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这一天，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在雄伟壮观的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以庆祝这伟大胜利。在受检阅的各兵种队伍中，有一支非同寻常的空中雄鹰特别引入注目，引起不小的轰动，它就是刚刚组建的年轻的人民空军。在新中国诞生的第一天，我空军参加了开国阅兵，编队飞过天安门，为共和国的庆典献上了一曲壮美的赞歌，为人民空军的历史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庆典临近时决定空军参加受阅
1949年初，三大战役胜利结束。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召开．党中央决定成立军委航空局。3月25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解放军总部迁入北平，30日，中央军委颁布命令，任命常乾坤为航空局局长，王弼为政治委员，军委航空局在北平成立，为正式创建人民空军做准备。7月10日，毛泽东主席致信周恩来总理，正式提出组建人民空军的问题。7月l1日，中央书记处召见刘亚楼，交待他正式担负起组建人民空军的任务。
解放战争进入大决战期间，国民党空军对北平南苑机场不断进行空袭。为了保卫北平，中央军委决定以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机关为基础，加上军委航空局的人员，成立空军领导机关。并着手组织一支空中作战部队，负责守护北平的空中安全。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在即。为此，党中央决定9月在北平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为加强北平地区的防空力量，在大批空军部队组建前，急需组建一支有战斗能力的航空兵作战分队，以保卫北平地区的防空安全和政协会议的顺利召开。遵照中央和军委的指示，航空局经过充分准备，于8月15日在北平南苑机场正式组建了人民军队的第一个飞行中队，即南苑飞行中队，这是我军第一支空中作战部队。他们的任务是随时防止敌机来袭，保障开国大典的安全。当时这支空中作战部队只有几架能够飞行的飞机，多是国民党的一些人员驾机起义回来的，另外的一些飞机是从国民党的飞机修理场搜出来的，有的看着像架飞机，有的就是一堆废旧的零件。
新中国成立的日子一天天临近。8月下旬，党中央决定：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日，组织阅兵和群众集会游行。要求空军组织机群参加开国阅兵的空中分列式，飞过天安门上空，接受人民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和首都人民的检阅。
1949年9月1日，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在传达中央关于开国大典阅兵的指示时说：“中央决定在新中国成立之日，除地面部队以外，空军也要出动。”军委航空局在领受参加空中受阅的任务之后，于9月1日召集华北军区航空处和飞行中队的负责同志开会，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并作了具体布置。此后，紧张的空中受阅训练的准备工作开始了。而实际上在此之前，阅兵指挥部报给中央的阅兵方案中根本就没有安排空军参加，为什么现在又提出空军也要出动呢？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已经组建的由9架野马式P-51型美制战斗机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个飞行中队，通过半个多月的试飞、训练，已经完全具备了升空作战能力。最重要的原因是要显示共和国三军力量缺一不可的威风。
积极筹备空中受阅
为了搞好开国阅兵的空中受阅，航空局集中了飞行中队的17架各型飞机，编成6个空中梯（分）队。空中总领队先由飞行中队长徐兆文担任，后因其在飞行训练中负伤，改由从东北老航校临时调来的邢海帆担任。华北军区航空处处长油江负责地面指挥。空中受阅的总计划和组织工作，由航空局作战教育处处长方槐负责，刘善本负责受阅航线的领航等技术性工作。由于时间紧迫，从领受任务到空中受阅，前后只有一个月。 飞行中队的全体人员，群策群力，精心制定计划，组织训练。经过多次计算和反复分练、合练后，确定了空中受阅方案：飞机的飞行高度要保证天安门城楼上的人民领袖和广场上的群众都观看清楚，同时要考虑到受阅飞机陈旧、性能各异和飞机的飞行速度和各分队的间隔时间，阅兵中飞机一旦出现故障，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和高度迫降到郊外，保证参加大典的群众和首都人民的安全；既要防止机群过于松散拖长时间，又要防止机群过于拥挤、危及飞行安全。要充分显示整个受阅机群的严密、完整的队形和紧凑、壮观的雄姿很不容易。根据各型飞机的性能和编队允许的速度，只有在到达天安门上空受阅的一段航线上才保持编队的完整。
在飞行训练中．6个空中分队除分练外还进行过多次模拟合练和预演。9月23日，由17架飞机组成的机群编队第一次飞越天安门上空，作受阅航线的实地实验性预演。这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们正热烈地讨论建国大计，忽然，天空中传来飞机的轰鸣声。“好像是飞机。”有人轻声地说了一句。会场上的代表们有些代表坐不住了，还以为是国民党的飞机，纷纷不由自主地侧身向外看去。飞机的引擎声越来越大，会议室的房梁被震得嗡嗡响。正当大家忐忑不安之时，在大会主席台上发言的周恩来副主席满睑春风地挥了挥手，笑着对代表们说：“大家不要紧张。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外面正在飞的是我们自己的飞机，是保卫政协会议和北平的安全的。这些飞机还将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侯接受检阅。”代表们一听，心情立刻放松下来。一阵欢呼声盖住了周恩来的声音。
为了应对在举行开国大典时国民党空军可能进行的空袭，阅兵指挥部和航空局还拟订了防空方案，将防空部队的布置，首长的保护，游行队伍的疏散等问题都考虑得非常具体。如敌军的飞机迫近，城楼上的领导人就立即下到天安门下面的门洞里躲避；广场上参加大典游行的群众不要喧哗，就地卧倒；同时，在广场周围组织对空射击。 为保证大典阅兵时受阅编队机群的飞行安全，北京城上空必须处于净空状态，担任警戒任务的飞机，都在机场起飞线值班待命。在华北和所有被解放地区都建立了防空通讯网，对每一条航线都设有监视观察点，一旦有敌情，消息马上传到华北军区航空处的飞行地面指挥部，在接到敌机来犯的确信后，飞机立即升空迎敌作战。另外，将开国大典选择在下午3点，主要是考虑到防空问题。北平解放后，敌机几次长途奔袭，一般都是上午，下午基本上没有出动过。根据已解密的资料表明：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国民党空军确实作了空袭北平的准备。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曾亲自向蒋介石汇报说，中共将在10月1日举行开国庆典，空军已做好了准备，随时听候“委座”的命令。蒋介石却说：“国军”的飞机从台湾飞到北平距离太远，直接飞不过去，必须在南朝鲜借道加油，南韩又不同意，我看就算了吧。”
阅兵仪式前，在开会讨论空中受阅情况时，飞行中队也曾设想了不少情况：一是参加受阅的飞行员大多是国民党起义过来的，在飞行编队时，起义人员一般位于“品”字队形的右边；二是设想如果飞机发生故障，一定在坚持滑翔到京郊迫降。因此，飞机要保持一定的高度，以利迫降。
1949年9月的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与时任开国大典筹委会主任的周恩来总理一起来到南苑机场看望全体受阅的飞行人员。在充分肯定南苑空军中队工作的同时，朱总司令不无遗憾地说：“要是再能有几架，声势会更大的，就更好了。”总司令的意思是说仅九架飞机太少，一下子就飞过去了，战斗机则更快。朱德接下来建议说：“你们多弄点飞机嘛，运输机也可以，教练机也可以，轰炸机也可以，只要是可靠的，能够安全通过天安门的。”为了充分显示军威，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军委航空局重新修订了受阅飞行方案。这一修订还给当时参加开国大典的国外媒体留下了中国空军首次受阅飞机数量之谜呢。 其时，周恩来的办法就是：“能不能让飞机循环飞行？”周恩来的这个办法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因为在前面的三个分队的P-51飞机速度非常快，它可以达到每小时703公里的飞行速度，转场、绕一圈飞行完全没有问题。
开国大典的前两天，受阅的空军飞行队接到阅兵指挥部的通知，为防止空中受阅机群遭敌空袭，允许几架战斗机带弹受阅。带弹受阅在阅兵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受阅飞行的前一天，每个参加受阅的飞行人员都留下了这样一段誓词：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
外国记者惊呼：“中共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
1949年10月1日。激动人心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这天天还没亮，准备受阅的飞行员们就来到南苑机场，整队集合。另外两架担负一等战斗值班的飞机停放在起飞线上，严密警戒着敌机可能的破坏和骚扰。17架银色的、绿色的、灰色的飞机，整整齐齐地排列在跑道旁。所有的飞机都油饰一新，机头是红色的，机身和机翼上一律饰以金黄色的红星，机尾是红白相间的条纹。在此之前，前苏联顾问派人把这里的飞机都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
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在中南海举行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的正、副主席和各委员宣誓就职。首都北京30万军民齐聚天安门广场，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其他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下午3时，大典开始，毛泽东用他那特有的浓重的湘音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并用他那指挥干军万马和扭转乾坤的巨手在隆隆的礼炮声中，升起了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紧接着举行盛大的阅兵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任阅兵司令员，代总参谋长、京津卫戌司令员聂荣臻任阅兵总指挥。朱德总司令身着戎装，健步走下天安门城楼，乘敞篷汽车通过金水桥，迎侯在桥南的聂荣臻将军向朱总司令致军礼并报告：受检阅的陆海空军部队业已准备完毕，请总司令检阅！
在雄壮的军乐声中，朱总司令由聂将军陪同，同乘汽车，先检阅了排列整齐的受阅方队，然后，朱总司令重新登上天安门城楼主席台，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迅速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镇压一切反革命匪徒的一切反抗行为。
检阅式完毕，分列式开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声中，受阅方队由聂总指挥率领，由东往西缓缓进场。以“八一”军旗为前导，最先通过天安门前的是由人民海军两个排组成的水兵方队，雪白的帽子，跟海洋一个颜色的蓝制服，引来万众注目；接着是陆军受阅方队，步兵师以连为单位，列成方阵，齐步行进；在军乐的伴奏声中，炮兵师的方队开了过来：野炮、山炮、榴弹炮、火箭炮、各式各样的火炮，都排成一字形的横列前进；在雄壮的《坦克进行曲》的乐曲声中，战车师的方队也隆隆地开了过来：各种装甲车、坦克车，两辆或三辆一排，整整齐齐地前进，战士们挺着胸膛站在车上跟铁人一样；随后是骑兵方队：“红马连”一色红马，“白马连”一色白马，五马并行，马腿的动作完全一致。这些受阅部队全都以相等的距离和相同的速度，经过天安门主席台前。 下午4时，空军阅兵指挥部塔台接到航空处油江处长下达的受阅飞机起飞的命令。随着3颗信号弹冲向天空，停在跑道上的17架飞机腾空而起，直飞天安门方向。按照规定的航线，先在北京东郊通县双桥铁塔上空编队集结，分出高度，编好队形，盘旋待命。4时35分，当战车、坦克方队通过天安门时，受阅机群由总领队邢海帆带领，以整齐的编队，在地面指挥的引导下，分层次依次进入受阅航线。由东向西飞过天安门。西斜的夕阳，照射在喷有新设计的人民空军机徽的战鹰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首先飞过来的是编成3个“品”字队形的9架P-51型战斗机，飞行高度为920米，呼啸着从广场上空一掠而过。这其中，就有担负空中警戒任务的两架带弹飞行的战机。接着是排着“一”字队形的两架蚊式轰炸机轰鸣着飞来，飞行高度是760米。再接着飞过来的是编成“品”字队形的3架0-46型运输机。最后一个分队由1架0-5型联络机和2架PI:-19型教练机组成。17架飞机组成一个完整的空中编队。
当飞在编队最前面的9架P-51型战斗机掠过天安门后，地面指挥部就接到阅兵总指挥部的命令，明确指示战斗机再飞一遍。于是刚刚飞过天安门的9架P-51型战机又绕到东郊上空盘旋两分钟后，衔接在最后一个教练机分队后面，又一次飞过天安门。这样，在广场上的群众，看到整个空中受阅机群是26架飞机。
此刻，天安门前空中、地面行进着中国人民的钢铁队伍。当机群通过天安门上空时，站在城楼上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兴奋地昂首注视着从广场上空飞过的祖国领空的保卫者，频频向空中挥手致意。让坦克和飞机同时出现在阅兵场上，是前苏联顾问的主意。这是显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大军威的最好时机，前苏联在红场阅兵时就这么做过。
广场上的人民群众抑制不住兴奋激动的心情，突然兴高采烈地欢呼起来，大声喊道：“是我们的飞机！”欢呼着把头上的帽子、手中的报纸一齐抛向空中。 最为有趣的是由方槐担任组长的那一组受阅飞机飞过天安门广场时，人们发现五架飞机的机头几乎同时一上一下不住地点头，这是飞行员用他们独特的方式向党和国家领导人敬礼。原来，当这一组机组人员看到毛主席在城楼上不时地在招手时，他们几个人就灵机一动搞了一点小聪明，方槐建议大家推一个机头，推一推，表示向毛主席、向中央敬礼，总共推了三个机头。站在城楼上的毛泽东似乎也领会到了飞行员特别的心意，他一遍遍地向空中盘旋的飞机回应着招手致意。
17架受阅飞机按照事先制定的方案，安全、准确地飞过天安门广场，当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收回目光时，天空中再次响起了轰隆隆的飞机声，由9架P-51型战斗机组成的受阅飞机的第二梯队又一次进入到人们的视野，天安门广场再次沸腾起来。这种独特的飞行受阅方式就连多次采访其它国家阅兵仪式的外国记者，也没能看出其中的奥秘，他们在随即发出的报道中声称“一共有26架飞机参加了编队飞行”，并惊呼：“中共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
阅兵式圆满结束后，当晚，朱德总司令在北京饭店宴请参加开国阅兵的陆、海、空军代表。参加空中受阅的邢海帆和几位飞行员代表连飞行服都没有来得及换，就匆匆赶来。席间，朱德总司令高兴地举杯向他们祝贺，并且风趣幽默地说：“直到今天，我这个总司令才成了名副其实的三军总司令了。”而当天晚上，毛泽东也激动地写下了这样的话：“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准备战胜一切侵略者。”当天的《人民日报>报道：在举国隆重欢庆新中国的今天，我们中国人民的空军以最英勇的姿态出现在首都的200万市民的头上。
《角军放军报》记者在2007年曾采访过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组织者、原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方槐，听老将军讲述了那段终生难忘的经历。谈到当年的开国大典，方老将军依然十分激动地说：“在开国大典上驾机飞行，是一次跨越时代的飞行，也是人民解放军成长壮大的一个缩影和见证。”
新中国空军机徽的诞生 在万众欢腾的开国大典上，当空中受阅飞机编队从天安门上空飞过时，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兴地向空中机群招手致意，地上、天空一片雀跃，天安门广场上成千上万的群众更是欢欣鼓舞。这激动人心的一幕给很多人都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其实，这其中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亮点细节值得一提，那就是当时这些受阅飞机的机翼上都标有红色的机徽，而这个机徽是在一个月前刚刚诞生的。 机徽作为国家或军队的识别标志向来很受关注。1949年4月22日，当时中央军委领导在中南海接见并宴请由军委航空局组织的集中到北平准备随大军担任接收工作的航空人员，时任军管会航空接收办公室秘书的李裕自然也在其中。接见时，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对大家说，新中国即将诞生，中央军委考虑正式制定和绘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和军徽。因为“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第一枪，军旗就可以在红旗上绘出的五星外加上“八一”两字，军徽就可以在红五星内标出“八一”两字。随后，李裕结合周恩来的讲话，开始琢磨新机徽的样子。
中南海会议不久，为了筹建人民空军，军委航空局开始布置设计空军的军帽、军服、军徽等任务，当然机徽的设计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因为已经有了一次设计机徽的经历，李裕被赋予机徽方案设计的重任。接到任务时，李裕异常兴奋，在胸中酝酿已久的机徽图案一下子喷涌了出来。他垒起水彩笔，在一张整开的大白纸上很快地把图案绘制了出来。他参照毕业证书上的机徽图样，把五角星中间的“中”字改为“八一”，这是根据周恩来副主席说的在制定的军旗、军徽上都要标有“八一”字样的要求，然后把“八一”和五角星都勾上黄边，铺上红底，最后把觉得不太庄严的飞翼图案抽象化，改成红底黄边的几何形。整个设计过程中，李裕并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听取了周围同志们的意见，还得到了时任中央军委航空局作战处处长方槐的大力支持。初稿经航空局局长常乾坤和政委王弼审定同意后，上报中央军委批准。
1949年9月，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机机徽方案，还专门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机徽说明》，对机徽的图案和标绘位置作了规范：机徽五星边框、两翼边框、“八一”两字均为金黄色，五星和两翼内部均为红色，机徽可设置在垂尾两侧和左右上下翼面。这个机徽象征着人民空军展开了红色的双翅，在伟大祖国的蓝天上飞翔。 人民空军成立以后，这个机徽便正式用做军用飞机的机徽，同时在人民海军航空兵、陆军航空兵的飞机上也得到了沿用。
距开国大典人民空军首次受阅1个月零10天后的1949年11月11日，人民空军在共和国的怀抱里诞生。从此，人民空军伴随着共和国一起成长，一起壮大，走过不寻常的60个春秋，为中国的和平发展，铸就了坚固的空中铁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