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今天很多年轻读者来说，奥莉娅娜·法拉奇也许是个不太熟悉的名字。但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个名字却与许多世界领袖人物联系在一起，并因此受人仰慕。
1930年，出生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法拉奇是20世纪勇敢地向政治和权力挑战的最有激情和力量的声音之一。她那充满道德和个性化的写作为20世纪的新闻采访与写作创下了独特且难以复制的风格。她激励了世界各地的几代新闻记者，更是许多女记者的榜样和偶像，享有极高的国际声誉。1950年任《晚邮报》驻外记者。1967年开始，任《欧洲人》周刊战地记者，采访过越南战争、印度和巴基斯坦战争、中东战争和南非动乱，以写著名政治人物的访问记蜚声于世。曾获“班卡瑞拉畅销书作者奖”，两次荣获“圣。文森特新闻奖”，并获得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法拉奇也是中国入最熟知的当代外国记者．她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采访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外国记者之一，她在1980年采访邓小平的部分内容被收录进《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是机遥，但又是挑战
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作为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已经确立。
当国内外舆论对中国政治路线的调整有诸多猜测之时，法拉奇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和邓小平身上。
法拉奇和邓小平进行了两次深入广泛的交流。法拉奇尖锐辛辣，锋芒毕露；邓小平坦诚应对，睿智隽永。双方的“过招”充满思想观点交锋的率直和畅快。
邓小平的立场毫无疑问代表党和国家，但他的思维方式和使用的语言却属于他自己，因而极富情感和个性化。法拉奇生动的采访内容，把邓小平推向世界潮头，犹如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发出的新时代宣言。
正因为法拉奇采访犀利的特点，很多政治人物都对她敬而远之。她两次申清来中国采访邓小平，遗憾的是均遭到拒绝，成为她心中未竟的夙愿。1 980年，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定于9月访华．法拉奇请他“走了后门”，才使她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法拉奇的父亲与佩尔蒂尼是朋友，她跟佩尔蒂尼也很熟，随时都可以打电话找总统。她利用她以及她父亲与佩尔蒂尼的关系，搬出总统来为她说情。她要求佩尔蒂尼向中方推荐她，而且只推荐她一个人，不让其他意大利记者知道，她要进行“独家采访”。同时，法拉奇本人又是意大利乃至世界赫赫有名的记者，佩尔蒂尼也难以拒绝她的要求。于是，总统亲自出马给中国大使打电话，说明法拉奇是一名严肃的记者，对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观点很赞赏，对中国很友好等等，要求中方同意法拉奇采访邓小平。
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立即打报告请示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很快就批复同意。新闻司发出了邀请函。法拉奇喜出望外，她拿到签证后，立即启程，于8月18日抵达北京。
法拉奇到北京之后，住在民族饭店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当时，民族饭店的改建工作还没有完成，二楼的东边部分包括法拉奇住的房间都还没有空调。法拉奇住的房间里，只有一部立式电扇。8月的北京，也正是炎热的季节。但是，她选择这个房间，很大原因也是因为周围基本没有外国人。
作为记者，法拉奇是很敬业的。在她萌发采访邓小平的想法之后，她就开始收集有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资料，对新中国进行了解和研究。她对中国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历史都有所了解，对邓小平个人的历史背景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挨批的情况也比较了解。
在没有对邓小平进行采访之前，法拉奇就已经同世界上十家大报订了合同，准备连载她与邓小平的谈话记录。根据资料记载，她要先向《纽约时报》供稿，然后向《华盛顿邮报》、意大利《晚邮报》、伦敦《泰晤士报》、南斯拉夫《政治报》及德国、加拿大的报纸等供稿。可见，当时世界舆论对她的这次采访还是相当重视的。
由于法拉奇要向西方报纸供稿，所以这次采访她没有使用她的母语意大利语，而是使用英语。当时．中国外交部请施燕华同志为她做翻译。施燕华于1975年因工作需要从纽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回到中国翻译室，在外交部翻译室任职10年。施燕华也是我国著名的翻译专家，先后任中国外交部翻译室主任、驻卢森堡大使等职。1980年8月21日上午，施燕华接到通知，然后她就到了人民大会堂，为法拉奇采访邓小平做翻译工作。
据说，法拉奇采访邓小平的时候，她还和中方拟订了一个“君子协定”，就是她对邓小平的采访必须如实报道，不能断章取义。法拉奇也打算全文发表她的采访稿。所以，法拉奇的采访结束之后，新闻司领导要施燕华去北京民族饭店二楼那个闷热的房间里协助法拉奇整理谈话记录稿（法拉奇的发表稿须经中方审阅认可），以保证英文稿的准确性，并对内容把关。邓小平同志在采访完毕之后也没有要求审核中文记录，他很放心。这就意味着，施燕华同志要对将在西方各报刊上发表的英文稿的内容负责。可见，这次重大采访能够成功，施燕华的工作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8月21日的第一次采访完毕后，施燕华就到了法拉奇所在的房间。事实上，21日和23日的两次整理记录都是在这里进行的。一到法拉奇那间没有空调、又不透风的小房间里，呈现在施燕华面前的景象是：外面天气炎热，而这个房间却大门紧闭，室内光线很暗；零乱的床铺，堆满了稿纸的书桌；伏案奋笔的法拉奇挥汗如雨，还拼命地抽着烟，屋子里充满了呛人的烟味。完全是一副电影里面“地下工作”的场景。
法拉奇跟施燕华说，在完成采访稿前，她不想见任何人，因为一旦有其他的记者知道她来了，就都会来找她，打听她要见谁，谈什么等。这样，她就不能安宁。所以，自住进饭店到离开，法拉奇既没有上街，也没有打电话，更没有找意大利驻华使馆的人汇报情况，只是一心一意地准备采访提纲、整理采访记录、完成新闻稿。当时，邪里还没有因特网，法拉奇带来了很多有关邓小平的书，期间她还在仔细地阅读。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法拉奇竟然也要施燕华对她所提的要求进行“严格保密”。
在民族饭店整理记录写作新闻稿的那两天里，废寝忘食的法拉奇仿佛没有意识到别人的存在，只是一个劲发疯般地工作。她不断地吸着烟，埋头看她自己的笔记，每次都整理到晚上7点钟左右。法拉奇似乎不知道饥饿，也不知道疲劳，也不出去吃饭。据施燕华的回忆，那几天法拉奇吃的是三明治，有时吃她自己带来的饼干。她还请施燕华吃她的饼干，反正不整完，拖也走不了，只好陪她啃饼干。在那个大热天里，施燕华和法拉奇挤在靠墙的一张长桌旁，几乎没有伸腿的地方。两瓶矿泉水很快喝光了，法拉奇也想不到让服务员送几瓶上来。
工作期间，法拉奇一边放录音，一边对笔记，一旦有了疑问，她就会停下来问施燕华：“这是什么意思？”施燕华就跟她解释。有时候她还很挑剔：“这英文不好懂，换一个说法吧！”为了使译文既准确地表达意义，又能让外国人一看就懂，施燕华就提出几种译法供她挑选。但是，有时法拉奇要求用的字的意思违背了原意，她就跟她说“不”。然后，法拉奇又会问“为什么不行？”两人便展开一番争论。当然，最终让步的还是法拉奇。除了为这样的争论着急外，法拉奇还提出了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如，“邓小平先生谈话时说‘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施燕华感到啼笑皆非，她回答道：“Well(表示谈话的重新开始)。”事实上，“这个”只是中国人讲话中的口头语，它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是法拉奇却没有罢休，她跟施燕华商量：“‘这个’很好，把‘这个’放到谈话记录里去，好吗？”
在施燕华的协助下，法拉奇很快完成了采访稿。该稿分别于1980年8月31日和9月1日发表于《华盛顿邮报》，同时被世界各大报纸转载。同时，法拉奇在回到纽约后，也一直惦记着施燕华对她采访工作的配合。1986年，法拉奇托亲友给施燕华送来了一本意大利文版的《风云人物采访记》。
采访在轻松的氛围中开始
法拉奇对邓小平同志的采访是1980年8月21日和23日分两次进行的，地点是人民大会堂1 18厅。法拉奇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老记者，一坐下来，她就把录音机放在茶几上。然后跟邓小平打招呼：“明天是您的生日，祝您生日快乐！”
邓小平幽默地回答：“我的生日？明天是我的生日吗？”
“是的，邓先生。我是从您的传记里得知的。”
“好吧，如果您这样说，那就算是吧。我从来不知道我的生日是哪一天。而且，如果明天是我的生日，您也不应该祝贺我：这就意味着我已经76岁了。76岁的人已是江河日下了。’
“邓先生，我父亲也76岁了。但是，如果我对他说76岁的人已是江河日下，他会扇我耳光的。”
“他干得好！您不会这样对您父亲说的，对吗？”
正式的采访就在这样轻松的氛围中开始。
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会不会被拆除
不过，正式的采访中，话题都没有这么轻松。法拉奇的提问，是围绕对毛主席的评价展开的。一开始她说，她来到北京，发现中国变化很大，毛主席的像少多了。接着提出“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以及毛主席与“四人帮”的关系如何等等。邓小平同志从容不迫，对这一系列重大的原则问题，进行了清晰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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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的前后，随着拨乱反正全面而深入地展开，“文化大革命”所犯的错误一个个被纠正，很多被冤屈的同志也一个个被平反，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也被打破。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评价毛泽东，越来越成为国际国内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
邓小平同志准确地判断了国内外的形势，利用法拉奇采访他的这次机会，清晰而且非常准确地阐述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重要信息：中国共产党不会全盘否定毛主席。
法拉奇采访邓小平的时候，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现实背景，那就是拆除毛主席像和语录牌。1980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指示指出：“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挂得太多，这是政治上不庄重的表现，有碍国际观瞻，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的限度。”
指示发出之后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人民大会堂，文件发出的当天就开来了两辆吊车，工人们奉命将悬挂在那里的巨幅毛泽东像取下。当时，这一行动立即引起了围观群众的强烈反应，不少人纷纷对此发表议论。北京大学也紧急行动，过去花了很多气力修建的毛泽东雕像，也都被拆除。
此后，全国各地也都相继采取一系列行动，拆除了许许多多的毛主席塑像和语录牌。在辽宁省等各大、中等城市，日常所见的语录牌和毛泽东雕像都被拆除，地上只剩下散落的砖头、水泥渣和石块。
这个举动不仅引起国内百姓的议论和思考，也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
所以，法拉奇采访邓小平的时候，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毛主席像的问题，而且直截了当：“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回答说：“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对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毛泽东和“四人帮”是什么关系
接着，法拉奇便把话题有意无意地指向毛泽东个人，而且问题长满刺儿：“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邓小平对这个问题做了合情合理的辨证的分析：“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或50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
接下来法拉奇的问题还是围绕着毛主席个人评价和“文化大革命”的主题展开。对于法拉奇的“你们对‘四人帮’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这个问题，邓小平说：“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与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所以，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上，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这个时候，邓小平指着法拉奇的笔提醒她：“请你把这句话记下来！”
对于拆除毛主席像以及毛主席纪念堂是否会拆掉的问题，邓小平还告诉法拉奇，尽管说修建毛主席纪念堂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但当时做这件事，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20世纪50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因此，他明确表示不赞成把纪念堂拆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第一次采访意犹未尽
听完邓小平对毛主席的看法之后，法拉奇便把话题转移到邓小平本身的评价、四个现代化与私人投资问题上。对于法拉奇所谓的“小资本主义”问题，邓小平的回答是：“我们的建设方针还是毛主席过去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补充。”
第一次谈话从8月21日上午10时开始，直到当天12时10分结束。法拉奇的问题都是一针见血，针针锋芒，邓小平的回答也是直截了当，坦诚睿智。双方的交流十分畅快。通常，邓小平会见外宾对时间掌握得很准，到了吃饭前就结束。但是这次却超过了10分钟，他似乎还意犹未尽，便主动提出：“怎么样，到吃饭时间了，肚子要闹革命了。看来你的问题还没问完，我们找时间再谈一次吧！”
这正是法拉奇所求之不得的，一听这话，她激动不已，几乎从沙发上跳起来，连连说：“好啊，好啊！”
邓小平对自身的评价 、
经过一天的休息与思考，8月23日上午，法拉奇在老地方再次采访邓小平。前后两次采访加起来约有4个多小时。法拉奇的问题仍然像上一次那么激烈，在谈话过程中甚至还打断邓小平的话，但邓小平却始终驾驭了整个采访过程，他不回避问题，并且对所有的问题都给予圆满的充满智慧的回答。
而法拉奇的确不是平凡的记者，她的问题总是超出常人的想象：“你说在后一段时期毛主席身体不好，但刘少奇被捕入狱以及死在狱中时，毛主席身体并不坏。过去还有其他错误，大跃进难道不是错误？照搬苏联的模式难道不是错误？对过去这段错误要追溯至何时？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么？”“你是否能肯定，今后事情的发展更为顺利？你们是否能够达到你们的目的？因为我听说，所谓‘毛主义分子’仍然存在。我说的‘毛主义分子’是指‘文化大革命’的支持者。”“为什么你想辞去副总理职务？”等等，这都是一些非常棘手甚至在常人看来有些离谱的问题。而邓小平却沉着应答，始终不乱方寸。
法拉奇见没有把邓小平难倒，便改变矛头的方向，指向邓小平同志本身。她问道：“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不是真的？”
对此，邓小平以一个伟人的风度，又保持一个平常的心，他很坦然地答道：“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的意见，不仅是我的，还有其他同志的，他不大听得进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的回答是中肯的，也是坦率的。但是，法拉奇却似乎显得有些放肆了，期间她又提了一个尖刻得近乎冒犯的问题。当时，法拉奇对天安门广场节日还挂着斯大林的像很不理解。在她印象中，斯大林一无是处，而赫鲁晓夫则相反。于是，在谈话中法拉奇与邓小平对此产生了不同的见解。这时，法拉奇提了一个令整个大厅空气都紧张起来的问题：“我有一句话，希望您听了不要生气，这不是我说的，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翻译施燕华当时就有点犹豫，害怕邓小平同志听了不高兴。但是作为翻译必须忠实于对方的原话，她就照原话翻译给邓小平听。邓小平听了之后，不但没有表示丝毫的生气，相反却非常爽朗地大笑起来，然后，用平静的语气从容地回答说：“喔，在西方，他们称我什么都可以，但赫鲁晓夫我很熟，我个人同他打了10年交道，我是了解这个人的，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翻译这才松了一口气。接着，邓小平概括了赫鲁晓夫对中国做的种种坏事，然后宽容地说：“看样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达不成协议了。这样吧，你保留你的观点，我保留我的。”
法拉奇将话题转移到邓小平“两次遭贬”以及受到迫害的历史上来：“邓先生，我确实感到困惑，因为一方面您谴责他（指毛主席），另一方面您又维护他。而且，在他批准下，您两次被贬下台。”
邓小平答道：“不是两次，是三次，也不是毛主席批准的。我这个人经历了三上三下。”邓小平坦诚地讲到他的“三下”经历：第一次是王明的“左”路线把他整下去的：第二次是“文革”初期，林彪和“四人帮”痛恨他，把他送到江西去劳动；第三次是“四人帮”篡权又把他打下去。邓小平自嘲说：“为什么我会三上三下？就是因为我喜欢说点实话。”
法拉奇听后对邓小平佩服不已：“您说话心口如一，任何时候都是这样。但是一个人经历三上三下而活下来，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很多领导人可能只有一上一下，二上二下，拿破仑也只下了一次（应是两次，一次是兵败莱比锡后退位，被放逐埃尔伯岛；第二次是滑铁卢战役大败后，被放逐圣赫勒拿岛，原作者注）。当然您不可能同拿破仑比，也不好比。您经历三上三下而复生，有什么秘密？”
对于复生的秘密，邓小平的回答是：“没什么秘密。就是有时侯他们觉得我还有点用……外国朋友也常问我，怎么能经受这么多的坎坷。我想因为我比较乐观，但这还不全面，全面的回答是，因为在我内心深处，我对毛主席寄予希望，我知道他了解我。”
法拉奇又来劲了：“但是毛主席并不喜欢您。他说，您耳朵不好，却总挑离他最远的位置坐。也不问他的意见，自行其事。”
邓小平：“他是说过这些话。不过毛主席也不是针对我一个人说的。他经常说别人不征求他的意见，不听他的意见。这是因为他有家长作风，他听不得不同意见。他确实滋长了不健康的、封建主义的作风。如果你不了解这些，你就不会理解为什么会有‘文化革命’。”
法拉奇对邓小平的江西生活很好奇：“您在江西做什么？”
邓小平：“一天劳动两个小时。”
法拉奇：“当时您是否非常气愤，希望报仇？”
邓小平：“我这个人从来不大喜欢气愤。因为这是政治问题，没有气愤的必要，气愤也不解决问题。”
之后法拉奇还问邓小平在被“清洗”的安全问题，邓小平回答说，林彪和“四人帮”一直想谋害他，但毛主席保护了他。在江西，毛主席专门安排人保护他的人身安全。
在谈话的最后，法拉奇又把话题转移到江青身上，她问邓小平：“你说‘四人帮’是少数，全国很多人反对他们。他们这些少数人怎么可以控制中国，甚至整老一辈的革命家？是否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毛主席的夫人，他们的关系太好，你们不敢动她？”“是否毛主席对江青的错误视而不见？江青是否像慈禧一样的人？”“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么评价，给她打多少分？”此时，邓小平的思维仍是那样明晰和机敏，他说：“江青本人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干坏事的。但毛主席和江青已分居多年。”并且给江青的打分是“o分以下”。
对于对自己的评价，邓小平显得非常谦虚谨慎而又胆大心细：“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
4个多小时的谈话结束了，邓小平高兴地起身与法拉奇握手告别，临别时他幽默地说：“怎么样，我考试及格了吧？”法拉奇说：“精彩极了！”
法拉奇认为，对邓小平的采访，是她事业中最成功的一次
法拉奇对这次采访非常满意。8月23日下午，当施燕华再次到民族饭店与法拉奇整理记录时，她正在伏案工作，一看到她，法拉奇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她说：“邓一点也不回避问题，对每个问题都给以充分的回答。”“他像我的父亲，我问什么问题他都能容忍。他还如此幽默，使人感到亲切。”工作之余休息的时候，法拉奇一边在房间里来回走，一边说：“他（邓小平）是个伟人。他对—切问题了如指掌，每个问题都回答得很精彩……他真幽默。我喜欢他的风格。喔，我喜欢他！我喜欢他！(I Love Him)。”她接连说了好几次“我喜欢他”。
8月31日和9月1日，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在头版连载了邓小平与法拉奇的谈话，题目是《邓说要清除毛的封建主义错误》。谈话内容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各国报纸纷纷转载，它们转载的题目是《世界第一次对这个矮个子领导人和他的事业有了全面的认识》，同时，他们评论说“这是邓小平历史性的、出色的答记者问”。外电评论也上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邓小平第一次宣布，在明年的党代会上，将不会像批判斯大林那样，全面批判毛泽东。但是总结大跃进以后的总路线，今后的中国将与毛路线诀别，进行四个现代化。”国际舆论对邓小平本人也予以很高的评价。法拉奇在采访记的前言中说：“我问的所有问题，包括最尖刻、最无礼的问题，邓都微笑着坦率地予以回答。”同时，她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时说：“我所采访的世界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像邓这样坦率、深入地谈论历史问题。”法拉奇认为，对邓小平的采访，是她事业中最成功的一次。
这次谈话的内容在国内也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中央警卫局将邓小平与法拉奇的谈话向官兵们宣读之后，普遍反映说：“这样讲很好，大家都能接受，符合党心、军心、民心。”邓小平的谈话观点和思想也大都为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吸收。
而邓小平也因这次采访，对法拉奇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他后来在人民大会堂再次接见佩尔蒂尼总统时，真挚地对他说：“你们意大利有一位很伟大的女性，一个很伟大的法拉奇！”法拉奇的采访使中国的影响得到了几何级数的放大。
这篇“杰作”实际上是邓小平同法拉奇共同谋篇挥就的。没有邓小平的非凡智慧和宽广胸怀，法拉奇的独角戏成就不了这篇杰作。政治家应如何面对传媒，如何面对传媒代表公众提出的追问，邓小平做出了杰出的示范。
邓小平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无疑是职务行为，他的立场毫无疑问代表着国家，是坚定和严肃的。但他的思维方式和使用的语言却极富感情和个性化，有些甚至是新闻记者所具有的。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是引导和影响境内外主流媒体报道的成本最低和最有效的方式，让社会公众分享和理解政府的观点、立场和政策，从而得到广泛的支持，这绝不是一种为博得信任和好感的“技术秀”，而是源于内心深处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只有把说每句话、每件事同整个国家的形象、利益乃至命运联系在一起，才能在交心论理的过程中，增加人格的力量，达到沟通的最高境界。这是个很有意义的现实问题。
1980年9月，法拉奇写信给邓小平，感谢他接受这次采访。在信的末尾，她写道：“这次采访是我的夙愿。我曾担心语言障碍会妨碍我实现这一梦想，后来我发现担心是多余的。”
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谈，它标示着一个记者所能达到的空前的事业高度，示范着政治家应如何面对媒体和公众。相信在久远未来的任何一次阅读，都不会觉得其陈旧和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