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大合唱》诞生的前前后后

作者:吴志菲 来源:党史纵横 发布时间:2016-08-01 阅读量:0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总会不由自主的握紧拳头,如果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血脉,这激扬的旋律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抗争的响亮号角,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颂歌。

《黄河大合唱》音乐语言明快简练、通俗易解并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合唱手法丰富多彩和乐队的交响性发挥,全曲的宏伟规模和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构成了这部作品具有独创性的艺术特色,被认为是一部反映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音乐史诗。

几十年来它深深扎根在人们的心中,人们用各种形式来演绎这不朽的旋律。战争时期唱着它,鼓舞着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和勇气。现在唱起它,一股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万众一心、不可战胜的力量喷薄而出!

抗战诗情在壶口澎湃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寇的铁蹄践踏祖国沃土。华北告急!黄河告急!全中国告急1

1938年9月,正在武汉负责开展救亡歌咏运动的冼星海,收到了鲁艺副院长沙可夫和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的邀请信,邀请他前往延安担任鲁艺音乐系主任。冼星海知道后非常高兴,正是想要去延安。后来,周恩来和他说:“延安那个地方很苦,你想去延安怕不怕那儿的苦,能不能吃得消?”冼星海说:“我不怕苦,我从小就是在苦水中长大的,巴黎那么苦我都过来了,为了抗日我什么苦都能吃!”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冼星海夫妇以旅行结婚为名义,甩开国民党特务盯梢,前往西安。1938年10月,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他们乘坐华侨捐赠的汽车,扮作侨商,躲过盘查越过封锁线,终于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呼吸着延安清新自由的空气,冼星海感到前所未有的愉快。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中国现在是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向着堕落处下沉,而另一个就是向着光明的希望上进,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祥地。

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组织上分配给冼星海夫妇一孔窑洞。冼星海先是担任音乐系教员,夫人钱韵玲则进入了该院的高研班学习。

同年10月30日一早,青年诗人光未然(即张光年)率抗敌演剧队第三队趁着晨曦启程,从陕西宜川县的壶口附近东渡黄河,转入吕梁山抗日根据地。那时,东渡的惟一通道是壶口下游的圪针滩渡口。

来到壶口瀑布旁,看上游黄河水仿佛从天而降,淼淼浩浩,滔滔滚滚,波翻浪涌!奔流不息的黄河至此,河床由几百米宽突然收缩到几十米,滔滔的黄河水猛然跃落到几十米下的河槽中。瞬间,激流在那里涌动、跳跃、激荡,发出雷鸣般的咆哮,冲腾起百米高的水雾,形成了“天下黄河一壶收”的壮美奇观。

本来演剧队员们就是抱着不怕牺牲的决心到抗日前线的,所以并不害怕黄河这汹涌的惊涛骇浪,就连女同志也如此。但却从来没有渡过这样汹涌的河流,经历过这样的惊心动魄,队员们从这次渡河中,得到了一个意外收获。

从宜川到黄河东岸,光未然和抗敌演剧队员们徒步翻山越岭、渡过黄河,亲临险峡激流、怒涛漩涡、礁石瀑布的境地,目睹了黄河船夫们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聆听了高亢悠扬、深沉有力的船工号子,成为光未然难忘的记忆。船夫们与惊涛骇浪搏斗的情景时刻闪现在他眼前,船夫们唱和的雄壮号子声不断地萦绕在耳畔,只觉得一股澎湃的激情,像炽灼的岩浆在胸中奔腾激荡……

11月1日正午前后,他们渡过了黄河。这时,光未然就和演剧队指挥邬析零交谈起来,讨论当时流传着的抗日救亡歌曲的创作体裁形式问题。交谈之中,光未然忽然问起什么是“康塔塔”,邬析零回答说他也没有听过“康塔塔”,只是把在书本上看到的有关情况作了介绍——“康塔塔”是欧洲宗教音乐中篇幅最长的声乐曲之一,它的中译名是大合唱……几十年后邬析零回忆说:诗人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刻提出什么是大合唱问题?答案是肯定的,《黄河大合唱》这时已开始在光未然的心中酝酿。

邬析零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1935年我15岁,在上海上学。通过一位住我家并在我家包中午饭的地下党员作家的介绍,我参加了上海业余合唱队,演唱抗日歌曲,1936年,冼星海来我们合唱队教唱他写的新歌《救国军歌》,我第一次见到了冼星海。冼星海教唱《救国军歌》后,又教给大家指挥。所以,我生平第一次学指挥,就是跟冼星海学的。这是我第一次和冼星海交往。1937年‘八—一三’上海沦陷以后,冼星海和洪深、金山、王莹组织上海救亡演剧二队,12月到武汉。我们上海业余合唱队的救亡歌咏队也去了武汉。通过在上海相熟的盛家伦、田冲再次见到冼星海。此后,冼星海多次带田冲和我到几个新成立的救亡歌咏团体,并结识歌咏界负责人士。”

邬析零说,自己认识光未然比认识冼星海晚一些。“我到政治部第三厅接受改编、集训时,他是教务长,后来知道他是三厅中共特支成员。他向我队同志说明了返回武汉的原因和组编演剧队的意图。光未然找我们每个人谈话。他找我谈话时问我,愿不愿意继续参加,还是另有打算。我说,我愿意去鲁艺。我队同志们另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到延安去。光未然说,可以请求到西北战区去。三队出发时,光未然同志是以政治部西北战地文化宣传工作视察员、三厅特派员的名义参加三队领导工作的。后来知道,他是我们队党支部书记。出发后,他跟我们队一直在一起。在吕梁根据地辗转期间,我还和他为决死三纵队所属前哨剧团合作写过歌曲《前哨剧团团歌》。”

1939年1月,抗敌演剧三队到了延安。此前,光未然在吕梁山行军时不慎坠马,造成左臂骨折,他是坐在担架上到的延安,一到延安他就被直接送进了延安边区医院。

2月,坠马受伤的光未然在延安5天的时间内根据1938年和1939年两渡黄河以及在黄河两岸行军打仗时的感受,写成写出了长达400多行的长诗《黄河吟》。光未然生前这样叙述了他创作《黄河吟》的情景:“当时我左臂肿胀,行动不灵,躺在病床上,口授给三队胡志涛同志笔录。”

两斤白糖换来一组不朽的名曲

指挥家严良垫的的第一个指挥老师,便是冼星海。从1940年严良堃在重庆第一次指挥孩子剧团公演《黄河大合唱》到晚年,他已指挥这部不朽作品超过干场。他称自已是指挥《黄河大合唱》的专业户。严良堃回忆说:“光未然过黄河的时候有所感触,写了个长诗叫《黄河吟》。他在吕梁山游击区骑马的时候摔断了左手,后来到延安去治疗,带着抗敌演剧第三队。那个时候演剧三队是个综合}生的队,除了演戏外,又唱歌又跳舞。”

光未然到了延安后,就碰到冼星海。冼星海说:“我们合作过,我现在想写点东西,你是不是给我一点歌词呀!”光未然说:“好啊!我正好有一首长诗叫《黄河吟》,我把它改成歌词,搞一个大合唱。”后来两人商量,第一段是什么,第二段是什么,一共有8段。于是,光未然就拿回去改。冼星海的独生女、浙江省图书馆退休干部冼妮娜曾说:“两位老战友相见又彼此非常了解,那当然是非常高兴也有说不完的话。我父亲看着他。以后就给他说,怎么样,咱们再来一次合作,来一次厉害的。”

一晃,这年农历除夕之夜到了。冼星海受邀来到延安西北旅社的一间宽敞的窑洞,与来延安慰问演出的来自第二战区的抗敌演剧队三队的同志们欢聚一堂,聆听了光未然的改好的《黄河吟》。冼星海坐在门边的椅子上再次静静的听着,越听他越觉得血脉喷张。他听完之后非常激动.一把就把诗稿抓过去了,说:“我有把握,我有把握!”大家立即为他热烈鼓掌。

晚年,光未然对那时的情景记忆犹新:“他当然比别人还要尽心地听,听着很兴奋一下子站起来,大家都蹲着那儿,坐在那儿,一把就抓过去了,就说我有把握写好它。”

光未然的女儿张安迪讲:“当年,父亲西渡黄河到延安,看到了黄河两岸民众的抗日洪流,深受感动,1939年除夕前,骑马摔伤手臂的父亲在病床上口述,让人记述了长诗《黄河吟》。冼星海见到父亲提议再进行合作,父亲把《黄河吟》改成了歌词在窑洞里朗诵,冼星海听了激动万分。”

的确,光未然刻画的黄河形象,充分调动了读者或听众的视觉作用,使读者或听众感到奔腾咆哮的黄河就好像在眼前出现,在耳边呼啸。作为一部大型史诗,《黄河大合唱》在结构上不仅合理匀称,而且还十分注意层次与推进,其中有对比、有高潮,获得了多样统一的艺术效果。这首组诗本身明快刚健,音节洪亮,节奏鲜明,富于音乐之美。无论哪一乐章的诗行,都十分讲究音组的规范,即多数为二言以上的结构,为的是使读者读来或或听众听来明快流畅,有如船行在浪涛起伏的感情江河中。

冼星海拿走了歌词,临走前再三叮嘱要尽快向他详细介绍一下渡黄河时的实况。第二天,邬析零就去给冼星海介绍了有关黄河的情况。那天,邬析零和冼星海交谈了4个多小时,交谈的中心话题是抗敌演剧队在壶口渡河时的所见所闻,冼星海总是要邬析零反复地叙述和描绘。当邬析零模仿哼唱船工号子时,冼星海更是聚精会神地仔细倾听。可是,那时40来个船夫自然的劳动呼声,没有唱词,没有旋律,光凭着一个人的哼唱怎么能够完美表达呢?于是,邬析零边哼边解释,还不时站起来用手比划动作……正当他忙得身体沁出汗水时,冼星海忽然好像有所感悟,赶忙拿起铅笔在纸上飞快地记下了一连串的音符。

壶口跨越陕西、山西两个省;连接陕西宜川和山西吉县。黄河壶口的漩涡,永远留给人惊险的记忆,没有亲临壶口的冼星海,曾多次要求历险者讲述当时的场景,以便获取创作的源泉。

演剧三队到达延安之际,正值延安第一次生产劳动高潮,冼星海每天随鲁艺师生上山垦荒劳动,并创作了《生产大合唱》。当时,冼星海决定把《黄河吟》改成大合唱《黄河大合唱》。为了创作好《黄河大合唱》,他很少先动笔,而是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向光未然与三队的同志们详尽地了解抢渡黄河时的情形以及船工号子的铿锵呼号,默默地酝酿着这部作品。

1939年的延安,生活条件虽然相当艰苦,但冼星海、钱韵玲夫妇却很乐观。没有咖啡,他俩把黄豆磨成粉拌上少许红糖,被鲁艺师生们称作“土咖啡”。冼星海抽的烟斗嘴坏了,在延安配不上,他就把一支竹杆毛笔的笔尖拔了,将笔杆当烟嘴用,坐在土炕上临窗的小桌前,抽着超长烟斗奋笔创作。

冼星海艺术创作的习惯是:思考一旦成熟,工作起来的劲头相当惊人,可以连续几天几夜不休息直至作品完成。很快,冼星海在一间简陋的窑洞里投入到《黄河大合唱》的创作中去。严良堃说:“星海在写‘黄河’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艰苦,在窑洞里写。当时他的夫人钱韵玲还怀着孩子。她为星海做了个小写字板,星海就坐在土炕上面写。期间,光未然来问他:‘星海,昨天开夜车了吧,怎么样了?需要给你煲汤吗?’星海说,不要煲汤了,你给我买一些水果糖吧。广东人爱吃糖。但全延安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都买不到水果糖,抗日战争时期嘛!后来王明的爱人知道了,找到光未然。她喜欢音乐。她说:‘我那儿有白糖,借给你两斤吧。”’就靠借来的这两斤白糖,冼星海晚上困了就一边吃白糖,一边写。

每写完一首,冼星海就拿给学员们试唱,让大家提意见,仔细地询问觉得哪里不顺,甚至于一个装饰音都要问意见。博大深厚的民族情感,不断激发着冼星海的创作激情,乐思如泉涌一样,不断地从笔尖流到了纸上。学员们甚至趴在他的窗口听动静,看他是不是又写完了一首。他用坏的蘸水笔尖,在桌子上堆成了一个小堆。

天冷,冼星海感冒了。他用毛巾把头包起来,带病坚持奋战。在冼星海创作《黄河大合唱》的日子里,钱韵玲不但一如既往地照顾他的一日生活起居,还为他熬红枣汤、烤山药蛋,并帮助他在空白稿子上划好格子便于谱曲。冼妮娜说:“延安3月份的天气是非常冷的,也没有什么取暖设备,只有定量供应一点点木炭,生个小木炭炉,我父亲就是在那么差的条件下来创作。”

写中国民歌风味浓郁的《黄水谣》时,冼星海一蹴而就。但写到中国前所未有的颂歌形式的《黄河颂》时,冼星海犯难了。

整个《黄河大合唱》就是一个黄河的颂、时代的颂,而《黄河颂》是它的主调——这个曲子如果写不好,其他写得再好,也不行。冼星海曾说:“一看到‘颂’字,马上就联想起西方宗教弥撒曲。我在努力摆脱宗教颂歌的影响,我一定要新创一种既有中国民族风格特点,又能表现新的时代感情的颂歌旋律。昆曲里有些旋律带点颂的味道,但不能表现出黄河的伟大战斗气氛。”他摆脱一些颂歌的意识,在民族音乐昆曲里找。他反复研究昆曲……

冼星海的眼前不断闪现着滔滔大河的雄浑画面,奔腾于天际间汹涌澎湃的黄河水就如中国人民昂然抗争的不屈精神,这一切在他的指尖化作一串串气势磅礴的音符。他爱吃甜食,一碟子白糖成了激起他灵感的东西。他时尔抓起一撮白糖放进嘴里,时而深深地吸口烟,再重重地吐出,时而又飞快在纸上写下一串音符。

光未然在其1949年写的《冼星海回忆录》一文中谈及:“演出的日子迫近了,我们一方面希望他快写,一方面又担心他的身体因为他在连续地熬夜。每天早上,我们派田冲、邬析零去他的住处小心地探问他昨夜的成果。他俩从不空手而回。星海是那样地虚心,一定要关心我对每一支曲子的意见,并且豪爽地放权给我们:‘可以随便地改。’其他的曲子,有时我们提出个别意见,他往往毫不迟疑地修改,其中《黄河颂》、《黄河怨》两个独唱曲,我们挑剔较多,他立即全部推翻,第二天便交出了新稿。第二稿的《黄河颂》,试唱后还希望修改个别乐句,哪知他又撕掉重写,第三天看到的,又是一个完全崭新的令人叹服的第三稿!”

据邬析零回忆:“1939年大约3月底的一个晚上,我到冼星海家。他正坐在小矮凳上,把谱纸放在膝盖上,凑着菜油灯的暗黄亮光谱写《黄河颂》。他兴奋地站起来说:‘你来得正好,8个歌子,我已经写好了7个。’他顺手从桌子上拿起一本厚厚的用简谱写的《黄河大合唱》的总谱稿本对我说:‘我写得很顺利,除韵玲帮我划格子以外,我连写带抄一共用4天时间。’他把写好的全部曲谱唱了一遍。有时我们两人合着一起唱。每唱完一段,他将我视为指挥,为我分析歌曲的感情内容,阐述他的创作意图,以及歌曲演唱处理上的一些注意之点。那一晚我们唱得不少,谈得也不少,我回到西北旅社已经是后半夜了。3月31日我从星海手里得到《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清稿。那是用白粉莲纸抄写的,由冼星海夫妇手工装订成册,小于16开本,册边整齐如刀切。打开看,字迹清晰秀丽,通本一字不涂,一字不改,每个字都在规定的位置上。”

经过6天的创作,即在3月31日,冼星海完成了8首合唱、齐唱、独唱、对唱、轮唱作品的谱曲。就这样,在那间小土窑里,在那盏摇曳着微弱小火苗的菜油灯下,一次诗和乐的完美的结合,分娩出了一部不朽的经典之作。中国音乐史上不朽的史诗性名作《黄河大合唱》诞生了!

身前身后的“抑扬顿挫”

1940年5月,冼星海受党中央派遣,与袁牧之—起携带延安第一部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胶片赴苏联莫斯科,完成影片的后期制作任务。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对此十分重视,毛泽东在他们临行前特设家宴送行,同时嘱咐他们工作时间为半年,完成任务后即回。冼妮娜也有幸参加了毛主席在自家窑洞里举行的送别宴会。临别时,毛泽东还拉着妮娜的小手说:“小妮娜快点长吧,看看爸爸要走喽!”没想到,才几个月大的冼妮娜自此与父亲永别。

化名“黄训”的冼星海到达苏联莫斯科后,在忙于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整个影片作曲任务之余,挤出时间考察苏联的音乐艺术发展情况,与著名音乐家们探讨音乐创作。在异国同行们专为其召开的小型座谈会上,冼星海介绍了中国音乐艺术的概况和新音乐发展动向,展示了自己创作的抗战歌曲,并用钢琴弹奏了《黄河大合唱》。这是《黄河大合唱》在国外的首次演奏。

据与会的苏联著名音乐家穆拉杰里在《苏联音乐》杂志中的撰文记载:“……冼星海还弹奏了自己的钢琴协奏曲《黄河》。这部作品主题鲜明,给我们印象极深。它描绘了黄河这条滋养着中华儿女的‘母亲河’的形象,歌颂了中国劳动人民以及他们自古以来与奴役者们进行的斗争。作曲家对复调音乐技巧的自由运用使他克服了中国传统音乐调式的封闭性,创作出充满动感与丰厚表现力的气势恢宏的合唱曲”。

冼星海在莫斯科期间。还利用时间对《黄河大合唱》1939年延安简谱手稿进行了进一步的整理、加工、修订、提高和扩大规模配器的补写工作。最后,冼星海为这部由九个乐章组成的五线谱手稿作品定名为“交响大合唱《黄河》”。这也是后人称作的《黄河大合唱》的莫斯科版本。

然而,由于德国入侵苏联战争全面爆发,加之新疆军阀盛世才露出反共真面目,冼星海等人既无法通过新疆返回延安,也无法徒步穿越中蒙边境的戈壁沙漠以及国民党统治区和侵华日军的封锁线返回延安,冼星海一行人只能折返乌兰巴托。在此,冼星海化名“孔字”,受聘任中国工人俱乐部的音乐教员,为俱乐部谱歌、教授乐器演奏,并最终组织起业余文艺队伍在乌兰巴托公演了《黄河大合唱》。

1941年上半年,太平洋战争的战火燃烧到了缅甸,光未然按照党的安排带领缅甸华侨战工队(文工团)在缅甸各地进行反法西斯的巡回演出,压轴的节目总是《黄河大合唱》。1942年春节期间,由光未然担任总领队的“缅甸华侨战工队”连续3天演出了《黄河大合唱》。

1942年冬季,冼星海秘密离开乌兰巴托,只身返回莫斯科转道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打算寻找机会,仍从出国时的新疆口岸回国,但始终未能如愿。

零下30余度的阿拉木图冬季异常寒冷,经过长途跋涉的冼星海已是精疲力竭、饥寒交迫、身无分文,几近流浪汉。困顿之际,他与当地的音乐工作者拜卡达莫夫相遇。在拜卡达莫夫及其母亲和姐姐拜卡达莫娃一家的热情帮助下,才得以留居并分食他们家仅有的政府限量的配给食品,并重新拿起笔来谱写苏联人民抗击德寇及颂扬哈萨克斯坦人民的作品。

然而,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和严重营养不良引起的肝炎、肺炎等疾病终于渐渐将冼星海击倒。1945年10月30日,被转送至莫斯科的冼星海最终在克里姆林宫医院病逝,年仅40岁。严良堃说:“星海去世后,葬在莫斯科近郊,骨灰盒上面写的是‘致爱国主义者黄训’,下面写的是‘妻子和朋友们’。”

噩耗传来,鲁艺哭声动地,整个延安沉浸在哀痛之中。11月14日,鲁艺举行了隆重的有700多人参加的冼星海追悼大会,毛泽东主席亲笔题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

冼星海去世后,周恩来曾多次指示有关单位及同志:“要把冼星海同志的作品手稿保管好,以后出版、演出这些作品。”以及“在适当的时机将冼星海的骨灰移回国内安葬”。

按照周恩来指示,1945年底,鲁艺先期撤离延安时,钱韵玲把有着冼星海大量阅读眉批的书籍都舍弃了,重点将他的创作手稿、札记、日记书信、讲稿教材、照片等装进筐子,牵着组织上分配的一匹小毛驴,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辗转于华北地区,最后托当地一位可靠老乡坚壁在一个山洞里。解放后,钱韵玲又通过组织将丈夫的这些珍贵遗物从山洞取出,交给刚成立的中央音乐学院,后来由中央音乐学院又交给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妥善保管。由此,冼星海延安版的《黄河大合唱》手稿和苏联方面交还的莫斯科版的交响大合唱《黄河》手稿得以在国内相遇。

1949年夏末,当时战争硝烟未散,共和国尚未诞生,百废待兴之际,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就非常重视和关怀文化战线的工作,这样,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于当年7月2-19日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来自全国文艺界800多人齐聚一堂,畅谈国事。开幕式上有毛泽东等领导人到会讲话,郭沫若作了报告和总结。在文代会之前和会议期间,举行了各种文艺演出为大会助兴。其中就演出了堪称中华民族音乐史诗的《黄河大合唱》,参加演出的乐队和演员由人民文工团和北京艺专组成,担任指挥的是严良堃。

严良堃说:“1956年在莫斯科,举办了苏中友好年的活动。那个时候我、李德伦和郭淑珍都在莫斯科念书。当时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大音乐厅演出,用俄文唱了《黄河大合唱》,很隆重。有莫斯科的乐队、合唱队和独唱演员参加,还包括我们的留学生。郭淑珍唱《黄河怨》,李德伦指挥,我是艺术顾问。演出了一场,那是外国人用他们本国的语言来演出的。我们那个时候感觉很骄傲,过去我们主要是用中文唱外国歌曲,这次可是他们用俄文唱中国歌曲。”严良垫说:“解放以后开展中日友好的工作,吕骥把这个谱子送给了日本的一个进步团体,他们用日文唱《黄河大合唱》。歌词中有一句‘自从鬼子来,百姓遭了殃’,有一个日本小家伙问,这‘鬼子’是谁呀?有人就告诉他,这鬼子是日本军国主义者。那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日友好来往不少。”

冼星海生前所作的曲子“大都留下来了,但没有演出,某些作品由于生病加上奔波,也有些力不从心的地方,有一些笔误,后人进行了整理。在整理的过程中也有不同的意见,有些同志认为星海的东西不能动,有些爱护冼星海的年轻人认为,本来是笔误,应该改。那个时候我们中央乐团要演冼星海的作品,李德伦要改,吕骥就不同意,说不能动,说这是你们洋学生对星海的不尊重”。严良堃说,后来就组织一个审查团,有音乐院的,也有延安出来的,“大家在一起看谱子,看该改不该改。最后的结论是同意李德伦修改的意见”。

然而,建国以后随着时光的流逝,备受人们喜爱的《黄河大合唱》在10年“文革”中却遭受了冷遇甚至诋毁,词作者光未然也受到批斗,被送到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接受“改造”。

当年,还曾被责令要求重新填词。《保卫黄河》中的名句“风在吼,马在叫”要改成时髦的“红旗飘、军号响”;《黄水谣》中作者描述的日本侵略前的乡村景象“河东千里成平壤,男女老少喜洋洋”被认定是“美化国民党统治”,要改成“男女老少耕地庀”;《黄河怨》中一个流离失所妇人的一句“命啊这么苦”,则成了“丑化中国人民”“宣扬投降路线”的代名词,要被改为“夜啊这么长”。修改受到了音乐界许多人士的抵制,后来惊动了中央的一些领导才收回了修改意见。

“‘黄河’流传这么长时间,也是很坎坷的。一是在中国十年动乱的时候,有人说《黄河大合唱》是王明投降路线的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曲。冼星海真伟大,在投降路线的词上写出了革命路线的曲子,这是什么逻辑!后来我对他说,你别这样讲了,这样讲不好。当时除了有八个样板戏以外,还能拿出点什么东西?有人说《黄河大合唱》可以唱啊!那就唱吧,但词是光未然的,那怎么行,光未然还在‘牛棚’里呢。于是就来改词,什么‘指导员,我问你,前线有啥好消息?’真滑稽。改来改去最后改不下去了。后来,周总理说了句话:‘这是历史,不要改了。’改不了词就唱不成了,于是就留曲不留词,这样就编了一部钢琴协奏曲《黄河》。”严良堃说:“钢琴协奏曲《黄河》‘出身’不好,但表现还不错,因为除了样板戏没有别的东西了。国内老百姓一听协奏曲《黄河》,都说:呦!怎么还有这么好的东西呀。在东欧的演出也挺轰动。之所以说钢琴协奏曲《黄河》‘出身’不好,是江青把《黄河大合唱》拦腰斩断的产物,可是它‘表现’不错,协奏曲就保存下来了。”

20世纪60年代后期,《黄河大合唱》被殷承宗等改编为《黄河》钢琴协奏曲。1970年元旦,由殷承宗担任钢琴独奏、李德伦指挥中央乐团在北京首演。乐曲刚完,周恩来总理激动地喊道:“冼星海复活了!”

《黄河》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黄河船夫曲》引子一开始,小号与小提琴便以磅礴的气势奏出号子似的动机,木管乐快速的半音阶上行和下行,刻画了船工们同惊涛骇浪殊死搏斗的情景,这时乐队出现了“划哟,冲上前!”的音乐语言。由钢琴急骤的琶音掀起巨浪,引出了坚定有力的船工号子,表现了船工们万众一心同狂风巨浪顽强拼搏,象征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随着音乐的不断发展,推出了钢琴的华彩乐段,描绘黄河激流汹涌澎湃,船工们冲过了激流险滩。这时,出现了一段悠扬抒情的旋律,仿佛艰难险阻的斗争中见到了胜利的曙光,音乐更加充满自信。最后,在钢琴有力的刮奏中,音乐再现了激烈的主题音调,全曲回到船工们与惊涛骇浪搏斗的紧张情景之中。第二乐章《黄河颂》深邃的大提琴奏出缓慢庄严的旋律,引出独奏钢琴的反复呈述,这是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追溯:在黄河两岸住着善良勤劳的民族,干百年来他们在这块富饶土地上辛勤地劳动、生活、斗争。钢琴铿锵有力的和弦奏出了乐曲雄伟的结束部分,铜管奏出的义勇军进行曲动机,象征着觉醒的中华民族已屹立在世界东方。第三乐章《黄河愤》清脆的竹笛声吹出了陕北高原质朴宽阔的引子旋律,独奏钢琴模仿古筝,轻快的奏出民族风格的主题。在乐队明亮宽广的发展后,钢琴深沉压抑的和弦与铜管乐的阻塞音表现了敌寇对祖国河山的践踏,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遭受深重苦难。在苦难音调的进行,音乐中同时酝酿着反抗斗争的音乐情绪,随着音乐情绪的不断高涨,独奏钢琴激动地奏出象征民族悲愤的雄伟音调。最后乐队以辉煌的气势再现民族风格的主题音调,这是黄河滚滚的怒涛,这是中华民族满腔的悲愤。第四乐章《保卫黄河》引子是铜管乐奏出的号召似的战斗性旋律主题。音调中揉进的《东方红》动机象征毛主席、党中央发出的战斗号召。钢琴的华彩乐句后,出现了《保卫黄河》的旋律主题。这是一段斗志昂扬的进行曲,表现了中华民族前赴后继英勇不屈的献身精神。随着乐曲主题的不断发展,音乐展开了一幅幅抗战的壮烈画面……

1975年,适逢冼星海逝世30周年。钱韵玲通过邓小平上书毛泽东主席说,《黄河大合唱》这么多年都不唱了,当年您听的时候还鼓掌叫了三声“好”,可见还是好作品,今年是星海去世30周年,是不是可以演一下。

据严良堃回忆:“1975年那个时候正好是邓小平出来工作,就批下来了,用原词唱‘黄河’。‘四人帮’手下的文化组后来不能阻拦了,但规定我们照原词唱可以,但不准写‘纪念’两个字,就叫‘冼星海聂耳音乐会’。还规定不准写纪念文章,不准进行宣传,演出完了就完了。”

在周恩来总理支持下,《黄河大合唱》冲破了“四人帮”的阻力,得以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举办的纪念冼星海、聂耳音乐会上按原词演唱。10月25日晚,在北京民族宫举行的纪念音乐会上,久未露面的乌兰夫、谭震林、王震、谷牧等老同志出现在观众席上,他们聆听着《黄河大合唱》,露出了会心的笑容。当时周总理病重,他托邓颖超当天给中央乐团李德伦打电话,祝音乐会演出成功。邓颖超姐说:“总理身体不好,我们不能来了,我们今晚坐在电视机旁,认真地听你们演唱。”

严良堃说,北京演完之后,上海也跟着演。“据说他们不知道不准在报上写文章的事,结果冒出了一篇评论文章,说‘黄河’为什么还有这么大的魅力和吸引力。文章登出来了,主要讲了三条,我觉得不错:一是为什么一个曲子长时间在人们心中起作用,是因为作家的世界观的问题,因为星海把自己的出路放在民族出路的里面,而不是放在民族出路的前面,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放在一起,他在写作品的时候不是为了自己要索取什么东西。二是长期创作实践的积累,1 938年在抗战期间,星海在武汉半年写了200多首歌。三是生根在我们民族音乐的土壤上。我觉得这样的讲话比较中肯,比较实在。”严良堃说,《黄河大合唱》也算是“四人帮”垮台前的一个信号,“黄河”十年不能唱,到现在能唱了。

当年,钱韵玲在通过邓小平转交毛泽东的信中,还倾诉了让冼星海骨灰尽快回国以及希望把女儿一家调回自己身边团聚的愿望。当时,身处逆境随时面临被再次打倒的邓小平,为防止此事因他的缘故得不到落实,就与其他几位副总理共同签署了对钱韵玲信中请求的两件事情的处理意见。

1977年,远在西北一个国防工厂工作的冼妮娜一家,终于与在浙江省文化厅工作的母亲钱韵玲团聚杭州。以后,随着中苏关系渐渐缓和以及在邓小平的直接关怀下,1983年,冼星海骨灰得以从前苏联迁回国内,钱韵玲、冼妮娜母女赴京参加了骨灰迎接仪式。冼星海骨灰先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后经广东省委报请党中央批准,冼星海骨灰得以迂回故土,在广州市新建的“星海园”安葬。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中苏关系彻底解冻,冼星海1940年至1945年间在前苏联的工作、生活详实情况被逐渐发掘出来。冼妮娜也有机会访问了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寻访了父亲的当年挚友与房东及后人,觅得了父亲许多的艰难足迹,获知了因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爆发、冼星海曾请求苏联方面帮助把《黄河大合唱》拍成电影的愿望落空的历史史实。

最让冼妮娜激动和难忘的是,1998年7月3日,冼妮娜受邀随国家主席江泽民赴哈萨克斯坦访问,参加了由江泽民主席与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亲自为阿拉木图“冼星海故居”揭牌仪式的活动。江泽民在留言簿上挥毫题词:“忆星海,黄河涛声萦回于耳;访邻邦,友谊之花绚丽夺目。”2000年7月29日,胡锦涛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访问哈萨克斯坦,他在参观阿拉木图市内的“冼星海故居”时,对中哈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给予高度评价,并在留言簿上题词:“星海英灵不朽,中哈友谊长存。”2004年1月27日,出访法国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法国国民议会的演讲中,当他提到20世纪初许多满怀救国救亡之志的中国学子赴法寻求改造中国的道路和现代思想艺术灵感时,其中就点到了冼星海的名字。2013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作演讲时引用冼星海的故事谈中哈情谊。如今,在中哈两国的共同努力下,阿拉木图市的一条街道整饰一新,被命名为“冼星海大街”,街口建有莲花状的有冼星海头像和中哈俄三国文字铭文的纪念碑。

作家周明曾多次拜访过光未然。周明说:“老人家曾几次告诉我,自从1939年在延安写出《黄河大合唱》后,他再也没有去过黄河,去过壶口,到过延安。他要我陪他去。我也不止一次给我家乡西安的领导和朋友说过了,大家都表示十分欢迎!而且我们还暗地里谋划,等他到了激发他当年写出《黄河大合唱》的源泉——壶口后,要请他提笔写几段《黄河大合唱》的诗句,以便镌刻在壶口渡口的大石山上,永久纪念。然而,这一切却成为无法弥补的遗憾。2002年初春,老人家离我们而去!”可以相信,光未然与气贯长虹的《黄河大合唱》将像千古黄河一样永恒地流传下去!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听,慷慨激昂的歌声似风雷闪电,响彻全中国,照亮神州大地。看,在黄河两岸,千万万的华夏儿女拿起了武器,像黄河的怒涛一样保卫我们的国土。今天,《黄河大合唱》仍然让中华儿女集结在民族精神的旗帜之下,丰富着炎黄子孙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