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22日上午10时许，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在京的所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悉数前来向王文元的遗体告别。顿时，在中外引起强烈反响。
中共主要领导人为何给王文元如此高规格的礼遇？王文元是九三学社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他是中国二十世纪会计学大师，他生平撰、编、译及审定出版的会计类专著、高校教材、工具书达三十余种，诸如《工业企业经济核算纲要》、《会计学大辞典》、《政治经济学辞典》、《中国经济监督大全》、《现代会计师手册》等。其传略人编《中国名人大辞典·当代人物卷》与《教授人名录》等辞书；他是一位行动家，曾任私营企业“帐房先生”与大型国营企业会计，还到全国各地的各类会计培训班巡回授课，甚至远赴欧美进行学术交流；他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历任辽宁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首任院长、辽宁省副省长、最高人民检察院首位民主人士副检察长、九三学社副主席、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要职。
“心慈手软”的“老常委”
笔者与王老相识的机缘，是拙作《田长霖传》出版前夕。其后，我们有十余年的文墨交往。从中得知，王家先祖原是黄陂西乡王家旱塘湾的农民，为了搞活经济，王文元的祖父王德品曾经远赴新疆打工、放牧。其父王寅阶因长期在河南经商，所以王文元于1931年1月24日出生于河南漯河市煤市街。
勤奋致富的王寅阶认为，大好时光如果不用来学习、做事，那简直是罪过。所以，王文元自幼在父亲“闻远忠德，毓秀昌明；玩物丧志，玩人丧德”的家训管束下茁壮成长。父亲的努力让他从小有个衣食无虞的生活环境，有了受教育的机会。他因此明白了一个道理：生活要靠自己创造，做人必须以诚信、善良为本。王文元自漯河读小学起，学习成绩一直优异，抗战期间，日军攻陷郾城县即今漯河市区，少年王文元代表小学生到郾城县府做抗日演讲。1945年8月15日，当王文元得知倭寇投降的消息后，带领进步同学到火车站贴标语，也在全校奔走相告，其弟定元就是从哥哥口中得知日本投降的。为了庆祝抗战胜利，王文元还亲笔题写对联“生财有大道；信用得中孚”等，贴在家里堂屋与粮行。1947年夏，他以中考第三名的成绩考入汉口市立第一中学高中部就读。
就在他的家业逐渐兴旺起来之际，新中国成立，实行土地改革，父辈们分别被划为“工商业者”与“地主”成份。由于王家将忠厚传家的品性和家风世代相传，即使在文革期间，他们家里虽然顶着”地主”与“工商业者”的帽子，却未遭受什么太大的磨难。
新中国成立之初，王家的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了，父亲又因患青光眼而导致双目失明，家中失去了生活来源。十八九岁的王文元就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自1950年，他在湖北省黄陂县乾顺油厂（私营企业）当“帐房先生”（会计），1952年考入华中钢铁公司（大型国营企业）任会计员。1953年秋，年仅22岁的他以过人的勤奋、踏实与聪慧，脱颖而出，被公司选派到冶金工业部设在长春的东北会计统计专门学校（后院系调整并入东北财经学院）学习。
1956年毕业时，按常规，保送上大学的学生都要回原单位工作。但东北财经学院因发展很快，师资力量匮乏，王文元因成绩优异而留校任教。1958年，东北财经学院与沈阳师范学院、沈阳俄语专科学校合并组建辽宁大学，自此他在这里一干就是三十多年，历任辽宁大学经济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教研室主任、系主任、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文革时期，军宣队、工宣队进驻辽宁大学后，带领师生沿着辽沈战役的道路拉练，清理阶级队伍，白天行军，晚上搞大批判。一位老师在抄大字报时，因过度疲劳，把“万寿无疆”误写为“无寿无疆”。当晚值班的王文元发现这个重大错误后，他没有去报告邀功，而是不声不响地把抄大字报的同志叫起来迅速改掉。以当时的政治背景，这无疑是要承担风险的，但他没有丝毫犹豫，他所作的这一切皆出于宽厚、良善的本性。
从文革中一道走来的师生们都深深记得，在十年动乱岁月，王文元曾多次被人“动员”：“放下家庭出身包袱，轻装上阵，打击阶级敌人。”但他始终顶住压力，不说一句不实之辞，不做一件害人的事。他说，从小我父亲总教育我：“火要空心，人要忠心。”文革中要我确认某某是特务，某某是反革命分子，没有一点证据的事，怎么能瞎说呢？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由于他恪守这艰难的“证据”原则，以致军宣队无奈地说：“他这个人心慈手软，无法使用。”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心慈手软”是个缺乏斗争性的贬义词。所以，军宣队交给他的任务就是种大地、看庄稼、种菜园、守仓库、做饭、喂猪、赶牛车、抄大字报、值夜班。除此之外，就是天天坐着学毛著，被人称为“老常委”。
王文元曾被多次调查，结论是：解放前一直在学校学习，历史清白，家庭无政治背景。有一次找他外调的人，听到有人叫他“老常委”。不解地问：他是哪一级、什么时候的常委？接待的人告诉说：他连个党员都不是，是毛著学习小组中无其他任务，出席次数最多的人。
王文元辛勤耕耘，桃李芬芳，师生情谊甚笃。一位弟子深情地回忆，那时他们调干班的同学大都已婚，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负担重。在东北，秋菜上市时，一般家庭均须将冬季吃的蔬菜买回家储存起来。但学校并没有为买秋菜放假的先例，为了节省每个同学的家庭开支，这位身为班长的学生就擅自给全班放了三天假。事后，学校拟作出将该生勒令退学的处理。关键时刻，身为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兼系主任的王文元主动站出来说：这批学生都已为人夫、为人父，收入微薄，生活困难。发生这种事，他们并不是有意违反校规。况且他们能有这个学习的机会很不容易，如果处理过重，就会影响其一生一世。一番话，人情人理，深中肯繁，最后，校领导一致同意从轻发落。
“教授省长"的“书卷气”
1988年1月，时任九三学社沈阳市委副主委的王文元教授，在辽宁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上，以高票当选为辽宁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就任后，他分管文化、教育、体育、卫生、计划生育等工作。
做领导，怎样提出正确观点，又怎样采取措施落到实处？不是简单的事。在王文元看来，一个领导人不仅要有正确认识，还要学会怎么指导，把正确的认识落到实处。在这方面，既要看到社会的大环境，也应该坚持原则。方向要明确，有问题逐步解决，让风气慢慢好转。要是发现了问题听之任之，或者过分理想化，都是不可取的。
上任伊始，他首先以一个教育家的责任，针对高教专业划分过细的弊端，提出了“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以此培养学生的适应能力，增强其发展后劲。受到大家的赞同。为提高师资水平，经过多方努力，与国外知名高校建立联系，派出访问学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开阔眼界，活跃学术气氛。
对农村学校发展太阳能取暖、洗澡，拨土地养猪、种菜，发展校园经济，缓解教育经费困难，改善住校生的生活等，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当他得知，使用太阳能取暖的学校，放学后学生不是急忙回家，而是愿意留在比家里暖和的教室里做作业时，心里感到由衷的高兴。对人们过去重视不够的职业技术教育、以聋哑盲儿童为对象的特殊教育，均不遗余力抓经常、经常抓，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对于体育工作，他反复强调要正确处理好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关系，要摆正群众体育的基础地位，体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和身体素质。群众体育搞好了，才会涌现出更多的体育拔尖人才。否则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竞技体育要在端正赛风上下功夫。那时，沈阳正在加紧筹备举办第二届全国青少年运动会。他大胆提出了训练和参赛的“四不准”：不准服用兴奋剂；不准贿赂裁判；不准进行有碍运动员健康的超强训练；不准假冒职业年龄。 这“四不准”对于当时刚刚进入奥林匹克俱乐部的东北来说，却一石激起干层浪——这位“教授省长”，书卷气太浓。不过，如今国际体坛上兴奋剂事件屡禁不止，海内外比赛也存在“黑哨”现象。当初那些持不同意见者，纷纷佩服这位“教授省长”的远见。
在他离任后，辽宁体育健儿由于具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在全国七运会上一举获得了总分第一名。辽宁省委、省政府还专门为王文元这个非运动员颁发了一个大奖杯。
体育之道，在于健身、陶冶情操。王文元因多次为外国友人钓鱼颁奖，领悟了钓鱼的超然乐趣。他从“钓翁之意不在鱼”得到启示：钓鱼之乐不在鱼，而在山水之间，享受自然，放松身心。
计划生育工作时称“天下第一难”。由于农村受养儿防老、多子多福观念的影响，对计划生育政策接受程度较差。为此，王文元多次下乡指导工作，提出要耐心细致地做好宣传工作，搞好典型示范，对执行政策中出现的偏差，则坚决制止和纠正。
在辽宁省法库县民间一直传颂着“福省长”的故事。那是王文元到法库县实地调查农村医疗卫生状况的一天，因在返程路上发生车祸，造成王文元右臂粉碎性骨折。肇事的司机是个个体户，当公安部门依法将其拘留时，有人对司机说：你知道吗？被你撞伤的是个副省长！司机不信：“副省长出来怎么会只有一台车？怎么着不都得有警车开道？你别吓唬我了。”话虽这么说，但司机心里还是敲起了小鼓。
王文元回沈阳治疗期间，反复叮嘱有关部门：要按法规办事，不能因为撞的是我，就加重处罚。后来肇事的司机听了这件事，非常感动。他说：“他被我撞伤了，却反过来关心我，有这样的官是咱老百姓的福气呀！”
辽宁山区，地方病较多，其重要根源之一就出在饮用水上。防病要治本。王文元多方奔走，争取更多资金，用于打井改水。对职业病，他与主管部门密切配合，也取得了较大进展。特别是推动重点医院下乡巡回医疗，对基层医院定点帮扶，基层医院派人到重点医院挂职学习等措施，立竿见影。由于领导重视，建立和健全了机制，上下互动，从而促进了整个医疗水平的提高。
检察高官的“三斧头”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春风，吹拂着大江南北，也推动了共和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进程。这年3月，具有会计学特长的王文元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他也是新中国第一位来自民主党派的高检副检察长。走马上任后，他分管监所检察厅、干部教育局、国家检察官学院、中央高级检察官培训中心、中国高级检察官教育基金会、检察出版社等方面的工作。同时兼任第八届全国政协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官必须认真行使国家的检察权。而这种检察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因此要排除重重障碍和克服种种困难。
对监狱和看守所行使检察权，是他任高检副检察长期间分管的领域。初次接触囚犯，他对这样一个特殊群体心中不无憎恨之感，但他深知打击罪犯只是社会主义刑罚的手段之一。把罪犯改造成有益于社会的新人，避免重新犯罪的恶性循环才是根本目的。他在调查中发现，过去为了方便监管，往往习惯于把犯人尤其是重罪犯人弄到偏远的地方去服刑。可是，这样一来，造成这些地区关押的罪犯数量大，重新犯罪率提高。更重要的是，犯人家属探视也多有不便。他坚持主张：罪犯的服刑地，原则上在原籍与发案地。：
他在新疆视察工作后，对北京、上海的犯人到新疆服刑，从保障犯人合法权益、保障正确执法的角度提出了意见：“对犯人的管理也应该体现人性化关怀，这有助于他们家庭的维系，也有利于犯人服刑。否则，家庭破裂对子女和社会都不利。”
这位检察长，不仅把他所了解到的问题提出来，还与当地监狱管理人员一起商量，如伺对罪犯实施人性化管理。
新的管理办法出台后，犯人不仅可以和前来探视的家属一块儿吃饭、交流，夫妻还可以同居。接下来，他又注重信息反馈，结果这些措施实施后，不仅得到了犯人及其家属的欢迎，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与此同时，王文元对监管改造场所发生的贪污、贿赂案件，监狱里罪犯再犯罪以及牢头狱霸的打击，对判决、裁定执行和监管改造机关的执法活动是否公正合法的监督等，也常抓不懈。他在调研后形成的《关于秦城监狱的几点意见》的报告，也受到中央领导高度重视。
事后，他深有感触地说：“强调对罪犯管理的人性化并不妨碍公正执法。战场上的敌人，放下武器后也不能伤害呀。应该让这些犯罪人员的正当权益得到保护。这有利于推动他们改恶从善。”
王文元为了鼓励群众监督、检举腐败现象的积极性，对所有写给他的群众来信，他都是亲自拆阅，批给有关部门办理。6年间，他亲自批阅的群众来信已记不清有多少。
关注城乡“剪刀差”
王文元长期在民主党派中任职，在九三学社蝉联三届中央副主席。连任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委。1998年3月，他当选为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上任以后，他更是把精力集中到参政议政上来，多次率政协委员视察团到基层了解情况。1998年夏天王文元到内蒙古休假期间，多次深入到牧民家中，到企业考察，与干部交谈、了解他们的想法，听取他们的意见，回来后亲自撰写了一篇5000多字的文章，受到当地政府的高度评价和重视。而1999年，王文元外出调研就达十余次，共一百多天。
中国是农业大国，人口多底子薄是基本国情。不论是作为参政党领导人，还是在全国政协工作期间，王教授考虑更多的是关注“三农”问题。如今，农民不仅免交农业税，而且国家还派发耕种补贴，就确王文元贡献的一分心力。
人多地少是中国的国情，不逐步改变这种的状况，农民想致富就很困难。但土地又不能增加，因此，解决“三农”的问题，就要逐步减少农村人口，在农村搞适度的规模经营。王文元在调研中发现：“农村突出的问题是城乡二元体制，差距太大。”
他的想法是：让农民致富，就要让当前农民收入的增加幅度超过城市。这样城乡差距才会逐步缩小。而且希望西部比东部增长快，这样沿海和内地的差距就会逐步缩小。要利用法律手段，坚决解决农戾在城镇打工的工资拖欠问题，让农民工和用积累，进入小城镇创业，进入非农业岗位就业。这样一来，农村人均土地就能增加，就可以进行适度规模经营。政府要加强对农民工的辅导、培训，为他们创业创造条件。一个人创业成功了，就能解决一批入的就业问题。让更多的农民工进入创业者行列，农村情况就会好起来。他主张积极清理乡镇欠债，凡是应该由政府负担的，就不应该由农民来负担。农村办教育，不要再让“老大爷”出钱啦。改变农民待遇，对平衡农民心态有很重要的作用。亦可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与此同时，他主持九三学社工作几年来，关于保护环境、水资源、国土资源等提案，均受到极大关注和重视。被媒体誉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情系桑梓励后昆
名如其人。记得2002年12月8日，经胡炳基兄牵线，我与驻京办主任黄财昌一同前往王老家中拜访。尽管室外寒气逼人，可是，当我走进京畿一幢住宅，却受到了红光满面、皓首鹤发的王老的热情接待，顿感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王老首先对我们说，他已经正式从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即将在2003年“两会”期间卸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当我向王老说明来意，并双手将书稿呈交给王老过目时，我的心在“怦怦”直跳。哪知，王老浏览了一下目录与梗概后，便和蔼可亲地对我说：“田长霖是华人旗帜，也是我们黄陂的骄傲！你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也是家乡青年人的正当要求，于公于私，我都会支持！不过，作序之事，我得仔细看看书稿后，再答复你的。如何？”我看着这位甘当人梯的慈祥老人，便以文人特有的方式，深深地向王老鞠了一躬。临别前，王老还亲切地与我合影留念，留了美好的一瞬。
告别王老，在返程的火车上，我夜不成寐，此前联系一位省部级官员作序时，对方秘书不是挡驾，就是打官腔作答的话语，似乎在眼前浮现。由此我猜想：王老说要看完书稿后再作序，他到底是治学严谨，还是如同那位部长那样打官腔？或者说他碍于老黄的情面，不便直接回绝我所找的托辞？何况他身为国家领导人，又是知名学者，还身兼中国和平统一全运会会长、九三学社中央名誉副主席等职，各种会议就应接不暇，他哪来时间作序？而自己是与他地位悬殊，只有一面之缘，王老也没有义务作序。所以，我对王老是否作序，心里一直不踏实。
哪知，一周后的一天，我即接到了一份特快专递，我连忙打开一看，原来是王老寄来的序言。我一口气读完，发现文末签名及时间：“王文元，2002年12月10日。”这也就是说，年愈古稀的王老是在接到我的书稿后三天内就完成序言的。由此可见，王老那几天时间一直在审读长达26万字的拙作，并拟序言。而且，他对书稿的审读非常认真，不仅有眉批与尾批，还对字词句乃至标点相符一一作了校正。其中他将拙作中概括田长霖“科研善于走极端”，改为“科研善于抓尖端”，顿犹醍醐灌顶。“抓尖端”却比“走极端”更准确、更通俗、涵盖的范围更广泛。可谓画龙点睛。
不仅如此，黄陂鼓励民营业主开发木兰生态旅游区，他满腔热情地支持，他题写的“木兰天池”，成为该景区的标志性建筑。经过几年的精心打造，时下木兰生态旅游已经成为国家旅游局授予5A级景区。
得知家乡实施“教育兴县”工程，身为教育家的他，利用返乡的机会前往视察，并作出了指导性意见。同时泼墨挥毫，寄语家乡为“育才兴国”再立新功。
由于《田长霖传奇》是第一本田长霖全传，出版后编者与笔者先后携书到美国和俄罗斯，以及港台地区交流，受到海内外的关注。而且该书赴香港参加第九届世界华人艺术大会作品展，并获“传记文学”类惟一国际艺术金奖。王老获悉后欣然命笔题贺：“百花齐放，四海飘香！”
十余年来，在王老的鼓励下，笔者先后撰写了二三十部海内外名流的传记文学，其中拙作《冯铸》、《首义大都督》等面世，王老分别寄来了“女士义举，誉满中华”、“开国都督，首义元勋”和“经纬天地”等泼墨题贺。《无陂不成镇》三部曲在台北首发与研讨，他专门电贺。
2004年深秋，某电视剧制作中心前往木兰古门景区和双龙镇（今黄陂区姚集镇大城潭）考察，拟将当地作为实景拍摄基地。当年底，姚集镇领导找到我，想请王老为双龙镇题名。由于全国有十几个地方声称是“木兰故里”，治学严谨的王老委托秘书让我补寄了相关资料。资料寄出后，却一直没有收到王老的题词。
没想到，2005年春王老抵鄂视察时，于3月26日晚上在东湖宾馆梅园，亲切接见了区领导马小援、袁垫和我。在勉励黄陂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同时，王老还就“木兰故里——双龙镇”当面求证。在得到满意的答复后，他这才向我们展示其墨宝：“木兰故里——双龙镇！”同行的摄影师魏端，即时按动快门，形成了永远的定格。
老骥喜作“黄昏颂”
王老属马，晚年时，人们常称他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即使进入耄耋之年，他依然精神矍铄，继续在“后过渡期”喜作“黄昏颂”。
他晚年之所以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得益于他养生有道，饮食起居有律。他每天晚饭后，必看新闻联播，接着或阅读报纸杂志或写点东西，通常11点前就寝。
有一次，他去西藏考察时，坚持入乡随俗，按常量进餐。他认为，一个地区饮食习惯的形成是有其历史文化渊源的。到任何地方，都尽可能去适应包括餐饮习俗在内的当地风土人情。这不仅是对当地人的尊重，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生活经历。
他对物质生活，崇尚俭朴，不求奢华。在职时，虽然每天忙于工作，但他一有空不是与书本打交道：读书、写书、藏书，就是练书法、听音乐等。离开繁忙的领导岗位后，他开始有时间按自己的爱好，看一些书和著书立说。他阅读范围涉猎甚广，尤其喜欢政经文史。这种生活方式看来有点单调，而他却自得其乐。他勤于笔耕，著作颇丰，撰写、编著、主编、审定及翻译出版了专业学术著作、教材、工具书等三十余种。
对于体育锻炼，他别有领悟。他非常欣赏游泳时那种身心放松的感觉，尤其赞赏毛泽东诗词中“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豪迈意境。而退休后，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以散步居多。游泳则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晒网多，打鱼少。如果有机会，还喜欢去钓鱼。”他还是名人钓鱼俱乐部的一个成员呢。
健康的身体不仅取决于良好的生活习惯，也取决于良好的心理素质。他为人谦和，遵循“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的古训，总要求自己遇事多些理解与大度。他认为，人生中多些宽容与豁达是身心健康的一大法宝，不过真正做起来并不容易，要有很高的修养。难怪与他交流毫无拘束，话题广泛。
宽容与豁达是不搞庸人自扰，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正直和自尊的秉性。并非放弃原则。相反，他竭力反对蝇营狗苟，尤其重视自己的人格尊严，即便有时要为此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
“退下来后，我主要还是作一些考察，写一些政策性的建议。中央有什么要求，我就去作一些什么样的调研。”他身兼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高级顾问，中国慈善总会名誉会长，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基本建设优化研究会会长和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名誉会长，频繁到基层考察。2005年8月20日，他专程前往日本东京，出席中国同盟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并致辞。会议期间，他频繁会见海内外爱国人士，呼吁全球中华儿女秉承孙中山先生的遗愿，实现“振兴中华”的伟业。
“不过，我还没有打算写回忆录。”这位平生在多个领导岗位上勤勤恳恳工作、且多有建树的学者，生前常常谦逊地说：“总觉得自己还做不到对人生、对事物有深刻的认识和理性分析，也不能给人以启迪。我还是把学习放在首位，所谓‘学习学习再学习，思考思考再思考’。等真正觉得有值得写的，那时也不排除写写回忆录。”
王老仙逝后，在整理其遗物时，他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个人回忆资料。他的秘书支国群告诉我，王老生前遗嘱：一旦中央启动《王文元传》，希望由我执笔。时下，全国政协、九三学社与武汉市黄陂区正式启动《王文元》，纪念一代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