的性格。”
孙中山的“改变”来自斯大林的压力
1923年1月4日，联共政治局会议做出了一个绝密决定：“采纳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赞同越飞同志的政策的建议，该政策旨在全力支持国民党，并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我们共产国际的代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但随后的历史事实表明，斯大林“全力支持”的“国民党”不是孙中山而是蒋介石。
1923年3月8日，斯大林决定“给孙逸仙约200万墨西哥元的资助”。5月1日，苏联政府在致孙中山的电报中说：“我们准备向您的组织提供达200万金卢布的款额作为筹备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工作之用。这笔援款应使用一年，分几次付，每次只付5万金卢布。”但此后一年苏联完全食言。
解密的苏联档案记载：“莫斯科对于孙逸仙及其政党可靠性的怀疑，特别表现在向广州提供物质援助的规模和期限问题上。”《党的文献》也载文说：“过去我们说孙中山与苏俄的关系总是强调苏对孙援助的一面，可是事实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苏俄政府不完全相信孙的政治路线，担心他掌握政权后会在中国建立凯末尔式的政府，对于孙的政府能否成为苏俄心目中的政府存在相当程度的怀疑。”可见斯大林对孙中山其实是信不过的。
1924年3月20日，就在蒋介石第二次出走坚持不回广州之际，斯大林突然决定把一年前拖欠的200万资助付给孙中山，同时还决定增加武器供应：“委托伏龙芝同志亲自负责发放50万卢布、1万支步枪和一定数量的火炮。”同一天，孙中山发布大元帅令：“派蒋中正为陆军军官学校入学试验委员长。”两个决定发生在同一天应该不是巧合，但孙中山对蒋介石的任命依然是“委员长”而非“校长”。
随后苏联又派出军事顾问团。“1924年4月16日，应孙中山要求，鲍罗廷与加拉罕电莫斯科，提出给广州派五十名军事工作人员，其领导者须是有战斗经验的人。”5月2日，就在苏联顾问抵华前夕，孙中山终于任命蒋介石为黄埔校长。不久，苏联的“第一批武器于1924年10月8日从海参威运抵广州”。
斯大林与孙中山同时改变主意，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前者以援助的兑现换取了后者的让步。也就是说，蒋介石的校长其实是苏联全力支持的结果。美国学者在《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一书中说：“对于俄国援助的迫切需要，在孙中山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最后决策中，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
但斯大林兑现承诺时完全改变了黄埔军校的性质。1923年5月1日，苏联政府在致孙中山的电报中说：“遗憾的是我们的物质援助数额很小，最多只能有5000支日本步枪、15挺机枪、4门炮和两辆装甲车。如您同意，则可利用我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和教练员建立一个包括各兵种的内部军校，而非野战部队。”可见苏联最初设想的黄埔军校只是训练性质的“内部军校”。但从苏联的第一批武器到达起，黄埔军校就成了野战部队。
在孙中山逝世一周后，苏联就立刻全面加强对黄埔军校的援助。1925年3月1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由伏龙芝、契切林、莫洛托夫和彼得罗夫（后由维经斯基取代）同志组成的委员会，监督日常援助国民党和同情它的团体的措施的执行情况。”
1925年5月7日，斯大林在会议上说：“我建议：1、认为在广州组建新的可靠部队是必要的。责成伏龙芝同志为此目的向广州派遣200人的教官团。2、为组建部队拨出必要的资金，责成伏龙芝和索柯里尼柯夫同志最后确定为此拨出的补充资金的数额（约50万卢布）。3、为同样目的拨出2万支步枪、100挺配备子弹的机枪、一定数量的掷弹炮和手榴弹。’
1925年5月29日俄共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第2号记录：“有200万卢布由外交人民委员部支配，这笔钱用于支持广州小组、黄埔军校、政训班，资助组建一个新的师团。”“我们预定发运给广州：9000支步枪（已在途中）、950万发子弹、1万枚手榴弹、100挺带子弹带、弹盒和小型机器的机枪、10支1000发的掷弹炮。”
1925年9月23日决定：“为了加强黄埔军队，给广州调拨总额为3988242卢布的武器装备。”10月7日进一步决定，“现时黄埔军队的人数约为6000人”，“必须建立新的黄埔军队，使黄埔军队的人数达到25000人，加强空军和技术作战手段。打算给广州调拨步枪15000支、机枪100挺、子弹2000万发、带炮弹的炮24门、带炮弹的掷弹炮50门、飞机15架”，“组成改组后的政府军的坚强核心”。很明显，斯大林其实是要通过武装“黄埔军队”，把蒋介石变成“坚强的核心”。“斯大林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甚至在蒋介石实行了‘三月政变’(1926)并且建立了军事独裁之后，斯大林仍然完全支持蒋介石的北伐。”
《党的文献》载文说：“孙中山去世后，苏联仅在1925年对中国国民党的军事援助就有530多万卢布。”“三二O事件后，苏联和共产国际继续支持蒋介石的费用超过320万卢布。”可见斯大林对蒋介石落实了“全力支持国民党”的决定。
斯大林突然改变黄埔军校的性质其实是对蒋介石拥有实职实权的量身定制，为蒋介石的迅速执政奠定实力基础。由此可见，鲍罗廷的全力挺蒋、中山舰事件与整理党务案其实早就在情理与逻辑之中。
蒋介石当时面临的是生死抉择
理解了蒋介石出任黄埔校长前后的秘密，也就理解了蒋介石当时两次出走的真正原因。
其一，对苏联的青睐难以抉择。蒋介石访俄饱受青睐并受到鲍罗廷在华推崇之际，正是斯大林对孙中山满腹疑虑中断援助之时。蒋介石当然完全懂得这种变化后果之凶险以致心神不宁难以掩饰，刚到上海就迫不及待地找张静江商量以做抉择。从蒋介石随后的表现看，当时的决定显然是静观待变，未雨绸缪。因为蒋介石拒不返粤以争取时间；不见鲍罗廷以免过早表态；烧香拜佛以求神佑；研读“出师表”准备“出师”；鲍罗廷心急火燎，显然是奉命尽旱确认蒋介石的态度。
其二，对苏联的决定难以抉择。鲍罗廷让蒋介石出任黄埔校长的努力失败后，唯一的选择就是以援助为筹码对孙中山施加压力，并预先告知了蒋介石，具体时间当在前述蒋介石2月17日的讲武堂讲话与2月21日突然出走之间的几天里。蒋介石眼看鲍罗廷即将与孙中山摊牌而再次惊魂，只能不顾一切地离去与张静江紧急磋商。毕竟，当时蒋介石返粤还未满一个月，事情进展之迅速实属意外。
其三，找张静江商量。蒋介石的两次出走都是在第一时间与张静江商量，后者就此参与了前者与苏联的秘密关系，而且在随后的整理党务案时达到高潮。1926年“4月30日，即鲍罗廷回到广州的次日，便开始与蒋介石，以及蒋介石的坚决支持者张静江进行了接触。在蒋介石当年的日记中，有他们4月30日和5月1日、7日、12日、13日、14日的会面记载。”谭延闿当时说：“张静江是唯一能为蒋氏出主意的人。”张国焘回忆说：“张静江这个半身不遂的中年人，精于计谋，是蒋介石将军结拜金兰的大哥。三月二十日事变后，为蒋氏特别邀请来到广州，住在蒋氏东山住宅的对面。他虽从未对外露面，却是人所共知的幕后人物。”“当时一切重要政治问题，都由蒋介石、张静江和鲍罗庭三巨头秘密商谈进行。”
1926年7月26日，蒋介石在出师北伐前夕同留守后方的将领们谈话时说：“在政治问题上他们应当向两个人请教：张静江是一个，孙中山对张的敬重远超过我们对一贯正确的总理的敬重；另外一个就是鲍罗廷。”可见蒋、鲍、张三人的关系之深。
当时，蒋介石想要保命除了接受显然别无选择。就此而言，蒋介石在出走期间罕见地连发三封信其实就是标志。
蒋介石3月2日致孙中山信的核心内容就是力表忠心。蒋介石认为自己与孙中山“无难不从，无患不共”，“恐无其他之人矣”，“为国为党，而又为先生尽力者，殆无其人也！”还针对孙中山的君子作风用了激将法：“深知中正，专任不疑”，“先生今日之于中正，其果深信乎？抑未深信乎？中正实不敢臆断！”“先生不尝以英土之事先生者期诸中正乎，今敢还望先生以英士之信中正者而信之也。”必须指出的是，孙中山得知苏联要求蒋介石出任黄埔校长的时间当在3月初，证据就是前述密集的劝蒋电报于2月29日突然中止。而此信正好在关键时刻出现，其主要目的显然是竭尽全力争取孙中山的信任。孙中山的最后选择显而易见，证据就是劝蒋的电报从3月10日起再次密集。
蒋介石有了定心丸后，于3月14日给廖仲恺“作与诸同志最后谈话”的信其实是“出师”宣言，核心内容是要救党：“吾党自陷于绝境，而偏日人之陷我，自不设法，而徒叹无法补救。凡事不自振作，不自整理，而反责人之不为我振作，不为我整理。”这一“最后谈话”的真实目的无非有二：准备“出师”，决心要救国民党于“绝境”，从此改弦更张另起炉灶；以多少有些歇斯底里的宣泄，为自己的“不忠不义”寻求心理的安慰与平衡。
蒋介石3月25日给胡汉民与汪精卫的信主要目的是以“自述个性”和“与商行止”为由试探风声以防不测。
总之，背着孙中山，甚至以孙中山为筹码与苏联交易，蒋介石内心当时承受的压力之大和选择之难可想而知，求神拜佛也顺理成章不可避免。
既然选择已决，蒋介石就必须让斯大林放心，于是蒋经国就在节骨眼上来到了苏联。
其一，鲍罗廷推荐蒋经国。1925年3月19日，孙中山逝世后一周，斯大林就做出决定：“专为中国学生建立500人的中山大学是适宜的。”《蒋经国全传》说，在中国“实际获得录取的幸运者，仅340名，其中30名，由鲍罗廷推荐，他们都是国民党要员的子弟，其中包括蒋经国在内。”毫无疑问，鲍罗廷主要“推荐”的是蒋经国。就时间来看，斯大林开设中山大学的原因之一很可能就是为了方便蒋介石把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交给斯大林。确实，斯大林必须尽一切可能地保证蒋介石绝非孙中山，蒋介石也必须尽一切可能地保证自己绝非孙中山。
其二，秘密交易。“一九二四年，蒋经国才十五岁，便被蒋介石当作政治投机的工具，遣送他去莫斯科深造，长期旅居苏联。”据江南的《蒋经国传》说：“蒋介石是道地的机会主义者，又是玩弄权术的斫轮老手，送经国去莫斯科，这个注他不下吗？”据另一本《蒋经国传》的美籍作者1996年5月29日在台北采访陈立夫的记载：“果夫的弟弟立夫当时正在美国留学，1996年接受本书作者访问时表示，他了解蒋介石为什么允许儿子前往苏联——‘他当时需要苏联的支持。’蒋介石在1925年10月1日的日记简单记述：‘我再次提示经国。我决定允许他到苏联进修。”’陈立夫一针见血又明显不屑地指出，蒋介石把蒋经国送到苏联其实就是秘密的政治交易。但是，虽然上位心切而用儿子押注，蒋介石作为亲生父亲毕竟心有纠结、惆怅和苦痛，因此在蒋经国远行前特地在日记中斟字酌句有针对性地强调“再次提示”和“决定允许”，虽然有欲盖弥彰自欺欺人之嫌，却也多少可以减轻难言之自责、愧疚和惶恐。就此而言，蒋介石所谓的日记，其实多少就是为了对自己当时的某些可疑行为给后人留下基本失真或真假难辨的注释。一位美国学者在《蒋介石传》中这样评价蒋介石的一生：“在军事谋略方面，蒋介石受过良好的训练，久经沙场，但他只是一个战术家而非战略家。他的真正天才是善于搞政治阴谋。”
其三，受优待的蒋经国。蒋介石在政变时完全不担心蒋经国在苏联的安危。《蒋经国全传》说，斯大林“非但没有因父亲的事，迂怒儿子，而且同意蒋经国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1928年秋天，蒋经国由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被保送到列宁格勒托玛卡红军军政学校去学习军事和政治。”后来西安事变时，被囚的蒋介石突然对周恩来流露出对蒋经国的思念，人们通常认为这是蒋介石危难时的舔犊之情，其实他是在向斯大林求援，允则安全，拒则危险。因此，蒋经国的回国其实是斯大林对蒋介石的信任和支持，暗示着其联蒋政策的不变。可见蒋经国在蒋介石与斯大林关系中的作用是何等重要。顺便指出，如果说西安事变时斯大林全力救援蒋介石，那么解放战争时米高扬来到西柏坡试图劝阻毛泽东过江，以及朝鲜战争在毛泽东即将进攻台湾时的爆发，又何尝不是斯大林对蒋介石伸出的援手。
了解了蒋介石一生可能是最大的秘密，再看蒋介石的一些特定行为和表述也许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蒋介石的人际网络》一书说，1930年，“蒋介石宗教观念发生重大变化，这年10月，他受洗成为基督教徒。”蒋介石为何突然皈依注重赎罪的基督教？西安事变中刚被囚禁自忖必死的蒋介石于12月20日连写三封遗书，其中留给宋美龄的最为主要。遗书开头就说：“贤妻爱鉴：兄不自检束，竟遭不测之祸，致令至爱忧伤，罪何可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仔细品味这尽在难言中的短短数语，蒋介石当时真可谓是对自己一生做出了非常精当准确的概括和总结。“祸及贤慈，当日顽梗悔已晚；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这是蒋介石在其母墓前的对联，真是面对父母在天之灵，谁解其中味？
或许，蒋介石这种有损名誉和尊严的秘密促使其一生，尤其是暮年对基督教的曰益依赖，抑或还隐含着为求安宁和解脱的暗中忏悔；抑或还多少影响着在苏联作为人质终日担惊受怕长达12年之久的蒋经国执政之后的最终选择。
至于最初提出这种明显具有江湖特色的“人质”建议之人究竟是蒋介石还是鲍罗廷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随后斯大林对蒋介石的援助确实迅速兑现。就此而言，蒋经国作为人质的到位，其实是苏联联蒋政策正式确立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