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铎，1904年出生于湖南益阳一个农民家庭，早年赴法勤工俭学，1925年奉派到苏联学习，此后参加苏联空军，曾荣获列宁勋章、红旗勋章、红星勋章、苏联卫国战争勋章。1953年回国后，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党委委员、空军工程系党委书记、系主任，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军衔，1983年因病逝世。 “志在飞行。从当学徒开始，也干！”
1918年春，唐铎经新民学会会员陈绍休老师介绍，来到蔡和森组织的青少年学生参加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学习。1919年春夏之交，蔡和森把唐铎等几位同学接到北京，送进北京大学赴法勤工俭学班深造。1920年唐铎与赵世炎等赴法留学。1921年10月13日，法国当局以“过激分子”、“从事布尔什维克活动”等罪名，将唐铎等一批人强行遣送回国。
回国后，唐铎辗转到了广州，找到同乡谭延阎。谭为了网罗和扩大个人势力，要他去湘军当军官。但唐铎表示想要学习飞行技术，谭便写了一封信，将唐铎介绍给孙中山大元帅府航空局局长杨仙逸。唐铎带着介绍信，找到设在广州东郊大沙头的航空局。知道唐铎的来意后，杨仙逸鼓励唐铎说：“你是个有志气的青年，我非常欢迎你来学习航空技术。”但又说：“现时，在航空局属下．只有一个飞机制造厂。要学习飞行，可到这个厂里先当实习生。不久将要开办一所飞机学校，那时你再去学习飞行。”唐铎表示：“志在飞行。从当学徒开始，也干！”
1923年春，唐铎进入飞机制造厂，当了一名实习生。不久，杨仙逸在大沙头与飞行人员合作，用从国外购买来的部件及设备，自行装备制成了第一架“国产”飞机。试飞那天，唐铎看到孙中山先生与宋庆龄前来参加试飞仪式。那架飞机有两个座位，起飞之前，孙中山先生大声问道：“在场的诸君，谁愿登机试飞？”全场肃静，无人应答。这时，站在孙中山先生身旁的宋庆龄出入意外地向前走了几步，对孙中山先生沉静而坚定地说：“我愿意！”孙中山先生微笑着点了点头。飞行员黄光锐走上前去，给宋庆龄戴上了飞行帽和眼镜。宋庆龄从容地登上飞机，坐进了座舱。在众人瞩目下，飞机起飞了。
当飞机安全着陆后，众人象欢迎凯旋归来的英雄一样，热烈鼓掌，庆祝试飞成功。这次试飞见习，给了唐铎以极大的鼓舞。
1924年3、4月间，飞机制造厂开展广泛发展国民党员活动，厂负责人也交给唐铎一张入党志愿书。当时国民党“一大”已经开过，唐铎对改组后的国民党有所了解和认识，所以当即填表参加了国民党。同年9月，孙中山大元帅府决定成立一所军事飞机学校，以培养军事航空人才，校址就设在飞机制造厂附近。因为这所学校规模小，存在时间短，只招收过两期学员，所以几乎不为世人所知，但它却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开创中国军事航空事业的摇篮。第一期学员共有10人，包括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刘六、冯旬、王勋（又名王叔铭，后任台湾国民党空军司令）以及从飞机制造厂选派来的唐铎等3名实习生。
1925年夏末，唐铎等毕业在即，这时学校党代表、中共党员刘云带来一个喜讯：国民政府已决定，选派唐铎等几名毕业生去苏联继续深造。当年8月底，在刘云和苏联顾问李靡的带领下，唐铎等一行6人奔赴莫斯科。 驾机飞越红场参加十月革命节阅兵
唐铎一行到达莫斯科后，被安排先去苏联空军第二飞行学校学习。
苏联空军第二飞行学校是一所具有浓厚国际主义色彩的学校，除了苏联青年之外，还有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印度、阿富汗、波斯等国家的青年学员。由中国派去的学员，除唐铎、刘云、王勋等人外，还有冯玉祥派去的郭允恭、石友信等人。唐铎生活在这些有着不同肤色的同学当中，逐步掌握了驾驶安里奥式、布马式等三四种飞机的驾驶技术。
1 927年春，唐铎从第二飞行学校毕业后，又被派到图拉省的谢尔普霍夫城一所苏联空军空中战斗学校，继续深化在第二飞行学校学习的内容，主要学习驾驶战斗机进行空战的技术。
不久，国内传来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的消息。又过了一段时间，苏联政府向中国留苏人员宣布：蒋介石政府来电报，要中国留苏人员一律限期回国去南京报到。同时，苏联政府还宣布：中国学生愿意回国，绝不挽留；不愿回国，可以继续深造。
经过反复思考，唐铎决定留在空中战斗学校继续学习。1928年底，唐铎取得了该校毕业证书，并被授予苏联空军中尉军衔。
1929年初，学校领导又通知唐铎，让他进入第三飞行学校和空中侦察学校学习。该校设在萨马尔州的奥林布尔格，靠近伏尔加河。唐铎在这里学习的主要课程有两大类：一类是偏重理论的，如射击原理、射击武器、轰炸武器、瞄准器等设备的构造、原理、使用、维修技术等；一类是偏重实践的，如空中侦察、空中照像、空中通讯、空中射击、空中轰炸等等。
1929年8月，唐铎从第三飞行学校和空中侦察学校毕业，被分配到驻防在斯摩棱斯克的苏联空军第六旅第十八航空飞行大队，当了一名中尉飞行员。在这里，唐铎进行了更加艰巨、复杂的飞行训练，如空中射击、投弹、测量、跳伞等等；夜间则借助跑道两侧点燃的火堆光亮，进行起飞和降落。难度更大的是进行穿云下降，看仪表着陆的训练。做这种训练须全神贯注，观察各种航空仪表的指示器，通过仪表数据计算来判断飞机的航迹和姿态，操纵飞机降落。
三年后，即1932年初，领导又派唐铎到莫斯科空军通讯学校去学习。在那里，唐铎系统学习了无线电通讯原理，飞机上无线电接收机的装置和操纵，无线电领航技术等课程。半年后，唐铎又回到第十八航空大队。在部队首长的支持下，他采用无线电接收机进行了空中通讯联系，还表演了无线电领航技术。这一技术是利用飞机上专用的电台，测量飞机与地面的位置，来进行领航工作。这些实践和表演非常成功，受到了旅首长的表扬。不久，唐铎被授予苏联空军上尉军衔，并被任命为空军上尉通讯主任。
1933年8月1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为纪念红色空军诞生15周年，规定这天为苏联红色空军节。唐铎同战友们在这一天举行了首次庆祝会，会上旅首长传达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空六旅将派出部分飞机，在十月革命节16周年时，飞越莫斯科红场上空，接受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由于唐铎飞行技术熟练，特别是无线电通讯技术过硬，旅首长任命他担任长机驾驶员，作为100多架飞机编队的排头兵，飞在最前面。唐铎听到这个命令，欣喜若狂，热泪盈眶。经过两个多月的训练后，十月革命节前夕，唐锋随旅长、大队长和战友们从斯摩棱斯克飞到莫斯科机场，进行编队。
第16个十月革命节终于来到了。清晨，唐铎迎着朝阳，坐进了长机驾驶舱。这架P-5型飞机上只有两个座位，唐铎坐在长机驾驶员的位置上，另一个座位上坐的就是他的旅长，也是这次接受检阅的航空飞行大队的总领队。当起飞命令一下达，唐铎立刻起飞。随即，100架银燕轰鸣着随后冲上蓝天，依次飞过红场上空。
当天下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设宴招待全体飞行人员和重要来宾，他站起来举杯向在座的客人们致意，并表示节日的祝贺。唐铎是第一次见到斯大林，这次接见，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与德国法西斯英勇作战荣获列宁勋章
苏德战争爆发后，当时担任强击机部队中队长职务的唐铎，接受的第一个作战任务是攻击敌人的野战机场。唐铎带领4架强击机超低空出航，向敌野战机场扑去，机群对准目标俯冲投下炸弹。霎时间，烈焰浓烟笼罩了整个机场，几十架敌机被炸毁。唐铎中队由此闻名军中。
苏联红军转入反攻后，唐铎升任飞行大队长，在支援地面部队向第聂伯河地区进军的作战中，多次出色地完成作战任务，屡立新功。但同时，也多次遇到险情。
一个寒冷的冬日，唐铎率领8架飞机，在顺利完成轰炸任务的返航途中，看到一队敌军正在过浮桥。只见敌人一发现飞机，不顾身上穿着厚厚的棉军服纷纷跳进水里，洗了个冰凉的冷水澡，唐铎他们十分开心。
不巧的是，机群刚刚飞过渡口，唐铎就看到自己的发动机突然闪了两下火光，当时他并没有察觉发动机不正常，就向前推驾驶杆让飞机下降，直到快要接近水面时，他才感到操纵系统不灵，费了好大劲才把飞机改成平飞状态。此时，如果发动机熄火，飞机就非掉在挤满德军的河边不可。 唐铎一边全神贯注地保持飞机平稳别失速坠地，一边细心地搜索着林间空地，想找一块可以迫降的地方。运气不坏，他终于发现山丘那边有一块盆地。可正要迫降，又突然发现那块盆地上，德军坦克和载着步兵的汽车正在行驶。怎么办？看来只有让飞机降落在长满树木的山丘上了。
飞机对正山丘下滑，最后落在一棵大树上。被飞机撞断的大树，发出咔嚓一声巨响。唐铎被猛甩了一阵子，当即失去了知觉。
苏醒过来后，遍体鳞伤的唐铎忍着浑身伤痛往回走，每前进一步都要使出全身之力，实在走不动了就爬……三天后，在当地农民帮助下，唐铎终于回到了自己的部队。飞行团的人原本部以为他牺牲了，团司令部的“作战日志”上清楚地写着：“大队长唐铎失踪。”全大队战友都以为他已经不在人世了，按照习惯把他的遗物全分光，留作永久的纪念。
几天后，唐铎又奇迹般地驾驶战鹰翱翔在了蓝天上。
1944年7月3日，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协同作战，解放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的战斗打响了唐铎昕在的强击机团接受了突击阻碍己方主攻部队前进方向上的敌坦克集群的任务，以保障地面部队顺利向前推进。身为副团长的唐铎亲率三个大队24架伊尔一lfl强击机，以大队纵队跟进的团编队队形，大机群超低空出航。当机群抵达第聂伯河上空时，遭遇德空军8架“梅塞施米特”式歼击机的阻击，唐铎指挥机群紧缩队形，严密组织对空火力，且战且进，使敌人的企图不但未能得逞，还被击落了！架飞机。 到达明斯克城郊，唐铎看到敌人的坦克群正向己方前沿部队发起猛烈反击.f也立即指挥第二大队在城门以南，第三大队在城门以北，以马路为界，分区域正面展开，自选目标，歼灭敌坦克。他自己则带领第一大队8架飞机冲向敌人的预备队，用单机跟进圆圈队形，对敌坦克群轮番进行突击。第一圈单机跟进俯冲轰炸，一颗颗反坦克弹在敌坦克群中爆炸，数十辆坦克顷刻变成废铁。第二圈鱼贯进入打火箭，敌坦克车、汽车多辆爆炸开花，成一片火海 紧接着，又多次进入，用机关枪“点射”，哪里有敌人，强击机就追到哪里。突然，唐铎发现敌指挥官带领大批敌人仓皇逃跑。而这时，他的机枪已经没有子弹了，F是他把飞机的高度降得低低的，用螺旋桨将敌人的脑袋打开了花。几个僚机飞行员见状也仿照唐铎的样子，用螺旋桨砍下敌人的脑袋。这次支援地面部队作战，消灭敌人数十辆坦克，仅唐铎自己就干掉十多辆，有力地配合第三方面军解放了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由于任务完成得十分出色，强击机团荣获“苏联近卫军”荣誉称号．唐铎荣获一枚列宁勋章。
为新中国空军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苏联卫国战争结束后，唐铎被提升为苏联空军的中校主任教官，政治待遇、物质生活等方而都十分优越。然而，唐铎渴望回归祖国的心愿却越来越强烈。
1939年初，唐铎曾向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提出回国的要求。任弼时对他说，现在延安还没有成立空军学校．你先把航空理论、飞机设计、空中战斗等知识技术学到手，再回国搞我们自己的空军建设，肯定会有极大的用武之地。
1948年8月中共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时，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负责人刘亚楼、王弼等人提出要与唐铎见面。苏联国防部当即命令唐铎到莫斯科。唐铎在与刘亚楼、王弼会面时，苏联国防部外事处负责人也在座。刘亚楼对唐铎说：中国现在就快要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要组建中国人民自己的空军了。中国已在苏联聘请大批专家，到时候，你唐铎同志要带这批苏联专家一同回国工作。唐铎满心高兴地答应说：“好！”然而这次会见之后，苏联国防部外事处负责人却令唐铎回原部队工作，并说回国一事，等侯通知。
新中国成立之初，唐铎的一些同学、同事，纷纷被派往中国担任各种顾问，却唯独没有他，唐铎为此坐立不安，焦急万分。于是，他多次写信给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提出回国请求。苏联国防部从1949年到1 952年，曾三次召唤唐铎到莫斯科谈其回国问题，每次都答应他的请求，但要他先回原单位工作等侯通知。与此同时，唐铎也多次致信中国空军领导常乾坤、王弼，请他们代他向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要求调他回国。1953年3月，当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时，唐铎终于被批准回中国工作。
当时，在苏联访问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成员李富春、蔡畅，邀请唐铎到莫斯科苏维埃旅社会面，共进午餐。他们都是当年留法勤工俭学的同学，分别已经30多年了。大家一见如故，倍感亲切。李富春和蔡畅向唐铎介绍了祖国情况和形势，对唐铎回国表示热烈欢迎。
1953年4月9日，唐铎怀着对苏联人民依依惜别的心情，告别了送行的领导和战友，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动身返回祖国。
当唐铎一家四口动身时，苏联外交部即以莫洛托夫外长的名义，电告中国政府，说唐铎同志已被派遣回国。同时，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也将唐铎动身的日期电告了北京。当唐铎一家长途跋涉到达满洲里车站时，中央军委已派人前来迎接，并一直护送他们到了北京，住进军委总参招待所。这天是1953年4月18日，唐铎终于回到了阔别28年的故乡。
唐铎一到北京，立即向中央军委提出要求工作。军委总政治部干部部领导赖传珠、徐立清等接见了唐铎，并给他提出两项工作，请他选择：一是到中央军委报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工作；一是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工作。唐铎当即回答：“听从组织决定。”因当时哈军工正筹备创建，急需懂得教学的专业人才，在陈赓的建议下，中央军委决定派唐铎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加建院工作。唐铎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安排。
4月底，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党委书记陈赓，带着唐铎和其他几位同志一起去中南海见到了朱德总司令。陈赓把唐铎等人一一介绍给朱总司令后，就开始汇报建院工作。朱总司令听后非常满意，勉励唐铎等努力吸取国内外的先进经验，同时要发挥广大干部和学员的积极性，发扬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把学院办成中国培养军事工程技术人才的熔炉。
从朱总司令办公室出来，陈赓又领唐铎来到中南海周恩来总理的办公室。“这位就是刚从苏联回国的唐铎同志，今天来向总理报到，请总理指示！”陈赓恭恭敬敬地向周恩来作介绍。
甩恩来热情地拉着唐铎的手说：“欢迎你回来，唐铎同志。我们多次向苏联政府交涉，才把你要回来，希望你能把在苏联学到的航空知识和技术很好地传授给我们的年轻人，为建设人民空军做出贡献。”
这次接见，对唐铎来说，无异于祖国对自己的欢迎、期待和鼓励。唐铎也正是带着祖国母亲的这种欢迎、期待和鼓励，投身到了祖国的建设事业洪流。
1953年5月11日，唐铎被任命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党委委员、空军工程系党委书记兼系主任。在他主持下，空军工程系建成了兼顾教学与科研、包括能够进行飞机强度和起落架冲击试验的教学大楼；组织建立了27个教研室和一支高质量的教学队伍；同空军部队、飞机制造厂等建立了联系；引导全系成员开展了正规化的教学和科研活动。
空军工程系在唐铎的领导下，为我国空军创建了飞机发动机、航空军械设计、航空仪表、航空无线电、飞机场建筑、航空气象等6个专业。此外还为我国空军开办机务干部培训班，将各军、师、团的军械主任抽调到学院，由系里派优秀教员上课，加以培训，对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还筹建设置了七科，即导弹原子弹专科，先由唐铎兼任科主任，到1959年，七科独立出去成立了七系即电机系。
这一时期，唐铎运用他在苏联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的专业知识和长期工作积累的丰富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带领广大干部师生，艰苦奋斗，建起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空军工程系，使它成为军事工程学院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时为祖国航空事业输送了大批的技术人才。今天，许多人已成为国防科技战线的骨干。唐铎为人民空军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消息报》称唐铎是苏中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典型缩影
1964年4月，唐铎调任辽宁大学工作，担任党委常委、副校长工作。正当他热情满怀地把全部精力倾注在辽宁大学的教学科研和学校建设时，十年浩劫开始了。不久，他就遭到了林彪、康生的陷害。
1968年初，康生在接见辽宁大学两派红卫兵上访代表时，煽动说：你们要回学校闹革命，学校不是没有事敞！唐铎是什么人哪？康生暗示，唐铎是“苏修特务”。消息传回沈阳，唐铎立即被逮捕，从此被关押监禁长达7年之久。
“相信群众，相信党。”是唐铎的座右铭，他坚信事实真相一定会弄清楚，无论怎样“诱导”，怎样逼供，他始终表示：“接受组织的审查，但我绝不是什么苏修特务。”他每天晚上都平卧在木板床上睡觉，早晚和放风的20分钟坚持跑步，然后用冷水擦洗全身，平时就在囚室中甩手运动，准备出狱之后，以更加健康的体魄，为党为人民多做贡献。他对专案组人员及看守从不责怪，还常常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些笑话或故事给他们听，而把对他的批斗、打骂置之度外。他用自己的一身正气显示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尊严和品德。
唐铎专案组的人走遍全国各地，向所有与唐铎接触过的人作了仔细的调查，没有发现任何迹象可以证实唐铎是什么“苏修特务”，反而证明了唐铎一贯忠诚于党和人民，工作从来是严肃认真，精益求精，兢兢业业。
1974年11月唐铎被释放。1978年唐铎被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工作，任命为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并当选为政协辽宁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1 979年5月4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五四时期老同志座谈会上，唐铎激动地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有了强健的身体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要注意身体，要运动。运动就是生命。我75岁，每天早晨跑步，晚上跑步。我们的老同志更要注意身体，至少要看到社会主义强国，看到‘四化’实现。”
1983年以后，唐铎因年事已高，主动提出不再担任省政协副主席和学校的领导职务。但他依然怀着为党奋斗终生的决心，时刻关心党的教育事业和统一战线工作，关心“四化”建设。他患有高血压，仍坚持参加传达贯彻十二届二中全会精神的省委扩大会议，坚决拥护二中全会决议。就在他热情发言的时候，突然脑溢血，不幸逝世，终年80岁。
1988年8月6日，苏联《消息报》发表政治评论员斯坦尼斯拉夫·孔德拉绍夫的《唐铎——中苏关系发展史上的一叶小舟》。文章写道：“……在我随苏联国家记者协会代表团参观中国的辽宁大学时，我们有幸得知了这样一位中国人——已故辽宁大学副校长唐铎同志。～我不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也不准备孤立地评论这位中国人的非凡命运和坎坷经历。但就广义来说，我生平还从未听说和看见过这样一个人的命运能与苏中关系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能够如此鲜明生动地向人们展示历史进程的一个侧面，刻画出历史的残酷事实。唐铎同志的生平业绩可说是苏中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典型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