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在党的早期农民运动史上，有两个著名的“农王”。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是彭湃。他们处于同一时代，对农民问题有着相似的感受和见解。但同时，由于他们的经历不同，从事农民运动的侧重面不同，故其农民观又表现出不同的风格。
毛泽东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出身农民家庭，长在农村，对农民问题有着特殊的敏感性。他在15岁阅读中国的文史书籍时，就发现书里没有种田的农民。但与大多数共产党人一样，毛泽东一开始也是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工人运动上，并组织和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4年底，毛泽东因病回到湖南休养，他开始把兴趣转移到中国革命的农民问题方面。那时，似乎很少有人懂得中国农民的重要性和潜力，而且也没人认为在农村中搞工作是有发展前途的。毛泽东在湖南农民中的鼓动引起了湖南督军赵恒惕的关注，他下令逮捕毛泽东。毛泽东被迫前往广州。在广州，毛泽东被派去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并担任“中国农民问题”和“乡村教育”的讲授工作。不久，毛泽东出任中共中央农民部部长。当北伐军于1926年7月控制湖南后，毛泽东再一次回到了他的故乡，在农民中开展工作。1927年1月，毛泽东亲自到湖南农村做了32天的考察工作，并在3月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歌颂了农民革命的正确性，解决了当时关系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即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问题。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毛泽东了解了农村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发现贫苦农民“非常富有战斗性”。“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积极战斗。在长沙的乡村人口中，贫农占到70%，在第一、二期农会中，委员长、委员里贫农占了近50%，而且据衡山的调查，在清匪、禁赌活动中，贫农领袖85%变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通过考察，毛泽东更进一步说明：“当时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统治阶级压迫榨取的对象主要是农民”，这是“国内统治、国外帝国主义的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中国革命便不会成功”。因而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解放农民的问题，而广大农民中的贫农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
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确立了农民革命动力论，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宣告：农民是“革命先锋”，是最富革命性的人。“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此外，他还坚信：“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此外，毛泽东还将农民革命动力论推广到历史上，得出了唯农民是革命动力的论断。即：“从秦朝的陈胜、吴广……直到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然而，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有破坏而无建设，有因袭而无创新。从陈胜的“鱼腹丹书”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农民起义无不是撑托着传统的杠杆翻筋斗，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任何新的东西。至于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论断，这个尚未得到严格的证明，实际上也无从证明。因此，毛泽东的历史上唯农民是革命动力的论断，只是凭借情感和当时政治需要做出的价值判断。
彭湃与《海丰农民运动报告》
彭湃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彭湃对农民问题的洞察之所以透彻、深刻与他的个人经历是息息相关的，其农民观可谓是实践经验的总结。
1896年，彭湃出生于广东海丰县有名的大地主家庭，自述其家况是：“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干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幼不上30口，平均一人就有50个农民做奴隶。”他在家乡读了小学，又到海丰县城和广州上中学，后赴日本就读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在那里，他读到河上肇翻译的马列著作，受到启发。1921年，彭湃回国后即在广州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又回县被任命为教育局长。他上任就组织县城学生高举写有“赤化”的红旗，举行五一劳动节游行。海丰的官绅大感惊骇，县政府马上罢了他的职。彭湃不在乎丢官，难过的是贫苦农民并无反应，认为是“洋学生”赶热闹。此后，彭湃下乡，于1923年初在海丰组织起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县总农会，并担任会长。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担任了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农民部长，被公认为“广东农王”。1925年，彭湃首次发动海陆丰农民起义，反抗军阀陈炯明，在当地建立起农民自卫军。1927年春，他到武汉参加中共“五大”，当选中央委员。后随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于10月间领导海陆丰农民配合起义军发动起义，占领了海丰、陆丰两县城，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开辟了地跨两县的革命根据地。1928年5月，在海陆丰根据地危急之际，党中央将彭湃调到上海，中共“六大”上缺席选举他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任农委书记。翌年8月，因叛徒告密被捕，六天后即被杀害于龙华。他本人出身大地主家庭，但却走出家庭寻找救民的革命真理，以此发动农民创建海陆丰根据地，直至英勇牺牲。其壮丽的一生，在近代革命史册上写下独特的篇章。
1926年1月，中央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第一期出版，彭湃写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一书，分别在《中国农民》的第一、三、四、五期连续刊登。《海丰农民运动报告》记述了作者1922年至1924年在海丰从事农民运动的全过程，总结了海丰农民运动的经验，是我党最早的一部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述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方法的重要著作。1926年9月，毛泽东把《海丰农民运动报告》编入《农民运动丛刊》。在为《农民运动丛刊》写的序言中，毛泽东对这一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赞扬了海陆丰农民运动，提出要把海陆丰农民运动的经验向全国推广。
彭湃是中国最早提出农民占全国人口大多数，革命要依靠农民的先行者之一。他从对中国社会状况的分析人手，不仅看到了中国农民自身存在的种种不足，同时更揭示出在沉重地压迫下，农民必然起来反抗的客观规律。彭湃指出，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在农民中可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等。而地主仅占百分之几，却占有耕地近半，对农民进行残酷地剥削，因而农民起来革命是必然的，他们是革命的伟大力量。“时时都有暴动的心理，反抗的心理”。中国革命若得不到农民参加，断不能成功。在他主持通过的《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决议案》中，彭湃更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便是一个农民革命，革命能否进展和成功，必以农运能否进展和成功为转移。彭湃根据农民所受的遭遇，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高度，论证了农民参加革命不仅可能，而且必然。
在《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中，彭湃对农民的思想局限性也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农民的思想，一半是父传子子传孙的传统下来，一半是从戏曲的歌文中所影响而成了一个很坚固的人生观，以反抗（革命）为罪恶，以顺从（安分）为美德。对于旧教育（如满清时的八股先生）较其安分守己，顺从地主，尊崇皇帝为农民所最欢迎，如新教育反抗命运风水……等都为农民所讨厌。”在农会成立大会上，彭湃有意问：“农友们！天下怎么才会太平呢？”台下众口一词地大呼：“我们的彭湃当皇帝，天下就太平了！”面对旧式农民这种期盼救世主的自然心态，彭湃用生动的语言向他们灌输新思想，解释说：“彭湃不能当皇帝，天下从此不能有皇帝，我们农友真正当家做主，天下才能太平！”彭湃之所以能对社会起到巨大作用，走到哪里都被大批农民众星捧月般地簇拥，正在于他不是搞施舍的“菩萨”，也不想当“皇帝”，而是让农民自己去争取本身利益和解放。这正是革命的共产党人与其他党派人士的最大区别。
毛泽东与彭湃的农民观之比较
所谓农民观，就是人们对农民的基本态度和看法。由于历史条件和社会经济状况等不同，对农民的认识和理解也不尽相同。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工业较为发达，城市人口占较大比例的资本主义社会，因而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农民具有保守、消极、闭塞，对政治漠不关心等缺陷。中国共产党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领导革命过程中，也因过分地强调农民的不足，轻视农民，轻视农村工作，使中国革命运动一再遭受挫折和失败。但同时代的毛泽东和彭湃则不为条条框框所困，他们实事求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有关对农民的论述，也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创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民观。但由于个人经历和阶级出身等原因，二人在对待农民的革命性和局限性的认识上又存在着一些差异。
彭湃对农民的革命性给予肯定的同时，对农民所表现出来的“麻木”和“宿命论”也多有描述，较为全面可靠地指出了农民在革命中所具有的积极面和消极面；而毛泽东则更多地是对农民的革命性加以赞颂、对农民运动持更为积极乐观的态度。法国科学高等研究院的著名学者毕仰高(Lucian Bianco)指出，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对我们了解他一生的个性和革命事业也有重要的意义：“为了设计一个有效的战略，以便在正确的方向领导和动员劳动大众，毛总是过于乐观地强调事物发展的积极方面，这一点，也成为他日后发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之一”。
彭湃、毛泽东的农民观是清醒而具有理论深度的。他们根据形势变化，从国情出发，对农民问题进行了认真地探索，在许多方面看法近似：两人均充分肯定中国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主张工农联盟，赞成土地革命，支持农民武装等，表现出对解决农民问题的强烈愿望，这是积极的，可取的。但另一方面，两人在解决农民问题的目的、办法上又存在着差异。两相比较，彭湃的农民观要比毛泽东的视角更广些、深刻些。但不论如何，大革命时期，关于农民问题大家均实践经验不足，毛泽东，彭湃关于农民问题的见解尽管其中也不乏粗糙之处，但总体上是进步的，对当时农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为中国革命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思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