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国民党左派人物邓演达愤而流亡欧洲，并与宋庆龄等人在莫斯科发表宣言，强调继续与新旧军阀势力作斗争，实现孙中山的遗志。1930年5月，邓演达回到上海进行秘密活动，筹备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由于邓演达与蒋介石的政见大为不同，1931年下半年，蒋介石重金收买陈敬斋，秘密逮捕和杀害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前身）总负责人邓演达。20年后，在周恩来的亲自干预下，这起谋杀案才浮出水面，叛徒陈敬斋终于受到严惩。
从拥蒋到反蒋
辛亥革命以后，邓演达与蒋介石都是在军事上辅佐孙中山的风云人物，但他们真正在一起共事则始于1 924年成立黄埔军校时。当年蒋介石任校长，邓演达先后任教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和教育长。尽管二人工作关系非常密切，但私下里，两个人的感情很差。期间，邓演达因不满蒋重用“最为人所不齿的王柏龄”而离开黄埔赴德国留学近一年。后来又因批评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被蒋借故调任潮州分校。北伐以后，已独揽党政军大权、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需要广揽人才，为其所用，于是委任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亲临北伐前线，从长沙打到武汉，身先士卒，不怕牺牲，遂得到蒋介石的器重。不久邓演达又兼任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成为一方大员。
1926年秋，北伐军攻克武汉、南昌后，鉴于形势的发展，蒋介石先后两次电告广州，要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速迁武汉。等到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第一批委员已到武汉，并开始以党政临时联席会议形式行使最高职权时，蒋介石为了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又提出迁都南昌，并截留了途经南昌到武汉的第二批委员。蒋介石的出尔反尔，遭到武汉方面的强烈反对，邓演达对蒋也颇有微词，多次做蒋的工作，劝他坚持原来的决定，但是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 邓演达与蒋介石共事近两年，深知蒋的为人，他通过迁都一事，进一步觉察到蒋介石正加紧背叛革命的图谋。为此，他积极撰写文章，在武汉各种集会上发表演说，对蒋介石分裂革命、实行封建独裁进行了揭露和斗争。1927年3月，蒋介石派亲信曾扩情到武汉活动，劝说邓演达放弃反蒋主张，并以由邓出任总司令部参谋长要职来作诱饵。邓演达当即表示：“当与不当参谋长，无关轻重得失，照蒋这样领导革命，永久不会成功。”蒋收买邓不成，对邓怀恨在心，他公开叛变革命后，便通缉邓演达。
1927年7月上旬，邓演达目睹汪精卫集团步蒋介石反革命后尘，愤然离开武汉，同年10月到达莫斯科，与先抵达莫斯科的宋庆龄、陈友仁等商量，决定成立临时性的革命领导机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1月1日，委员会发表了由邓演达起草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号召革命的国民党人去团结领导被压迫剥削的革命民众，向一切反动仇敌进攻，直到完全实现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12月，邓演达离开莫斯科赴德国柏林，然后开始对西欧、中东和印度各国学习考察，总结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1930年5月，邓演达秘密回国，隐居上海，在谭平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的基础上，筹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同年8月9日，临时行动委员会召开全国干部会议，通过了由邓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以邓演达为总干事的中央干事会，并在全国各地成立了分支机构。
为了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邓演达积极进行组织策划和宣传舆论工作。他发起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以上海为中心，在北平、武汉等地设分会。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十八军的罗卓英、杜聿明、宋希濂、周至柔、肖乾以及西北军的杨虎城、邓宝珊都参加进来，很快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邓演达还多次发表文章，淋漓尽致地揭露蒋介石集团的反动本质。邓演达一系列的反蒋活动，引起蒋介石的极大恐慌，他立即布置特务伺机除掉以邓演达为代表的这股异己力量。
1929年下半年和1931年初，蒋介石先后扣押李济深、胡汉民。汪精卫乘蒋引起众怒之机，在广州另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邓演达认为爆发革命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加紧进行推翻蒋介石政权的军事策动工作。他和陈铭枢、朱蕴山等人秘密商定了一个具体行动计划：陈铭枢到江西，把“围剿”红军的第十九路军调到广东，公开树起“停止内战、反对蒋介石”的旗号，同广东的军队联合，在南方建立反蒋基地；邓演达亲赴江西，策动第十八军在驻地临川、清江一带起义，进而夺取南昌；同时联络武汉驻军和冯玉祥、杨虎城等部一齐响应，共同推翻蒋介石的统治。
1931年8月中旬，邓演达做好了前往江西指挥起义的准备，临行前去看望卧病在床的朱蕴山，对朱说：“我要穿草鞋去行动了，请你留守上海代我负责。”朱十分担心邓的安全，对邓说：“外面风声很紧，你要警惕，倘有失处，瓦解全局。”邓回答说：“现在一不做，二不休，生死只有置之度外。”朱允诺负责留守。谁知未过三日，邓演达便被捕了。
叛徒告密 邓演达被捕，是陈敬斋出卖的。 陈敬斋，原来曾先后在广州国民政府中央军事政治月刊编辑部和黄埔军校军医处任职，北伐前夕转到第三军卫生材料仓库任库长，随军北伐。第三军攻克南昌后，陈调任南昌检察厅检察官。1927年1月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正式建立，王心出任省党部执委兼工人部长，陈敬斋担任工人部秘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脱离共产党，逃回景德镇．
1928年5月，陈敬斋加入“第三党”。陈敬斋加入前原以为加入党派既无危险，又有做官的机会，但是加入后幻想破灭，于是开始畏惧白色恐怖，出现了动摇的情绪。“第三党”的有关领导人注意到了陈敬斋的思想变化，好多事开始对他保密，后来干脆不分给他工作。直到1931年3月，陈敬斋再三要求工作时，组织上才介绍陈敬斋与邓演达见面，并委派他为中央干事会上海分会组织方面的负责人：但是早巳自由散漫惯了的陈敬斋因受不了组织纪律约束，被停职检查？此时，蒋介石悬赏20万，缉捕邓演达，陈见钱起心，向国民党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密告了邓演达的行踪。
稽查处长邓警铭将告密信送到准备赴任江西省主席的警备司令熊式挥手里，熊看后立即送上海市长张群，最后转到江苏省主席王懋功手里。大家心里明白：虽说蒋介石要缉捕邓演达，但蒋、邓过去的关系非同一般，现在邓反蒋无非是政见上的分歧，蒋反复无常，说不定哪一天蒋又要重用邓。因此，熊、张不想插手此事，最后由王懋功向蒋介石报告。江苏省府委员王柏龄是蒋介石的亲信，与邓演达有旧隙，对缉捕邓异常热心，他上串下跳，给邓警铭打气：“如捕到邓演达，可得重奖！”
8月9日至12日，龙华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连续在时事新报上以钟国昌寻弟钟春岑名义登出启事，陈敬斋见报前往，与王柏龄、邓警铭及侦缉队长王斌等特务策划抓捕邓演达：8月上旬，“第三党”在上海静安寺愚园坊2()号秘密开办干部短期训练班，为江西起义准备骨干力量。陈敬斋设法探听到办班的地点及邓到会讲话的时间，即给中央干事会写信，佯装服从组织分配，要求邓在讲话时，准其参加，接受教育，经邓同意准其出席。17日是训练班最后一天，这天下午由邓演达出席主讲，参加者共13人：为保证邓的安全，规定凡参加结业式的人，进去后在里面用午餐，中途不准出来。午饭后邓开始讲话，下午三时左右，陈敬斋佯装肚痛乘机溜出，给事先约好的敌侦缉队长王斌打电话。随后，由王率领侦缉队的特务、警察，会同静安寺巡捕房的密探共20余人，将愚园20号包围，邓演达、季方、罗任一等12人全被捕，被押往静安寺巡捕房。
被捕后的邓演达始终不肯向蒋介石低头。就在邓演达被捕的当天，正在南昌指挥对朱毛红军第三次“围剿”的蒋介石飞往上海，他要王懋功、张群尽快把邓解往南京，并对邓案批示：“煽惑军人，扰乱邦家。”此时，蒋介石并未下定决心要杀邓演达，他认为邓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他要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酌情做邓的工作。遭到拒绝后，蒋又派身边的南昌行营党务指导处处长段锡朋，以私人关系找到邓的助手、“第三党”领导成员谢树英，对谢说：“邓演达已到南京，你们干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我今天特来请你写封亲笔信，劝邓先生与蒋先生合作。如果合作，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后来，蒋又授意王柏龄，劝邓出面调解宁粤冲突，并许以中央党部秘书长或参谋总长之要职，均为邓所拒绝。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再一次以失败收场，宁、粤之争也停顿下来，蒋回到南京，亲自和邓演达谈话。蒋问邓对日本侵略有何感想，希望趁此时机，和邓重归于好。邓指责蒋是他的内战政策造成了日本侵略。蒋又派人劝邓说：现在日寇深入，大敌当前，理应捐弃前嫌，共赴国难，要邓公开声明取消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任命邓为“剿匪”副总司令。邓表示：政治斗争是为国为民，我们的政治主张决不变更，个人更不苟且求活。
邓演达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一些黄埔学生积极营救。不少黄埔生还联名上书蒋介石，要求释放邓演达。正在江西“剿共”的国民党十八军军长陈诚，更是致电蒋介石，力保邓演达。蒋介石收到陈诚力保邓演达的电报后，没有回电，但对杀邓演达还是有所顾忌，只是后来出现了种种情况，坚定了蒋介石杀邓的决心。当陈诚得知蒋介石处死邓演达，极为伤感，他致电蒋介石辞职，称：“上无以对总司令，下无以对恩友”。蒋介石不得不亲自找陈诚谈话，说陈诚和邓演达的交往纯属私人情谊，不涉及政治，勉励他安心工作。
1931年11月29日深夜，几辆蒙着窗纱的黑色轿车从紫金山麓的一所茅屋开出来，向南京城东疾驶。车上，蒋介石侍卫长王世和与几名卫兵押着邓演达。车到麒麟门外沙子岗，突然停了下来。司机下来检查了一下车说：“抛锚了，你们先下来吧。”邓演达因为被告知是移居汤山，所以就从容地走下车来，在朦胧的夜色中呼吸着近郊的新鲜空气。突然，一颗罪恶的子弹射向了他的后背，一代英杰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时年36岁。
邓演达被蒋介石秘密杀害的消息，直到12月初才透露出来。在上海的宋庆龄听到传闻后并不相信，于12月14日到南京见蒋介石，对蒋说：“现在国难当头，你与邓演达的矛盾，我来给你们调解。你把邓叫来，我们三个人当面谈谈。”蒋十分尴尬，默不作声。宋盯着蒋紧追不舍：“如果你觉得在这时谈不方便，就派人陪我去见邓演达，我先同他谈谈，然后再三人一起谈谈。”在宋一再追问下，蒋见搪塞不过，最后才说：“你已经见不到他了。”说完逃到楼上去了。宋庆龄非常愤怒，斥责蒋介石伤天害理，祸国殃民。并于20日在上海《申报》发表反蒋通电，说蒋“借反共之名，行反动之实，阴狠险毒，贪污欺骗，无所不用其极……投机残余军阀，可一跃而为党的骨干，忠实革命人才．必设法置之死地。最近如艰苦卓绝、忠勇奋发之邓演达终遭惨杀，即其一例”。
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邓演达一案
邓演达被捕后，临时行动委员会经调查后得知是陈敬斋出卖的，决定除掉这个叛徒，曾派人到江西景德镇除奸，但是没有成功。解放后，已经改名为“农工民主党”的主要负责人再次将缉捕陈敬斋归案的工作提到了议事日程。一方面请公安部发布通缉令，另一方面指示农工民主党江西负责人尽快找到陈的行踪。
1950年1月24日和2月1日，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章伯钧、副主席彭泽民先后两次向公安部长罗瑞卿通报陈敬斋在景德镇的行踪，并令赴京汇报的农工民主党江西省委陈其勋速回南昌，协助当地公安部门执行逮捕陈敬斋的任务。陈其勋回到南昌后，同江西省民盟常委向法宜一道，经江西省公安厅长王卓超的介绍，赶赴浮梁行署公安处。在此之前，王卓超已接到罗瑞卿的电报，要求浮梁行署公安处长田平尽快查到陈敬斋的下落。3月7日，陈其勋、向法宜赶到浮梁时，行署公安处已侦察半个多月，没有发现陈的下落。于是查阅户口册，这才发现，陈敬斋已改名陈福林，在浮梁县城青峰岭5号开设利兴福瓷厂。第二天下午2时，公安人员终于将陈敬斋逮捕归案。20年前，陈敬斋是在邓演达被捕的当晚去南京，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长、中统特务头子叶秀峰那里领取“奖金”一万元。在要求出国未被允许后，潜回了景德镇，从此不露面，居然平安地过了20年。他万万没有想到，刚刚解放，就落入了人民的法网。
3月24日，陈敬斋被解到南昌，由江西省公安厅与省农工民主党共同审理此案。但终因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遗案，加上认识上一时难以统一，所以审讯工作进展缓慢，引起农工民主党中央领导人的焦虑，只好将此案直接呈报周恩来。
195n年3月31日，周恩来看到农工民主党有关邓演达一案的呈文，立即批示中共中央办公厅督促办理。当天深夜，一份急电从北京传到南昌，中央办公厅要求江西省委：“谋害邓演达之案犯陈敬斋，如已转解南昌，请告该地将其案情迅速弄清速报，以便处理。”中共江西省委当即决定：由省委常委、省公安厅长王卓超亲自审理此案。并请省农工民主党领导人廖少仪配合。但在审理中又出现新的问题：陈敬斋从被捕时起，知道难逃法网，虽承认出卖邓演达，但为了减轻罪责，一口咬定是“第三党”领导成员王枕心指使他干的，并编造了情节，故意把案情搞乱，企图蒙混过关。为了尽快让叛徒认罪，农工民主党中央一方面积极取证，一方面同公安部商定，将陈敬斋押到北京，由公安部直接审理，农工民主党中央配合。4月27日，江西省公安厅派处长宋达生亲自押送陈敬斋到京。
陈敬斋被捕后，在民主党派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关注案情的进展。4月15日，与邓演达同时被捕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罗任一送来一份证明材料，为搞清案情提供了重要依据。6月16日，当年在上海抗击日寇的十九路军正副总指挥、民革中央常委蒋光鼐、蔡廷锴，致函章伯钧、彭泽民、黄琪翔：“查陈敬斋谋害邓演达先生，罪恶绝无可宽，理应要求政府，早正典刑。”7月27日，章伯钧、彭泽民、黄琪翔将此函转抄给罗瑞卿部长、杨奇清副部长。公安部通过内查外调，在民主党派的积极配合下，搞清了一些疑点，最后提审陈敬斋。在事实面前，陈敬斋不得不承认出卖邓演达的全部事实，供称：“由于反动势力压抑，对前途悲观，乃思卖党求荣之念，于1931年7月中旬，向蒋匪密告该党领袖邓演达先生之行踪。并与匪特暗中计谋，待机行动。”公安部于10月结案，并将结案简报一份送农工民主党中央，提请对案犯处理意见。罗瑞卿将结案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总理明确指示，邓演达应如革命烈士对待。后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关怀下，由政务院拨款，将邓演达的遗骸由沙子岗迁葬于紫金山南麓灵谷公园东侧，立一新碑，刻有何香凝亲笔题字：邓演达烈士之墓。
1950年11月，公安部将此案转交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审理。1951年3月2日，最高人民检查署同北京市人民检查署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起诉。6月19日军法处判处陈敬斋死刑，执行枪决。出卖邓演达的陈敬斋终于受到应有的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