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复交是新中国外交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实现不仅标志着中日两国长期敌对状态的结束，而且也意味着中日两国和平友好新时代的来临。中日复交谈判能在短短四天取得突破，是与当时有利的国际政治背景和富有成效的前期准备工作分不开的。中美关系的历史性缓和是实现中日关系重大突破的前提条件，毛泽东“一条线”外交战略是中日关系得以迅速发展的必要条件。周恩来领导并亲自参与的一系列复交谈判工作为谈判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在外交战线取得了重大成就，先后开启了中美、中日友好的大门，改善了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扩展了中国的外交空间，促使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运用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娴熟的外交艺术精心筹划的大量前期准备工作，对中日复交谈判的成功举行起了关键作用。本文将探讨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时代背景及周恩来为打开中日谈判大门所做出的艰辛努力和重要贡献。
“一条线”外交战略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实力的对比出现了较大变化，苏联实力韵快速增长，美国实力的相对衰退，苏联采取了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世界政治格局进入了一个“苏攻美守”的新阶段。毛泽东思考中国对外战略的重点是首先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当时中国采取了“一条线”的外交战略，即团结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一个共同对抗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时曾阐明了该战略的具体内容，他说：“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在中美两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和尼克松、基辛格等杰出政治家的共同努力下，1972年春终于打开了中美尘封已久的大门。中美两国关系的缓和，不仅平衡了苏联快速增长的实力，而且缓和了亚洲的紧张局势，使美国得以从亚洲脱身，实行战略收缩，也为中国减轻安全压力，摆脱孤立状态，返回国际舞台创造了条件。
日本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国，日美关系是日本外交的基轴。中美关系的转暖在日本朝野产生了极大震动，尼克松的“越顶外交”对日本政府造成了极大的政治冲击，使日本政府感到有必要尽快调整对华政策，探求对华外交的新局面。1972年7月5日，田中角荣在当选自民党总裁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表示，日中关系正常化是日本“最紧急”、“最重大”的问题，“日中关系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7月18日，田中内阁在国会答复在野党质问时表示：“为了谋求邦交正常化，日中政府间开始进行负责的会谈，是当务之急。作为政府来说，认识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正在成熟，在这一认识下，要脚踏实地地推进邦交正常化。”
对日关系是中国处理周边邻国关系、维持地区安全与稳定、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的重要环节之一。针对国际形势的发展与中、美、苏三国关系的变化，毛泽东认为日本是处在美、苏两大国间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可以成为中国争取的对象和合作的朋友。在开展对日关系的过程中，毛泽东既看到了日本广大人民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的强烈愿望，同时也看到了日本政府在美国控制下外交不能独立自主的政治现实。在尼克松访华后，毛泽东敏锐地观察到日本政局的变化，他认为开启中日关系新篇章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抓住机遇对日本采取积极的态度。为尽快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采取双管齐下的外交策略，一方面发展中日民间外交；另一方面加强与日本政府的官方联系。为打破中日两国外交的僵局，应采取“民间先行、半民半官、以民促官”的外交战略。
两条对日联系渠道
中国政府对日外交工作是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进入7f)年代，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中日关系也有了新发展。1971年6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充分肯定了公明党提出的中日关系的“五点主张”，并将其中的前三点作为恢复中日邦交的基本条件。同年9月30日，周恩来总理会见了日本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访华团。10月2日，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基本原则——中日复交“三原则”以《中日友协代表团与日本促进恢复曰中邦交议联访华代表团联合声明》的形式正式提出。在中曰双方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从1972年7月7日田中上台到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仅仅用了84天。这其中从建立官方联系、传递信息，到接待密使、商定访问安排等一系列外交工作，无不蕴含着周恩来的大量心血。
当时，周恩来首先抓的工作就是干部队伍的建设。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需要一支强有力的外交工作队伍。由于文革的破坏，中国对日本工作队伍受到极大破坏，长期负责对日工作的廖承志在文革中也被打倒。为了争取廖承志等人尽早复出工作，甩恩来带廖承志一同面见毛泽东，寻求毛泽东的支持，在谈话中毛泽东称赞廖承志是个“宝贝”。此后，廖承志在对日外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久，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孙平化和张香山等对日外交骨干也陆续被“解放”出来工作。
为贯彻毛泽东的“一条线”外交战略，尽早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周恩来设计了两条与日本联系的渠道：一是以姬鹏飞、陆维钊和陈抗为核心的外交部官方渠道；一是以孙平化、张香山和王国权为代表的中日友协的民间渠道。这两条渠道在周恩来亲自指挥下，紧密配合，有效开展了信息传输、非官方的友好党派秘密沟通和政府代表间高层谈判三大战略举措，为田中首相访华铺平了道路。
据钱嘉东回忆，从1972年7月初田中上台到9月底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建立正常关系的84天中，周恩来几乎每天都要召集大家分析形势，研究对策。1972年7月8日田中内阁成立的第二天，周恩来就召集外交部和其他外事部门及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开会，对中日恢复邦交过程中所遇到的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等问题进行研究，设计方案。在会上，他指出中国对日外交的重点要转向发展同日本官方的关系，他强调说：“我们对日本，过去只搞人民外交，不同官方往来。今后当然主要是搞人民外交，但同官方也要往来。形势变了，日本政府的政策也不能不变。情况变了，我们要积极工作。”7月9日晚，他再次召集有关负责人开会研究中日关系问题，他指出：日本田中首相的表态值得欢迎，毛主席也说过，“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
巧用芭蕾舞外交
1972年7月，周恩来总理利用会见也门和法国代表团的两次机会，向日本方面传达了中国对发展中日关系的积极态度。1972年7月9日，周恩来在向也门代表团解释中国外交政策时说：“在日本，长期以来敌视中国的佐藤政府终于被迫提前下台。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7月10日在会见曾与日本有过接触的法国外长舒曼时，周恩来表示“日本在对华关系上出现了新气象，这是战后27年来日本政府第一次这样做。我们对田中政府没有理由不欢迎。”周恩来还要求新华社向国内介绍一些日本方面的信息，并且也向日本传递中方努力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的立场和努力。新华社在田中内阁上台时曾写了一个简短报道，送审后受到了周恩来的批评。他认为“编辑没有跟上形势，未能把田中讲话的积极而重要的内容写进新闻。”随后，新华社遵照周恩来的意见重新写了一条内容丰富的田中内阁上台的报道，并详细介绍了田中政府的对华政策。
为了及时了解田中政府的对华政策，摸清日本政府动向，1972年7月10日，周恩来派遣孙平化以上海芭蕾舞团团长身份访日。孙平化此次活动是在周恩来直接安排下进行的，他几乎每天都向周总理汇报访曰的最新进展。孙平化抵日后不久，随后到达的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陈抗带来了周总理的具体指示。周希望孙平化“如果能见到田中首相；可以告诉他，只要来北京当面谈，一切事情都好商量。”他还转告孙平化“现在你的任务，主要不是管芭蕾舞团演出，而是促进田中访华。”
7月22日和8月11日，孙平化与日本大平正芳外相进行了两次秘密接触。第一次会谈中，孙平化首先向大平外相转达了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并表示只要田中首相来北京，决不会难为他。大平表示：“当前日本政府首脑访华解决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第二次会谈中，大平外相正式转达了田中首相将访问中国的消息。中国方面及时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于8月12日授权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向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欢迎并邀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8月15日孙平化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正式会面，他向曰方转达了周总理的邀请，田中首相接受了邀请，并确定将在9月底10月初访华。
为了给田中访华直飞北京做好先期准备，周恩来指示孙平化：包乘日本客机“很有必要！这是对日本的争取，这是政治”，并亲自批准上海芭蕾舞蹈团搭乘的两架日本客机直飞上海。为了传达中国方面对田中访华的友好信号，周恩来还特意安排了欢迎上海芭蕾舞蹈团回国的盛大仪式。
我将作为主人去迎接田中
1972年周恩来与访华的日本各党派代表对两国恢复邦交议题进行了多次磋商。当年5月15日，甩恩来接见来访的日本公明党代表团时表示：如果田中当选后想到中国来看看的话，北京机场始终开放着等待他。“而且，我将作为主人去迎接田中，不会让田中没面子。”当年7月12日，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访问北京。周周恩来会见时表示，不论是首相、外相或其他大臣来谈恢复中日邦交问题，北京机场准备向他们开放，对田中首相的接待规格“与尼克松一样，不能超过尼克松”，并强调发展对日关系要“趁热打铁”。为了向日本政府传递更清晰的信号，周恩来特别指出“社会党没有外交权限，我们当然只能和具有外交权限的田中总理实现邦交正常化”。佐佐木更三一回到日本，立即将周总理“欢迎田中首相访问北京”的信息转告了田中角荣。 7月27日-29日，周恩来与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举行了三轮会谈，会谈过程中周恩来向竹入详细阐述了中方在恢复中日邦交一系列重要问题上的立场，中方承诺“联合声明”不涉及《日美安保条约》，中方为了中日友好放弃战争赔款。在最后一次会谈中，中方出示了由周恩来整理、毛泽东亲笔批准的中方版本的“联合声明”，会谈后竹入将这份声明的主要内容整理成“竹入笔记”，并转交给日本政府。
周恩来同佐佐木、竹入的谈判不仅使日本政府得以了解中方对于中曰邦交、联合公报内容等关键性问题的态度，而且也为中日两国政府直接接触创造了有利条件。日本在野党对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田中角荣曾说过：“日中邦交正常化是由政府最后完成的，但在野党为这一事业铺设了道路。”周总理在两国复交前夕提出“喝水不忘掘井人”，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这些努力促进中日友好的日本朋友的敬意。
为了进一步加强与日本方面的沟通，排除障碍、加快复交进程，中国政府开始与日本政府直接接触。1972年9月9日，日本外相大平正芳派亲信古井喜实访华，古井带来了日方在研究和参考了《日中联合声明（草案）》（即“竹入笔记”）后草拟的《日中共同声明纲要日方基本方针要点》。9月12日、20日，周恩来和古井就《方针要点》的文本进行了深入会谈。周恩来认为，日方草案的前言三点大致可用，正文八条也基本同意，但是对于结束战争状态的相关表述，日方对于复交三原则的态度，以及日本政府采用何种手段结束与台湾的外交关系等三个问题，双方的观点仍存在差距。但是，周恩来表示“一切问题可以在首脑会谈中磋商解决”。此外，周恩来还透露出为接待田中首相访华，他逐渐改变了自己晚上工作的习惯，调整了作息时间，此举动令吉并非常感动。
为了统一日本自民党党内思想，也为了使中国方面清楚地了解自民党内的不同意见，田中首相派出了自民党议员访华代表团。1972年9月18日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到访的自民党代表团，他对代表团成员说：“你们是第一次来中国访问的自民党代表团．是正式代表团，是在田中角荣阁下担任了新的总裁后委派的代表团，实际上是为田中首相访华做准备工作的，所以特别值得欢迎。”当晚，周恩来为自民党议员访华代表团举行了欢迎晚宴，席间周恩来说到：“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多次表示充分理解我国提出的关于恢复中日邦交的三原则，并为此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和步骤，这是值得欢迎的，中国政府已经做出了积极的反应。”晚宴后，周恩来偕廖承志与小坂善太郎等五位日本议员进行了小范围会谈。周总理对小坂说：“田中首相、大平外相来了总可以谈的通的，因为他们都表示充分理解中国所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的立场。有了这么一个理解，中方就会照顾日方遇到的某些困难。”会谈结束时，小坂表示：“这次见到周总理，使我们更加坚定了信心，我们一定要协助田中首相完成历史使命。”
9月19日晚，当周恩来得知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在台湾发表了“（日本）同中华民国的历来关系包括外交关系在内照过去原样保持下去”这一谬论后，紧急召见了小坂等人。小坂向周恩来解释说：“椎名谈话绝不是田中和大平的意见，不要为此担忧”。周恩来重申了中方对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绝无改变余地”。会后，周恩来命令肖向前与大平外相进行接触，进一步了解日方立场。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工作下，自民党议员代表团成员经过与中方的沟通与交流认识上基本取得一致，赞成中日邦交正常化。这就为9月25日中日两国首脑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最后铺平了道路。
至此，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中日双方为实现邦交正常化通过民间和政党渠道已进行了充分地沟通，万事俱备，只待双方政府首脑的正式会晤，共同开启中日友好的大门。
轻松掌控会谈方向
1972年9月25日上午11时30分，北京首都机场。一架来自日本的DC-8专机徐徐降落。
舱门打开，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走下飞机。已经等候多时的周恩来走近舷梯。中日两国领导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起。
这是战后日本首相首次访问中国。随同田中访华的还有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等人。
田中一行被安排在钓鱼台国宾馆下榻。
中午吃过饭后，周恩来和田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首脑会谈。
周恩来首先问候田中：“你也没有休息一下，吃了饭就来了。”
田中说：“中午的茅台酒好喝。”
周恩来说：“茅台酒比伏特加好，不上头，疲劳的时候喝一点能起振奋作用。如果你觉得茅台酒好喝，我们送一点给你，把你的威士忌改成茅台。”
周恩来的话把大家说得哈哈大笑，紧张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
周恩来回顾了田中执政40多天以来的情况，说：“首相阁下在外交上以这样高速度地进行，这在日本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我很欣赏首相阁下9月21日宣布访华日期时跟记者所讲的，一定要使会谈取得成功，而且肯定会取得成功。我们以这样的心情欢迎首相阁下来访问。”
周恩来的赞叹是由衷的。刚刚执政一个多月，就毅然摒弃佐藤内阁的对华政策，把促进曰中友好、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主张付诸行动，田中确实表现了政治家的勇气和果决精神。
田中也表示了对周恩来的敬意。他说：“尽管从我的愿望来讲，希望加紧实现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但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如果时机不成熟，这种愿望也是不容易实现的。但周恩来马上对我这个愿望表示了欢迎，并邀请我到中国来访问。
也就是说，周恩来马上抓住了这个时机，配合了我的愿望，做出了表示，所以我们才能迎接这个日子。我原来心里想，到中国来恐怕是不容易的。今天我能这么快到中国来访问，感到喜出望外。”
接下来的会谈是坦率的。
田中首先提出：希望在29日发表联合声明，这样可以不用在日本国会通过。
田中还开门见山地表明，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要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就需要自动结束与台湾的关系。但要避免因此在自民党和国会内引起混乱。第二，不要因为台湾地位的变动，引起东亚形势发生变化而使苏联有机可乘。
关于联合声明，田中要大平具体谈一下。
大平接着说：田中首相不顾政治生命和个人安危，下决心访华，以解决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大业，这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因此一定要取得成功。在建交问题上，有两大问题：第一，我们充分理解中国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对中方所说的“曰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以废除”，我们无任何异议，也不要求贵国改变这种见解。可是从日本的立场来说，这个条约已经过口本国会的批准。日本作为条约当事国，是负有责任的。假如日本完全同意中方的见解，那就等于日本政府在过去20多年内一直欺骗国会和国民，日本政府一定会受到批评。所以我们的态度是，实现邦交正常化，与此同时日台条约即告终了。希望中方理解我们这一立场。第二，关于日本和第三国的关系问题，即日美关系对日本的存在具有重大意义。我们的立场是在维持日美现存关系的情况下，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这次带来的联合声明草案，既充分考虑了贵方的意见，同时也反映了我们上面昕谈的立场。我们希望通过同贵国的商谈，搞出一个可行的联合声明。
七点意见展现高超外交智慧
大平说完后，周恩来谈了七点意见：
（一）中曰两国恢复邦交是双方的“大同”，也是第一位的原则。根据这条原则，其他问题总是好解决的。
（二）田中首相组阁以后，多次提到要站在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恢复中日邦交三原则的立场上。在此基础上我们自会照顾日本政府所面临的某些局部困难。
（三）田中首相讲得很清楚，日本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一恢复，日蒋条约就自行失效了，日台外交关系也就中断，我钦佩你们的果断。
（四）同意从政治上解决问题，一些历史方面的问题不要拘泥于法律条文。因此同意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而不采取条约形式，以后可以再缔结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友好条约。
（五）声明中要指出，中日友好不排他。对第三国关系，日美安全条约问题，我们虽有意见，但可以不触及它。这是你们的事。
（六）联合声明中要宣告结束战争状态。你们用了“确认”战争状态结束的措辞，我们不完全同意，因为这样写法可被理解为从缔结1日金山和约后，中日战争状态已经结束。我们请两位外长用用脑子，写出一句双方都能同意的话。
（七）声明中要写上你们理解恢复中日邦交三原则。
周恩来既坚持了原则，又体谅了日方的难处。
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田中首相一行。
周恩来在致词中赞扬田中访华“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同时也指出：
“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
周恩来最后指出：“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现在是我们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时候了。”“中日两国人民应当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周恩来的讲话博得阵阵掌声。
义正言辞批评“添麻烦”
周恩来讲完后，田中起来致答词。
但是，田中讲话中有一句话引起了参加宴会的中方人员的不快与反感。
田中说：“这次访问，我是由东京直飞北京的。我再一次深深地感到日中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不仅在地理上如此相近，而且有着长达2000年丰富多彩的交往历史。然而，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历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
田中用“添了很大的麻烦”来描述日本过去几十年对中国的侵略及其损害，当场就引起很多与会中方人员的不满。当翻译把最后一句话翻译出来后，宴会厅里开始出现低低的议论声。
当时参加宴会的姬鹏飞回忆说：“周恩来和我们在座的中国同志对‘添了麻烦’这句话十分反感，会场气氛一下子由热烈变得冷清。”
第二天上午，中日双方举行外长会谈，具体讨论联合声明的内容。
日方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的发言再次给中日谈判带来了阴影。
高岛益郎首先发言，对日方方案作了说明。他提出了四点意见：（一）不同意中方方案所说的“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宣告结束”。因为这样会让人觉得日台条约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二）中方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应当分开写，第三条“日台条约是非法的，也是无效的，必须予以废除”不能上。（三）关于台湾问题，根据旧金山条约，日本已经放弃了对台湾的一切权利，现在没有必要对此再作法律上的认定。（四）关于战争赔偿问题，蒋介石在缔结日台条约时已宣布放弃战争赔偿，因此没有必要再写入联合声明中。
高岛益郎发言的核心，是从什么时候算日中之间结束战争状态和如何处理战争赔偿问题，是以1952年缔结的日台条约为依据呢，还是由中日联合声明宣布之日起才算数？如果中方接受高岛益郎的说法就等于承认日台条约是有效的，从而间接否定我们在中日复交三原则中“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的原则。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原则问题。
姬鹏飞外长在会上对我方的草案作了说明，并表示不能同意高岛益郎的观点。
会后，姬鹏飞把高岛益郎的发言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听了后很生气。
外交谈判往往是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利益，有时激烈的交锋是难免的。
26日下午，周恩来与田中举行第二次首脑会谈。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对田中的“添了很大的麻烦”和高岛益郎的发言提出批评。
周恩来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遭受了重大的损害，而侵略战争的结果也给日本人民带来灾难。中国解放后，毛主席一再强调，要严格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我们做了很多工作。田中首相表示对过去的不幸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刻的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用“添了很大的麻烦”来表述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中国人民是通不过的，这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了很大的麻烦”。
周恩来进一步指出：在中国，有人不慎把水溅到了女孩子的裙子上，也可以说给你“添了很大的麻烦”。这是一种轻微的道歉。
田中解释说：从日文来说，“添了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可能是日语“添麻烦”一词与汉语的含意不一样。如果中方觉得不合适，可以按照中国的习惯改。
巧解分歧促签约
针对高岛益郎上午的发言，周恩来说：“我非常欣赏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所说的这样一句话：恢复中日邦交应从政治上解决，而不要从法律条文上去解决。从政治上解决，比较容易解决问题，而且照顾双方。如果只从条文上去解释，有时很难说通，甚至发生对立。”
“（中日）要建交，如同大平外相所说，就要同蒋介石断交，日台条约就自然失效。如果把旧金山条约、日台条约都拿来作根据，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我们说，只有在你们充分理解我们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基础上，才能照顾你们面临的一些困难，而不是相反。日台条约在于你们同台湾之间，但这个事实是当时美蒋关系造成的。这次在公报中可以不提这个字眼，但不能让我们承认这个条约的存在和合法。不然，就等于中国是从今天才算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这是我们根本不能接受的。”
在这番充分的说理后，周恩来话锋一转，严厉批驳高岛益郎关于战争赔偿的说法。他说：“你们条约局局长上午在外长会谈中的发言，我认为不是田中、大平先生的本意。说蒋介石已在日台条约中宣布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所以这次联合声明中就不必再提赔偿问题了。这个说法使我们感到诧异。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在大陆。我们放弃赔偿要求，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要使日本人民因为赔偿负担而受苦。你们条约局局长对我们不领情，反而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偿，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日本外务省的条约局局长居然说出这种话来，使我们感到吃惊。我们在复交三原则的基础上照顾日本政府的困难，日本也应该照顾我们的立场。”
周恩来的话人情入理，简明扼要地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田中对此表示完全理解。在周恩来发言后，田中立即说：“我明白了。中国把恩怨置之度外，从大处着眼，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处理问题，日本应坦率地评价中国的立场。”
关于如何表述两国间结束战争状态，也是会谈中的焦点问题。双方提供的草案中，对这个问题的表述还有较大距离。中方草案的表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状态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宣告结束。”日方草案的表述是：“日本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此确认，日本国和中国间的战争状态已经结束。”这一表述的潜台词是，这个问题在日台条约中已经解决，此次只是确认而已。
由于我们认为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因此对日方的表述难以接受。周恩来在第一次会谈中曾要两国外长动动脑子，想出一句双方都能接受的话。两国外长主持的声明起草小组再三斟酌，也没有找到令双方满意的措辞。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说：让我考虑考虑。经过一番考虑，周恩来用“不正常状态”来代替原来正文中“战争状态”。这个建议使中日双方都感到满意。
会谈中，田中还含蓄地表示，日本有一部分人有一种疑虑，担心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会不会输出革命。对此，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国不会输出革命，也绝不会称霸。
两国外长根据两国首脑会谈的精神，主持联合声明起草小组，就有关分歧问题紧锣密鼓地协商联合声明的具体措辞。到9月27日下午，中日双方在几个主要的问题上都达成了一致，剩下的只是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了。
中日复交谈判所以能够在短短4天内达成协议，是与充分的前期准备分不开的。周恩来等人通过官方与非官方、正式与非正式的各种渠道，使已经隔绝了近半个世纪的中日政府建立了联系，消弭了误解、加深了认识、增强了互信，为《中日联合声明》的正式签订奠定了基础。当然，中日复交谈判最终能够取得双方满意的成果，是与当年两国最高领导人敏锐的洞察力和正确的外交战略分不开的，这其中也不可低估周恩来所做的大量铺垫工作及其高超的外交技巧。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认为：周恩来是真正的政治家，全世界没有一个能够与之匹敌。他特别强调：“困难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得以实现，是因为周总理是中国方面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