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最大的政治恐怖一廖仲恺广州遇刺
廖仲恺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国民党一大即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曾任广东省长、财政部长，先后兼任国民党．工人部长、农民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等要职。
1925年8月20日8时许，廖仲恺与夫人何香凝赶赴国民党中央党部——惠州会馆，准备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6次会议。途中，二人遇到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广州国民日报》编辑陈秋霖，遂同行。车到达中央党部，三人依次下车，准备朝门里走去。这时，妇女部女干部刘家桐叫住何香凝谈话。
当廖仲恺和陈秋霖登上门前第三级台阶，突然从骑楼下蹿出两人，举枪便朝廖、陈一阵猛射。与此同时，大门铁栅栏后也有人配合射击。廖仲恺当即中弹仰面倒地，陈秋霖则踉跄几步，也随即倒下。
何香凝正与刘家桐谈话，见身边的卫兵被击中倒地，这时方意识到有人行刺，遂不顾一切地朝廖仲恺跑去。她俯身刚要扶起丈夫，又是一阵枪响，子弹从她头上掠过。她顾不上害怕，大喊捉凶手。
平时中央党部门口都有警察站岗，这时却不见一人。廖仲恺的随行卫士虽已负伤，仍奋力拔枪打倒两名行凶歹徒，两人一死一伤，另两名负责掩护的歹徒乘乱逃逸。
何香凝和刘家桐一起，把廖仲恺和陈秋霖架上汽车，送往广东大学公立医院抢救。廖伸恺身中4弹，伤及要害，途中气绝身亡；陈秋霖于两天后不治而亡。
在医院，何香凝和法医意外发现，击中廖仲恺的4枪中有3枪是大口径的手枪所致，致命的一枪却是从另外方向射来的小口径左轮手枪。而当时4名凶手用的均为大口径手枪，显然还有人从隐蔽处开枪。
当天，国民党右派头目、广州大财阀邓泽如一反常态，一大早赶到中央党部，何香凝怀疑那致命的一枪即是邓泽如的卫士所为，是从中央党部楼内窗口射出的。
话说孙中．山逝世后，广州国民政府成立，16名委员实行集体领导，由当时以左派面目示人的汪精卫任主席。因孙中山辞世前没有明确继承人，国民党内此时出现分裂，形成了以胡汉民为首的右派、以蒋介石为首的中派和以廖仲恺为首的左派三派分野的局面。
因廖仲恺以实现孙中山遗志为己任，继续奉行三大政策，支持新三民主义，因而遭到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的嫉恨，污蔑他是“共产党工具”。1925年7月初，国民党右派分子邹鲁、邓泽如、吴铁城、林直勉、胡毅生等在胡汉民家中聚会，密商清党。会上多数人主张通过暗杀除掉政敌，但少数人反对。孙科就说：“倒廖是要的，但万万不可用暗杀手段。”
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此时组织了一个“文华堂”娱乐部，极力倒廖。他曾因以不正当手段谋选广州市长而被廖仲恺查办，所以怀恨在心，力主暗杀，并得到林直勉、朱卓文等人支持。于是，他们通过广州买办商人周殿邦的关系，与港英当局勾结，以200万元收买亡命之徒，准备对廖仲恺下手。
一时间，广州流言满城，杀机四伏。
听到各种不利于丈夫的流言，何香凝担忧地劝道：“既然有人阴谋行刺，你也应该多增加两个卫兵加以防备才是。”襟怀坦荡的廖仲恺回答：“增加卫兵，只能捉拿”刺客，并不能阻止他们行凶……我生平为人做事，凭良心。扪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众的地方；他们如果安心暗杀你，防备也没有用。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我总不能松懈一步。”而就在遇刺前两天，在国民政府一次会议上，坐在廖仲恺身边的汪精卫还递过一张字条，告知提高警惕。但廖仲恺耸耸肩笑道：“我们都是预备随时死的，那有什么关系！”
廖案发生当日，国民政府便成立了朱培德、陈树仁、甘乃光、周恩来、陈公博、岳森、吴铁城、陈孚木、李福林等9人组成的“廖案检查委员会”，追查暗杀的幕后策划者，并组成审判委员会和特别法庭。
因案情重大，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和国民政府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组成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特别委员会”，统辖党政大权和警察全权，以应付时局。8月24日，蒋介石出任广州卫戍司令。26日，国民政府改组国民革命军，蒋介石任第一军军长，其地位迅速飙升，开始执掌广东革命政府军政大权。
此时，受伤被捕的凶手陈顺生命垂危，廖案检查委员会边抢救边审问。昏迷中凶手连呼“大声佬”——这是朱卓文的诨名，并在临死前供出：’‘香港有二百万元打共产党，有几十万元打猛人。”粤语中“猛人”意指有声望者。追问他“猛人”是谁，回答是“廖仲恺、谭平山”（谭平山时任广东国民政府中央组织部长，是共产党员）。
检查委员会在凶手身上还搜出同谋者名单和美制曲尺手枪一把。经查证，子弹由广东石井兵工厂配发，枪支登记证上的持有人叫郭敏卿，是朱卓文的未婚女婿。随即查明，子弹由朱卓文提供，行刺由其一手布置。后又牵出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胡汉民和粤军总司令许崇智。
特别委员会本拟于8月24日对主谋胡毅生、朱卓文发出通缉令，但二人闻风逃遁，潜走香港。一年后，，朱卓文发表《致海内外同志书》，仍切齿痛骂“廖仲恺骤遭狙击，实为民众最后之裁判”，公开承认廖仲恺确为国民党右派所杀。
事发后，粤军第一军军长梁鸿楷企图发动军事政变，于8月25日被缴械。9月18日，缉拿归案的林直勉、梁鸿楷越狱潜逃隐匿。对于此案，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各怀鬼胎，许、蒋急于铲除政敌，坚持杀掉胡汉民；汪精卫则力保胡汉民不死。9月23日，他们以派胡汉民赴俄考察为名，将其逐出广东。
事发前，鉴于刺杀廖仲恺的传言颇盛，何香凝曾找到公安局长吴铁城，请他予以防范，但吴铁城置之不理。事发后，吴成为“廖案检查委员会”成员，被捉凶手甚至还受到他的优待。对此何香凝气愤至极，曾质问蒋介石。蒋介石遂将吴铁城拘押，但不久又将其放走。
轰动一时的廖案最后不了了之。
廖仲恺遇难后，广东国民政府给予国葬，二十余万人参加了葬礼。何香凝悲痛欲绝，为丈夫泣作挽联云：
致命本预期，只国难党纷，赞理正需人，一瞑能无遗痛憾？
先灵应勉慰，使完功继事，同魂齐奋力，举家何惜供牺牲！
民国张冠李戴的谋杀——汪精卫南京遇刺’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南京中央党部戒备森严，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这里举行。
上午8时，委员们前往中山陵谒陵。8时20分谒陵完毕，身着黑斗篷的蒋介石乘车径返中央党部。途中，蒋介石突然发现一辆白色出租车从后面追上来，并且车内有人探头向自己的汽车观看。他遂令司机放慢速度，让出租车先走。但过了一会儿，蒋介石发现那辆出租车停在了前面的路边，觉得不对劲儿，即令停车叫侍卫上前盘问。对方说是新闻记者，并拿出证件。可等回到中央党部，蒋介石还是觉得可疑。看看外面纷乱的人群，他告诉自己，一定要处处设防。
9时在党部礼堂举行全会开幕典礼。汪精卫致简短祝词后，委员们出礼堂至第一会议厅门口合影。可大家都站定了，中心人物蒋介石却迟迟不出来。再三催请仍然未果，汪精卫只好亲自进楼相请。
蒋介石指着外面的摄影场：“你看看外面，我总觉得不对劲儿。”
汪精卫顺着蒋介石的手指往外看，只见那些军政首脑正在轻松地交谈，便道：“没什么吧？”
“太乱了。”蒋介石皱着眉头。
汪精卫这才注意到，各军政首脑均有数名侍卫扈从，且配带着手枪。可是，这样的情形不是经常可以见到吗？“大家都在等着，我们照完相马上回来。”汪精卫继续催请。
蒋介石坚持：“今天说不定要出事，我就不出去了。希望你也不要出场。”
“各委员已等候很久，如果我也不出去，恐怕不好收场。”说完，汪精卫返回摄影场，声称蒋介石突然牙痛发作，不能到场，“我们自己照吧。”
9时35分，摄影完毕，委员们相继转身，打算返回会场。就在这时，摄影机旁闪出一人，大喊：“日本人杀中央委员来了。”随即迅速从大衣口袋里抽出一支六弹左轮手枪，一边高呼“严惩国贼，诛杀汉奸”，一边向转身欲逃的汪精卫连击三枪。
一片慌乱中，汪精卫身旁的国民党元老张继一个箭步冲到刺客背后，将其拦腰抱住。张学良也跑上来，照着刺客裆部猛踢一脚，并奋力托起他的手臂。刺客手腕一松，手枪落地。这时汪精卫的侍卫朝刺客胸部连开两枪，刺客中弹倒地。 ．
现场秩序渐渐稳定下来，蒋介石这时从楼上跑下来，奔到汪精卫身边，屈起一腿紧握汪的手，连呼：“汪院长，汪院长！”
汪精卫慢慢睁开眼睛，吃力地说：“蒋先生……你今天明白了吧？我死之后，你要单独负责了！”
这句话一下子提醒了正在哭泣的陈璧君，想到汪精卫与蒋介石以前的过节，她似乎完全明白了，用力抓住蒋介石的手，不管不顾地说：“你不要演戏了，分明是你派来的杀手。为什么照相时只有你不在场？”
听到这句话，嘈杂的人群突然间变得静寂起来。
没有人敢像陈璧君这样当面向蒋介石质疑，但沉默本身就是一种质疑。
蒋介石恼羞成怒，但这种场合又不便多说，只是将汪精卫扶起，命人抬上救护车，急驰中央医院。
汪精卫连中三枪，左臂伤较轻，经消毒缝合，不久痊愈；左颊一枪损及骨头，碎片落入左眼中，弹头则在左颊部，经过三次手术，才将大部分弹片取出；背部一枪弹头夹于第六、七胸骨，伤及脊柱，虽屡经检查，医生始终不敢取出子弹。 11月20日，汪精卫离开中央医院，当夜由陈壁君等人护送到上海。经中德两国医生会诊治疗，左颊残留弹片被取出，但胸骨弹头仍无法取出。
1943年12月19日，即被刺8年后，汪精卫在日本动手术，终于将弹头取出。然而第二年，他就因这颗子弹引起的骨髓肿症不治而死。此时，汪精卫已沦为真正的头号大汉奸。
再说刺客。
在驶往医院的路上，刺客一直昏迷不醒，但脸上却似乎露着笑容。这个名叫孙凤鸣的刺客，二十多岁，刚刚结婚不久。一·二八事变时，他任十九路军61师中尉排长。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部队被迫撤出上海，他因此痛恨蒋介石，愤而离开军队，并加入了一个秘密组织。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暗杀蒋介石以及亲日的汪精卫。
在中央医院的抢救下，孙凤鸣苏醒过来，特务们马上围过来．想尽招数套他的话。当特务问他为什么刺杀汪精卫时，他只是说：“六中全会开完就要签字，再不打，要亡国做亡国奴了。”
特务们累得筋疲力尽，一无所获．孙凤鸣的生命也到了终点。此前，他还有过几次类似刺杀行动：1934年12月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他携带手枪准备行刺，但蒋介石因牙痛没有出现；1935年8月，蒋介石自武汉回南京，因蒋的汽车速度太快，无法行动。及至此次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他再次行动，抱着必死的决心前往会场。见无法行刺蒋介石，便将目标对准了汪精卫。
南京的消息瞬间传遍全国，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汪精卫遇刺与蒋介石有关。大家都知道，派人刺杀持不同政见者是蒋介石的拿手好戏。尤其在这样的场合、这样的地点、这样的时间，除了蒋介石还会有谁？
陈璧君首先公开声称：“凶杀是独裁者指示干的，我们绝不能容忍，只有与其拼命到底。”
汪精卫的亲信陈公博也表态：“破釜沉舟，义无反顾。”
国民党的元老们也多认为别人没这么大的胆子，他们抱着隔山观虎斗的态度，静观事态的发展。
虽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等报纸极力为蒋介石清嫌，但“蒋介石为主谋”的说法仍迅速传开。国际舆论也对蒋介石不利。美联社电云：“行刺在全体照相之时，而当时蒋并不在座，反逗留房内，此事殊可玩味。”
蒋介石异常烦躁，他也有点儿犹疑，刺杀汪精卫到底是不是手下人的贸然举动？连夜追查，手下的特务确实没有参与此案，这才稍稍镇定一些，下令全力侦破——他蒋某人绝不能背这个黑锅！
蒋介石明白，眼下最重要的有两件事：一是抢救汪精卫，确保其性命；二是彻底查清此案，找出幕后。
此时，南京全城戒严，军警宪特全部出动，封锁了各交通要道，拘捕了大批嫌疑犯。蒋介石限戴笠等人一个星期理出头绪，一个月内破案。
专案侦察处很快成立，由复兴社骨干组成，下设4个侦破组。为表清白，蒋介石特地请陈璧君派人参与侦破。
从孙凤鸣参加六中全会的第六十三号新闻记者出入证着手，特务们找到了“晨光通讯社”，但简陋的平房内早已没有人影。只在厨房垃圾堆里找到一个旧信封，是从江都寄来的，收信人为社长华克之。
根据孙凤鸣在昏迷中无意说出“中央军校姓张的”，特务们又抓到数名嫌疑人，其中包括晨光通讯社总务兼编辑部主任张玉华。
1936年3月30日下午1时，刺汪案开庭。审讯张玉华时，他供词闪烁，只是说：“晨光社经费由华克之筹集。据华克之告诉我，经费是从陈铭枢、李济深处领来的……”
陈铭枢、李济深与此案有关的消息一出，案情立刻显得扑朔迷离。“福建事变”失败后，陈、李二人逃往香港，继续策划抗日反蒋活动。他们也有过刺杀蒋介石的想法，曾给过王亚樵一笔钱，让他伺机而动，此次行动好象确实与他们有关。但陈、李与汪精卫没有太大的仇恨，如果是他们策划，理应刺蒋，而非刺汪。因此，刺汪主谋并未转移，许多人仍然认为是蒋介石。
最终，还是特务们查出晨光通讯社中有一汪派人物，这才堵上了陈公博、陈璧君的嘴。
刺汪案一年后，华克之为纪念死难战友，特书《告全国同胞书》，揭露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罪行，并特别指出刺汪案与共产党无关，跟王亚樵也没有关系。几个爱国青年的刺杀目标就是蒋介石。而汪精卫被刺，纯属孙凤鸣的临时决定……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