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对战时的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据不完全统计，此段时间日本对重庆实施轰炸超过200次，出动9000多架次的飞机，投弹11500枚以上。重庆死于轰炸者达10n00人以上，近20000幢房屋被毁。重庆大轰炸给重庆人民带来了极为惨重的灾难。这些灾难，当然是由日军的暴行造成的，但当时国民党政府上下的腐败特别是防空部门的腐败，也大大加剧了重庆人民的灾难。
扒手盗贼搞起防空救护
国民党政府在1937年11月20日起迁往重庆作为战时首都。日军为了威胁国民政府，促其早日投降，不断地派遣飞机远赴重庆进行大轰炸。国民党政府当然非常清楚重庆防空的重要性，成立了防空司令部，选定刘峙任重庆卫戌总司令兼防空司令。
刘峙借口重庆防空的重要，向军委会要求成立了专门的防空部队。其实，这些所谓的防空部队大部分是由刘峙的原卫戍部队顶替的，如通讯队就是由卫戌总司令部的通信连顶替，按月由通信连伪造名册领取双份军饷。刘峙为了应付部下，规定通信连连长可多拿50元办公费，派在防空司令部工作的官兵每人每月有4元勤务津贴。
重庆防空部队的担架营系由卫戍总部劳动总队的一个营组成。劳动总队以改造流氓扒手盗贼为名，把当时重庆社会上一部分盗窃犯抓来，用铁链子拴着强迫劳动，他们的劳动收入则供上级军官贪污分赃。刘峙自然进账不少。
1939年大火惨案
1939年5月3日至4日，一场大火把重庆房屋烧去大半，死伤人数无法计算，是重庆空前的大惨案。造成这一惨案的主要原因是日机投放了燃烧弹，但防空部队的贻误也是重要原因。
当时，驻在重庆郊区的部队达6个师，还有许多独立团营单位。火灾出现后，卫戍总部就命令所有部队出动救火，但几乎无一响应者，反而纷纷向卫戍总部索领救火器材，卫戍总部也一筹莫展。刘峙只知在电话内责备那些师团长：“你们如果不把火扑灭，我就杀你们的头。”而那些师团长就把困难数了一大堆。一直到第二天下午，在舆论责难下，刘峙才下命令：不论谁挑一担水就给1元钱。这样才调动数万军队参加救火。起初只有20多处火头，等到救火时，已是满城大火，结果损失极其惨重。救火车的调动不是看火势，而是为保护达官贵人的住处，形成分散使用。达官贵人常常持刘峙手令调动正在救火的车辆去先救他们的宅第，以致火势很快蔓延到全城。
大火之后，许多救火队伍都竞相比较看谁在火场发财多。火灾之后，大量疏散居民下乡，很多未被烧完的东西都被留城部队搜抢一空。把烧剩的房子略加修理即占为己用，以后竟然要房主高价赎回。
两路口惨案
1941年6月4日，重庆两路口下面一个防空洞被炸毁，除当时死去百余人外，还有两个人被大石头阻住出口，不能出来，只有一个手表大的洞能与外面通气，只能接受外面用竹子溜进去的豆子和饮水。这两个人在里面还活着，一天到晚在里面呼救。当时只要稍加努力，这两个人是可以获救的。当时的报纸也催着政府赶快救这两人，可是两天过去了，防空司令部还不知道这件事。两路口上面是外国使节所在地，有些外国使馆人员打电话给防空司令部，才引起防空司令部的重视，派工兵去施救。本来工兵部队有风钻可用，但负责施救的指挥人员知道这两人中有一人是个独子，就向其家属索取巨款。其家属无法满足他们的愿望，他们就采取磨洋工的办法，用人工手钻去扩大洞口，一连搞了五天，还没有打通。那两人由于身上有压伤，又不能及时得到医疗，最后竟然死在洞内。这一事件被当时一些有正义感的人士知道之后，纷纷向防空司令部提出责难，要求处罚负责指挥此事的工程大队队长罗志英。死者家属也控告罗索款未遂，故意怠工，以致遇难者死亡。防空司令部顾及到罗志英是广东大埔人，与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是堂兄弟，便一拖再拖，最后把罗志英另调工作，草草了结此案，，
大隧道惨案
重庆大隧道惨案发生在1941年6月5日夜。敌机采取所谓“疲劳轰炸”的策略，以3到5架飞机一队轮番不断进入重庆上空。根据这种情况，本应在敌机未临上空时解除一下警报，让群众出洞换换空气。当时大家几次建议解除警报，都未被采纳。大隧道内向防空司令部反映洞内空气不良的电话有4次之多。最后，群众因为空气稀薄迫不得已争向洞外逃跑，防空司令部才下令解除紧急警报，仍保持一般空袭警报状态。但此时已太晚了，出洞口的群众一接触新鲜空气就倒在洞口不能动了，后面的人出来就压在前面的人身上。这样越压越多，很快就被塞阻，后面的群众也无法出洞。外面救护力量又未组织好，一再迟误，以致造成惨案。事后当局公布，惨案中，死亡992人，重伤151人。惨案发生后，防空司令部调担架营去抢运伤员。没想到这些人进到防空洞内首先干起搜捡死尸身上财物的勾当，大大耽误了抢运时间。 大隧道惨案发生后，防空部队不忙救人忙敛财的行径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指责。军委会曾组织吴铁城等主持军事特别法庭进行审问。刘峙事先通过卫戌副司令贺国光向吴铁城送去大批礼物，他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事实上也没有要刘峙出庭，只是撤掉其防空司令职务，而由贺国光接任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