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报界充分发挥其舆论导向功能，尤其是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更是积极协助当局进行国民共识动员以统一国民的意志，“为推进战争，自觉地发挥了蛊惑民众的功效”，成为侵略战争迅速扩大的助燃剂。
鼓吹“满蒙生命线论”和“满蒙危机论”，煽动战争狂热
九一八事变前，诸如“满蒙是日本生命线”“满蒙非中国领土”“武装占领满蒙”等为武装入侵中国东北而制造的舆论便纷纷出笼，并受到日本军方的格外吹捧。
当时的《满洲日日新闻》大力鼓吹“满蒙”的重要性，称“满蒙在日本国防上及国民经济生存上是极其重要的”，并称日本在该地区推行的“保境安民”政策“并非是干涉内政，而是为了保护该地区和居民的和平与幸福”。《大阪朝曰新闻》也发表社论称，“满蒙问题”是左右日本经济的关键，“该问题就世界关系来看或许微不足道，但就我国来说则至关重要。”基于这种谬论，日本舆论大肆鼓吹“满蒙分离论”，主张将“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宣称“满蒙本质是与支那本部不同的地方”。
大通线和吉海线建成后，“满铁”的经营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日本借此大肆鼓吹“满蒙危机论”。《大阪朝日新闻》发表社论称，“满铁是我满蒙政策的核心，同时也是我国在满蒙特殊地位的根本。支那方面对具有特殊地位、意义重大的满铁以及以满铁为中心的我国满蒙铁道政策的攻势性压迫日渐严重。此形势在东北四省的王者张学良访问南京后极度恶化，我满蒙政策已面临无法收拾残局的危机。”1931年1月12日至17日，《大阪朝日新闻》详细介绍了中国铁路的“发展”及“满铁”遭受打击的状况，称“支那方面采取的压迫满铁的政策动摇了以满铁为根基的我满蒙政策的大树，使我们面临着可怕的破产危机”。
炒作事端，为日本武装入侵中国东北制造战争舆论
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在中国东北先后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为武装入侵中国东北寻找借口。
1931年4月，吉林省长春县汉奸郝永德私自将万宝山地区500垧土地转租给亲日朝鲜人李升熏等人。李升熏等人为引水灌田，挖掘近3米深的沟渠，严重损害了中国农民的耕地，引发中朝农民冲突。后李升熏等人又在伊通河上截水筑坝，使两岸数万亩中国农民的耕地面临被毁的危险，中朝农民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此时，日本领事馆出动大批武装警察进行干涉，保护朝鲜人开渠筑坝。
1931年6月，日本参谋本部中村震太郎大尉率4名间谍，潜入我国东北军事禁区乌兰浩特西北约30公里的察尔森附近四方台，被兴安屯垦区第三团官兵抓获。团长关玉衡亲自进行审问，中村承认是来侦察中国军队在该地区的布防及该地区铁路建设情况。后关玉衡密令将这些人秘密处死，间谍组成员携带的物品除保留重要的文件资料上报外，其余全部焚烧并投入嫩江支流。但中村震太郎的一块日本军官专用手表脱落，因而走漏了风声。
“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自称“东三省日人报纸之领袖”的《盛京时报》竭力为日本辩护，颠倒黑白地将事件责任完全归咎于中方，称“此次事件是中国官县和地主的压迫虐待鲜人所致”，是朝鲜“不良分子，混迹扰事”形成的，并竭力为日本开脱责任称，“此次暴动风潮中国方面众口一词”，认为“日本从中滋事及背后煽惑所致”，实际上朝鲜的“排华行动”与“日人的挑唆”并无关系。
对“中村事件”，《盛京时报》也同样给予“关注”。在事件真相尚未明了时，该报叫嚣“此次虐杀事件，为中国对日本傲慢态度之结果……切望当局采取断然之处置”。从1931年8月下旬起，《盛京时报》加大了对“中村事件”的报道力度，大量采用“虐杀”“惨杀”等字眼，而对中村窃取情报一事却三缄其口，刻意制造中国军队无故枪杀中村的假象。
对于九一八事变前日本陆军为达到占领中国东北的目的，一直利用舆论工具进行战争宣传的行径，战后日本学术界进行了揭露。井上清、铃木正四合著的《日本近代史》，1957年由日本合同出版社出版。该书称，“政府和军部为了把人民引向战争，大肆煽动所谓‘生命线满蒙的危机’，但这个危机是他们自己制造的。关东军制造了中村大尉事件和万宝山事件，几乎每天宣传着，好像居住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人都有濒于被中国人杀害的危险。”
叫嚣“日本武力正当化”，将发动九一八事变的责任嫁祸中国
九一八事变发生在沈阳，处于事发地的《盛京时报》无疑成了报道该事件的主要媒体之一，日本最大限度地利用该报的“真实性”“详尽性”和快速性来美化其侵略罪行，为自己营造舆论优势。“十八日满铁南行第十四次列车通过后，于午后十一时许，在北大营西方，突有中国正规兵，依将校指挥之下，爆炸南满铁路，一齐开枪攻击，该守备军对之立即开枪应战，使华军遁走于北方。”该报还声称，“日本军事行动，为自卫权之发动，中日两军之发动，非国际法上所谓之交战状态”。
1931年9月19日，即九一八事变发生第二天，《东京朝日新闻》以“奉军炸毁满铁线，日支两军挑战端”为题，歪曲事变真相，称“本曰午后十时半，暴戾之支那兵炸毁位于北大营西北之满铁线，并攻击我守备队，故我守备队被迫应战，以大炮轰击北大营之支那兵，并占领北大营”。此后，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大量歪曲报道占据了日本各报纸的主要版面。
9月20日，《东京日日新闻》在社论中对“不失时机地采取措施”的关东军表示了“满腔的谢意，并再一次希望政府坚持强硬的态度”。同日，《每日新闻》社论也反复强调了日本此次行动的正当性，声称中国东北地区是日本的特殊权益所在之地，“我国所坚持的惟一精神是保护我国权益，保持我帝国的威信和名誉。此次我们军队的行动完全没有超出此精神。”
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向国联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撤兵。对此，《每曰新闻》在9月23日的社论中称，“在满洲之地配备临时兵力是正确且正当的行为”，“我国政府断难接受南京政府的撤兵要求，撤兵必须以事情的解决为前提。”
在《每日新闻》《朝日新闻》《盛京时报》等报率先支持日本军部及其军事行动后，其他日本报纸也争先恐后地为侵略战争辩护，企图将事变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中国。9月26日《中外商业》报道说：“支那政府对国民不断鼓吹排日思想，甚至多年利用国民教科书，培养排日思想，在全国举行排斥日货运动，或以暴力掠夺日货，或加害邦人之生命，遂至标榜经济绝交，采取明确的敌对行动及挑衅态度。现在对我国权益的侵害以及名誉毁伤已达极点，以至今日敢于发动破坏南满铁路的暴行。”
对于当时日本媒体这种颠倒黑白的论调，战后日本学术界给予了抨击。安田将三、石桥孝太郎编著的《朝日新闻的战争责任》，揭露日本报界当年在明知事实真相的前提下，却轻易放弃自身的原则，颠倒黑白，欺骗民众，称“这对言论机关来说是致命的犯罪”。
煽动“对满强硬论”，强调“日满不可分”，为筹建伪满政权鸣锣开道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媒体不但对关东军的行为给予承认，而且还坚持“对满强硬论”，要求“谴责支那的非法行为，在支那幡然醒悟之前决不手软”，并“再次热切期望政府坚决采取强硬措施”。
1931年9月26日《盛京时报》刊登日本政府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声明：“日本政府平素以增进中曰两国亲善，举共存共荣之实为一定方针，苦心努力，始终期望实现”，但“不幸于过去数年间，中国官民之言动，屡次激刺日本国民的感情”，“尤在与日本有最密切利害关系之满蒙地方，最近频发不快事件”，虽然日本坚持“友好公正之政策”，“但中国一般国民的心理，对于日本终不与以同一精神之印象”。
日本各报也纷纷发表“对满强硬”的报道，制造舆论。《大阪朝日新闻》认为关东军的行动是“理所当然的紧急措施”，“决不允许局外人胡乱指责”。《满洲日日新闻》将日本出兵说成是对“支那为政者的不谨慎和失信所采取的第一阶段的自卫政策”，而要保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必须采取“第二阶段的积极的自卫政策”。
1932年1月3日，《大阪朝日新闻》在号外上再次措辞强硬地宣称，“要建立真正安全和平的王道乐土，在充分形成农、工、商业的经济发展之前，绝不能放松军队警备的力量。保护三千万在满民众主要靠军队的力量”。公开要求军队采取强硬措施，同时要求国民对关东军的侵略行动“加深感激、铭记在心”。
这些歪曲事实的论调无疑是为“对满强硬论”所做的铺垫。据《盛京时报》报道，日本民众尤其是日本工商界的反应极为强烈，纷纷发出强硬声明，“揭扬纠弹中国之气势”，要求全国工商业者“出以对华强硬举国一致之态度”，宣称“近来中国官民，每蔑视我国正当权益，遂行其有背国际和平的根本意义之排日排货，采取挑战的行动，出以不逊态度”，对于满洲事件“断然希望根本的解决”。
在叫嚣“对满强硬论”的同时，日本报界还提出了“日满不可分”的主张，试图以此将“满洲”作为日本生命线的地位变成既成事实。
1931年10月15日，日本驻国际联盟代表芳泽谦吉发表谈话，表明“日满不可分”的态度。日本各报对芳泽的谈话给予全文报道，并大加赞扬，称“该主张是日本九千万人的迫切主张”，由于“支那缺乏独立性和统一性，而且满洲政权不够稳固，缺乏防御力”，因此日本通过“正当的努力和合法的手段”保障其在“满蒙”地区权益是“理所当然”的。
为掩盖日本的侵略野心，报界还着重强调了日本在“满洲”并无领土野心的观点。《读卖新闻》称“帝国政府于满洲并无领土欲求，我所期待的是帝国臣民安居乐业，以资本与劳力获得参加地区开发机会”。而对于国际社会对日本有领土野心的指责，报界为了减轻国际舆论的压力，也进行了辩护，称“日本增加领土有何益处呢？徒增麻烦而已，日本具有领土野心的想法是由还未从欧罗巴殖民地帝国主义美梦中醒来的人们的旧式思想生出的妄想”，而日本追求的“不过是维护满洲的权益而已”。
综观日本报界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所进行的报道，可以看出，当时作为大众传媒的日本报界，为了美化日军的侵略行为，为日本的侵略扩张铺路，不惜助封为虐，不择手段地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将其所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监督职能丢失殆尽，完全丧失了媒体机构应当具备的客观性和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