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钱三强和钱伟长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科学家，他们个个学贯中西，名震中外。20世纪60年代，他们被周恩来总理称为科学家中卓有成就的“三钱”。“三钱”风华正茂的青春岁月大都在留学海外如饥似渴的求学与科研中度过，他们虽然身在海外，心中却一刻未忘记祖国，学成以后义无反顾回归祖国是他们共同的选择。然而，当时环境极为复杂，三位科学家的回国之路可谓一波三折，甚至是斗智斗勇、险象环生。
钱学森：“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报效祖国了o” 钱学森1935年赴美国留学，由于发表了“时速为一万公里的火箭已成为可能”的惊人火箭理论而誉满全球，成为世界一流火箭专家。钱学森曾在“二战”期间，跟其导师冯·卡门参与了美国绝密的“曼哈顿工程”——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开发工作，因此在美国是一个掌握高端科技的稀世之才。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后，钱学森和夫人蒋英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商量着早曰赶回祖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钱学森心潮澎湃地对夫人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报效祖国了。”此时钱学森已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蒋英也在音乐界享有盛誉。为了笼络他们，美国政府提供了十分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但是这些都无法动摇钱学森夫妇回国的决心。
当时在美国，一股以麦卡锡为首的政府势力对共产党人实行了全面的追查，并逐渐在全美掀起了一场驱使雇员效忠美国政府的歇斯底里式热潮。钱学森因被怀疑是共产党人和拒绝揭发朋友，被美国军事部门吊销了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这使钱学森非常气愤，他以此作为要求回国的理由，要求美国政府放行。然而，让钱学森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的回国夙愿竟酿成了一场劫难！美国海军部次长就曾恶狠狠地说：“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从此，美国政府对钱学森的政治迫害接踵而至。
1950年8月，当钱学森一家人准备乘坐加拿大航班离开美国时，美国国防部以“莫须有”的罪名通过海关扣留了他们。之后，美国司法部签署逮捕令，将钱学森关押了起来。移民局还抄了他的家，在特米那岛上将他拘留14天之久，直到收到加州理工学院送去的1.5万美金巨额保释金后，才被保释出来。后来，海关又没收了钱学森的行李，其中包括800公斤书籍和笔记本。对美国政府的种种迫害行径，钱学森以维护正义的铮铮铁骨和一腔爱国之情，与美国当局进行了顽强的抗争。
钱学森在美国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消息很快传到国内，新中国震惊了。国内科技界的朋友通过各种途径声援钱学森。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也极为关心，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了钱学森。
就在钱学森要求回国被美国无理阻拦时，中国也扣留着一批美国人。其中有违反中国法律而被中国政府依法拘禁的美国侨民，也有侵犯中国领空而被拘禁的美国军事人员。美国政府急于要回这些被我方扣押的美国人，但又不愿意与中国直接接触。1954年4月，美、英、中、苏、法五国在日内瓦召开讨论和解决朝鲜问题以及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联想到中国有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于是就指示说，美国人既然请英国外交官与我们疏通关系，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开辟新的接触渠道。
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6月5日开始与美国代表、副国务卿约翰逊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初步商谈。美方向中方提交了一份美国在华侨民和被中国拘禁的一些美国军事人员名单，要求中国给他们回国的机会。为了表示中国的诚意，为要回钱学森等人做铺垫，周恩来总理指示王炳南在6月15日举行的中美第三次会谈中，大度地作出让步，同时也要求美国停止扣留钱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然而，即便这样，中方的正当要求还是被美方无理拒绝了。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闭幕。为不使沟通渠道中断，周恩来指示王炳南与美方商定自7月22日起，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中国方面还如约释放了4名被扣押的美国飞行员。
1955年7月25日，新中国外交部成立了一个中美会谈指导小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8月1日，中美会谈由领事级升格为大使级。中国作出的高姿态，最终是为了争取钱学森等留美科学家尽快回国；可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美国人耍赖了。尽管中美双方接触了10多次，美国代表约翰逊还是以中国拿不出钱学森要回国的证据为由，不肯释放钱学森。正当周恩来总理为此着急的时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收到了一封从大洋彼岸辗转寄来的信。他拆开一看，署名竟然是“钱学森”。他心头一震，迅速地读完了这封信。信中的内容是钱学森请求祖国政府设法帮助他们回国的。信中说他们“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陈叔通立刻将这封来信交给了周恩来总理。正苦于没有直接证据的周恩来看完这封信后，大喜过望，他高兴地说：“这真是太好了，据此完全可以驳倒美国政府的谎言！”于是总理当即作出部署，命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并指示王炳南：“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一开始，王炳南率先对约翰逊说：“大使先生，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我奉命通知你下述消息：中国政府在7月31日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维等11名美国飞行员，他们已于7月31日离开北京，估计8月4日即可到达香港。我希望，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个措施，能对我们的会谈起到积极的影响。”这时，当王炳南接下来的话题谈到钱学森回国的问题时，约翰逊还是老调重弹：“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要归国，美国政府不能强迫命令！”这时，王炳南亮出了钱学森给陈叔通的信件，理直气壮地予以驳斥：“既然美国政府早在1955年4月间就发表公告，允许留美学者来去自由，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在6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呢？显然，中国学者要求回国依然受到阻挠！”在事实面前，约翰逊哑口无言。美国政府只得无奈地批准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
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9月17日，钱学森梦寐以求的回国愿望得以实现了！这一天钱学森携带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终于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
历经磨难，钱学森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1956年10月8日，在钱学森归国一周年时，国防部五院宣布成立。钱学森给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开始培养新中国第一批火箭、导弹技术人才。1957年2月，周总理签署国务院命令，正式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五院第一任院长。作为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钱学森呕心沥血，做出了历史性贡献。1960年，在他的具体领导下，我国研制成功了第一枚导弹。之后，他又亲自主持我国“两弹结合”的技术攻关和试验工作，于1966年成功地发射了我国第一枚核导弹。1968年，他又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负责研制发射人造卫星。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新中国终于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钱三强：向中共驻欧负责人表达盼望回国的急切心情
1937年到1948年，钱三强在法国居里实验室由一个青年大学生成长为科学家。同时，旅居法国的这11年也奠定了他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基础。钱三强的导师约里奥是一名法国共产党党员，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担任法国地下抵抗运动委员会副主席。在导师的影响下，钱三强在1940年就读了《西行漫记》。通过这本书，他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由衷的敬仰。
1945年4月，钱三强被派往英国考察学习核乳胶技术。临行前，中共旅法支部成员孟雨约见了他，并对他说：“你到伦敦后，可以去见一位中国海员，他叫陈天声，是我们的知心朋友。”到伦敦后，钱三强专程拜访了陈天声。陈天声见钱三强是旅法支部介绍来的朋友，也十分信任。在相互叙谈后，他约钱三强翌日去看望祖国来的同志。第二天，在一家旅馆里，钱三强见到了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详尽描述过的传奇式英雄、时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的邓发。邓发很关心钱三强的进步，在认真询问了钱三强的学习、工作和思想情况后，他同钱三强进行了彻夜长谈。谈话中，邓发指着自己身上穿的毛衣说：“这就是延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产物。”邓发还启发钱三强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树立共产主义理想，把科学才华献给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分别时，钱三强从邓发那里得到了一份用延安《解放日报》剪贴成册的毛泽东著作《论联合政府》。党组织的信任，毛泽东著作的指引，使钱三强的思想有了更高的飞跃。从伦敦回到巴黎不久，在旅法支部的领导下，他参加了与国民党反动派旅法势力的斗争。
由于钱三强在神秘的原子世界中取得的非凡科研成果，他在法国科技界的声誉不断提高。1947年，他被提升为法国国家科学院研究中心的研究生导师。当年，在留法的中国学者中，得到这样的学术职位的，只有钱三强一人。1948年春天，钱三强怀着欣喜的心情，找到了中国共产党驻欧洲的负责人刘宁一和孟雨，向他们表达了盼望回归祖国的急切心情。刘宁一对钱三强夫妇的回国决心表示赞赏，答应设法帮助他们尽快启程回国。这年4月的一天，在钱三强回国之前，新任中共欧洲委员会书记的刘宁一约他在卢森堡公园见面。在分析了国内解放战争形势后，刘宁一暗示钱三强：你回去以后，可以到北方的一所大学任教。
当钱三强夫妇将回国的决定和归期告知他们的导师和同事以后，约里奥·居里夫妇对他们的决定表示理解和支持，居里先生说：“你们的决定是对的。我倘若是你，也会做出同样的决定。”为了表达他对中国的热爱、对钱三强夫妇的友谊以及对他们选择的支持，约里奥·居里先生将若干个当时保密的数据资料，告知了钱三强夫妇，还将一包放射源赠给了他们。临行前，约里奥·居里夫妇为钱三强夫妇饯行，并与他们在房后花园中合影留念。临别时，伊蕾娜·居里夫人还送给了他们一句赠言：“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
告别巴黎的日子就要到了。虽然归国心切，但是钱三强夫妇对巴黎、对居里实验室，是非常留恋的。在这里他们共同度过了他们美好的青年时代；在这座实验室，他们夫妇获得“三分裂”、“四分裂”的科研成果；这里不仅有他们夫妇美好的事业，而且还收获了他们甜蜜的爱情生活……1948年夏季，钱三强与妻子何泽慧一起，抱着刚满6个月的女儿祖玄，满心欢喜地跨上了东去的客轮，踏上了归国的旅程……遵照刘宁一的指示，钱三强回国后，担任了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兼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所长。新中国成立以后，钱三强成为新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奠基人和领导人。
钱伟长：“我是忠于我的祖国的。”
钱伟长是我国著名的力学专家，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其实，钱伟长当年还差一点与物理擦肩而过呢。当年中学毕业，按钱伟长的成绩，学校准备分配他到清华大学的中文系或历史系学习，但钱伟长坚持要学物理，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在紧张的高考后，一天钱伟长在上海外滩散步。他无意中看到在公园门口，挂着一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他顿时感到了中国人的人格蒙受到了侮辱，一股愤恨涌上心头，心中骂道：“不就是因为你们手中有飞机大炮，才敢在我们国土上横行霸道吗？”从那时起，钱伟长就下定了弃文学理、救国图强的决心。
在钱伟长人清华大学的第三天，就发生了震惊中国的“九·一八”事变，科学救国的热情进一步坚定了他弃文学理的决心。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吴有训开始坚决不允许钱伟长学物理，因为钱伟长的物理高考分仅得18分，后来他被这个年轻学生的热情打动了，对钱伟长要求说：“那好吧，你先在物理系学习一年，如果到了期末考试，你的物理和数学成绩达不到70分的话，再改学文史。”钱伟长欣然接受了这个条件。他凭着刻苦精神，攻克了学习上的一道道难关。一个学年下来，钱伟长的各门功课成绩均在70分以上。等他从清华毕业时，吴有训教授已经非常器重这个有志气的青年人了，还把他收为自己的研究生。
1939年8月1日，钱伟长和清华中文系同学孔祥瑛在昆明西南联大结婚，吴有训先生主持了简单的婚礼。三周后，中英庚款会公布钱伟长和林家翘、段学复、傅承义、郭永怀等9位西南联大同学考取了第七届留英公费生。1939年9月2日，中英庚款第七届留英学生22人抵达香港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所有赴英客轮扣作军用，钱伟长这批学生的留学计划也被迫延期。
在返回昆明等候通知的时候，钱伟长从王竹溪那里借到拉夫著的《弹性力学的数学理论》，仔细研读后发现当时国际学术界关于弹性板壳理论十分混乱，不仅板、壳分开，而且各种不同形状的板壳有不同的方程。于是，钱伟长决心寻找一种统一的以三维弹性力学为基础的内禀理论。苦苦埋首数月，他以高斯坐标张量表达的微分几何来表示变形和应力分析的思想，这种尝试居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统一内禀理论。三个月后，当中英庚款会做好了所有派遣留学生的准备时，钱伟长却和同学们一起选择了放弃。钱伟长回忆说：“（当时）因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和许多教授都逃难到加拿大去了，所以让我们改去加拿大留学，说是中英庚款的负责人在上海英租界等你们。船到了，那是俄国皇后五号。早上8点上船了，中英庚款的负责人就把护照发给我们。他倒是好意，说你们过日本的时候啊，息船3天，没事，可以到横滨去玩玩。一看签证，我们就火了，日本占领我国领土，我们受了那么多苦，还签证跑到那里干什么？当场就有留学生把护照扔进黄浦江里，22人全部下船。结果负责中英庚款的那位英国人自己承认错了。他说我们不懂得你们中国人的爱国心，你们先回去再说。”1940年8月初，庚款会再度将钱伟长等留学生召集到上海，乘坐“俄国皇后号”邮轮从上海起航赴加拿大。9月中旬，钱伟长等人终于抵达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开始了艰辛的公费留学生涯。他们是多伦多大学首批接受的中国留学生。 钱伟长和林家翘、郭永怀同时师承应用数学系的辛祺教授。师生第一次见面，辛祺教授就发现自己和钱伟长都在研究弹性板壳的统一内禀理论，只是导师宏观，钱伟长微观而已。就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即决定师生分两段写成一篇论文，投交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这篇论文于1941年夏季刊出，是当时24篇论文形成的论文集中的一篇。这部论文集的作者均为“二战”时集聚北美的知名学者，如爱因斯坦、冯·诺伊曼、铁木辛柯、科朗等，钱伟长是唯一的中国青年学子。论文的发表增强了钱伟长的自信，提升了中国留学生的知名度。经过一年的努力，钱伟长打通了宏观理论与微观理论的通道，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钱伟长提出了“钱伟长议程”，成为与爱因斯坦齐名的数学家，而当时他年仅28岁。1942年底，钱伟长离开多伦多大学，转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冯·卡门教授主持的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1943年至1946年期间，钱伟长主要从事火箭的空气动力学计算设计、火箭弹道计算研究、地球人造卫星的轨道计算研究等课题研究，同时参加了火箭现场发射试验工作等。他还在冯·卡门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变扭的扭转和水轮机斜翼片的流动计算，以及超音速的锥流计算等重要研究课题。1946年，他与冯·卡门合作发表了《变扭率的扭转》一文。冯·卡门曾说这是他一生中最为经典的弹性力学论文。
科研越多产，钱伟长怀念祖国与亲人的情思也越强烈。正当钱伟长在美国暂露头角、事业处于上升期时，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消息传到了大洋彼岸。钱伟长蕴藏已久的归乡之心再也按捺不住，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回国。他多次向导师提出回国的请求，但却遭到了导师的拒绝。为此，钱伟长苦思冥想该怎么办。终于，他想到了办法：如果直接说出返乡建国的要求是无法让导师接受的，那么就得考虑采取迂回变通的策略了。过了几天，钱伟长用恳求的语气对导师说：“您知道，我出国已经7年，我很想念妻子和从未见过面的孩子，请给我一个探亲假吧。”钱伟长的请求果然得到了冯·卡门的同情，他答应钱伟长回国探亲，并一再叮嘱他早日回来。其实，导师的拒绝和阻碍早在钱伟长的意料之中。因为他掌握了大量的军事机密，美国军方也对他回国很不放心，于是他在安排上制造了短期探亲的假象迷惑美方：轻装简从，将大量的书籍、资料留在了办公室，还给住所预付了半年的房租，就连刚刚晋级增加的薪水也没去动，就这样，钱伟长以“久离家园、怀念亲人”为由，取得回国的许可。1946年5月，钱伟长从洛杉矶搭货轮返至上海；8月初，他又从上海搭轮船经秦皇岛回到阔别8年的北京清华园。
回国后，钱伟长就在母校清华大学当了一名普通的教授。9月，爱妻孔祥瑛带着6岁的儿子元凯从成都来到北京与钱伟长相见。这是钱伟长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儿子。回国后，钱伟长立即投入了重建清华大学的工作中。由于当时国家穷、薪水低，生活的困难令钱伟长一家人不敷出。为了生活，他奔波于北京的三所大学讲课，仍不得温饱，只好向单身同事、老同学借贷度日。一天，美方托人给钱伟长送来了护照，并承诺他全家赴美给予优厚的待遇。一张薄薄的表格出现在他的面前：“若中美交战，你是否忠于美国？”选择“yes”，他便可以顺利到达“天堂”般的美国；选择“no”，便意味着将失去这一个干载难逢的机会，仍在国内受穷、受苦，钱伟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no”。钱伟长后来深情地回忆说：“1948年钱学森从美国回来了，他是回来结婚的。他来看我，看我很可怜。那时_T资是15万金圆券，只能买两个暖瓶，叫我怎么过日子？回国之前，我在美国的年收入是8万美金。钱学森说，美国特区研究所((PL)还希望我回去。我当然不想回去，可是那时的艰苦让我的生活与科研都发生极大的困难。于是要到美国大使馆签证。问我你信什么教？我说我没教。他说不行啊，没教在美国人看来，你是无教之徒，是野蛮人。后来他说这样，你填孔教。最后一条，我填不下去了，讲中国和美国打仗的时候，您忠于中国还是美国？我当然忠于中国了，我是中国人，怎么能忠于美国？我就填了一个‘no’。结果就因为这个，他们不让我去了。”“这一点是毫不犹豫的。我是忠于我的祖国的。”钱伟长反复强调。
为了实现“科学救国”的抱负，新中国建立前，钱伟长几乎“承包”了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工学院三校的基础课应用力学和材料力学；物理系的理论力学、弹性力学等课程，还担任《清华工程学报》主编等审稿工作。教学之余，钱伟长继续在润滑理论、圆薄板大挠度理论、锥流和水轮机曲线导板的水流离角计算等领域不懈科研，撰写并发表了8篇有影响的论文。1949年3月，清华大学成立了校务委员会，由叶企孙任主任，张奚若、吴晗任副主任，周培源为教务长兼常委，费孝通和钱伟长为副教务长兼常委，陈新民为总务长。1952年院系调整后，钱伟长被任命为纯工科的清华大学教务长。1956年钱伟长又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仍兼教务长和力学教授。
繁忙的教学与科研之外，钱伟长还为北京各所高校培训应用数学与力学的师资，1956年还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弹性力学专著。1951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之初，钱伟长就兼任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主任。钱学森回国后建立了中科院力学研究所，钱伟长又兼任了副所长。1955年中科院学部成立，钱伟长成了第一批被选聘的学部委员，并兼任中科院学术秘书。值得一提的是，1954年至1956年，钱伟长还花大量精力参与由周总理亲自领导的制定我国自然科学12年规划的工作，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也就是在规划研讨会上，周恩来总理公开赞誉钱学森、钱三强和钱伟长三人为中国科学家中的“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