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初，中央为克服“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困难，实施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工作“八字方针”。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决策者之一，从实际出发，对“八字方针”的形成以及国民经济的调整起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清醒过来 中国是在“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的口号声中进入1960年的。尽管到1959年底“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已经相当严重，而国民经济却依然在“大跃进”的轨道上滑行。1960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展望六十年代》一文仍旧是雄心勃勃：“掌握了1958年和1959年的连续跃进和更好的跃进，充满了决心和信心，而且对于整个六十年代的连续跃进，也充满决心和信心。”并宣布新的十年间要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基本上实现四个现代化。
然而，无论报纸上的文字是如何的慷慨激昂，这时的“大跃进”势头都不过是强弩之未了。这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直线下降。被称为“元帅升帐”的钢，日产量由上年第四季度的5.38万吨锐减至4.98万吨，4月上旬又降至4.84万吨；到第二季度，20种主要工业产品有18种完不成产量计划，其中有1 1项产量低于第—季度。如果说工业生产的下降人们还难有直接感受的话，那么，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的衰退，是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无切肤之痛的。从1959年起，农副产品产量急剧下降。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仅有3400亿斤，比1958年实际产量4000亿斤减少600亿斤；1960年粮食产量进一步下降，落到2870亿斤，比1959年又减少530亿斤，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而且棉花也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在粮食产量连年下降的同时，由于浮夸风的泛滥，各地粮食产量却虚报为连年增长，而且增幅很大，造成一种虚幻的假象；加上城镇职工人数大幅度增长，征购粮食连年增加，这一减一增，使农村人口的人均粮食消费量跌到建国以来的最低水平。1960年夏天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城乡人民平均粮食消费量减少了19.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了23.7%；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23%；猪肉人均消费量减少70%。许多地区因粮食极度匮乏，人们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患浮肿病。由于出生率大幅度降低，死亡率大幅度上升，1960年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了1000万。 严峻的现实使人们开始冷静下来，许多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种种问题开始有了些清醒的认识和反思。作为中央领导层分管经济工作成员的李富春，比一般人对这一严峻的经济形 势有更加深切的体会和更全面的观察。
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二五”计划后三年（即1960年至1962年）的补充计划。这次会议实际上对三年来的工作进行了初步总结。
会上，针对“大跃进”中只强调“多、快”而忽视“好、省”的问题，李富春发言指出：“我们的老观点，多快好省就是搞多一点，搞快一点，但是实际经验表明，不一定搞得多，搞得快，可能有些方面多我们做得不好，反而少慢差费。”他提出了今后多快好省需要注意的问题，强调“要抓农业，以农业为基础，抓农业主产、基建、劳动力、生活的全面安排，真正实现工农业并举”。对基本建设的安排，李富春认为“要有重点，要分轻重缓急。要排纵队，不要排横队”。他还提出要“多种经营，综合利用，搞托拉斯，土洋结合”。对计划，李富春指出，应当“留有余地，留有机动，留有后备”。李富春特别提出要改善管理，还说了这样一段话：“国民经济是个有机的整体，工业牵动农业，农业牵动工业，牵动交通运输，牵动商业外贸，都是互相联系的……必须进行全面考虑。”这些问题虽然是从正面提出来的，但实际上具有相当鲜明的针对性，都是从总结“大跃进”教训中得出的认识。
之后不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上海扩大会议期间写下了《十年总结》一文。对“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批评，并且再次强调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这对于当时克服困难、纠正错误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这无疑进一步激发了李富春反思“大跃进”运动并纠正其错误的勇气。
在上海会议上，李富春虽然还没有提出调整的主张，但沿着对“大跃进”中的问题进行总结反思的思路，调整的主张已经呼之欲出了。或许也可以这样说，李富春调整经济的设想是从这时开始萌发的。
从整顿建议到六字方针
就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时，1960年已过近半的国民经济暴露出了更多的问题，同时中苏两党之间的矛盾也曰益尖锐起来。6月下旬，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布加勒斯特召开，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搞突然袭击，策划几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横加指责。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7月至8月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国际形势，同时也讨论国内经济问题，安排和落实国民经济计划。
7月18日，李富春就国内经济问题在会上作了报告。沿着之前的思路，李富春对调整国民经济问题的认识也更加明确起来了。
关于国内的任务及其应该采取的方针和具体政策，李富春提出了重要意见。在这些意见中，对扭转当时严峻局势最有意义的是经济工作要以农业为中心和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李富春指出，以农业为中心必然会带动工业的发展，我们在一个时期对农业发展的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够，对农业有点盲目乐观的思想，放松了对农业的注意。不抓农业，不支援农业，工业也上不去。所以以农业为基础，工农业并举，确实要贯彻到实际工作中间去。他提出，首先要注意安排工业支援农业问题。同时对农业本身，农村劳动力必须做全面的、全年的安排。关于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李富春认为，我们必须接受教训，下决心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下决心搞三级结合，统一计划。李富春特别提出加强企业管理的问题。他郑重建议：从下一年起年度计划只搞一本帐，只搞一个计划，不搞第二本帐。所谓几本帐，是指当时国家制定计划时，对有些产量定下几个指标，完成了计划中低的指标后，再向高的指标努力。几本帐的最大弊端就在于，它很容易使人好高鹜远，不顾客观条件片面地求大、求快。取消“两本帐”的做法，也就遏止了高指标的滋长和蔓延。
在此次会议期间中央召开的各工业部长和各省市委工业书记会议上，针对有些人对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还犹疑不决、裹足不前、很不情愿的情况，李富春一改平素的温和风格，异常严肃地告诫道：削基建、保生产，削劳动力、保农业不要再犹豫动摇，不要再讨价还价。他的话斩钉截铁：基本建设你们各省、各市、各部门有什么意见，就砍！砍错了再说，现在砍比不砍好。有的项目是省委书记亲自抓的，砍不砍？我说，一样砍！你抓得不对，更要砍！你的计划是中央批准的，是不是要削减？中央批准的也要削减！应该砍就砍，没有二话可讲，要有这个精神。李富春在这次讲话中明确宣布：明年在这样的基础上，必须贯穿全国一盘棋、一本帐。他对遏止经济恶化的迫切心情溢于言表。
李富春的意见得到了中央工作会议的赞成。他和薄一波（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联名提交的《关于1960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的报告》也通过会议讨论。报告提出：为了扭转第二季度以来主要产品下降的局面，解决生产组织不力、企业管理工作松懈和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物资使用分散的问题，必须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坚决削基建，保生产，集中力量把钢、铁、煤、运输的生产促进上去，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加强企业管理。会议通过的两个文件《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和《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要求把加强农业生产和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作为当前的迫切任务，要求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钢铁生产。 从加强农业战线到缩短基建战线，从取消“两本帐”到整顿工交企业，都是当时最为紧迫和尖锐的问题。李富春提出的这些主张虽然还不是从“大跃进”全面退却，但至少是在一些关键点上开始停止新的“大跃进”高潮。
就在这次会议上．李富春提出了整顿工业企业的建议和“整顿、巩固、提高”的六字方针。工业交通企业自“大跃进”以来管理散乱、制度废弛、产品及服务质量下降。针对这种状况，李富春提出要对工业企业和工业生产进行“整顿、巩固、提高”。可以说这些意见是调整国民经济的最初建议，他提出的六字方针，成为后来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的雏形。
遗憾的是，就在会议进行过程中，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了。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单方面决定召回专家，并撕毁经援合同。此举引起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又不冷静地提出要炼“争气钢”，要在当年炼出2000万吨，提前实现钢产量赶上英国的目标。这在客观上阻碍了李富春以及持有与他同样观点的人就调整经济工作的方针问题进行深一步地思索。
八字方针的全面形成与正式通过
尽管北戴河会议没能深入讨论调整国民经济的问题，但是会后李富春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更加深入。一个最重要的进展就是，他把整顿工业企业的六字方针，推及为制订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8月中下旬，国家计委党组讨论编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时，李富春提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着重解决配套、补缺门、前后左右和品种质量问题，以便取得主动”。这样，“整顿、巩固、提高”已经不限于工业交通行业，而是作为来年国民经济的重要方针了。国家计委向中央各财经部门及各大区通报了李富春的意见，明确要求，编制明年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并且将六字方针写进了提交国务院审查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
8月30日李富春等到西花厅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共同审议《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周恩来支持李富春的意见，并将报告提出的对1961年国民经济实行“整顿、巩固、提高”的方针增加了“充实”二字。9月5日周恩来又将“整顿”改为“调整”，这样就完整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9月30日，由周恩来签发，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根据这个报告分别编制计划草案。这个报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个字，使之成为调整国民经济的重要指导方针。
按照这个方针，李富春开始组织编制1961年经济计划。1 1月中下旬，国家计委在北京召开第九次全国计划会议。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实行八字方针的决定，提出了1961年计划安排要点。会议对国家计委9月报告提出的若干指标做了调整：1961年，钢产量由2300万吨降到2010万吨，煤炭产量由5.2亿吨降到4.25亿吨，减少职工数由300万人增加到502万人此外，粮食产量为3900亿斤，棉花为3200万担，施工的大中型项目1200个（比上年减少300个）。
但是，将热火朝天的“大跃进”高潮平息下来绝非易事。八字方针提出来后，国民经济还是没有顺利转入调整的轨道。北戴河会议之后，全国掀起“保粮”、“保钢”生产高潮。实际上两者有某种内在的矛盾，“保钢”事实上在资金、劳力等方面挤占了农业生产，从而延续甚至加重了国民经济结构不平衡的局面。1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要求12月份钢的平均日产量确保6.2万吨，争取达到6.3万吨。这依然反映出“以钢为纲”的观念。到这年年底，钢产量虽然勉强达到1866万吨，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出现了建国以来最为严峻的局面。
严峻的事实要求人们必须下更大的决心来客观地估计形势，纠正失误。
转眼间．1961年到了。这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八届九中全会，讨论1961年的经济工作。会前，中共中央先召开了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现在看起来，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向前发展，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并号召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把这年搞成一个实事求是年。这对统一全党认识、调整国民经济无疑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李富春向全会作了关于1961年计划意见的报告，提出当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总体设想是，“必须更好地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的方针，争取农业丰收，特别是争取粮食的丰收。同时，对各个部门和各个方面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争取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协调，使生产和建设的质量得到显著的进’步”。根据这样一个设想，李富春建议对1961年计划指标再作调整，钢产量降到1900万吨；煤炭则调高到4.36亿吨；粮食调高到4100亿斤；基建投资规模为167亿元，比上年减少103亿元；施工的大中型项目比上年减少700个左右。
全会经过认真讨论，一致通过了这个报告，决定把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布，并从1961年起开始实施。这标志着党中央在实际上停止了“大跃进”的方针，国民经济将转入调整的轨道，是一次重要的转变。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闭幕的时间是1月18日，这天离这年的农历立春已不到20天了。冬天过去，就是春天了。春天会给人们带来蓬勃的生机与无限的活力，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的全面形成与正式通过，也给被“大跃进”拖入困顿沼泽的国民经济带来了好转的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