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周恩来是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 光辉典范，是我们正确处理党内思想斗争 的学习楷模。他那高超的领导艺术，在早 年苏区工作时就已经展现得淋漓尽致。
主持起草“九月来信”，力促红四军领 导层的团结
1929年上半年，朱德与毛泽东领导的 红四军在向赣南、闽西发展途中，就取消 还是恢复红四军军党委问题引发激烈争 论，这就是后来的所谓“朱毛分歧”爆发。 随后，毛泽东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选举 前敌委员会书记时落选。8月底，陈毅代表 红四军前委辗转来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 部队的情况。陈毅就红四军的全面情况以 及朱德、毛泽东之间的争论作了如实汇 报。周恩来和李立三在听了陈毅的口头报 告，又看了陈毅费时一个月赶写出来的五 个书面材料后，对红四军的情况有了比较 全面的了解，也加深了对毛泽东所创立的 党的建设和红军建设的原则制度的认识， 促使他们更加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对红四 军的领导。他们多次和陈毅交谈，阐明对 红四军问题的看法。周恩来对红四军“七 大”和前委扩大会议，在处置红四军领导 内部分歧中的问题提出了四点批评：第 一，红军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 委没有引导群众对外斗争，自己不提办 法，而将问题交下级讨论，客观上有放任 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第二，没有 从政治上指出政治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 个政治领导来判断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 上来吲答一些个人问题；第三，这次扩大 会议、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了九段民主化的发展；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责任的重要，公开摆到群众中，没有指导地任意批评，而一般同志的批评大半又是一xie的推测，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
周恩来还代表中央宣布：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四军全体同志了解并接受。他嘱咐陈毅：回去后，要把毛泽东请回来，继续主持前委工作；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并要求，最好能有一个文字决议，使大家会后有章可循，按规定办事。他还指出：红四军内部要加强团结；红四军全体同志要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提高指导机关的威信，团结一致，努力向敌人作斗争，最后，周恩来代表中央委托陈毅，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原则精神和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他们二人讨论的内容，执笔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便是9月28日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
1 1 月．陈毅带着“九月来信”和周恩来代表中央的口头指示回到红四军。他首先向朱德谈了自己在上海党中央两个月的种种感受，传达了党中央对红四军的一系列指示；然后几次写信给毛泽东，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如实传达中央对毛泽东的支持，促请他速回红四军就任前委书记。毛泽东在接到陈毅的信合中央指示后，也立即消释前嫌．于11月26日心情舒畅地从蛟洋坐担架到达汀州与朱德、陈毅会合，三人都诚恳地相互作了检讨。11月28日，毛泽东向中央写报告：“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
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常委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经他认真审阅修改的“九月来信”。明确肯定了毛泽东、朱德的领导地位，积极维护了毛泽东、朱德的权威，明确指示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为红四军的发展和中央苏区的开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详细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的情况汇报后，同李立三、陈毅多次围绕红四军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他的许多真知灼见，令陈毅耳目一新，使其思想认识有了很大的飞跃。而在肯定毛泽东、朱德正确意见的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批评了朱、毛各自工作中的缺点，从而统一了各方面的思想认识。周恩来还将陈毅所写的《关于朱德、毛泽东军政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登载在党中央的《军事通讯》创刊号上，向全国红军推荐红四军的经验。正是由于周恩来的努力，不但提高了陈毅的思想觉悟，也促进了朱德、毛泽东、陈毅之间的团结一致，而这也为红军中党的建设与军队建设的正确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0年9至10月间，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奉党中央和周恩来之命来到红四军，毛泽东、朱德又分别同他谈了闽两几场争论的经过，并都做了自我批评。涂振农当时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写道：“据我在那里的观察，确实都从行动上改正过来。朱德同志很坦白地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的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式和态度的不好，并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过去军政关系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军事的人对立了，缺乏积极的政治领导的精神。同时要谈到四军党内虽有争论，但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虽有不同的意见，但没有什么派别的组织，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而不是形成了这一派和那一派的争论。”涂振农的报告，不但说明了朱、毛那场争议的性质，也明确说明了他们之间确已抛弃了成见，重新紧密地团结起来了。历史已经证明，朱、毛之间的团结，不但对当时的红四军，而且对中国革命的发展都至关重要。正是他们重新团结起来，才胜利召开了古田会议，产生了党和军队建设的伟大纲领，保证了中国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
努力纠正“左”倾错误，推动中央苏区斗争健康发展
周恩来于1931年12月底到达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此时，中央苏区的斗争已受到王明“左”倾错误的严重干扰和影响。周恩来通过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既积极推行各项正确方针和政策，又巧妙抵制“左”倾错误影响，使中央苏区的各项工作获得了很大的发展，1933年夏、秋间，中央苏区进入全盛时期。
周恩来一到中央苏区，就面临着处理因“AB团”引发的肃反扩大化问题。
AB团是1926年底在江西南昌成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成立的主要目的是排斥、打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中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篡夺江西省党务大权。它实质是一个反革命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并不是后来中央苏区肃反中所谓的特务组织。1 927年4月2日南昌人民举行暴动，一举摧垮了A团把特的省党部。遭到毁灭性打击的A团组织从此一蹶不振，其后该组织首领各投其主，各奔前程，再也没有恢复AB团组织，更没有重建AB团组织。所以，存在仅3个月的AB团组织“无形解散”，时间在中央苏区肃反中反AB团的三年之前。
由于当时我党处于地下状态，掌握社会动态势必受到影响，而AB团又是“无形解散”，于是党便把AB团解散后个别原AB团分子的活动当成整个AB团组织的活动，把国民党右派的活动一律当成AB团的活动，把国民党内复杂的派系斗争视为AB团的活动，甚至把江西土豪劣绅的活动也都看成是AB团的活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一再指示苏区要开展肃反工作，要反对、清除AB团。于是，中央苏区便也开始了反所谓AB团斗争。
中央苏区的肃反斗争开始于1931)年2月在江两吉安县陂头村举行的“二·七”会议。这次会议对发展赣西南和闽粤革命根据地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着严重的失误。这个失误，主要是对赣西南党的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并轻率决定杀人。新成立的前委发布的第一号通告说：“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什维克化。”然而，这场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不久便和反AB团纠缠在一起。到这年10月，在赣西南三万名共产党员中开除的“地主富农”一千余人，还杀了一千多“AB团”。中央苏区反AB团斗争不仅在估计上是错误的，在方针政策上也是错误的，即逼、供、信。抓起来就逼，逼了就供，供了就信，于是再抓、再逼、再信，形成恶性循环，雪球越滚越大，杀人越来越多，造成无法弥补和令人心痛的损失。这种错误不久就牵扯到了军队。1930年12月3日，总前委派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前往江西省行委驻地吉安县富田村抓捕‘AB团”，先后引发“东固暴动”和“富田事变”。 起初，项英对中央苏区肃AB团的错误进行了积极纠正，但纠偏工作仅仅进行了3个月，就被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左”倾中央彻底否定了，项英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也被撤掉。重组后的苏区中央局全力支持总前委，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严厉批评项英是“脱离阶级立场”，“放松了反AB团的斗争”：这样，反AB团的错误再一次恶性发展起来。
而在赴中央苏区就任中央局书记的途中，周恩来在沿途调查中就发现，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为中央历次所指斥的殆有过之无不及”，因此他一到苏区，便立即以主要精力来纠正肃反中的错误。1932年1月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努力纠正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一是批评“肃反中心论”的错误；二是处分滥用肃反大权、民愤极大的李韶九；三是规定了肃反的政策界限。在周恩来领导下，苏区中央局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开始从法律程序和具体制度上作出相应的规定。1931年12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机关的暂行程序》的第六号训令。1932年1月27日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最后，建立了国家政治保卫局，任命李克农为红军保卫局局长。
在纠正肃反扩大化问题过程中，周恩来一方面积极维护中央的权威，肯定肃反的必要性一周恩来在1931年12月18日写给中央政治局的信中就说，肃清社党是绝对正确的；另一方面，他又要求苏区中央局和总前委在肃反时，既要反对“简单化的错误”，也要反对“扩大化的错误”，强调要建立有系统的肃反工作和政治保卫处的工作，选拔最得力的干部去担任这方面的工作。经过周恩来的一系列努力，打AB团运动逐渐走到“停顿状况”（“左”倾中央的批评语），群众中的恐怖情绪也逐渐消除，苏区各项工作重新焕发出生机。
1932年4月20日，由工农红军第一、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一举攻克漳州。这次战役的胜利，对巩固司西根据地、开展闽南游击战争、支援东江根据地人民斗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次战役中，周恩来以实事求是的精神，顶住来自“左”倾错误的压力，全力支持毛泽东正确的战略主张；同时以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周全缜密的思考与安排，确保漳州战役的实现与胜利。
此前，赣州战役的失利，促使周恩来对冒险攻坚给革命带来的严重损失进行深刻反思，从而他果断支持毛泽东挥师入闽的建议，为漳州战役胜利创造了先决条件。
“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初期，周恩来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工作。尽管他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有过抵制和纠正，但还是一般地接受和贯彻了“左”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其中包括主张进攻赣州。
到达中央苏区后，周恩来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改变了原来的看法，不再赞成不顾主客观条件而一味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做法。他根据实际情况，致电临时中央，明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但临时中央复电：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为执行中央指示，周恩来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攻打赣州的问题。会上，毛泽东坚持反对意见，认为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但周恩来和中央局多数领导人觉得，这三个城市比较来看，赣州处在苏区的包围中，攻下它可以使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连成一片；同时他们对赣州守敌兵力估计过低，认为赣州是可以打下来的，于是便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了攻取赣州l的军事训令。
1932年2月3日围攻赣州的战役打响。但红军苦战33天，4次用爆破发动强攻，却未能将赣州城打开，红三军团却伤亡三干多人。一师被敌人分割包围，损失八九百人，师长侯中英和四百多名战士被俘，侯中英惨遭杀害。 赣州战役的严重失利，使周恩来进一步认识到冒险攻坚的严重危害，他撰文反思“攻赣教训”，并在实际工作中引以为戒。也就在这时，他对毛泽东“农村中心”的思想和“集中兵力，以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军事策略有了新的认识，并逐渐趋于一致。正是基于这种转变，当苏区中央局决定召开讨论赣州失利及红军今后行动方向的江口会议时，周恩来坚持要请当时受到排挤正在瑞金城外东华山古庙里“休养”的毛泽东前来参加，共商对策。
江口会议在红军今后行动方针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虽然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否决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主力应向赣东北等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空虚地区发展，广泛发动农村游击战争，扩大革命根据地的建议，但会议作出关于“创造苏区包围赣州，以便利于将来赣州的夺取”的决定，表明周恩来的思想已不再是继续冒险攻打中心城市，而只是创造夺取赣州的各种必要条件，“准备”攻打中心城市。当然，这种转变在当时是不能为“左”倾中央所接受的。
江口会议后，毛泽东随中路军在赣江东岸活动。期间，他继续向周恩来、林彪、聂荣臻等人阐明自己的主张。他认为，中央根据地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因为国民党“剿共”大本营就设在南昌。如果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方便，而向南发展，则必然会和广东部队的主力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有利，因为向东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尚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毛泽东的见解得到了周恩来的认可与支持，他让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分，率东路军转向东进，挥师入闽，执行消灭闽敌、威胁粤军、巩固闽两、筹集经费的任务。
1932年3月下旬，毛泽东率东路军进入福建长汀。3月30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提出攻打漳州的战略决策，指出：“据调查漳州难守易攻，故我一军团及七师不论在龙岩打得着张贞与否，切拟直下漳州”；“政治上必须直下漳（州）、泉（州），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若置于龙岩附近筹款，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周恩来十分赞同，并于4月初到达长汀，参加福建省委会议，讨论进攻漳州的政治军事部署。会上，毛泽东反复说明红军进攻漳州，完成任务后就回师中央苏区，不长期占领漳州。周恩来也在会上指出，红军攻占漳州是为了歼灭四十九师张贞部，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充实红军的给养和武器，没有久占之意。在这个事关全局的战略指导方针上，周恩来与毛泽东看法一致。他们对红军攻打城市的认识，与“左”倾冒险中央的认识有着原则区别，是在周密调查，审时度势，知己知彼和有胜算把握的情况下作出的，而且是基于“打得赢就打，打赢后就撤”这一游击运动战的指导思想来策划这场战役的。
漳州战役开始后，周恩来密切关注战役的进展与战事的变化，与毛泽东电报往来频繁，商讨军事行动意见，及时掌握战斗动态。4月上旬，粤军进逼闽西，毛泽东担心敌情变化，延误战机，两次致电周恩来，先是让红五军团于4月2()日前赶至龙岩，后又要求红五军团务必于4月14日赶至龙岩。周恩来接到电报后，立即调兵遣将，急令红五军团火速从江西急行军，按计划于14日到达龙岩，从军事力量上保证了漳州战役的胜利。
临时中央的本意是不让毛泽东管军事，没想到周恩来到苏区后却与毛泽东密切配合，打了一场临时中央不满意但却是干净利索的漂亮仗。于是，各种责难和批评接踵扑向周恩来。5月20日，临时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发出指示电，直接提出对周恩来的批评，认为他到苏区后，有些错误已经纠正，或部分的纠正，在某些工作上有相当的转变，但是未估计反苏战争的危险，未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及加强工会工作，一切工作深入下层的彻底转变，或者还未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为此，临时中央再次强调，目前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的策略，夺取一二个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 但批评与责难没有改变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认识与信任。尤其是经过赣州失利，漳州胜利的斗争实践，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军事才能更是钦佩有加。为此，他顶住压力，继续认真听取、采纳毛泽东关于军事方面的意见，并让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率军作战，统管军事。
“宁都会议”前后，积极维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
1932年7月21日临时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发了一封长电指示信——_《中央给中区及苏因闽赣两省委信》，对毛泽东大加指责，扣上了许多帽子。这封指示信实际上是对毛泽东的政治军事战略主张的全盘否定，从而拉开了“左”倾冒险主义者在中央根据地公开反对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序幕。
1932年7月，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准备对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此时已不担任红军领导职务的毛泽东提出了他的战略设想，仍主张红军一贯采取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诱敌深入”，“避实击虚”等战术原则。但苏区中央局却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要求红一方面军执行临时中央的“积极进攻路线”，迅速地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实现江西首先胜利。7月21日，周恩来以中央局代表身份到达f言丰红一方面军总部。他经过实地考察，了解了前方情况与敌我态势，很快同意了毛泽东的战略没想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同时向苏区中央局提出部队改设政委制、毛泽东为总政委的建议，建议说：“我们认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泽东为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开始，后方中央局不同意这一提议，而提出周恩来为总政委。为此，周恩来于29日复电中央局，坚持由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说如果由他任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政府主席无事可做。他认为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且指挥战争是“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并强调说明“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由于周恩来的坚持提议，后方中央局同意了重新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同时，前方成立了最高军事会议，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4人组成，周恩来为主席，负责解决一切行动方针与作战计划。
由于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代表的前方领导的正确战略与针，与“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方针之问的分歧与斗争变得激烈化和公开化，后方中央局急忙于10月上旬召开宁都会议，按照“左”倾中央的指示，排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宁都会议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是贯彻“左”倾冒险主义中央提出的“积极进攻路线”，还是按照毛泽东等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的战略方针．会议“开展了中央局以来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其矛头主要针对毛泽东。会议给前方同志扣上了“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是“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却胜利信心”的大帽子，并“集中火力反对这种错误”，对毛泽东进行“无情的打击”毛泽东在会上同后方中央局的负责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宁都会议开始时，周恩来因事未能及时赶剑，是在会议中途飞马赶来的。他不同意后方中央局领导人对毛泽东所进行的“过分批评”。后方中央局提出：前疗由周恩来负责战争指导总责，调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周恩来从大局出发，不同意一提议，而提出另外两个方案，即一种由他负责主持战争全局，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仍由毛泽东负责指挥战争全责，他则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甩鼠来认为，毛泽东长期在前方指挥战争，积累了多年的经验，且对指挥战争有“兴趣”。留毛泽东在前方´可以让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同时，朱德、王稼祥也都不同意解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职务。由于周恩来等的坚持，会议通过了甩恩来的第—个方案。但毛泽东的态度是，既然自己不能取得苏区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就坚决不能赞成周恩来的方案。结果会议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回后方。会议结束后，周恩来专门到毛泽东处探望。这样，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回后方，并被撤销了红军总政委的职务。12月26 BI脚抻央正式任命周恩来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尽管宁都会议上斗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毛泽东的，但也涉及到了周恩来。特别是周恩来在会议结论中维护了毛泽东，引起后方中央局领导人的不满。他们在会后给临时中央的电报中说：周恩来的会议结论，“没有站在坚定的立场集中火力反对‘毛泽东的错误’，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他们指责周恩来的结论“在斗争中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开展的斗争战线”；认为“周恩来在斗争中不坚决”。
宁都会议前后，周恩来一方面努力执行中央的一系列决策，原则同意中央的有关人事安排，积极维护前后方中央局成员的团结；另一方面，在这个总的原则下，他又不断向中央及中央局后方成员阐述自己的不同意见，竭力维护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不同意由自己担任红军总政委的提议，想方设法把毛泽东留在前方共同指挥红军。而且，在以后的作战命令中仍署总政委毛泽东，而他以代总政委署名，并嘱咐将作战命令交毛泽东一份。正是周恩来用心良苦地维护毛泽东，才使得毛泽东没有遭到更严厉的打击。
积极运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领导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
1933年1月，苏区中央局向前方发出新作战计划指示，一方面强调无论如何要巩固和保卫金溪、光泽、贵溪区域；一方面又强调这个计划的“重要的一部分”是，前方要集中所有的主力取得南城和南丰，并巩固和保持它。要求前方指挥员和中央局站在一致的路线上执行这个计划。对中央局强令红军去攻打敌人重兵驻防的坚城南丰和南城这一不切实际的“新计划”，周恩来、朱德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1月27日周恩来致电中央局，强调说明：此时红军在抚河东岸，如果要攻打南丰和南城，则须西渡抚河，一面攻城，一面要消灭敌增援部队，面临两面作战，而南丰和南城防御坚固，硬攻于我不利。如果在抚河东岸“求得运动战消灭敌人主力，确比围攻南丰暴露我军企图去打敌增援队为好”。“且攻城与消灭敌增援部队一有暴露企图二有受夹击的不利。”1月30日周恩来又致电中央局，直接说明了对中央局“新计划”的不同意见：“中央累电催我们攻破城防，与我两电所陈战略实有出入。”电报陈述攻城有五不利，即“一暴露企图，二易受夹击之不利外，还有三损伤大，四不能筹款，五耗费时日的不利”。“在大战前如蒙此不利，而坚城又攻不下，增援军三个师又不便打，则不仅未破坏敌人进攻部署，且更便利于敌人的进攻”。因此，周恩来提出他的主张：“在敌人部署完毕前，如能在抚河东岸连续求得运动战解决敌人，我都不主张立即过河攻城。即使敌暂不出来，仍可筹一笔款，以利大战经费。”甩恩来特别强调说明：“我终觉消灭敌人尤其主力，是取得坚城的先决条件。敌人被消灭，城虽坚，亦无从围我，我可大踏步地直入坚城之背后，否则徒损主力，攻击不下正中敌人目前要求。”但周恩来等人的正确意见，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并未接受。
无奈之下，周恩来一方面于2月1日率部执行苏区中央局的“新计划”；一面于2月7日再次复电中央局，提出部署的五条意见。这五条意见“与中央局命令原旨有出入”，明白地表示不同意中央和中央局的“唯一是猛攻南丰”或“先攻南城”的“左”倾冒险军事计划，提出改攻宜黄、乐安，调动敌人在运动中解决的意见。 2月1日，红军部队进围南丰，拉开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大幕。但红军在围攻南丰的实际战斗过程中，并未接照中央局“猛攻”南丰的指示行动，而是按照周恩来、朱德的部署，采用“佯攻”战术，其战略目标并不在于打下南丰，而主要在于调动敌人提前分兵增援南丰，“以乱其计划”，便于红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红军在围攻南丰一星期后，得知敌之第一纵队前来增援南丰截击我部队的准确情报，13日“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主力红军撤围南丰，转移到广昌以南的东韶、南团、吴村地区的山地隐蔽集结，待机歼敌。2月下旬，敌第一纵队孤军深入黄陂地区，进入红军埋伏区。周恩来、朱德当机立断，决定消灭这股敌人。2月27日红军发起黄陂战役，一举消灭敌两个师，取得空前大捷。黄陂战役后，我军于胜利中撤退，寻找新的战机，待机歼敌。3月21日周恩来、朱德联名发布命令，发动东陂战役。红军战士个个奋勇向前，“与敌接触个个勇敢坚决，反复冲锋，白刃血搏十余次，一直冲到最高峰”。激战一天，红军将敌第十一师大部消灭，师长肖乾重伤毙命；第九师小部被消灭；第五十九师残部亦被消灭殆尽。
从2月初到3月21日，历时50天，红军经黄陂、东陂两次大战，共歼敌3个精锐师，俘万余人，缴枪万余支，并获300挺最新式机关枪、40门大炮。许多新式自动武器和望远镜还未开箱就被我军缴获过来了，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最终被粉碎，毛泽东称红一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取得了“空前光荣伟大胜利”，给蒋介石“以最致命的打击”。
中央革命根据地之所以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一是周恩来、朱德的坚强有效领导。在这次斗争中，周恩来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战术思想，如“以迟迟进逼的战略，调动敌人，求得运动战的胜利”，以“佯攻”“迷惑并牵制敌人”，“攻城调动敌人”，“集中力量迅速击破或消灭其一翼”，“选敌一翼，求于运动战中消灭之”等。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实践，完全证明了周恩来战略战术思想的正确性，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宝库的伟大贡献。二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影响。南雄水口圩战役和乐安、宜黄战役，都是毛泽东亲自参加指挥的。而乐、宣战役以后，他于8月间重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就已和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一起拟定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大体军事计划。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虽已被剥夺了军权，但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制定的《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战役计划》基本上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而且仍署-卜“红军总政委毛泽东”，周恩来以“代总政委”名义副署（此时临时中央撤销毛泽东红军总政委的批复还未下达）。周恩来还在“绝对秘密”的战役计划书封面，亲自写上“如有便，请送毛主席一阅”的批示，表示了他对毛泽东的信任与尊重。三是有赖于地方武装、游击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怍战和有力支援。
总之，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是周恩来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坚决抵制“左”倾军事战略的结果。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使中央革命根据地地跨湘赣闽粤四省．并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中央红军迅速发展壮大到十万雄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