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不仅促进了亚非各国的团结与合作，更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此后，中国为推动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召开进行了不懈努力，但原定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召开的第二次亚非会议，终因1965年6月该国军事政变的影响而搁浅。但中国政府为使第二次亚非会议成功召开而进行的“穿梭外交”，被西方媒体称为“大胆而没有先例”的。
一波三折的第二次亚非会议日期
1961年3月，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访问印度尼西亚，两国外长在联合公报中称：“很有必要在短期内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后经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推动，1964年4月在雅加达举行了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会议决定，第二次亚非会议拟定于1965年3月10日在非洲举行，东道国由非洲统一组织选定，并设一个常设委员会负责筹备。不久，阿尔及利亚提出在该国首都阿尔及尔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申请，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通过决定，同意阿尔及利亚任第二次亚非会议东道国的请求，并主持常设委员会。但由于东道国物质准备不足，会议召开时间被推迟到6月29日，并决定在6月24日先期召开亚非国家外长会议。
1965年6月19日，周恩来和陈毅应纳赛尔总统的邀请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71年后称埃及）。按计划，访问结束后，周恩来和陈毅分别按照亚非会议召开时间如期前往阿尔及尔。可就在周恩来飞往开罗的途中，突然传来6月19日阿尔及利亚发生军事政变的消息，阿国防部长布迈丁组成革命委员会，总统本·贝拉被捕入狱。听到消息后，周恩来对陪同他一起访问的罗青长说，如期到阿尔及尔开会恐怕是不行了。到达开罗后，周恩来即接到国内来电，说中央同意有关同志提出能阿尔及利亚政变是其内政，亚非会议仍应如期在阿尔及尔召开的建议。
6月20日，即政变的第二天，阿尔及利亚当局宣布，第二次亚非首脑会议及外长会议日期不变。然而此时，正在伦敦举行英联邦首脑会议的亚非国家领导人听到这个消息后，即于6月21日晚，由加纳总统恩克鲁玛代表英联邦13个亚非成员国政府致电阿尔及利亚当局，要求亚非会议延期，并保证本·贝拉的生命安全。
6月21日午夜，中国驻英代办熊向晖接到外交部急电，称阿尔及利亚政变是其内政，中国政府持不干涉立场，亚非会议应如期在阿尔及尔召开。同时指示熊向晖紧急约见英联邦中对中国友好的巴基斯坦、加纳、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5个亚非国家首脑或外长，敦促他们如期前往阿尔及尔开会，并请他们推动英联邦另外8个亚非成员国家的首脑及外长届时也去阿尔及尔参加会议。
6月22日，熊向晖首先拜访了巴基斯坦外长布托。两人一见面，布托就表示：巴基斯坦原来与中国持相同立场，并已致电阿尔及利亚当局，支持如期开会。但昨晚英联邦13个亚非成员国领导人开会时，除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外，大家都对阿尔及利亚军事政变强烈反感，不愿意去阿尔及尔开会，要求推迟会期。在这种情况下，巴基斯坦只好也表示同意延期。熊向晖很奇怪：为何由加纳总统代表13国政府提出呢？布托回答：集体提出更有份量。恩克鲁玛去年险遭暗杀，后迅速平定乱局，由他代表提出，可间接表明英联邦国家对阿尔及利亚政变的怀疑态度。布托还说，他从昨晚的讨论中看出，亚非国家非军人出身的执政者憎恶军事政变，由此可以判定，去阿尔及尔开会的国家不会很多，巴基斯坦也认为延期是较佳的选择。
同布托会谈结束后，熊向晖又分别拜访了乌干达驻英高级专员（英联邦各国间使馆馆长称高级专员）、肯尼亚外长穆隆比、坦桑尼亚驻英高级专员。会谈中，乌干达高级专员说：要求延期是包括奥博托总统在内的13围领导人的共同决定，但他会立即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主张向总统报告。肯尼亚外长穆隆比则表示：肯尼亚总统未出席这次英联邦会议，是由他代表的，但关于第二次亚非会议之事，却是总统亲自来电指示他要求延期的，他本人不能改变总统的决定。而坦桑尼亚高级专员更是对熊向晖说：尼雷尔总统要他转告中国政府，要求延期是尼雷尔总统首先提出并得到其他12国领导人同意的。坦桑尼亚尊重中国的立场，同时也相信中国会尊重坦桑尼亚的主张。
胎死腹中的“英联邦和平使团”
当日中午，熊向晖回到驻英代办处后，即将上述谈话情况电告国内。这时，加纳驻英高级专员打来电话，邀请熊向晖下午1时到他的官邸，称恩克鲁玛总统要请熊向晖共进午餐。恰在此时，值班的同志又递给熊向晖一份刚刚收听到的当地新闻广播记录，大意是：中国驻英代办正向英联邦亚非成员国施加压力，要他们改变原决定，如期去阿尔及尔开会。作为交换条件，中国可能同意接待“英联邦促进越南和平使团”。该使团由英国首相威尔逊任团长，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尼日利亚总统巴利瓦、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威廉斯任团员。对这个“和平使团”，西贡已来电欢迎，华盛顿将发出邀请，莫斯科暗示可以考虑，河内尚无反应，关键全在北京。
鉴于此，熊向晖立即召开驻英代办处党委会，对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事宜进行讨论研究。熊向晖说：关于“和平使团”之事，我们已及时电告国内，请求指示，尚未得复。恩克鲁玛这次见我，很可能提出该团去北京的要求，我已准备报告中国政府，并以个人名义表示不同意。理由是对英国扩大侵越战争，越南和中国政府多次发表声明，阐述立场。今年4月，英国驻华代办处3次照会中国外交部，要求同意英国政府派特别代表去北京讨论越南问题，中国外交部复照指出“不适当”、“不受欢迎”、“不能考虑”。6月17日晚，英联邦会议又通过了成立“英联邦促进越南和平使团”的决议，这样人们会误认为中国外交部对驻英代办已有指示。因此，如果我对恩克鲁玛只表示报本国政府，不以个人名义表示不同意，将会给外界造成中国政府允许考虑的印象。熊向晖最后强调：如果国内认为我表态不当，由我个人承担责任。但熊向晖的这个意见，党委多数同志不赞成。而政务参赞沈平虽然熊向晖以个人名义承担责任表示不同意，但赞成熊向晖所提的意见。他说，如外交部认为这样表态不当，他愿分担责任。
当天下午1时，熊向晖如约赶到加纳驻英高级专员官邸。不一会儿，恩克鲁玛就带领他的几位部长来到会客室。双方一见面，恩克鲁玛就直截了当地对熊向晖说：今天是工作午餐，只谈“和平使团”，不谈其他。入席后，恩克鲁玛即对熊向晖说：越南战争日益扩大，美国大规模轰炸己使北越遭受惨重损失和伤亡，持续下去，北越可能毁灭，必须迅速结束这场战争。对此，中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表示能理解中国政府为何拒绝联合国秘书长进行斡旋，并说英联邦虽只有13个成员国，但比联合国公正，也更有权威。英联邦“和平使团”决定首先去北京同中国政府商谈，促进越南和平，希望中国发给签证。熊向晖也开门见山地说：我一定将总统阁下的谈话报告本国政府，但今天我先谈谈个人意见。我认为越南战争是美国破坏1954年日内瓦协议挑起的。首先要分清，美国是侵略者，越南是被侵略者，不应同样看待。亚非国家都应反对侵略者，支持被侵略者。不谴责、不制止美国对越南的侵略，却要向被美国侵略的越南和支持越南反抗美国侵略的中国索取和平，这是不公正的，也是没有道理的。我认为关于越南问题的协议，是1954年在联合国之外达成的，联合国无权干涉越南事务，英联邦也没有资格插手越南问题。在英联邦成员国中，英国积极支持美国侵越，澳大利亚也派兵帮助美国入侵越南，英联邦居然组成“和平使团”，这是难以解释的。这个使团要求去中国也是难以接受的。
而恩克鲁玛说，他有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的丰富经验，在“和平使团”中具有“支配力”，不但威尔逊会听他的话，连美国政府也会尊重他的意见，他有信心使“和平使团”对越南和中国有利。熊向晖立刻回答说：我能理解阁下的良好愿望，钦佩阁下在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中的贡献，但美帝国主义也想借助阁下的声望，去做对它有利的事。这时，恩克鲁玛加重了语气：我怎么会做对美帝国主义有利的事呢？熊向晖平静地说：阁下参加的这个“和平使团”，就是积极支持美帝侵越的英国首相威尔逊策划的。美国在南越的傀儡已来电欢迎，美国政府准备发出邀请，这就说明“和平使团”对美帝有利。因此对中国来说，这个使团是不受欢迎的，也是不能考虑的。
闻听此话，恩克鲁玛略显激动地说道：我要去北京，难道中国政府不欢迎？熊向晖微笑着回答说：作为加纳总统，阁下如去中国访问，一定会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但作为英联邦“和平使团”的成员’就是另一种情况了。鉴于中加两国的友谊和阁下在亚非国家反帝斗争中的地位，我建议阁下退出这个“和平使团”，并运用阁下的“支配力”，使这个使团解散。这一来，恩克鲁玛更加激动了：这是中国政府的意见吗？这是周恩来总理的意见吗？熊向晖沉着地回答：周恩来总理正在开罗，他期待在阿尔及尔同阁下会晤。总统阁下，实在抱歉，我先已说明，这是谈我个人意见，但作为中国驻英代办，我所谈的个人意见也是我所了解的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不过，我会把阁下同我谈的情况，迅速报告中国政府。
为了缓和气氛，告辞时，熊向晖幽默地对恩克鲁玛说：阁下告诉我，今天是工作午餐。我一直忙于同阁下谈话，没有品尝到席上的美酒佳肴，只“工作”而未“午餐”。但我仍要感谢阁下的盛情款待。恩克鲁玛随即叫人把一些饮料和食品送到了熊向晖的汽车上。
回到驻英代办处，熊向晖立即将上述情况电告了外交部，同时特别写上了“未及请示，如有错误，请予批评”的文字。
紧接着，下午4时许，布托来电话，请熊向晖马上到他的住处面谈。一见面，布托就对熊向晖说：我已听说恩克鲁玛请你吃了午餐，希望知道你们谈了些什么。熊向晖考虑，对“和平使团”之事他已向恩克鲁玛表了态，也应按同样口径对布托表态，于就把与恩克鲁玛的谈话内容向布托作了简要介绍。布托听完后说道：威尔逊倡议组成“和平使团”得到了英联邦国家绝大多数领导人的同意，当时巴基斯坦也不得不表示赞成。但威尔逊提出让巴基斯坦总统参加这个使团时，遭到了巴基斯坦的坚决拒绝。对此，威尔逊对巴基斯坦十分不满。听罢，熊向晖十分感激地说：感谢你向我介绍这些情况，我将报告本国政府。我个人对巴基斯坦赞成组成“和平使团”表示遗憾，但对巴基斯坦拒绝参加这个使团表示赞赏，也希望阿尤布·汗总统运用自己的影响，取消这个“和平使团”。
当晚9时，坦桑尼亚高级专员又打来电话，说尼雷尔总统邀请熊向晖马上到他的住处面谈。于是，熊向晖又立即前去拜会尼雷尔总统。会谈一开始，尼雷尔首先询问并听取了熊向晖同恩克鲁玛交谈的情况，然后他说：6月17日晚，在英联邦会议即将散会时，威尔逊突然提议组成“和平使团”，我当场发言反对，提出的理由与你同恩克鲁玛谈的相类似。散会后，我找恩克鲁玛恳谈，指出这个使团性质可疑，起不了好作用，而且中国政府也不会同这个使团接触的，并劝恩克鲁玛退出，至少不要持积极态度，免得被动。但恩克鲁玛不以为然。我认为恩克鲁玛是基于激情作出了不正确的判断和决定，但他的动机还是好的。熊向晖沉思片刻后回答：非常感谢总统阁下向我介绍这些情况，我将迅速报告本国政府。我十分敬佩总统阁下对“和平使团”持坚决反对的立场，也希望总统阁下运用自己的崇高威望，取消这个“和平使团”。尼雷尔说，他将尽力而为。
6月24日，熊向晖先后收到夕}交部有关“和平使团”的4份复电，其主要内容是：你同恩克鲁玛的谈话很好，应使英联邦“和平使团”胎死腹中。将你22日来电转开罗周总理，并由周总理直接电复恩克鲁玛；同意你对尼雷尔、布托关于“和平使团”的表态。希望立即约见尼雷尔和布托，以中国政府的名义予以重申。
6月25日，英国政府发表了威尔逊首相关于英联邦“和平使团”的“指导声明”。就在同一天，中国外交部经英国驻华代办处照会英国政府，拒绝英联邦“和平使团”来华，并揭露和批驳了英国政府“为美国侵略者效劳”的“和谈”阴谋。从此，英联邦“和平使团”销声匿迹。 驻英办史无前例的紧急斡旋 6月23日展，熊向晖接到外交部急电，告知陈毅外长已于22日到达阿尔及尔，亚非外长会议仍定于24日召开。同时命他立即约见英联邦对中国友好的亚非5国首脑或外长，告知上述情况，敦促五国外长在24日前往阿尔及尔开会，并请他们推动另外8个亚非外长参加。
这天上午，英联邦各国首脑和外长正在举行全体会议。鉴于时间紧迫，熊向晖乘车直奔英联邦会议所在地——英国王储东宫。一下车，熊向晖便快步上前对值勤的英国官员说：我有急事要见巴勒斯坦外长布托，不能延误。那位官员推托了几次没有成功，只好领着熊向晖来到会客室，并把布托找来。熊向晖的这一举动，当时被《泰晤士报》等媒体称为“使英联邦首脑们大吃一惊”、“干扰联邦会议”和“大胆而没有先例”的行动。
布托一见熊向晖便说，他已知陈毅外长到达阿尔及尔，并且英联邦13个亚非成员国领导人又开了一次会，重申了21日晚一致同意亚非会议延期的决定。并声明若亚非会议仍要如期召开，他们绝不参加，也不派外长参加，对会议的任何决议不予承认。会议不但将上述决定电告了阿尔及利亚当局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纳赛尔，而且也向新闻界宣布了。布托随后又说，他已与阿尔及利亚外长通过电话，得知阿尔及利亚虽想如期开会，但实际困难很多，去阿尔及尔开会的国家很少，原定24日召开的外长会议也将推迟。最后，布托强调说，亚非首脑会议肯定要延期，也不宜召开外长会议。他正在考虑如何使会议延期而不致就此终结的办法。谈话结束时，熊向晖请布托转告尼雷尔总统希望再同他会晤一次。随后，尼雷尔总统派其驻英高级专员接待了熊向晖。这位高级专员在听取了熊向晖的陈述后，又向熊向晖介绍了13国的上述决定，并说尼雷尔不会改变立场的。 很快，熊向晖又会见了乌干达驻英高级专员和肯尼亚外长穆隆比。会谈中，乌干达的高级专员表示，现阿尔及利亚政局不稳，他将向总统转达熊向晖的陈述，但’乌干达不能违背13国领导人的共同决定。而在同穆隆比谈话时，穆隆比也十分肯定地说，作为英联邦亚非成员国，肯尼亚须尊重英联邦中多数国家的意见。作为现任非洲统一组织的主席国，肯尼亚尊重非洲多数国家的意见：如非洲多数国家如期去阿尔及尔开会，肯尼亚也会参加；如不足半数，肯尼亚就不能参加。与此同时，英国报纸报道了13国一致同意延迟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决定和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乌干达总统奥博托、肯尼亚外长穆隆比、尼日利亚总统巴利瓦、印度总理夏斯特里分别发表的要求延期召开亚非会议的声明。而且，英国媒体还报道说，布迈丁政府已派出两位资深驻外大使于6月21日到达伦敦，向亚非13国游说但遭到冷遇。熊向晖回到代办处，立即将上述情况报告给了中国外交部。
当周恩来看到尼雷尔同熊向晖关于：亚非会议问题的谈话汇报电报后，即于6月23日致电中央，建议延期开会，中央复电同意，同时希望尽快查清阿尔及利亚新政权对如期在阿尔及尔开会的真实态度。由于当时几方面提供的阿尔及利亚新政权对召开亚非会议的态度看法不一致，一时很难判断。于是，周恩来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正式访问期满时，只好又到亚历山大港等地参观，等待摸清亚非各国对如期在阿尔及尔开会的表态。
周恩来择善而从处置善后
遵照国内指示，熊向晖再次约见了尼雷尔总统。会谈中，熊向晖对尼雷尔说，我奉中国政府之命，向总统阁下转达以下口信：中国政府十分钦佩尼雷尔总统阁下对“和平使团”持坚决反对立场，中国政府希望总统阁下运用自己的崇高威望，敦促解散这个所谓的“和平使团”。尼雷尔说：感谢中国政府对我的过高评价。这件事已成为过去，不会再有人提到它了。我想借这个机会，向代办先生谈谈第二次亚非会议的问题。周恩来是我最敬佩的政治家，但我很不理解周总理为何坚持如期在阿尔及尔开会。中国政府说，阿尔及利亚政变是其内政，不应干涉。我尊重中国的立场，但不同意以此作为如期在阿尔及尔开会的理由。我和本·贝拉共同战斗多年。本·贝拉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公认的民族英雄，也是非洲公认的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的英雄。布迈丁逮捕他，指责他是叛徒、民族败类，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我都不能接受。布迈丁究竟是怎样的人，为何在亚非会议即将召开时发动政变？政变后能否稳定局势，这些问题我都不清楚。现在去阿尔及尔开会，客观上就是支持布迈丁，反对本·贝拉，干涉阿尔及利亚内政，我绝不会这样做。有人提议改在另一个非洲国家开会，我也不赞成。那样不但时间来不及，也不符合程序。在阿尔及尔开会是去年非洲统一组织第二次部长理事会议决定的，现在不可能再开这样的会了。我主张延期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在得到亚非绝大多数国家领导人的同意后再召开。延期举行并不意味支持本·贝拉，反对布迈丁，也不构成是否干涉阿尔及利亚内政的问题。我的主要考虑是：亚非会议的目的在于增强亚非国家的团结。如果现在去阿尔及尔开会，结果一定是一些国家参加，有些国家不参 加。不论哪一种结果，都会造成亚非国家的分裂。延期举行正是为了避免出现这种难以挽救的不幸局面。我对布迈丁不了解，但不抱成见，延期一段时间可以进行观察和了解。如果布迈丁能够稳定局势，对非洲国家采取友好政策，将来仍可在阿尔及尔开会。
接着，尼雷尔略有所思地说：中国政府坚持如期去阿尔及尔开会，还劝说一些亚非国家也如期去阿尔及尔开会。有人说，这是周恩来强加于人，是中国政府对他们施加压力。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深知周总理一向反对强加于人，中国政府也不会向弱小的亚非国家施加压力。我认为周恩来总理和我一样，是不希望来之不易的亚非会议流产。可能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因而得出的结论不同。但我要指出的是，在如期去阿尔及尔开会这一点上，中国政府的坚决态度和所进行的积极活 动，超过了布迈丁政权。这已引起一些国家的惊奇和怀疑，甚至不满，有损于中国和周总理本人的崇高声誉。作为周总理的敬佩者和中国的诚挚朋友，我坦诚地说出这些情况和意见，请转告周总理加以考虑。我相信周总理会认为延期举行是目前维护亚非团结、避免亚非分裂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尼雷尔讲完后，熊向晖立即说道：感谢总统阁下接见我，我将把阁下所谈的内容迅速报告本国政府。
随后，熊向晖又约见了布托，并以中国政府的名义，重申了他此前关于“和平使团”的表态。布托说，“和平使团”已经“和平地死亡”，他现正努力使难以如期召开的第二次亚非会议不因延期而“和平死亡”。对此他已取得阿尤布·汗和尼雷尔等人的同意，定于6月26日去阿尔及尔，并于当天返回伦敦，他强调说，自己不是去参加外长会议，而是向陈毅外长和阿尔及利亚外长等提出使第二次亚非会议不因’延期而“死亡”的办法。布托还说，最使他焦虑的是中国政府，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的处境。中国政府力主如期在阿尔及尔开会，并做了许多动员和宣传工作。周总理在开罗还发表了公开讲话，要求一些亚非国家的领导人支持中国的主张。现在会议延期，人们会认为是中国的挫折。敌视中国的人会十分高兴，可能渲染这是周恩来在外交上的大失败。借此削弱周总理的国，际影响，贬低中国的国际地位，这对中国不利，对巴基斯坦和其他与中国休戚相关的国家更不利。
布托接着又说：我想出了一个可能维护中国尊严的办法，建议周总理同纳赛尔总统商量，电邀巴基斯坦总统在27日英联邦会议结束后访问开罗，并由3国领导人就亚非会议延期问题发表一个名正言顺的共同声明。接到邀请电后，我可促使巴基斯坦总统应邀，并可参加共同声明的起草。布托还建议说：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正在法国，他是万隆会议东道主，最好也邀他去开罗。
熊向晖迅即把布托的建议电告国内，并很快收到复电：周总理感谢布托外长的建议，已商纳赛尔，并分别电邀了苏加诺和阿尤布·汗于28日去开罗，请布托务必促使阿尤布·汗应邀出席。
6月28日，纳赛尔、苏加诺、阿尤布·汗和周恩来齐聚开罗。6月30日，4国领导人发表新闻公报，称：“四国领导人充分考虑了从阿尔及利尔回来的四国外长的意见并赞同常设委员会关于推迟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决定。四国领导人确信，会议延期对亚非团结不是一个挫折……”
这年秋天，熊向晖回国休假。周恩来在找他谈话时，又谈到了第二次亚非会议之事。周恩来坦诚地说：布托善于出点子，他的建议帮了大忙。同时还说，坦桑尼亚是小国、弱国，但小国的领导人未必小、未必弱。对亚非会议尼雷尔的视野硬是比我们大，他的见解硬是比我们强。我已让驻坦桑尼亚大使何英告诉尼雷尔，说我完全同意他同中国驻英代办关于亚非会议的谈话，对他的周密考虑表示钦佩，对他的正确主张表示敬意，对他提出的批评表示接受和感谢，请他今后多提宝贵意见。
周恩来又问熊向晖：尼雷尔同你谈话时，还有什么人在场？熊向晖回答说，只有坦桑尼亚驻英高级专员在场。周恩来立即说道：你回到伦敦后，要请这位高级专员吃饭，把我让何英告诉尼雷尔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他。熊向晖犹豫地说道：何英已经告诉了尼雷尔，似乎不必再对他的驻英高级专员讲了吧。周恩来强调说：为什么不必？怕丢面子？何英告诉尼雷尔，而尼雷尔未必告诉这位高级专员呀！既然他在场，就应该让他知道我们的态度。人家是小国，人家对，就要勇于承认人家对，向人家学习，人家才愿意向我们提意见，对我们有好处，这对小国也是一种尊重和鼓舞。我们是大国，不要像有的大国那样文 过饰非，这才能取信于人。
不久，熊向晖返回英国时，即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迅速向坦桑尼亚驻英高级专员讲了此事。这位高级专员起初感到非常惊讶，听完后又非常感动。他说，他还没有机会见到周恩来总理，但通过这件事，他才懂得为什么尼雷尔总统一直认为周恩来总理是他最敬佩的政治家。
第二次亚非会议虽因意外情况而搁浅，但中国为此而进行的“穿梭外交”却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2005年4月22日，第二次亚非会议才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行，这与原定召开的会议时间整整推迟了40年。