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驻外大使，也是著名的“将军大使”。在新中国成立后，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阿尔巴尼亚和中国之间有过—段特殊的关系。但是这种特殊的关系却建立在一种畸形的援助基础之上。耿飚出任中国驻阿大使后，这种状况才引起国内的重视并最终得以解决。毛泽东称赞“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将军大师出使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西部，西濒亚得里亚海，面积28700平方公里。1944年11月29日全国解放，1946年1月11日，正式宣布为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1949年11月23日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建交后两国、两党领导人有多次往来。阿尔巴尼亚的党政领导人霍查、谢胡、巴卢库等多次到我国参加有关会议和庆典、进行访问等。周恩来总理先后于1963年、1965年和1966年三次率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
从1961年开始，阿尔巴尼亚同苏联的关系恶化，处予非常困难的境地。六十年代初，在国际共产主义大论战中，由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与中国共产党处在“同一战壕”，中阿两党、两国人民之间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得到了进一步增强。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主席签署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高度赞颂了这一友谊。贺电中说：“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干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从此，“欧洲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即指阿尔巴尼亚，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即指中国与阿尔巴尼亚的友谊。在一系列国际斗争中，阿尔巴尼亚坚定地支持中国。中国1971年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就是得到了以阿尔巴尼亚为首的23国的支持。
1969年4月，“文革”开始后被打倒的著名“将军大使”耿飚，在中共“九大”上得以“解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耿飚是我军一员著名战将，长征途中任著名的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团长，和团政委杨成武一道，强渡乌江，夺取天险娄山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作为红一军团第一师参谋长，耿飚率部参加四渡赤水、再克遵义、南渡乌江，从云南境内巧渡金沙江等重要战役战斗。1950年初，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即著名的杨罗耿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耿飚，走上了外交工作岗位，先后担任中国驻瑞典王国大使兼驻丹麦、芬兰公使，驻巴基斯坦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驻缅甸大使等职，成为著名的“将军大使”。
1969年5月6日，中共“九大”闭幕后不久，周恩来总理专门找耿飚谈话。周恩来告诉耿飚，中央决定派他去担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过几天，中央还要派黄镇去法国复任大使。周恩来强调说，派中央委员去任大使，表明我国对发展中阿、中法关系的重视。周恩来还告诉耿飚，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关系很好，阿尔巴尼亚是当前我国外交的重点国家之一。鉴于耿飚是中共“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个大使，周恩来希望耿飚尽快赴任。
为了更好地执行中央的对阿政策，耿飚请周总理对驻阿尔巴尼亚使馆的工作方针作指示。周恩来把中央对阿方针归纳为十六个字：“加强团结，友好合作，增进友谊，并肩作战。”周恩来强调指出：“加强中阿两国的团结合作，对整个外交工作的开展有着重要意义。”重任在肩，耿飚感到如履薄冰，将周总理上述指示牢牢默记在心。
1969年5月16日，中国新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耿飚抵达阿国首都地拉那。阿尔巴尼亚外交部副部长马利列到机场迎接。对于马利列，耿飚并不陌生。在耿飚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期间，马利列曾任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彼此很熟悉。马利列对耿飚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耿飚是中共“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个大使，阿尔巴尼亚政府对此很重视，对耿飚破格接待。
援阿物资浪费严重引起了耿飚的忧虑
在到阿尔巴尼亚工作以后，耿飚除了发现阿国对于中国调整对美关系表示不理解外，还逐渐发现了一些令他担忧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问题。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援助抗击法国殖民者的越南，后来又援助东欧的阿尔巴尼亚。
与西方的援助不同，中国对外援助时自己的经济情况非常困难。1954年以来，中国政府给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全国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对于阿尔巴尼亚这样的小国来说，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了。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可达400公斤，远远超过中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在阿尔巴尼亚方领导人看来，向中国伸手要援助，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霍查曾经坦言：“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阿尔巴尼亚另一位领导人、部长会议主席谢胡甚至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1962年，阿尔巴尼亚副外长马利列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马利列开始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没有结果。后来马利列直接找到国家主席刘少奇，使这一问题得以解决。
当年，中国因为缺粮从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加拿大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接到中央的命令后，这几搜轮船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伍修权曾心痛地说：“中国人慷慨呀！这时，中国的饥荒还没有结束，正是中国百姓大批饿死的时候！”据说，外交部的工作人员一见阿尔巴尼亚的代表团要来，就心里发毛。
1969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访问阿尔巴尼亚时，曾当面质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竟然回答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当谢胡陪同李先念访问阿中南部费里区时，他的谈话几乎句句不离要求中国援助，说阿尔巴尼亚需要有自己的“鞍钢”，还需要有像样的机械工业，还要中国援助开发海上油田。谢胡还说：“在下一个五年计划里，将完全用中国的设备和材料。”李先念当即表示：“你们计划你们的需要，我们考虑我们的可能。”
经过在阿尔巴尼亚一些地区实地调查，耿飚深感忧虑，因为阿尔巴尼亚在经济建设方面，求大求全，战线拉得过长，非生产项目搞得过多。1969年，阿方非生产建设项目的投资就占国家总投资的24%，造成劳动力严重缺乏。根据阿方自己的计算，在第五个五年计划中，仅按1968年11月20日中阿签订的协定，中国援阿新项目的建筑和投产就需要增加4.6万名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约等于阿国当时产业工人的38.3%。
另外，在阿尔巴尼亚，还存在一种向欧洲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看齐的思想，他们不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阿方在向中国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计划在阿全国实现电灯照明后，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当时的中国，连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黑白电视机还很少见。阿方领导人存在上述不切实际的想法，他们向中国提出了不少极不合理的援助要求。例如，中国帮助阿方建立了纺织厂，但阿方没有棉花，中国还要用外汇买进棉花给他们。阿方制造出了服装，却硬要卖给中国，倒过来赚中国的钱。
还有一件事对耿飚触动很大。有一次，阿尔巴尼亚副总理查尔查尼向耿飚提出，要中国帮助更换阿国某化肥厂的主要设备。该化肥厂是中国援建的，本应使用中国生产的机器设备，但阿方不要中国的机器，指定要用意大利的，中方只好用外汇从意大利买来机器安装上。现在这台机器坏了，查尔查尼还要我们从意大利买机器来更换。耿飚当即拒绝了这个不合理要求。
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阿方浪费极其严重。耿飚通过实地调查看到，阿尔巴尼亚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他们还把中国援助的水泥、钢材用来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在全国共修建了1万多个。中国援助的化肥，被毫不爱惜、杂乱无章地堆放在地里，听任风吹雨打而无人过问，耿飚对此感到非常痛心。
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
耿飚忧心忡忡，他认为，我国对友好国家进行援助是符合国际主义原则的，但必须注意两点：一是要按照我国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据对方的实际需要和运用援助的能力。像现在对阿尔巴尼亚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办法，对于中国来说就是把钱物倒进一个无底洞，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方来说，惯成了依赖别人、处处向别人伸手的懒惰习惯，不利于他们自力更生发展经济。
耿飚打算把这种情况向国内作一汇报，但是又存在种种顾虑。当时国内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说“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坏话”无疑会带来极大的风险，会给江青等人以口实。但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特命全权大使的政治责任感，终于让耿飚撇开个人得失，给当时外交部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乔冠华写了一封长信。
在信中，耿飚详细反映了上述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耿飚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对阿尔巴尼亚援助是主客观不一致，即主观愿望是好的，是为了帮助阿搞好经济建设，但客观效果并不好，不但没有使他们的经济得到发展，反而助长了他们的骄傲、懒隋和依赖思想。鉴于此，耿飚提出国内在援助阿尔巴尼亚的规模、内容和方法，均须重新考虑，通盘修改的建议。
乔冠华看信后，对耿飚如实反映情况表示赞赏，对耿飚提的意见也表示赞同。但在当时情况下，乔冠华对此事也无能为力，只是将耿飚的信转报中央。后来耿飚回国后遇到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他对耿飚说：“耿飚，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我对这件事也有意见，但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
周恩来后来和耿飚谈话时，也提起耿飚写信的事。他告诉耿飚，毛主席看了耿飚的信后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畸形援阿关系的结束
耿飚所提关于改变援助阿尔巴尼亚政策的意见，后来中央终于实施。当然，这一政策的最终实施，和中阿关系的决裂有着直接的关系。引起中阿关系恶化的国际因素，是阿方对于中美关系的改善持偏见立场所致。
1971年7月，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来华。当月16日，中美两国同时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访华。考虑到兄弟国家对此可能产生误解，所以周恩来总理除了向其他兄弟国家的领导人通报有关情况、作解释外，很快就约见了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说明这是中美之间的“谈判升级”，是美国“找上门来的”。特别强调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基本原则不动摇”，不会拿原则作交易。
罗博大使回国汇报后，返回北京时向周总理递交了霍查签署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信。信中对中国调整对美国政策表示强烈不满，认为中国的决定“突然”，指责中国没有同阿尔巴尼亚“预先磋商”。信中说：“你们要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决定是不正确的、不受欢迎的，我们不赞成、不支持你们这一决定。”信件详细阐明了阿劳动党反对的理由。认为中国的做法“在原则上和策略上都是错误的”。中阿之间出现了重大的政治分歧。
对于毛泽东主席1974年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也坚决反对，认为三个世界理论是宣扬和推行种族主义，是“反革命和沙文主义的理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机会主义的变种”。阿对中国发展同罗马尼亚的往来，以及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和邀请铁托访华，也表示极其不满，对中国进行攻击。这些使已出现严重政治分歧的中阿关系更是雪上加霜。
1974年10月，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在阿尔巴尼亚实施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要求中国提供约50亿人民币的经济援助。中国政府对此持谨慎态度，认为阿方要求援助的数量过大，中国感到力不从心，也不利于阿尔巴尼亚自力更生地发展国民经济，决定少给一些援助，只给10亿元的贷款。阿方对此很不满意。1976年11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阿领导人霍查等人公开攻击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歪曲和攻击毛泽东主席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即使这样，中国政府还是以中阿人民的友谊为重，继续向阿提供援助。1977年至1978年7月以前，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物资近30万吨，帮助阿方建成和基本建成10个项目等。
阿领导人在政治上加剧反华，背弃双方签订的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的协议，诬蔑和陷害中国专家，有计划、有步骤地破坏两国经济和军事合作，使中国的援助工作无法进行下去。邓小平复出后，在外交领域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果断地结束中阿关系的畸形状态。1978年7月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阿尔巴尼亚驻华使馆，告知中国被迫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并接回中国专家。
中国援阿专家和技术人员，奉命于7月21日全部回北京。在中国学习的阿尔巴尼亚学生和实习生，也分别于7月13日和7月20日回国。这样，长达20余年之久的畸形的中阿援助关系，终于划上了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