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14日，毛泽东等致电身在南京的叶剑英，要他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时，他指示红军各路将领到云阳集中，讨论红军改编问题，并对红军参战、部队编制等做了周密的部署。据聂荣臻回忆：“到七月中旬，尽管同国民党政府的谈判还没有结果，我们已经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开始酝酿部队的改编工作，着手进行开赴前线的准备了。”
由于红军即将开赴抗日前线，一个新的问题提到中共中央的面前：中共在全民族抗战中的军事策略——战略方针是什么？换句话说，红军在抗日前线应该怎样作战？
毛泽东对红军作战方针及兵力使用等问题一直采取慎重的态度
1937年7月28日，毛泽东、张闻天联名致电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林伯渠，要求他们转告蒋介石：“（一）八月十五日前编好，二十日出动抗日。（二）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引者注：康泽为国民党特务头目），以便指挥作战……（四）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散。（五）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
“不要康泽”、“集中作战，不得分散”，意味着中共军队独立自主；“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意味着红军主要起战役配合作用，不和日军正面硬拼。
1937年8月1日，毛泽东、张闻天再次联名致电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三人正在云阳出席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对会议提出明确的指导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把发展游击战争提到突出的地位：“（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这一指示，首次明确提出了红军对日作战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分散游击战原则。同日，毛泽东、张闻天又联名致电朱德、周恩来并转彭德怀等，针对蒋介石已经暴露出来的准备将红军分割使用、同日军硬拼消耗、逐步给以削弱以至消灭的企图，提醒他们：“红军抗日出动的路线、出动的兵力、作战的方法都不应请求蒋介石决定颁发，这些都只能待适当的时机，由我们提出与之商定方不吃亏。”上述这些意见，对红军改编后保持独立性和党对这支军队的绝对领导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8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联名致电准备出席南京国防会议的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指明红军在民族抗战中的地位作用：“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与独立自主的指挥权。”“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
8月5日，毛泽东收到红军总部从云阳发来的《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和《关于红军主力出去抗战的意见》，两个《意见》主张：“我们对参战不迟疑，但要求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当天，毛泽东、张闻天联名回电强调：“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的任务。”“我们事实上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故不宜于以独当一面的语意提出。”同时指示：“提出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在此原则下，承认开拔主力（主力在数量上可以是二分之一，可以是三分之二），对蒋不说几分之几，事实上须估计战争的长时间性与残酷性，应估计蒋之军阀割据（红军全部开去是蒋之要求），又须估计陕甘是我们唯一可靠后方（蒋在陕甘则尚有十个师，以便把我们全部送去，他则稳占此后方）等等问题。”显然，毛泽东对红军作战方针及兵力使用等问题一直采取慎重的态度。
在电示“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仅仅4天后，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却又谈到“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不难看出，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关系，是他在红军出动前夜反复思考的关键问题。8月9日，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和各部门负责人开会，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指出：“应估计大战已经到来，新的阶段在七月七日晚上即已开始。抗战已经开始，准备抗战的阶段已经结束。”谈到红军的下一步行动时，毛泽东说：“红军今日以前是准备调动，今日以后是实行开动。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挥红军的长处，集团的作战是不行的。同时，还要估计到特别的情形，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保障红军之发展扩大！”
洛川会议毛泽东提出红军的战略方针，就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
8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与国民党谈判的条件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发出训令，训令提出的十项条件多有涉及战略方针：“（六）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七）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发挥红军之特长。（八）为适应游击战原则，须依情况出兵与使用兵力。（九）不分割使用红军。”
红军出兵在即，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对党的任务、战略方针进行一次全盘的讨论，统一思想，遂决定“在红军开动时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同时讨论作战问题，地点在洛川。”
由于洛川会议主要讨论军事问题，所以吸收了前方主要将领参加，实际上成为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在8月22日至25日召开的此次会议上，毛泽东着重谈了红军的战略方针，那就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对此指出：“毛泽东最初提出这一方针时，突出的是山地游击战，主要战场是山西。这是由于山西是八路军对日作战的前线，八路军要坚持持久抗战，首先必须充分利用山西的有利地形条件，用游击战争控制山西，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以此为依托逐步向外发展。在能够有效控制山西之前，八路军不宜于也没有足够力量向平原地区发展。其次，山西是日军华北作战的中央线，也是中国抗战的重要战场。八路军出师抗战，首先面临的是如何配合山西国民党正面战场粉碎日军进攻，保住山西，屏障河北平原，阻止日军南侵。这决定了当时党中央、毛泽东在关于华北抗战的战略思考中，只能把如何以山西为中心开辟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作为主要课题。因此，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被置于突出地位。”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副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即日开赴抗日战场。洛川会议上提出的红军在抗日战争阶段的战略方针以游击战争为主，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当时不能说党内、军内是异口同声一致同意的。参加会议的萧劲光曾说：“洛川会议上在讨论军事指导方针中尽管意见不同，但出发点都是一个，就是如何’在出征以后更有利地打击敌人，更有利于我军的发展壮大。当然，它也说明同志们在当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在认识上有差异。”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回顾人民军队战史时，也谈到了这一战略转变的艰难：“我们党的军事战略的变化问题，值得给以研究。分为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两个过程来说。国内战争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战略时期。在前期，主要的是游击战争；在后期，主要的是正规战争……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就我党的军事任务说来，也将大体上分为两个战略时期。在前期（包括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两个阶段），主要的是游击战争；在后期（战略反攻阶段），主要的将是正规战争……由此看来，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两个过程和四个战略时期之间，共存在着三个战略的转变。第一个，国内游击战争和国内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二个，国内正规战争和抗日游击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三个，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三个转变中，第—．个转变曾经遇到很大的困难……第二个转变是处于两个不同的战争过程之间的，这是一九三七年秋季（卢沟桥事变后）的事情。这时，敌人是新的，即日本帝国主义，友军是过去的敌人国民党（它对我们仍然怀着敌意）……我们的战略转变，是在这些特殊情况之下进行的一个极其严重的转变。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成为游击军（说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才能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但是这样的一个转变，便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因此这个转变应该是非常困难的……曾经在中央和一部分军事干部之间发生过严重的争论。”毛泽东所言非虚！
相当一部分同志对洛川会议精神缺乏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
实行这样重大的战略转变，是很不容易的。对于坚持独立自主这一点，绝大多数同志没有异议，分歧意见集中在红军对日作战究竟是以游击战为主还是以运动战为上。鲜为人知的是，毛泽东本人也曾经认为，对付日本侵略的战略方针是运动战。1936年7月16日，他在回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关于对日作战“主要的战略方针是什么”的问题时，曾这样说：“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 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须是运动战。”然而，随着认识的逐渐深入，他最先放弃了这一观点，代之以“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须是游击战”。但在洛川会议上，军队中的高级将领如彭德怀、林彪却从过去红军反“围剿”战争的成功经验出发，又为当时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大好形势所鼓舞，主张红军应以运动战为主，配合国民党军抗击日寇进攻；或者干脆单独开辟一条战线，独立自主地同日寇进行较正规的运动战。《彭德怀传》这样描述：“在洛川会议上，由于对红军作战方针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彭德怀和毛泽东曾就红军出9币问题个别交谈。彭德怀认为，红军的游击战与运动战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毛泽东作战方针的基点是游击战，这对于驰骋湘鄂赣闽，以劣势装备动辄整团、整旅地‘吃掉’国民党政府军的红军将领来说，无疑将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另外，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红军许多指战员十分兴奋，对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急于想打一些大仗。毛泽东对此十分忧虑，诚如聂荣臻所言：“在洛川会议上讨论作战方针时，曾出现过不赞同游击战而主张打运动战的分歧意见，他担心部队挺进前线后，一些同志蛮干。”
事实上，在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以前，八路军对日作战基本上是运动战与游击战并行，而且运动战往往占居主要位置。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既同当时华北战场客观形势的要求有很大关系，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对洛川会议精神缺乏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
当时，有关作战方针的提法也比较混乱，有时表述为“游击运动战”，有时表述为“运动游击战”。如1937年9月14日，周恩来、彭德怀在关于八路军部署及作战原则给毛泽东、朱德的电报中提出：“作战方针为游击运动战，避免固守，在有利条件下，应不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一部。”10月8日，中共华北军分会在《对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中，要求八路军各部队，运用“运动游击战”配合友军，歼灭敌人。这种概念上的混乱，反映了认识上的偏差。
为提高全党全军的认识，提高大家对 新战略方针的理解，保证战略转变的顺利实现，毛泽东就战略方针问题多次给党和军队的一些领导人发电报，进一步阐述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的基本原则，以及实行这一方针对于我党我军的发展和夺取全民族抗战最后胜利的重要意义。1937年9月12日，毛泽东致电拟偕同周恩来赴南京“报告前方实情和争取补充”的彭德怀，特别指示：“在晋、在冀、在京，均着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取得他们的彻底了解与同意……此原则中包含：（一）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彼等用意，或者不明白使用大兵团于一个狭小地域实不便于进行游击战争，如果是这样，可见我们对此原则并未向他们有过彻底坚持的说明；或者他们含有恶意，即企图迫使红军打硬仗。（二）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如不弄清这一点，必将发生无穷纠葛，而红军之伟大作用决不能发挥。（三）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这一指示，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具体化了。
毛泽东要求彭德怀带头坚持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对“不妥当的观点给与深刻的解释”
1937年9月中下旬，华北西线日军大举进攻山西。阎锡山在不打一仗无法向山西民众交待的处境下，拟集中兵力与日寇来一次决战，希望八路军参加。阎锡山的这一请求，八路军当然义不容辞，问题是八路军应该如何打？打阵地战、运动战，还是游击战，涉及到战略方针问题。对关键性问题，毛泽东历来是紧抓不放，他接连5次致电前方，提醒他们要以最大决心实现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9月17日，他致电八路军主要将领：“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为真正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义勇军，创造游击根据地，支持华北游击战争，并为扩大红军本身起见…一采取如下之战略部署：（一）我二方面军（引者注：八路军120师）……转至晋西北管涔山脉地区活动。（二）我四方面军（引者注：八路军129师）……进至吕梁山脉活动。（三）我一方面军（引者注：八路军115师）……准备依情况逐渐南移，展开于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中。”9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他还一再告诫：“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再做。”他还特别要求彭德怀：“请你坚持这个观点，从远处大处着想，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与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林彪同志来电完全同意我十七日的判断与部署，他只想以陈旅（引者注：陈光任旅长的八路军115师第343旅）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这种一个旅的暂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但如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从电文中可知，虽然毛泽东强调“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但林彪仍然以“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为理由，“暂时不分散”陈光旅，这无疑是违背游击战战略方针的。所以，毛泽东要求彭德怀带头坚持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对个别同志（主要指林彪）“不妥当的观点给与深刻的解释”。
毛泽东的反复阐明和耐心说服，使许多干部加深了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高度和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重要性的认识，聂荣臻就是其中之一：“受命之际，读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些电报，感到很重要，很亲切，特别是对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坚持长期抗战的思想，更为明确了。同时也觉得，他的这些电报，对洛川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唯恐在行动中由于思想不统一而出现偏差。”
9月25日晨，林彪、聂荣臻率八路军115师主力向正在开进的日军板垣师团一部及辎重部队发起突袭，以伤亡600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1000余人，缴获大批军械物资。这是一场典型的运动战。平型关之战，红军虽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但给全国带来了华北战场上第一个振奋人心的胜利，共产党、八路军的英勇精神和神奇战术，在全国获得了很高的声誉。一时间，“运动战致胜”又在八路军内尤其是林彪身上一定程度上抬头。对此，毛泽东决定泼泼冷水！
就在平型关大捷当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并转刘少奇等，高屋建瓴地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要告诉全党（要发动党内党外），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10月16日，毛泽东专门电示林彪：“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引者注：蒋介石、何应钦）决定，周彭（引者注：周恩来、彭德怀）又在晋与阎（引者注：阎锡山）当面商定，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
毛泽东的电报，不仅再次明确八路军对日作战主要是打游击战而不是运动战，而且阐明了集中打仗与分散做群众工作这两者的相互关系，对于澄清前线将领的认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据实批驳王明的观点，再次阐述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华北国民党正面战场迅速崩溃。11月8日至月底，毛泽东连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高瞻远瞩地指出：在华北战场，国民党领导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阶段开始并转入主要地位；在这种形势下，日寇将转移其主力向我内地各县之要点进攻，八路军各部队的部署是，“以控制一部为袭击队，大部尽量分散于各要地，组织民众武装为第一义。”“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同时，他严肃强调：“坚持山西游击战争的方针，是中央已定下的方针，谁也不应该对此方针发生动摇。”根据上述指示，八路军各部队以山西为中心，采取“麻雀满天飞”的办法，深入敌人后方，组织、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将正规军变为游击军，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标志着党中央早先提出的战略转变思想正得以迅速实现。
然而，正当八路军各部队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全面转入敌后游击战争的时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从苏联回到国内。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为了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总结党的工作，在延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对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提出了批评。与会的彭德怀对此印象深刻：“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对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战争中如何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他是忽视的。”但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当时很有迷惑性，连彭德怀都一时“中招”，《彭德怀传》写道：“当王明对毛泽东以山地游击战为唯一方针的意见提出批评时，彭德怀表示赞同。他认为，八路军‘在战略上应该是运动游击战，在应用上要利用山地打游击战’。”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在谈到“十二月会议”时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一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
针对王明的观点，毛泽东据实反驳：我们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是独立自主的。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独立自主，对敌军来说我是主动而不是被动，对友军来说我是相对的集中指挥，对自己来说是给下级以机动。由于毛泽东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没有形成会议决议。会后，王明到武汉主持工作，他的一些主张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得以贯彻，从而使新四军未能充分利用当时国民党军队撤出华中，华中敌后空虚之机，迅速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给新四军在华中开展抗日游击战带来了困难。
彭德怀是八路军的副总司令，在前方协助朱德总司令分管军事工作，八路军的作战部署，多由他行之。因此，毛泽东必须使彭德怀完全了解并执行他的战略方针。在“十二月会议”后，毛泽东和彭德怀详细讨论研究了八路军4个月来的作战情况和华北战场的形势，再次阐述了他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游击战争在全民族抗战中的战略地位和八路军应采取的作战方针。
山地游击战拓展至平原，抗战初期提出的红军军事战略转变终于完成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即“三月会议”），王明继续坚持他在“十二月会议”上提出的观点，附和国民党“统一军令”的主张，竟然提出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在内的各抗日军队，都要确定和普遍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这就完全颠覆了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慷慨陈词，一开始便说：“我只讲军事问题，先说战争的长期性。”他指出，在指挥关系上，我们应坚持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八路军运用的主要是游击战争，“正规军分为作战兵团与守备兵团。过去共产党组织赤卫队及游击队有丰富经验，要告诉全国来学习。”概括来说，他仍然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
“三月会议”没有形成正式文件，王明会后发表《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一文，把自己的主张当作中共中央的路线加以宣扬，引起了一些小的混乱。如1938年4月5日，八路军政治部在《运动游击战中的政治工作》中，一开始就出现了这样的提法：“运动游击战是我们目前对付敌人的一种战略战术。”不过，就此时华北战场全局情况而言，八路军各部队已深入敌后发动游击战争，游击战已成为对日作战的主要形式，王明的主张在实践中并没有造成多少直接影响。
从1938年春天起，华北、华中的抗日游击战场由山地向平原拓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自然而然地需要进一步完善。当时，由于国民党军队迅速败退，华北抗战的重担主要地落在了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身上。为推动华北乃至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共产党、八路军必须走出山地，向东部广大平原地区推进，在更广泛的空间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这样才能真正创造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局面。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在给朱德等的电报中指出：“根据抗战以来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在深入的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是可能的，而且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很快，在河北、山东部分平原地区，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游击战争已经有了一定的开展，特别是冀南、冀中根据地的创建，为在整个华北广大平原地区全面发动全民族的游击战争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及时总结这些经验，从战略全局的高度对发展平原游击战争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给予了突出强调。不过，对于在平原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党内也有同志持怀疑态度。如当时新四军主要负责人项英强调华中地区地形特殊，不相信在华中平原存在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可能性。1938年5月4日，毛泽东专门致电项英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与内战时候很大不同。”5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中也指出，根据华北经验，在目前形势下，在敌人的广大后方，即使是平原地区，极便利于我们的游击活动与根据地的创造。
关于发展平原游击战争思想的提出，使我军独立自主游击战战略方针的内涵更为丰富，也更为完善。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前者对于如何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后者则提纲挈领地总结道：“八路军的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与洛川会议相比，这时关于战略方针的提法更全面了，这也标志着抗战初期提出的红军军事战略转变的完成。．
“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
1938年7、8月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回到延安。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王稼祥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极为重要：第一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第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扫除了障碍，也确立了毛泽东抗日游击战战略方针的领导地位。因此，毛泽东曾作过这样的评价：“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最终确立，他的军事路线也得到全党全军的拥护。彭德怀在会上发言时由衷地说：“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这里所说的“正确的领导”，当然包括军事战略方针的领导！这一战略方针，源自于八路军，同样适用于新四军。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退却和战略相持阶段中，因为敌我强弱相差更甚，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正确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强求过多的运动战是错误的。”
关于实行这一战略转变的意义，毛泽东于1938年11月在《战争与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只要想一想抗日战争在中国民族解放命运上的历史意义，就会知道的。”抗战的军事实践，完全证明了毛泽东预见的正确。日军于1938年10月占领武汉后，之所以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日军背后出现了一个他们从未预计到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组织、开展了波澜壮阔的人民游击战争，使日军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迫使敌人不得不将部分兵力投入到这个战场上来。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成了抗日战争能够坚持并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因素，我党我军也在抗战的腥风血雨中获得了长足发展。1945年4月，朱德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军事报告中说，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由抗日开始时的几万人发展到90多万人，此外还有民兵220万人，而解放区的人口已经达到955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